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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月9日，土耳其政府根据埃尔多安总理的倡议，决定恢复土耳其著名诗人纳齐姆·希克梅特的国籍，并准许将其遗骸迁回土耳其安葬。尽管这个决定来得太迟，但也会令诗人的亲属和广大读者感到宽慰。诗人在天有灵，也可以安息了……
上世纪五十年代，纳齐姆·希克梅特对中国读者来说并不陌生。上世纪四十年代末，新中国的诞生，打破了东西方的格局，对仍处在新老殖民主义压迫下国家与民族是极大的鼓舞。在亚非拉民族民主解放运动蓬勃开展的同时，一个与之并行不悖的以保卫世界和平为旗帜的民间运动，也在世界各地蓬勃展开。1949年4月，新中国成立之前，我国派出以郭沫若为团长的代表团，前往巴黎出席第一届保卫世界和平理事会。父亲曹靖华也参加了代表团。由于当时的冷战背景，法国限制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代表团入境，大会不得不分别在巴黎与布拉格同时举行。由于保卫世界和平理事会有包括约里奥·居里、郭沫若、毕加索、聂鲁达、希克梅特等享有国际声誉的科学家、诗人、画家、社会活动家的积极支持和参与，其影响是深远的。1952年9月，亚洲及环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在北京召开时，希克梅特和智利诗人聂鲁达、苏联诗人吉洪诺夫都应邀前来。那是和平的集会，也是诗人的聚会，他们不仅与中国著名诗人郭沫若、萧三、艾青诗歌往还，《聂鲁达诗选》、《希克梅特诗选》、《吉洪诺夫诗选》等中译本也在中国广为流传。散见于报刊及朗诵会上的他们的诗作就更多了。记得希克梅特以二战时期日本广岛、长琦遭原子弹袭击为题材的诗歌《死去的小女孩这样说……》，就经常在广播电台及大、中学校诗歌朗诵会上听到：“请打开门吧，是我在敲门/我在敲每一家的门/你的眼睛看不见我/因为，谁也看不见死去的人/我死在蘑菇云升起的时刻/多少年过去了，又过了多少年/我曾经七岁，现在还是七岁/因为，死去的孩子不再生长/火烧焦了我的头发/后来，眼睛也模糊了/于是，我变成一小撮灰烬/而风，连灰烬也吹走了……/我请求你，但不是为我自己/我不需要面包，也不需要米饭/一个像枯叶一样被烧焦的孩子/连糖果，也不可能吃了……/我请求你们，签上你们的名字/为了包括你在内的全世界的人/为了孩子们能够吃到糖果/不再像我这样葬身烈火……”听得人无不潸然泪下。然后，走向长长的征集反对使用原子弹的签名队伍，郑重地签上自己的名字……
那些年，我们更喜爱希克梅特在监狱中写给他爱人的短诗，诗中表达了他对爱情忠贞，和对独立、自由的新生活的向往；也表达了他反对黑暗独裁统治的坚强不屈的信念。他的名句：“还是那颗头颅，还是那颗心”曾在广大读者中传颂一时。
纳齐姆·希克梅特1902年出生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萨洛尼卡城一个富裕的家庭，父亲曾担任过驻汉堡的领事。在希克梅特年轻的时候，父亲曾希望他成为海军军官，为此，曾特意将他送进伊斯坦布尔的海军学校。而希克梅特却不屑于当海军军官光耀门庭，因为他从少年时代就酷爱诗歌，宁可去内地，一面教书，一面从事诗歌创作。其间，他受土耳其左翼人士和苏联十月革命的影响，从事革命活动，并于1921年前往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
由于父亲曹靖华也恰恰是1921年与王若飞、刘少奇、肖劲光、韦素园等人一起受SY（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派遣，去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的。我们曾问过他：“那时是否认识土耳其诗人希克梅特？”父亲摇摇头，说：“莫斯科东方大学是第三国际为东方各被压迫民族培养革命干部创办的，学生按国籍编班，中国班学生最多，此外，还有朝鲜班、日本班、越南班、印度班、马来半岛班……有没有土耳其班记不得了。如果人数少，也可能插到别的班。”并说：“当时像我们这样在国内只学过半年俄语，听课都离不开课堂翻译，因此，基本不与其他国家学生交往，因为相互间听不懂对方语言……” 同时，由于父亲到苏联后，患上严重的肺气肿，在当时艰苦的环境下无法医治，不得不于1922年与韦素园等六七个人一起提前回国。而希克梅特直到1924年才离开苏联返回土耳其，他在苏联期间结识了中国诗人萧三与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并与他们结下了深厚友谊。
