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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哺乳动物出现、恐龙进化、大陆漂移碰撞并形成现在的样子之前，煤就已经存在了。那时，遍地都是沼泽、森林，生长着怪异的树和庞大的蕨类，而煤就是那森林中的一分子。如今这些森林几乎已经从地球上消失了，仅存的一部分也远非当初的规模。当第一批植物离开海洋、进军陆地的时候，大部分煤床就随之形成了。它为动物铺就了从海洋到陆地的进化道路，并庇护它们完成了这一重要进化。换句话说，那些曾经统治地球的生物如今都已灭绝了，煤就是它们高度浓缩后的遗迹。我们能过上舒适的生活，应归功于生态环境的逐步改善，而在这个改善的过程中，那些生物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如果煤的产量不是这么丰富，不难想象，煤将会温情脉脉地出现在博物馆里，与那些往往比它“年轻”得多的恐龙化石一同展出，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成为铁路运输的燃料。
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被“煤精灵”改造得焕然一新的国家，其发展曾与煤产生过千丝万缕的的联系。几个世纪以来，英国的煤产量一直高居世界首位。从某种程度上说，正因为如此，工业革命才首先在英国爆发，英国由此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并创造了一个令世界瞠目结舌的工业社会。
英国“宝石”
罗马入侵英国后，发现有一种露出地面的岩层在原野中尤其引人注目，那是一种深黑色的矿石，泛着柔和的光芒。一位罗马作家称之为“英国宝石”，因为它很容易被雕琢和打磨成华丽的首饰。一时间，英国因出口这种珍贵的物资而声名大噪，罗马国内的时髦市民也迫不及待地用这种首饰装扮自己。
这些黑色的小饰物不仅时尚漂亮，而且还具有一种令人惊讶的神秘特性——易燃。这种被称为“煤精”（这个词后来演变成了“煤玉”）的矿石，其实就是一种纯煤的特有形态。然而，由于人们分辨不清煤玉和煤，因此许多罗马人戴的似乎并不是煤玉，而是普通的古老煤块。后来，因为种种原因，这与煤玉原料相同的普通的煤，就被当成了英国的宝石。
占领英国的罗马人不仅用煤制作首饰，而且也开始燃煤。从士兵们的堡垒升起煤烟，从铁匠们的熔炉冒出煤烟，牧师们也在巴斯的米纳瓦神殿的永恒圣火中投入煤块，以缅怀这位智慧女神。把煤作为一种燃料来使用，在当时还不够普及，因而罗马作家们没有留下这方面的专门介绍，但在英国已经发现了一些罗马人使用煤的遗迹。至于英国人是否在罗马人入侵之前就开始烧煤，目前只有一个证据：在青铜时代，威尔士南部的早期居民们用煤来火化死者。也许在他们眼中，煤只不过是一种焚烧遗体的便利工具，但更有可能的是，他们把煤当作一种神秘的媒介，用来护送死去的亲人到达另一个世界。在历史上，人们总是情不自禁地赋予煤以深远的意义。
公元5世纪，在罗马人撤离英格兰之后，英国进入了一段黑暗的、几乎没有被记录下来的历史。罗马天主教的神学家圣徒比德（Saint Bede），曾在公元731年写了一部罗马统治结束之后的英国历史，借助这本书的微光，我们可以对那个黑暗的时代略窥一斑。当时圣徒比德住在英国东北部泰恩河畔的一座修道院里，那一带恰好是英国煤储量最丰富的地区。纽卡斯尔市就坐落在泰恩河的下游，拥有充足且便于利用的煤炭资源，因此，此地后来成了世界上最重要的產煤区，它的名字也被用来指称煤矿丰富的地区。
从圣徒比德的书中我们可以看出，罗马人烧煤的习惯仿佛随着罗马军队一同撤离了，此后英国再也没有人烧煤，即使在煤俯拾皆是的地区也是如此。
并不讨喜的再出场
