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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随着中国门户开放，大量的西方“洋玩意”涌入中国，不断地改变着中国人的生活习惯，现代照相术的流行便是其中一件。作为新兴事物，照相被国人接受的速度着实惊人，才传入没多久，上至皇亲国戚、社会名流，下至普通百姓，都十分热衷此道。因而照相术在中国的流行，几乎与世界各国同步，可谓是中国最早与国际接轨的“时尚”。
1839年8月15日，法国画家路易·达盖尔在法国科学院的大厅里公开展示他拍摄出来的第一张光学照片，正式宣布了摄影术的诞生〔1〕。这一技术很快便风靡世界，并被西方人带入中国。在此之前，中国开设了不少“像馆”和“影像铺”，由职业画家为人画像，满足人们对肖像的日常需求。那时，给活人画的像叫“小照”，给死人画的像叫“影像”。后来所谓“照相”一词，就是由这二者合成而来。
据相关记载，中国第一个使用现代照相术的人，是当时的两广总督兼五口通商大臣耆英，他对照相术的了解，始于英国人璞鼎查（Henry Pottinger）向他赠与自己和妻女的照片。1844年8月，耆英到澳门同法国使臣拉萼尼谈判，一些外国官员纷纷向他索取“小照”，这几件事让耆英意识到，交换照片是当时外国人交往的重要礼节。为了不让大清国失礼，他请来华的法国海关总检察官于勒·埃基尔（Jules Itier）帮自己拍摄了小照，晒印分赠各国使臣〔2〕。这批珍贵的银版照片和埃基尔亲手书写的文字说明，至今保存在法国巴黎市郊的摄影博物馆中。
早期在中国拍摄照片的多是外国人，他们身份各异，有的是传教士，有的是记者，也有一些是国外摄影团体的摄影爱好者。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意大利人菲力斯·比特（Felice A.Beato）作为随军摄影师，“跟随向北京进军的英法远征军，拍摄了像堡垒一般的皇城和沿途堆积尸体的一些令人难忘的凄惨照片”〔3〕。
来自英格兰的约翰·汤姆逊（John Tomth），是较早来中国活动的西方传教士之一。1868-1872年间，他在北京、天津、上海、台湾、香港、澳门等多地传教。在此期间，他拍摄了大量照片，内容涉及达官显贵与贩夫走卒，山川河流与民生时局。1873年，汤姆逊对自己拍摄的照片进行了整理，编辑出版了《图说中国和它的人民》（Illustrations of China and Its People）一书，为世界了解中国提供了重要的影像资料。
在现代照相的商业化发展方面，1859年，法国职业摄影师李格朗在上海外滩开设了一家照相馆，专门为当地人拍照，还招收中国学徒传授技艺。1863年3月7日，英国人威廉·桑德斯在《上海新报》上刊登广告，为其开设的“森泰像馆”招徕生意：“本馆印照上等小像，上午十点至晚三点为止，价钱甚为公道。如有意照相者，请至本馆可也。”〔4〕此前，香港报纸也刊登过“香港银版摄影和锌版印刷公司”推销彩色与黑白照片的广告〔5〕。可见那时现代摄影已经在中国一些口岸城市普遍流传。
与此同时，在广东、香港、上海诞生了第一批由中国人开设的照相馆。香港的“宜昌画楼”便是其中之一。它的创办者周森峰、张老秋、谢芬原本是经营油画业的画师。他们看到照相业的发展前景，便合资延请外国兵营里会摄影的人传授技术，学成后又合资开办了这家照相馆〔6〕。此外，在香港的皇后大道上，较为注明的照相馆还有“南桢画楼”、“辉来影相”、“华昌影相”等。法国摄影师李格朗的学生罗元佑，学成后在上海独立开了一家照相馆。据说钦差大臣、大学士桂良和吏部尚书花沙纳都曾在那里照过相，罗元佑还将他们的肖像挂在店内当做广告〔7〕。
光绪十八年（1892），京城里第一家中国人开办的照相馆“丰泰照相馆”在琉璃厂土地祠内落户。创办人任景丰青年时在日本学习过摄影技术，回国后创办照相馆，成为北京业内的开山祖师；他很有经济头脑，在开设照相馆的同时，还在大栅栏开设了大观楼影戏园，广交社会名流，与梨园中人过从甚密；照相馆的橱窗里经常摆放着名角的戏装照片，用来招揽顾客。他还结识了一名清廷的王爷，得以有机会“进呈皇帝御览”，拍摄一些宫廷内的官方活动，这在当时是一种殊荣，也提高了照相馆的社会地位。另外，“丰泰”还兼营新闻摄影，为报馆提供照片。
在“丰泰”之后，北京又陆续出现了七八十家照相馆，规模大小不一，经营各有特色。由于各家照相馆雇用的摄影师来自不同地方，受到不同地域文化的熏陶，业界还出现了“岭南照相”、“京派照相”、“海派照相”等不同流派——“岭南派”清新秀丽，工精艺美；“京派”典雅端庄；“海派”艳丽时尚〔8〕。