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及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对希克梅特的思想、信念，及文学创作产生过重大影响。他早年收在《八百三十五行》、《1＋1＝1》等诗集中的诗，大都以抒写自由与爱情为主，后来逐渐转向描写社会生活与人民的苦难，号召推翻封建专制制度，为独立、自由的新生活而斗争。就连诗体，也由土耳其传统的格律诗，渐渐转向更口语化，也更易传播的自由体了。《喑哑的城市》、《致塔兰达巴布的信函》、《贝特莱丁长老的史诗》等一部部长诗的问世，奠定了他在土耳其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除诗歌外，他还积极参加进步社会活动，发表演说，以及出版《德国法西斯主义与种族论》这样的反法西斯主义的政论文章，被当局视为“危险分子”。1938年他被土耳其军事法庭以“煽动罪”判刑入狱。然而，牢狱的磨难与酷刑都未能消磨他坚定的信念。“还是那颗头颅，还是那颗心”，便是希克梅特在狱中写下的气壮山河誓言。他在狱中写的长诗《我的同胞的群像》，更全景式地勾画了从上世纪初至二战期间，土耳其各社会阶层政治与日常生活的全貌。被认为是土耳其文学与诗歌史上划时代的杰作。
1950年希克梅特出狱后，依旧未改初衷，始终是土耳其反动当局的“眼中钉”。一些人甚至想用制造“车祸”的卑劣手段，将他“从肉体上消灭”，使他不得不在友人帮助下，秘密逃亡国外。土耳其政府随即宣布他为“叛国者”，并粗暴地剥夺了他的土耳其公民的“资格”。希克梅特晚年是在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苏联度过的，最后定居莫斯科。随着五十年代初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他积极投身于蓬勃发展的反对新老殖民主义与维护世界和平运动，成为国际上知名的社会活动家，并于1950年与聂鲁达一起荣获苏联颁发的“国际和平奖”。
希克梅特对中国革命给予过热切关注，早在1948年，他在《我的心不在这里》一诗中，就曾写道：“鲜红的血，我的血/同滔滔黄河一起奔流/我的心在中国/在那些为正义而战的士兵的行列里跃动”1952年他来北京出席亚洲及环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期间，与萧三、艾青等故友重逢，写下了七八首赞扬新中国的短诗。而他作为著名的国际和平战士，他的诗也为更多的中国读者知晓与喜爱。
1963年4月3日，希克梅特在莫斯科病逝，遗体安葬在莫斯科著名的“新圣母公墓”。诗人虽然停止了歌唱，但他的诗却仍在土耳其，在世界各地广泛流传。要求出版他的作品和要求恢复他的国籍的呼声，半个世纪来，在他的祖国土耳其从未停止过。2000年50万土耳其人签名要求解除对他的“禁令”，2002年4月我们随友协代表团访问土耳其时，为找寻英国著名女作家、《东方快车》等一系列“悬案小说”的作者阿加莎·克里斯蒂在伊斯坦布尔下榻过的旅馆时，顺便问起希克梅特，陪同我们的土耳其姑娘阿莉古丽，竟滔滔不绝背诵起他的诗句，并赞扬说：“希克梅特是土耳其人最崇拜、最敬仰的诗人。”同年希克梅特百岁诞辰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那一年是“希克梅特年”……
直到今年1月，土耳其政府终于宣布解除对希克梅特不公正的“禁令”，决定恢复他的国籍，并准许他的亲属将他的遗骸迁回祖国安葬。听到这个消息，我们想，尽管时隔50多年，希克梅特在天之灵，也会感到宽慰的。因为他终于可以安然地重回土耳其——祖国母亲的怀抱里安息了。土耳其——祖国母亲迎回的，也将是她的人民热爱的、享有国际盛誉的诗人和儿子，还是那颗头颅，还是那颗心……