直到12世纪晚期，欧洲的历史学家们才从一些文献资料中得知，煤可以作为一种燃料使用。13世纪起，英国许多地方都发现并开始开采煤，但最重要的煤田还在纽卡斯尔周围。那里的煤层不仅优厚，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们高于船的吃水线。这就意味着，煤矿可以保持干燥，最多只需要一些简单的排水管道。这还意味着，人们可以相当容易地把沉重的煤运到山下的河里，在那里等候的货船只需沿泰纳河顺流而下，就可以把这些煤运往英国东部的市场，特别是伦敦。
有资料显示，在那个时期，教会和煤炭商人为煤炭利润而展开争抢，但其实并没有多大的意义。实际上，16 世纪中期以前的煤炭贸易都是无关紧要的，因为煤的使用还没有普及。之所以很少有人烧煤，一个不可否认的重要原因就是煤烟，英国人发现煤烟的气味既令人作呕，又有害健康。埃莉诺王后（Queen Eleanor）1257 年访问诺丁汉时，没待多久就匆忙逃离了，因为她无法忍受煤烟的气味，并且担心煤烟会危害她的健康。
在13世纪，诺丁汉人并不在家里烧煤，因为煤的气味实在不讨人喜欢，不适合家庭使用。当时烧的煤大部分是从靠近地面的地方开采出来的，确实极易产生煤烟。后来，诺曼底的城堡和一些大庄园竖起了排放煤烟的烟囱，但直到两个世纪后，这种“奢侈品”才出现在普通人家的小屋顶上。一般家庭通常在房屋的中央用石头垒起壁炉，以远离木制墙壁。因此，煤烟很容易就会充斥整个房间，直到它从墙壁或屋顶的缝隙里慢慢散逸出去。
在爱德华一世（Edward I）统治时期，从1285年开始，为了解决煤烟的问题，在伦敦设立了很多委员会，因为当时人们纷纷抱怨煤烟已经“污染和腐化”了空气。在1306年夏天，铁匠、酿酒者和其他需要硬燃料的人们，因为燃烧了太多的煤而招致广大民众的抗议，政府于是颁布了一道禁止燃煤的法令。
伦敦之所以重新鼓励燃煤，原因很简单：伦敦的人口乃至英国的人口都已大大增长，这导致森林面积不断减少。城市附近的森林首先遭到了破坏：人们为了取火而燃烧树木，为了得到木材而大肆砍伐，为了种植谷物、饲养家畜而向森林无限制地索取……由于森林提供的能源变得越来越稀少，因此人们转而求助于地下资源。那不断扩张的城市和逐渐缩减的森林，在那些煤炭商人们的眼中，也许意味着一个煤炭工业欣欣向荣的春天。
可是，接踵而至的瘟疫打破了煤炭商的美梦。15世纪之前，瘟疫至少3次卷土重来，降临英国。在疾病和其他灾难的打击下，英国的人口一再减少，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6世纪前后。那时，英国只剩下约300万居民，大约是瘟疫来临之前人口的一半。人们在废弃的农场上重新培育出的森林，已足够供应缩减后的人口所需要的能源，因此，煤炭贸易衰落了。 小冰河期到来，煤成为最重要能源
1558年，伊丽莎白一世即位时，英国还时常被邻国嘲笑，那些邻国都比英国更大、更强、更发达。英国与欧洲的贸易关系还处于半殖民状态，主要靠出口毛料半成品和原料来支撑。在海上，英国仍然势单力薄；在科学、技术和都市化进程方面，英国也远远落后于邻国。总而言之，那时候几乎看不出，英国即将进入如今被称为黄金时代的发展阶段，并且将在国际交往中变得举足轻重。像当时欧洲的大多数国家一样，英国的人口和经济都正从瘟疫过后的低谷中回升。英国农民的生活正在逐步改善。但是，英国经济的增长却也面临着一个严重的威胁——这个小小岛国的森林又开始慢慢缩减。
英国的羊毛工业逐渐显出优势，于是，越来越多的地主砍伐自己的林地，代之以绿色牧场；如今的英国，到处都是这种牧场。另外，冶炼工厂所建之处，那炼铁的熔炉吞噬着大量的木炭，消耗着当地的森林。
在城市里，人们能够更加敏锐地感觉到燃料的短缺，尤其在伦敦。整个英国的人口都处于增长的趋势，而伦敦的人口则增长得更快。当然，由于城市不断扩大，附近郡县的森林渐渐被砍伐殆尽，因此人们不得不从越来越远的地方运来木材。木材主要用于家庭的取暖和做饭，但很多生产流程也离不开它。
一项统计表明，单单是伦敦的酿酒者，每年就要烧掉两万货车的木头。由于燃料短缺越来越严重，木头价格的上涨速度已经超过了通货膨胀。贫民们苦不堪言，因为燃料已占据了他们绝大部分的生活开销。
