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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12月24日，当傅作义在北平为他的第11兵团在张家口被歼痛心疾首之时，在南京的蒋介石正陷入内部斗争的空前危机之中。
这天，华中军政长官白崇禧从武汉发出《亥敬》电，由张群、张治中转交蒋介石，这是桂系公开逼蒋下野的重大行动。
与此同时，湖南省主席兼长沙绥靖公署主任程潜，也致电蒋介石，要求蒋下野以促进和谈。消息不胫而走，合众社驻沪记者当日发出了蒋介石即将下野的专讯。
这无异于一场政治大地震，使风雨飘摇的蒋家王朝雪上加霜。
蒋介石绝望至极。桂系的力量本不足虑，可他明白李宗仁、白崇禧的背后有一股更强大的势力，那就是华盛顿的杜鲁门总统和马歇尔国务卿。
早在马歇尔来华调停之时，蒋介石没有与他搞好关系。那位退役的五星上将没想到在中国栽了跟头之后，反而官运亨通，一回国就当上了国务卿。杜鲁门总统对他言听计从，深深地影响了华盛顿当局的对华政策。早在1947年8月，美国人就在考虑让蒋介石下野的问题，并开始物色新的代替人。当时，美国特使魏德迈在蒋介石官邸公然发表了《中国复兴有待于富于感召力的领袖》的声明，毫不掩饰美国当局对蒋介石的失望。同年9月，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奉命到华北视察，目的在于考察当时的华北军政长官李宗仁是否堪当蒋介石接班人的重任。事后，他向马歇尔国务卿报告说：象征国民党统治的蒋介石，其资望日趋式微，李宗仁则资望日高。
在司徒雷登的支持下，李宗仁于是年10月公然致信蒋介石，要求竞选副总统。1948年春，当李宗仁与蒋介石提名的副总统候选人孙科的斗争白热化时，司徒雷登向马歇尔报告：
在各个战场均被迫处于守势，民心士气败坏已极。在如此令人吃惊的情形下，需要有振奋人心的领导，迄今这种领导迟迟未能出现。情况日益紧迫，蒋委员长必须做出决定，但他却囿于成见，未能采取积极改革措施。我们认为，用和谈解决的办法，包括促使委员长退出政治舞台，似乎还不能说完全无此可能。
4月29日，李宗仁战胜孙科当选为副总统，这是桂系势力崛起的明显征候。当时，有人说：“在战场上，蒋介石为共产党所战败；在国大，又为李宗仁所打败。”
蒋介石视“小诸葛”白崇禧为国民党内第一高人，他不能容忍李宗仁与白崇禧在朝中联手，于是将白崇禧外放武汉。
白崇禧本来不愿去武汉赴任，曾一度跑到上海当“寓公”，蒋介石派说客几次上门劝其赴任，均被拒绝。后来，桂系的另一位重要人物黄绍出马，一番点拨，乐得“小诸葛”连忙出山。
黄绍说：“你这几年在南京，无论官做得多大，不过是笼中之鸟罢了。而今，蒋介石放你出去，你还不赶快远走高飞。广西有几个军在华中，你趁早去把它们掌握起来，一旦时机成熟，你让德邻(李宗仁)出来主政，倡导和谈，岂不是一举而数善吗？”
白崇禧坐镇江城的日子里，蒋介石进行了两场赌博，一是投注在战场上的精锐兵团输得精光，二是在美国总统选举上押错了宝。
美国人暗中支持李宗仁，拆他的台，他看在眼里恨在心里，无论杜鲁门政府援助多少亿美元的军械，蒋介石还是不能感激杜鲁门和马歇尔。1948年夏天，蒋介石派陈立夫赴美，捐献大笔资金帮助纽约州长杜威竞选总统。
当时，纽约华人普遍认为杜威将以绝对优势击败杜鲁门，这是蒋介石投注于杜威的原因。陈立夫返回上海后，还在《新闻天地》上发表谈话，声称：“如果杜威当选，将以军事援助中国，并在进行反共战争时采取一种非常的办法。”
不幸的是，杜威没有当选，杜鲁门连任总统。蒋介石的赌博又输了。
11月9日，沮丧的蒋介石不得不致信杜鲁门，对其当选总统表示祝贺。在这封信里，蒋介石要求杜鲁门发表一个“支持国民政府作战目标”的宣言。杜鲁门毫不客气地拒绝了。