上世纪五十年代，纳齐姆·希克梅特对中国读者来说并不陌生。上世纪四十年代末，新中国的诞生，打破了东西方的格局，对仍处在新老殖民主义压迫下国家与民族是极大的鼓舞。在亚非拉民族民主解放运动蓬勃开展的同时，一个与之并行不悖的以保卫世界和平为旗帜的民间运动，也在世界各地蓬勃展开。1949年4月，新中国成立之前，我国派出以郭沫若为团长的代表团，前往巴黎出席第一届保卫世界和平理事会。父亲曹靖华也参加了代表团。由于当时的冷战背景，法国限制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代表团入境，大会不得不分别在巴黎与布拉格同时举行。由于保卫世界和平理事会有包括约里奥·居里、郭沫若、毕加索、聂鲁达、希克梅特等享有国际声誉的科学家、诗人、画家、社会活动家的积极支持和参与，其影响是深远的。1952年9月，亚洲及环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在北京召开时，希克梅特和智利诗人聂鲁达、苏联诗人吉洪诺夫都应邀前来。那是和平的集会，也是诗人的聚会，他们不仅与中国著名诗人郭沫若、萧三、艾青诗歌往还，《聂鲁达诗选》、《希克梅特诗选》、《吉洪诺夫诗选》等中译本也在中国广为流传。散见于报刊及朗诵会上的他们的诗作就更多了。记得希克梅特以二战时期日本广岛、长琦遭原子弹袭击为题材的诗歌《死去的小女孩这样说……》，就经常在广播电台及大、中学校诗歌朗诵会上听到：“请打开门吧，是我在敲门/我在敲每一家的门/你的眼睛看不见我/因为，谁也看不见死去的人/我死在蘑菇云升起的时刻/多少年过去了，又过了多少年/我曾经七岁，现在还是七岁/因为，死去的孩子不再生长/火烧焦了我的头发/后来，眼睛也模糊了/于是，我变成一小撮灰烬/而风，连灰烬也吹走了……/我请求你，但不是为我自己/我不需要面包，也不需要米饭/一个像枯叶一样被烧焦的孩子/连糖果，也不可能吃了……/我请求你们，签上你们的名字/为了包括你在内的全世界的人/为了孩子们能够吃到糖果/不再像我这样葬身烈火……”听得人无不潸然泪下。然后，走向长长的征集反对使用原子弹的签名队伍，郑重地签上自己的名字……
那些年，我们更喜爱希克梅特在监狱中写给他爱人的短诗，诗中表达了他对爱情忠贞，和对独立、自由的新生活的向往；也表达了他反对黑暗独裁统治的坚强不屈的信念。他的名句：“还是那颗头颅，还是那颗心”曾在广大读者中传颂一时。
纳齐姆·希克梅特1902年出生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萨洛尼卡城一个富裕的家庭，父亲曾担任过驻汉堡的领事。在希克梅特年轻的时候，父亲曾希望他成为海军军官，为此，曾特意将他送进伊斯坦布尔的海军学校。而希克梅特却不屑于当海军军官光耀门庭，因为他从少年时代就酷爱诗歌，宁可去内地，一面教书，一面从事诗歌创作。其间，他受土耳其左翼人士和苏联十月革命的影响，从事革命活动，并于1921年前往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
由于父亲曹靖华也恰恰是1921年与王若飞、刘少奇、肖劲光、韦素园等人一起受SY（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派遣，去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的。我们曾问过他：“那时是否认识土耳其诗人希克梅特？”父亲摇摇头，说：“莫斯科东方大学是第三国际为东方各被压迫民族培养革命干部创办的，学生按国籍编班，中国班学生最多，此外，还有朝鲜班、日本班、越南班、印度班、马来半岛班……有没有土耳其班记不得了。如果人数少，也可能插到别的班。”并说：“当时像我们这样在国内只学过半年俄语，听课都离不开课堂翻译，因此，基本不与其他国家学生交往，因为相互间听不懂对方语言……” 同时，由于父亲到苏联后，患上严重的肺气肿，在当时艰苦的环境下无法医治，不得不于1922年与韦素园等六七个人一起提前回国。而希克梅特直到1924年才离开苏联返回土耳其，他在苏联期间结识了中国诗人萧三与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并与他们结下了深厚友谊。