那段日子里，伦敦居民的生活尤为艰难，他们甚至无法在家中取暖。也是在那时，欧洲进入了一直延续到18世纪的所谓小冰河期（Little Ice Age）。就平均温度而言，自从最后一片薄冰从北半球消融之后，那是欧洲最冷的一段日子；人们陷入漫长的严冬，泰晤士河大多数时候都被冰层覆盖。
16世纪70年代，英国国内的用煤量剧增，到1603年，也就是伊丽莎白女王统治末期，尽管人们对煤的抱怨仍不绝于耳，但煤已经成为英国重要的燃料来源。
17世纪英国的煤烟污染
以为解决了能源问题，就解决了一切，事情并非如此。
在17世纪，随着伦敦居民燃煤量的增长以及城市的扩展，伦敦的空气质量变得越来越糟糕。有一本名叫“防烟”（Fumifugium，该词从拉丁文fumo“烟”和fugo“驱走”而来）的书，生动详细地描述了这一问题。这本书是1661年写成的，作者约翰·伊夫林（John Evelyn）是一位著名的英国作家兼政府官员。他对艺术、建筑、园艺和政治都很感兴趣，他发现伦敦的空气质量比欧洲任何其他城市都差。他看到煤烟从各种设施中喷薄而出，于是写道：“伦敦这座城市号称理性动物的聚居地、至高无上的君主宝座，其实更像埃特纳火山、火神的庭院、斯特龙博利火山岛，或者地狱的边缘。”
1700 年，作家蒂莫西·诺斯（Timothy Nourse）發表了一篇研究伦敦空气的论文，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指出，虽然伦敦充满魅力与荣誉，但那空气中充斥的浓郁的煤烟却意味着，“也许在欧洲所有的城市中，再也没有比伦敦更肮脏、更令人不快的地方了”。
当然，我们并不能确切地知道当时伦敦的空气究竟受到了何种程度的污染，但许多逸闻趣事却让我们略知一二。
伊夫林在书中描述了阳光是如何艰难地穿透煤烟，还写道，旅行者往往在几公里之外，还没有看到伦敦，就已经先闻到了煤烟的味道。他还观察到，煤烟所到之处都会留下一种“黑乎乎的细屑”，那细屑“不仅含有硫，而且还有刺激性和穿透性很强的酒精，能够腐蚀最纯的铁棒和最硬的石头”。诺斯也警告人们注意煤烟对建筑物造成的损伤；的确，“我可以明确地说，煤烟用它那隐匿的邪恶之手，损害并威胁着建筑物”。
煤烟对物质的破坏并不仅限于户外。伊夫林提醒人们，煤灰可以渗入每一个房间，“悄悄溜进我们非常隐秘的壁橱和最珍贵的储藏室”，在每样东西上留下“黑色的肮脏微粒”。家具、被褥，尤其是壁挂，都遭到了煤烟的严重侵扰。诺斯写道，挂毯由于常年遭受煤烟的破坏，“不仅会失去华采，而且还会散发出浓烈的臭味”，因此，改用壁板装饰墙壁成为一种时尚。
布料也深受煤烟和煤灰的危害，需要经常清洗。这不仅恶化了伦敦原本就已经相当严重的卫生问题，而且使得伦敦富人与普通人之间的差距更加悬殊。
被雨吸收的煤烟也是个难题。雨水涤去空气中的煤灰，再落到地面上时就成了一个个黑点儿（18世纪的伦敦人喜欢撑黑色的防护伞，这毫不奇怪）。于是，这些煤灰就为伦敦那以脏闻名的街道铺上了一层黑色的地毯，直到它再次变干、被风吹散。诺斯也曾抱怨街道上的那股煤烟微尘，他写道：
“当人们认为自己在呼吸新鲜空气的时候，其实已将含有硫黄、散发着臭气的颗粒吸进了肺里，这些极具杀伤力的颗粒足以使普通的喷嚏恶化成能使人中风的那种喷嚏。”
然后，按照伊夫林的描述，这些煤灰都一股脑儿流进了泰晤士河，它们给那些游泳的人们穿上了一件看得见的黑色外套，即使他们离伦敦城还有几公里的距离。
即使在今天，要想评估煤烟对公众健康的影响，也是很困难的。这种评估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对出生率和死亡率的详细统计数字的完整分析，而17世纪的伦敦人还远远不具备这种统计分析的能力，但他们无疑已经尝试着在这方面迈出重要的第一步。
19世纪的曼彻斯特
19 世纪的曼彻斯特，有着前所未有的境遇。