11月28日，宋美龄飞赴美国，使出浑身解数游说美国朝野人士，企图力挽狂澜，使美国当局继续支持蒋介石的反共战争。马歇尔和杜鲁门却一点面子都不给，对她以哀求的口气所提出的要求一概拒绝。
不久，美国驻华大使馆放出风来，说：“南京政府今后唯一的出路是与共产党和谈，而蒋介石下野是进行和谈的前提条件。”
没有美国的支持，蒋介石不仅要输掉战争，而且他的总统宝座也没法坐稳了。12月17日，他派人告诉李宗仁，说准备下野，并试探李宗仁的态度。李宗仁当仁不让，表示“愿为倡导和谈主持大政”。
随后，李、白每天通电话，研究接替蒋介石之后的政策。谁料日子一天天过去，蒋介石仍没动静。白崇禧终于忍无可忍，发出了著名的《亥敬》电，开始逼蒋下野。
蒋介石不得不考虑“下野”的问题，他当然不会甘心拱手交权给桂系。从“前台”隐退“幕后”，再瞅准时机复登“前台”是旧中国政治的一大特色。蒋介石深谙此道，此前他曾两次引退，又两次复出，把政治玩得溜溜转。这一次也不例外，他在引退之前紧锣密鼓地做人事安排。
12月30日，白崇禧再次“逼宫”，又发《亥全》电：
当今之势，战既不易，和亦困难，顾念时间迫促，稍纵即逝，鄙意似应迅将谋和诚意转告友邦，公之国人，使外力支持和平，民众拥护和平。对方如果接受藉此摆脱困境，创造新机，诚一举而两利也……时不我与，恳请趁早英断为祷！
除夕之夜，蒋介石邀南京政要40余人到黄埔路官邸举行晚宴。宴会厅灯火辉煌，圣诞节时的装饰还没有拆掉。这是蒋家王朝在南京举行的最后一个盛大迎新晚会，宴会始终是在沉闷压抑的气氛中进行的。
蒋介石的表情非常古怪，所有的人都预感到当晚要发生一件大事。果然，晚宴结束后，蒋介石板着面孔说：“现在局面严重，党内有人主张和谈。对于这样一个重大问题，不能不有所表示。现拟好一个文告，准备在元旦发表，现请岳军(张群的字)先生朗诵一遍，希望各位对它发表意见。”
张群从蒋介石手里接过文告，开始念道：
……三年以来，政治商谈之目的，固在于和平；即动员戡乱之目的，亦在于和平。但是，今日时局为和为战，人民为祸为福，其关键不在于政府，亦非我同胞对政府的片面的希望所能达成。亦知这个问题的决定完全在共党，国家能否转危为安，人民能否转祸为福，乃在于共产党一转念之间……只要中共有和平的诚意，能作确切表示，政府必开诚相见，愿与商讨停止战争恢复和平的具体方法……只要和议无害于国家的独立完整，而有助于人民的休养生息；只要神圣的宪法不由我而违反，民主宪政不由此而破坏，中华民国国体能够确保，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军队有确实的保障，人民能够维持其自由的生活方式，与最低生活水准……只望和平能早日实现，则个人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惟国民公意是从。
张群念完蒋介石关于“下野和谈”的《元旦文告》，全场鸦雀无声，一片肃静。
蒋介石首先问坐在右侧的李宗仁：“德邻兄对文告有何意见？”
李宗仁毫不犹豫地说：“我与总统并无不同意见。”
蒋介石将目光射向戎装披挂的黄埔将领，竟无一人发表意见。蒋介石大失所望，这些平日将“校长”挂在嘴边的家伙，关键时刻居然一句挽留的话都没有。当谷正鼎声泪俱下地说：“总裁万万不可下野”时，蒋介石借机大发脾气，指着谷说：“我并不想离开，只是你们党员要我退职；我之愿下野，不是因为共党，而是因为本党中某一派系！”
蒋介石说完，愤然离开宴会厅。大家都望着李宗仁，李宗仁将身板挺得笔直，一副高深莫测的样子。
第二天，蒋介石的《元旦文告》通过报童的大声吆喝，轰动了整个南京城。消息灵通的外国记者早就将这一爆炸性新闻传向了世界各地。
同日，蒋介石邀李宗仁谈话，说：“就当前局势来说我当然不能再干下去了，但是在我离开之前必须有所布置，否则，你就不容易接手。请你告诉健生(白崇禧)要明白这个道理，制止湖北、河南两省参议会不要再发表通电，以免动摇人心！”