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及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对希克梅特的思想、信念，及文学创作产生过重大影响。他早年收在《八百三十五行》、《1＋1＝1》等诗集中的诗，大都以抒写自由与爱情为主，后来逐渐转向描写社会生活与人民的苦难，号召推翻封建专制制度，为独立、自由的新生活而斗争。就连诗体，也由土耳其传统的格律诗，渐渐转向更口语化，也更易传播的自由体了。《喑哑的城市》、《致塔兰达巴布的信函》、《贝特莱丁长老的史诗》等一部部长诗的问世，奠定了他在土耳其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除诗歌外，他还积极参加进步社会活动，发表演说，以及出版《德国法西斯主义与种族论》这样的反法西斯主义的政论文章，被当局视为“危险分子”。1938年他被土耳其军事法庭以“煽动罪”判刑入狱。然而，牢狱的磨难与酷刑都未能消磨他坚定的信念。“还是那颗头颅，还是那颗心”，便是希克梅特在狱中写下的气壮山河誓言。他在狱中写的长诗《我的同胞的群像》，更全景式地勾画了从上世纪初至二战期间，土耳其各社会阶层政治与日常生活的全貌。被认为是土耳其文学与诗歌史上划时代的杰作。
1950年希克梅特出狱后，依旧未改初衷，始终是土耳其反动当局的“眼中钉”。一些人甚至想用制造“车祸”的卑劣手段，将他“从肉体上消灭”，使他不得不在友人帮助下，秘密逃亡国外。土耳其政府随即宣布他为“叛国者”，并粗暴地剥夺了他的土耳其公民的“资格”。希克梅特晚年是在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苏联度过的，最后定居莫斯科。随着五十年代初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他积极投身于蓬勃发展的反对新老殖民主义与维护世界和平运动，成为国际上知名的社会活动家，并于1950年与聂鲁达一起荣获苏联颁发的“国际和平奖”。
希克梅特对中国革命给予过热切关注，早在1948年，他在《我的心不在这里》一诗中，就曾写道：“鲜红的血，我的血/同滔滔黄河一起奔流/我的心在中国/在那些为正义而战的士兵的行列里跃动”1952年他来北京出席亚洲及环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期间，与萧三、艾青等故友重逢，写下了七八首赞扬新中国的短诗。而他作为著名的国际和平战士，他的诗也为更多的中国读者知晓与喜爱。
1963年4月3日，希克梅特在莫斯科病逝，遗体安葬在莫斯科著名的“新圣母公墓”。诗人虽然停止了歌唱，但他的诗却仍在土耳其，在世界各地广泛流传。要求出版他的作品和要求恢复他的国籍的呼声，半个世纪来，在他的祖国土耳其从未停止过。2000年50万土耳其人签名要求解除对他的“禁令”，2002年4月我们随友协代表团访问土耳其时，为找寻英国著名女作家、《东方快车》等一系列“悬案小说”的作者阿加莎·克里斯蒂在伊斯坦布尔下榻过的旅馆时，顺便问起希克梅特，陪同我们的土耳其姑娘阿莉古丽，竟滔滔不绝背诵起他的诗句，并赞扬说：“希克梅特是土耳其人最崇拜、最敬仰的诗人。”同年希克梅特百岁诞辰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那一年是“希克梅特年”……
直到今年1月，土耳其政府终于宣布解除对希克梅特不公正的“禁令”，决定恢复他的国籍，并准许他的亲属将他的遗骸迁回祖国安葬。听到这个消息，我们想，尽管时隔50多年，希克梅特在天之灵，也会感到宽慰的。因为他终于可以安然地重回土耳其——祖国母亲的怀抱里安息了。土耳其——祖国母亲迎回的，也将是她的人民热爱的、享有国际盛誉的诗人和儿子，还是那颗头颅，还是那颗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