曼彻斯特是以棉制品生产而驰名全球的，但赋予它独特的外貌和气味的，却是煤，而不是棉花。任何一个去往曼彻斯特的人，都会老远就看到城市上空林立的烟囱和翻涌而出的黑烟。根据一项官方报告，19世纪40年代的曼彻斯特拥有“将近500个喷吐浓烟的烟囱”，即使是在伦敦的污浊空气中住惯了的人们，也会被这个数字吓一跳。 曼彻斯特以及英国其他新兴工业城市的工人数量都在不断增长，这是由燃煤量的多少决定的，就像煤矿挖掘的规模决定煤矿工人的数量一样。煤生产出了铁，铸造起工人们操作的机器和工作的工厂，然后，煤又提供了动力，供这些机器和工厂运转。煤气点燃了一盏盏灯，照耀着工人们在井下起早贪黑地艰苦劳作。离开工厂的大门，工人们就要走入城市，煤烧出了这个城市的一砖一瓦，如今却又把它们弄脏，也侵蚀了工人们的皮肤和衣服。煤，以及燃烧煤所得到的一切，构建着他们的世界，渗透在这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使之充满了活力、光彩、芬芳和情趣。
对于新的工业时代来说，曼彻斯特就是一枚象征高品质的图章。它用大量的煤供养着日益扩大的蒸汽机、工厂、劳动力队伍和城市。有了充足的煤供应，工业就摆脱了过去因依赖水车而遇到的瓶颈，一直处于蓬勃发展之中。而且，蒸汽机的使用成为建立更大规模工厂的新的诱因，因为蒸汽机越大，它从每一块煤中提取的能量就越多。由于蒸汽机耗资颇多，所以厂商们都会用它来推动制造尽可能多的机器部件。使用这些现代化的机器后，古老的纺织技艺就少了许多用武之地，因为机器可以制造出大量低价位的纺织品，而家庭式的手工作坊却不能。
曼彻斯特成长得非常迅速，而且几乎不注意美学、健康等非工业的事情。整个城市没有为公共苗圃或绿化带留出任何空间，绿色少得可怜，住在拥挤的贫民窟里的人们可以强烈地感觉到这一点。一名医生曾向议会考察团提出，曼彻斯特的公共苗圃和散步甬道太少了，他说：“工人们几乎丧失了呼吸新鲜空气、欣赏自然美景的能力，有了这个缺陷造成的极大障碍，在曼彻斯特，人们若想从疾病中康复，通常是乏味而困难的。”
一份19 世纪40 年代的政府报告指出，曼彻斯特的烟浓度已经“达到了无法忍受的程度，并且还在反常地愈演愈烈。可以看到空气中充满了肮脏的煤灰颗粒，那无疑是有害于健康的，它们污染着居民们的衣服和家具，攫取着花园的美丽和肥沃，破坏着国家的葱茏绿色”。一份1842 年的报道则说：“天空仿佛一张黑暗的帐篷，笼罩着四野。”
那段时间，英国的人口大体上是处于增长趋势的，至于原因则至今仍在探讨中。但国家人口统计数字却隐瞒了当时日益增多的贫民窟中的人口状况。1842年，英国政府发表了一份关于工人阶级卫生状况的报告，以期有助于开展英国的公众健康运动。这份报告提到了一个骇人听闻的事实：“在所有曼彻斯特劳动阶层出生的孩子中，5岁之前夭折的占57%。”这份报告戏剧性地表明，是贫穷和城市环境等种种问题导致了如此高的死亡率。大量幼儿的夭折使得曼彻斯特穷人们的平均寿命只有17岁，而城里的知识分子和贵族们还有指望活到38岁。相反，乡下穷人们虽然工资只是曼彻斯特穷人工资的一半，但他们的平均寿命却是38岁，跟曼彻斯特的富人们差不多；乡下富人们的平均寿命更是达到了52岁。
是祝福还是诅咒？
19世纪晚期开始，石油、天然气等新能源的利用，以及煤带来的严峻的环境问题，使得煤逐渐在历史舞台中退场，但煤却并未消亡。
几个世纪以来，在对煤的天性、影响以及煤烟的理解上，我们犯下了许多错误。但过去至少有一个事实是人们普遍认可的，即煤对于塑造国家乃至整个世界的命运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煤的运输把英国人引向大海，使英国从一个小农业国成长为一个世界级的商业大国。
然后是工业革命。工业革命被煤引燃，依靠煤铸铁而建立，并被蒸汽机和铁路这两个至关重要的发明驱动着，而这两个发明首先是为了迎合煤工业的需求而发展起来的。煤单靠自己的力量，并不能导致工业革命的发生，也不能让英国成为一个超级大国，但这二者的出现都离不开煤。
工业革命的地位举足轻重，它发源于英国，而后像一股强劲的冲击波，席卷了整个世界。
试想如果没有煤，人类文明将有可能会出现至少两种截然不同的发展途径。人类的科技进步和经济进步会非常缓慢，而且会更仁慈一些，或许能够使我们避免工业革命带来的许多痛苦，甚至可能会改善生命赖以生存的外部条件。或者，由于地球上的有限资源受到了更大的压力，也许會导致另外一系列战争、不平，以及久久盘桓于人间的贫穷，还有对大自然更彻底的搜刮。