新年的第一天，京沪一带盛传蒋介石发表《元旦文告》是桂系“逼宫”所致。
这天，华中军政长官白崇禧从武汉发出《亥敬》电，由张群、张治中转交蒋介石，这是桂系公开逼蒋下野的重大行动。
与此同时，湖南省主席兼长沙绥靖公署主任程潜，也致电蒋介石，要求蒋下野以促进和谈。消息不胫而走，合众社驻沪记者当日发出了蒋介石即将下野的专讯。
这无异于一场政治大地震，使风雨飘摇的蒋家王朝雪上加霜。
蒋介石绝望至极。桂系的力量本不足虑，可他明白李宗仁、白崇禧的背后有一股更强大的势力，那就是华盛顿的杜鲁门总统和马歇尔国务卿。
早在马歇尔来华调停之时，蒋介石没有与他搞好关系。那位退役的五星上将没想到在中国栽了跟头之后，反而官运亨通，一回国就当上了国务卿。杜鲁门总统对他言听计从，深深地影响了华盛顿当局的对华政策。早在1947年8月，美国人就在考虑让蒋介石下野的问题，并开始物色新的代替人。当时，美国特使魏德迈在蒋介石官邸公然发表了《中国复兴有待于富于感召力的领袖》的声明，毫不掩饰美国当局对蒋介石的失望。同年9月，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奉命到华北视察，目的在于考察当时的华北军政长官李宗仁是否堪当蒋介石接班人的重任。事后，他向马歇尔国务卿报告说：象征国民党统治的蒋介石，其资望日趋式微，李宗仁则资望日高。
在司徒雷登的支持下，李宗仁于是年10月公然致信蒋介石，要求竞选副总统。1948年春，当李宗仁与蒋介石提名的副总统候选人孙科的斗争白热化时，司徒雷登向马歇尔报告：
在各个战场均被迫处于守势，民心士气败坏已极。在如此令人吃惊的情形下，需要有振奋人心的领导，迄今这种领导迟迟未能出现。情况日益紧迫，蒋委员长必须做出决定，但他却囿于成见，未能采取积极改革措施。我们认为，用和谈解决的办法，包括促使委员长退出政治舞台，似乎还不能说完全无此可能。
4月29日，李宗仁战胜孙科当选为副总统，这是桂系势力崛起的明显征候。当时，有人说：“在战场上，蒋介石为共产党所战败；在国大，又为李宗仁所打败。”
蒋介石视“小诸葛”白崇禧为国民党内第一高人，他不能容忍李宗仁与白崇禧在朝中联手，于是将白崇禧外放武汉。
白崇禧本来不愿去武汉赴任，曾一度跑到上海当“寓公”，蒋介石派说客几次上门劝其赴任，均被拒绝。后来，桂系的另一位重要人物黄绍出马，一番点拨，乐得“小诸葛”连忙出山。
黄绍说：“你这几年在南京，无论官做得多大，不过是笼中之鸟罢了。而今，蒋介石放你出去，你还不赶快远走高飞。广西有几个军在华中，你趁早去把它们掌握起来，一旦时机成熟，你让德邻(李宗仁)出来主政，倡导和谈，岂不是一举而数善吗？”
白崇禧坐镇江城的日子里，蒋介石进行了两场赌博，一是投注在战场上的精锐兵团输得精光，二是在美国总统选举上押错了宝。
美国人暗中支持李宗仁，拆他的台，他看在眼里恨在心里，无论杜鲁门政府援助多少亿美元的军械，蒋介石还是不能感激杜鲁门和马歇尔。1948年夏天，蒋介石派陈立夫赴美，捐献大笔资金帮助纽约州长杜威竞选总统。
当时，纽约华人普遍认为杜威将以绝对优势击败杜鲁门，这是蒋介石投注于杜威的原因。陈立夫返回上海后，还在《新闻天地》上发表谈话，声称：“如果杜威当选，将以军事援助中国，并在进行反共战争时采取一种非常的办法。”
不幸的是，杜威没有当选，杜鲁门连任总统。蒋介石的赌博又输了。
11月9日，沮丧的蒋介石不得不致信杜鲁门，对其当选总统表示祝贺。在这封信里，蒋介石要求杜鲁门发表一个“支持国民政府作战目标”的宣言。杜鲁门毫不客气地拒绝了。
11月28日，宋美龄飞赴美国，使出浑身解数游说美国朝野人士，企图力挽狂澜，使美国当局继续支持蒋介石的反共战争。马歇尔和杜鲁门却一点面子都不给，对她以哀求的口气所提出的要求一概拒绝。