这种猜想可能只是一种游戏，但也许有助于我们确定是把迄今为止煤对我们的影响看作一种纯粹的祝福，还是一种纯粹的诅咒。不过，最终的答案可能会更多地取决于我们如何看待历史和眼前这个煤塑造的世界中的繁荣和衰亡。在我们以及我们后人的记忆中，煤是帮助建设人类文明的功臣，还是破坏人类文明的罪臣？像许多重要的事情一样，这个问题的答案也取决于未来的气候。
（摘编自《黑石头的爱与恨：煤的故事》中信出版集团，有删节。）
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被“煤精灵”改造得焕然一新的国家，其发展曾与煤产生过千丝万缕的的联系。几个世纪以来，英国的煤产量一直高居世界首位。从某种程度上说，正因为如此，工业革命才首先在英国爆发，英国由此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并创造了一个令世界瞠目结舌的工业社会。
英国“宝石”
罗马入侵英国后，发现有一种露出地面的岩层在原野中尤其引人注目，那是一种深黑色的矿石，泛着柔和的光芒。一位罗马作家称之为“英国宝石”，因为它很容易被雕琢和打磨成华丽的首饰。一时间，英国因出口这种珍贵的物资而声名大噪，罗马国内的时髦市民也迫不及待地用这种首饰装扮自己。
这些黑色的小饰物不仅时尚漂亮，而且还具有一种令人惊讶的神秘特性——易燃。这种被称为“煤精”（这个词后来演变成了“煤玉”）的矿石，其实就是一种纯煤的特有形态。然而，由于人们分辨不清煤玉和煤，因此许多罗马人戴的似乎并不是煤玉，而是普通的古老煤块。后来，因为种种原因，这与煤玉原料相同的普通的煤，就被当成了英国的宝石。
占领英国的罗马人不仅用煤制作首饰，而且也开始燃煤。从士兵们的堡垒升起煤烟，从铁匠们的熔炉冒出煤烟，牧师们也在巴斯的米纳瓦神殿的永恒圣火中投入煤块，以缅怀这位智慧女神。把煤作为一种燃料来使用，在当时还不够普及，因而罗马作家们没有留下这方面的专门介绍，但在英国已经发现了一些罗马人使用煤的遗迹。至于英国人是否在罗马人入侵之前就开始烧煤，目前只有一个证据：在青铜时代，威尔士南部的早期居民们用煤来火化死者。也许在他们眼中，煤只不过是一种焚烧遗体的便利工具，但更有可能的是，他们把煤当作一种神秘的媒介，用来护送死去的亲人到达另一个世界。在历史上，人们总是情不自禁地赋予煤以深远的意义。
公元5世纪，在罗马人撤离英格兰之后，英国进入了一段黑暗的、几乎没有被记录下来的历史。罗马天主教的神学家圣徒比德（Saint Bede），曾在公元731年写了一部罗马统治结束之后的英国历史，借助这本书的微光，我们可以对那个黑暗的时代略窥一斑。当时圣徒比德住在英国东北部泰恩河畔的一座修道院里，那一带恰好是英国煤储量最丰富的地区。纽卡斯尔市就坐落在泰恩河的下游，拥有充足且便于利用的煤炭资源，因此，此地后来成了世界上最重要的產煤区，它的名字也被用来指称煤矿丰富的地区。
从圣徒比德的书中我们可以看出，罗马人烧煤的习惯仿佛随着罗马军队一同撤离了，此后英国再也没有人烧煤，即使在煤俯拾皆是的地区也是如此。
并不讨喜的再出场
直到12世纪晚期，欧洲的历史学家们才从一些文献资料中得知，煤可以作为一种燃料使用。13世纪起，英国许多地方都发现并开始开采煤，但最重要的煤田还在纽卡斯尔周围。那里的煤层不仅优厚，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们高于船的吃水线。这就意味着，煤矿可以保持干燥，最多只需要一些简单的排水管道。这还意味着，人们可以相当容易地把沉重的煤运到山下的河里，在那里等候的货船只需沿泰纳河顺流而下，就可以把这些煤运往英国东部的市场，特别是伦敦。
有资料显示，在那个时期，教会和煤炭商人为煤炭利润而展开争抢，但其实并没有多大的意义。实际上，16 世纪中期以前的煤炭贸易都是无关紧要的，因为煤的使用还没有普及。之所以很少有人烧煤，一个不可否认的重要原因就是煤烟，英国人发现煤烟的气味既令人作呕，又有害健康。埃莉诺王后（Queen Eleanor）1257 年访问诺丁汉时，没待多久就匆忙逃离了，因为她无法忍受煤烟的气味，并且担心煤烟会危害她的健康。
在13世纪，诺丁汉人并不在家里烧煤，因为煤的气味实在不讨人喜欢，不适合家庭使用。当时烧的煤大部分是从靠近地面的地方开采出来的，确实极易产生煤烟。后来，诺曼底的城堡和一些大庄园竖起了排放煤烟的烟囱，但直到两个世纪后，这种“奢侈品”才出现在普通人家的小屋顶上。一般家庭通常在房屋的中央用石头垒起壁炉，以远离木制墙壁。因此，煤烟很容易就会充斥整个房间，直到它从墙壁或屋顶的缝隙里慢慢散逸出去。
在爱德华一世（Edward I）统治时期，从1285年开始，为了解决煤烟的问题，在伦敦设立了很多委员会，因为当时人们纷纷抱怨煤烟已经“污染和腐化”了空气。在1306年夏天，铁匠、酿酒者和其他需要硬燃料的人们，因为燃烧了太多的煤而招致广大民众的抗议，政府于是颁布了一道禁止燃煤的法令。
伦敦之所以重新鼓励燃煤，原因很简单：伦敦的人口乃至英国的人口都已大大增长，这导致森林面积不断减少。城市附近的森林首先遭到了破坏：人们为了取火而燃烧树木，为了得到木材而大肆砍伐，为了种植谷物、饲养家畜而向森林无限制地索取……由于森林提供的能源变得越来越稀少，因此人们转而求助于地下资源。那不断扩张的城市和逐渐缩减的森林，在那些煤炭商人们的眼中，也许意味着一个煤炭工业欣欣向荣的春天。
可是，接踵而至的瘟疫打破了煤炭商的美梦。15世纪之前，瘟疫至少3次卷土重来，降临英国。在疾病和其他灾难的打击下，英国的人口一再减少，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6世纪前后。那时，英国只剩下约300万居民，大约是瘟疫来临之前人口的一半。人们在废弃的农场上重新培育出的森林，已足够供应缩减后的人口所需要的能源，因此，煤炭贸易衰落了。 小冰河期到来，煤成为最重要能源
1558年，伊丽莎白一世即位时，英国还时常被邻国嘲笑，那些邻国都比英国更大、更强、更发达。英国与欧洲的贸易关系还处于半殖民状态，主要靠出口毛料半成品和原料来支撑。在海上，英国仍然势单力薄；在科学、技术和都市化进程方面，英国也远远落后于邻国。总而言之，那时候几乎看不出，英国即将进入如今被称为黄金时代的发展阶段，并且将在国际交往中变得举足轻重。像当时欧洲的大多数国家一样，英国的人口和经济都正从瘟疫过后的低谷中回升。英国农民的生活正在逐步改善。但是，英国经济的增长却也面临着一个严重的威胁——这个小小岛国的森林又开始慢慢缩减。
英国的羊毛工业逐渐显出优势，于是，越来越多的地主砍伐自己的林地，代之以绿色牧场；如今的英国，到处都是这种牧场。另外，冶炼工厂所建之处，那炼铁的熔炉吞噬着大量的木炭，消耗着当地的森林。
在城市里，人们能够更加敏锐地感觉到燃料的短缺，尤其在伦敦。整个英国的人口都处于增长的趋势，而伦敦的人口则增长得更快。当然，由于城市不断扩大，附近郡县的森林渐渐被砍伐殆尽，因此人们不得不从越来越远的地方运来木材。木材主要用于家庭的取暖和做饭，但很多生产流程也离不开它。
一项统计表明，单单是伦敦的酿酒者，每年就要烧掉两万货车的木头。由于燃料短缺越来越严重，木头价格的上涨速度已经超过了通货膨胀。贫民们苦不堪言，因为燃料已占据了他们绝大部分的生活开销。
那段日子里，伦敦居民的生活尤为艰难，他们甚至无法在家中取暖。也是在那时，欧洲进入了一直延续到18世纪的所谓小冰河期（Little Ice Age）。就平均温度而言，自从最后一片薄冰从北半球消融之后，那是欧洲最冷的一段日子；人们陷入漫长的严冬，泰晤士河大多数时候都被冰层覆盖。
16世纪70年代，英国国内的用煤量剧增，到1603年，也就是伊丽莎白女王统治末期，尽管人们对煤的抱怨仍不绝于耳，但煤已经成为英国重要的燃料来源。
17世纪英国的煤烟污染
以为解决了能源问题，就解决了一切，事情并非如此。