不久，美国驻华大使馆放出风来，说：“南京政府今后唯一的出路是与共产党和谈，而蒋介石下野是进行和谈的前提条件。”
没有美国的支持，蒋介石不仅要输掉战争，而且他的总统宝座也没法坐稳了。12月17日，他派人告诉李宗仁，说准备下野，并试探李宗仁的态度。李宗仁当仁不让，表示“愿为倡导和谈主持大政”。
随后，李、白每天通电话，研究接替蒋介石之后的政策。谁料日子一天天过去，蒋介石仍没动静。白崇禧终于忍无可忍，发出了著名的《亥敬》电，开始逼蒋下野。
蒋介石不得不考虑“下野”的问题，他当然不会甘心拱手交权给桂系。从“前台”隐退“幕后”，再瞅准时机复登“前台”是旧中国政治的一大特色。蒋介石深谙此道，此前他曾两次引退，又两次复出，把政治玩得溜溜转。这一次也不例外，他在引退之前紧锣密鼓地做人事安排。
12月30日，白崇禧再次“逼宫”，又发《亥全》电：
当今之势，战既不易，和亦困难，顾念时间迫促，稍纵即逝，鄙意似应迅将谋和诚意转告友邦，公之国人，使外力支持和平，民众拥护和平。对方如果接受藉此摆脱困境，创造新机，诚一举而两利也……时不我与，恳请趁早英断为祷！
除夕之夜，蒋介石邀南京政要40余人到黄埔路官邸举行晚宴。宴会厅灯火辉煌，圣诞节时的装饰还没有拆掉。这是蒋家王朝在南京举行的最后一个盛大迎新晚会，宴会始终是在沉闷压抑的气氛中进行的。
蒋介石的表情非常古怪，所有的人都预感到当晚要发生一件大事。果然，晚宴结束后，蒋介石板着面孔说：“现在局面严重，党内有人主张和谈。对于这样一个重大问题，不能不有所表示。现拟好一个文告，准备在元旦发表，现请岳军(张群的字)先生朗诵一遍，希望各位对它发表意见。”
张群从蒋介石手里接过文告，开始念道：
……三年以来，政治商谈之目的，固在于和平；即动员戡乱之目的，亦在于和平。但是，今日时局为和为战，人民为祸为福，其关键不在于政府，亦非我同胞对政府的片面的希望所能达成。亦知这个问题的决定完全在共党，国家能否转危为安，人民能否转祸为福，乃在于共产党一转念之间……只要中共有和平的诚意，能作确切表示，政府必开诚相见，愿与商讨停止战争恢复和平的具体方法……只要和议无害于国家的独立完整，而有助于人民的休养生息；只要神圣的宪法不由我而违反，民主宪政不由此而破坏，中华民国国体能够确保，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军队有确实的保障，人民能够维持其自由的生活方式，与最低生活水准……只望和平能早日实现，则个人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惟国民公意是从。
张群念完蒋介石关于“下野和谈”的《元旦文告》，全场鸦雀无声，一片肃静。
蒋介石首先问坐在右侧的李宗仁：“德邻兄对文告有何意见？”
李宗仁毫不犹豫地说：“我与总统并无不同意见。”
蒋介石将目光射向戎装披挂的黄埔将领，竟无一人发表意见。蒋介石大失所望，这些平日将“校长”挂在嘴边的家伙，关键时刻居然一句挽留的话都没有。当谷正鼎声泪俱下地说：“总裁万万不可下野”时，蒋介石借机大发脾气，指着谷说：“我并不想离开，只是你们党员要我退职；我之愿下野，不是因为共党，而是因为本党中某一派系！”
蒋介石说完，愤然离开宴会厅。大家都望着李宗仁，李宗仁将身板挺得笔直，一副高深莫测的样子。
第二天，蒋介石的《元旦文告》通过报童的大声吆喝，轰动了整个南京城。消息灵通的外国记者早就将这一爆炸性新闻传向了世界各地。
同日，蒋介石邀李宗仁谈话，说：“就当前局势来说我当然不能再干下去了，但是在我离开之前必须有所布置，否则，你就不容易接手。请你告诉健生(白崇禧)要明白这个道理，制止湖北、河南两省参议会不要再发表通电，以免动摇人心！”
新年的第一天，京沪一带盛传蒋介石发表《元旦文告》是桂系“逼宫”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