在17世纪，随着伦敦居民燃煤量的增长以及城市的扩展，伦敦的空气质量变得越来越糟糕。有一本名叫“防烟”（Fumifugium，该词从拉丁文fumo“烟”和fugo“驱走”而来）的书，生动详细地描述了这一问题。这本书是1661年写成的，作者约翰·伊夫林（John Evelyn）是一位著名的英国作家兼政府官员。他对艺术、建筑、园艺和政治都很感兴趣，他发现伦敦的空气质量比欧洲任何其他城市都差。他看到煤烟从各种设施中喷薄而出，于是写道：“伦敦这座城市号称理性动物的聚居地、至高无上的君主宝座，其实更像埃特纳火山、火神的庭院、斯特龙博利火山岛，或者地狱的边缘。”
1700 年，作家蒂莫西·诺斯（Timothy Nourse）發表了一篇研究伦敦空气的论文，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指出，虽然伦敦充满魅力与荣誉，但那空气中充斥的浓郁的煤烟却意味着，“也许在欧洲所有的城市中，再也没有比伦敦更肮脏、更令人不快的地方了”。
当然，我们并不能确切地知道当时伦敦的空气究竟受到了何种程度的污染，但许多逸闻趣事却让我们略知一二。
伊夫林在书中描述了阳光是如何艰难地穿透煤烟，还写道，旅行者往往在几公里之外，还没有看到伦敦，就已经先闻到了煤烟的味道。他还观察到，煤烟所到之处都会留下一种“黑乎乎的细屑”，那细屑“不仅含有硫，而且还有刺激性和穿透性很强的酒精，能够腐蚀最纯的铁棒和最硬的石头”。诺斯也警告人们注意煤烟对建筑物造成的损伤；的确，“我可以明确地说，煤烟用它那隐匿的邪恶之手，损害并威胁着建筑物”。
煤烟对物质的破坏并不仅限于户外。伊夫林提醒人们，煤灰可以渗入每一个房间，“悄悄溜进我们非常隐秘的壁橱和最珍贵的储藏室”，在每样东西上留下“黑色的肮脏微粒”。家具、被褥，尤其是壁挂，都遭到了煤烟的严重侵扰。诺斯写道，挂毯由于常年遭受煤烟的破坏，“不仅会失去华采，而且还会散发出浓烈的臭味”，因此，改用壁板装饰墙壁成为一种时尚。
布料也深受煤烟和煤灰的危害，需要经常清洗。这不仅恶化了伦敦原本就已经相当严重的卫生问题，而且使得伦敦富人与普通人之间的差距更加悬殊。
被雨吸收的煤烟也是个难题。雨水涤去空气中的煤灰，再落到地面上时就成了一个个黑点儿（18世纪的伦敦人喜欢撑黑色的防护伞，这毫不奇怪）。于是，这些煤灰就为伦敦那以脏闻名的街道铺上了一层黑色的地毯，直到它再次变干、被风吹散。诺斯也曾抱怨街道上的那股煤烟微尘，他写道：
“当人们认为自己在呼吸新鲜空气的时候，其实已将含有硫黄、散发着臭气的颗粒吸进了肺里，这些极具杀伤力的颗粒足以使普通的喷嚏恶化成能使人中风的那种喷嚏。”
然后，按照伊夫林的描述，这些煤灰都一股脑儿流进了泰晤士河，它们给那些游泳的人们穿上了一件看得见的黑色外套，即使他们离伦敦城还有几公里的距离。
即使在今天，要想评估煤烟对公众健康的影响，也是很困难的。这种评估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对出生率和死亡率的详细统计数字的完整分析，而17世纪的伦敦人还远远不具备这种统计分析的能力，但他们无疑已经尝试着在这方面迈出重要的第一步。
19世纪的曼彻斯特
19 世纪的曼彻斯特，有着前所未有的境遇。
曼彻斯特是以棉制品生产而驰名全球的，但赋予它独特的外貌和气味的，却是煤，而不是棉花。任何一个去往曼彻斯特的人，都会老远就看到城市上空林立的烟囱和翻涌而出的黑烟。根据一项官方报告，19世纪40年代的曼彻斯特拥有“将近500个喷吐浓烟的烟囱”，即使是在伦敦的污浊空气中住惯了的人们，也会被这个数字吓一跳。 曼彻斯特以及英国其他新兴工业城市的工人数量都在不断增长，这是由燃煤量的多少决定的，就像煤矿挖掘的规模决定煤矿工人的数量一样。煤生产出了铁，铸造起工人们操作的机器和工作的工厂，然后，煤又提供了动力，供这些机器和工厂运转。煤气点燃了一盏盏灯，照耀着工人们在井下起早贪黑地艰苦劳作。离开工厂的大门，工人们就要走入城市，煤烧出了这个城市的一砖一瓦，如今却又把它们弄脏，也侵蚀了工人们的皮肤和衣服。煤，以及燃烧煤所得到的一切，构建着他们的世界，渗透在这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使之充满了活力、光彩、芬芳和情趣。
对于新的工业时代来说，曼彻斯特就是一枚象征高品质的图章。它用大量的煤供养着日益扩大的蒸汽机、工厂、劳动力队伍和城市。有了充足的煤供应，工业就摆脱了过去因依赖水车而遇到的瓶颈，一直处于蓬勃发展之中。而且，蒸汽机的使用成为建立更大规模工厂的新的诱因，因为蒸汽机越大，它从每一块煤中提取的能量就越多。由于蒸汽机耗资颇多，所以厂商们都会用它来推动制造尽可能多的机器部件。使用这些现代化的机器后，古老的纺织技艺就少了许多用武之地，因为机器可以制造出大量低价位的纺织品，而家庭式的手工作坊却不能。
曼彻斯特成长得非常迅速，而且几乎不注意美学、健康等非工业的事情。整个城市没有为公共苗圃或绿化带留出任何空间，绿色少得可怜，住在拥挤的贫民窟里的人们可以强烈地感觉到这一点。一名医生曾向议会考察团提出，曼彻斯特的公共苗圃和散步甬道太少了，他说：“工人们几乎丧失了呼吸新鲜空气、欣赏自然美景的能力，有了这个缺陷造成的极大障碍，在曼彻斯特，人们若想从疾病中康复，通常是乏味而困难的。”
一份19 世纪40 年代的政府报告指出，曼彻斯特的烟浓度已经“达到了无法忍受的程度，并且还在反常地愈演愈烈。可以看到空气中充满了肮脏的煤灰颗粒，那无疑是有害于健康的，它们污染着居民们的衣服和家具，攫取着花园的美丽和肥沃，破坏着国家的葱茏绿色”。一份1842 年的报道则说：“天空仿佛一张黑暗的帐篷，笼罩着四野。”
那段时间，英国的人口大体上是处于增长趋势的，至于原因则至今仍在探讨中。但国家人口统计数字却隐瞒了当时日益增多的贫民窟中的人口状况。1842年，英国政府发表了一份关于工人阶级卫生状况的报告，以期有助于开展英国的公众健康运动。这份报告提到了一个骇人听闻的事实：“在所有曼彻斯特劳动阶层出生的孩子中，5岁之前夭折的占57%。”这份报告戏剧性地表明，是贫穷和城市环境等种种问题导致了如此高的死亡率。大量幼儿的夭折使得曼彻斯特穷人们的平均寿命只有17岁，而城里的知识分子和贵族们还有指望活到38岁。相反，乡下穷人们虽然工资只是曼彻斯特穷人工资的一半，但他们的平均寿命却是38岁，跟曼彻斯特的富人们差不多；乡下富人们的平均寿命更是达到了52岁。
是祝福还是诅咒？
19世纪晚期开始，石油、天然气等新能源的利用，以及煤带来的严峻的环境问题，使得煤逐渐在历史舞台中退场，但煤却并未消亡。
几个世纪以来，在对煤的天性、影响以及煤烟的理解上，我们犯下了许多错误。但过去至少有一个事实是人们普遍认可的，即煤对于塑造国家乃至整个世界的命运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煤的运输把英国人引向大海，使英国从一个小农业国成长为一个世界级的商业大国。
然后是工业革命。工业革命被煤引燃，依靠煤铸铁而建立，并被蒸汽机和铁路这两个至关重要的发明驱动着，而这两个发明首先是为了迎合煤工业的需求而发展起来的。煤单靠自己的力量，并不能导致工业革命的发生，也不能让英国成为一个超级大国，但这二者的出现都离不开煤。
工业革命的地位举足轻重，它发源于英国，而后像一股强劲的冲击波，席卷了整个世界。
试想如果没有煤，人类文明将有可能会出现至少两种截然不同的发展途径。人类的科技进步和经济进步会非常缓慢，而且会更仁慈一些，或许能够使我们避免工业革命带来的许多痛苦，甚至可能会改善生命赖以生存的外部条件。或者，由于地球上的有限资源受到了更大的压力，也许會导致另外一系列战争、不平，以及久久盘桓于人间的贫穷，还有对大自然更彻底的搜刮。
这种猜想可能只是一种游戏，但也许有助于我们确定是把迄今为止煤对我们的影响看作一种纯粹的祝福，还是一种纯粹的诅咒。不过，最终的答案可能会更多地取决于我们如何看待历史和眼前这个煤塑造的世界中的繁荣和衰亡。在我们以及我们后人的记忆中，煤是帮助建设人类文明的功臣，还是破坏人类文明的罪臣？像许多重要的事情一样，这个问题的答案也取决于未来的气候。
（摘编自《黑石头的爱与恨：煤的故事》中信出版集团，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