随着各地照相馆的兴盛，各种摄影组织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著名爱国武术家霍元甲为了推广中国武术，于1913年在“精武体育会”中设立“摄学部”，主要拍摄和印制武术图解。该社团以留美摄影家叶向荣为主任，会员都是业余摄影爱好者，由陈公哲、程子培授课指导，经考试合格后发给“精武摄学部毕业证书”，这是中国第一个民间摄影团体〔9〕。
照相术传入之初，许多中国人都觉得照相术很神奇。清代文人倪鸿所作的《观西人以镜取影歌》，以七言诗的形式描写他去一家外国人开设的照相馆看热闹的情景。驻扎广州的清军副将福格在《听雨丛谈》中称到，“海国有用照影，涂以药水，铺纸揭影，毛发毕具，宛然其人。其法甚妙，其制甚奇……”〔10〕湖南进士周寿昌在笔记中写道：“奇器多而最奇者有而。一为画小照法：坐人平台上，面东置一镜，术人自日光中取影，和药少许涂四周，用镜嵌之，不令泄气。有顷，须眉衣服必见，神情酷肖，善画者不如。镜不破，影可长留也。取影必辰巳时，必天晴有日。”〔11〕所谓“术人”就是摄影师。
不过好奇之余，老百姓们对照相也有隐隐的担忧。那时民间流行一种迷信的说法，说照相的时候，人像在照相机里倒立，人的魂儿被抽走了，会大伤元气，很不吉利。鲁迅在《论照相之类》中写道：“S城的人却似乎不甚爱照相，因为精神要被照去的，所以运气正好的时候，尤不宜照……”〔12〕1870年刊印的《墨余录》记载：1864年，北京连续发生多起拐骗小孩、挖其双目的惨案。破案后凶犯供认，其犯罪目的是为了“取童子双目，学外国人配合照相药”。这类荒诞不经的说法，从一个侧面说明国人对于现代照相原理的无知〔13〕。
1839年8月15日，法国画家路易·达盖尔在法国科学院的大厅里公开展示他拍摄出来的第一张光学照片，正式宣布了摄影术的诞生〔1〕。这一技术很快便风靡世界，并被西方人带入中国。在此之前，中国开设了不少“像馆”和“影像铺”，由职业画家为人画像，满足人们对肖像的日常需求。那时，给活人画的像叫“小照”，给死人画的像叫“影像”。后来所谓“照相”一词，就是由这二者合成而来。
据相关记载，中国第一个使用现代照相术的人，是当时的两广总督兼五口通商大臣耆英，他对照相术的了解，始于英国人璞鼎查（Henry Pottinger）向他赠与自己和妻女的照片。1844年8月，耆英到澳门同法国使臣拉萼尼谈判，一些外国官员纷纷向他索取“小照”，这几件事让耆英意识到，交换照片是当时外国人交往的重要礼节。为了不让大清国失礼，他请来华的法国海关总检察官于勒·埃基尔（Jules Itier）帮自己拍摄了小照，晒印分赠各国使臣〔2〕。这批珍贵的银版照片和埃基尔亲手书写的文字说明，至今保存在法国巴黎市郊的摄影博物馆中。
早期在中国拍摄照片的多是外国人，他们身份各异，有的是传教士，有的是记者，也有一些是国外摄影团体的摄影爱好者。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意大利人菲力斯·比特（Felice A.Beato）作为随军摄影师，“跟随向北京进军的英法远征军，拍摄了像堡垒一般的皇城和沿途堆积尸体的一些令人难忘的凄惨照片”〔3〕。
来自英格兰的约翰·汤姆逊（John Tomth），是较早来中国活动的西方传教士之一。1868-1872年间，他在北京、天津、上海、台湾、香港、澳门等多地传教。在此期间，他拍摄了大量照片，内容涉及达官显贵与贩夫走卒，山川河流与民生时局。1873年，汤姆逊对自己拍摄的照片进行了整理，编辑出版了《图说中国和它的人民》（Illustrations of China and Its People）一书，为世界了解中国提供了重要的影像资料。
在现代照相的商业化发展方面，1859年，法国职业摄影师李格朗在上海外滩开设了一家照相馆，专门为当地人拍照，还招收中国学徒传授技艺。1863年3月7日，英国人威廉·桑德斯在《上海新报》上刊登广告，为其开设的“森泰像馆”招徕生意：“本馆印照上等小像，上午十点至晚三点为止，价钱甚为公道。如有意照相者，请至本馆可也。”〔4〕此前，香港报纸也刊登过“香港银版摄影和锌版印刷公司”推销彩色与黑白照片的广告〔5〕。可见那时现代摄影已经在中国一些口岸城市普遍流传。
与此同时，在广东、香港、上海诞生了第一批由中国人开设的照相馆。香港的“宜昌画楼”便是其中之一。它的创办者周森峰、张老秋、谢芬原本是经营油画业的画师。他们看到照相业的发展前景，便合资延请外国兵营里会摄影的人传授技术，学成后又合资开办了这家照相馆〔6〕。此外，在香港的皇后大道上，较为注明的照相馆还有“南桢画楼”、“辉来影相”、“华昌影相”等。法国摄影师李格朗的学生罗元佑，学成后在上海独立开了一家照相馆。据说钦差大臣、大学士桂良和吏部尚书花沙纳都曾在那里照过相，罗元佑还将他们的肖像挂在店内当做广告〔7〕。
光绪十八年（1892），京城里第一家中国人开办的照相馆“丰泰照相馆”在琉璃厂土地祠内落户。创办人任景丰青年时在日本学习过摄影技术，回国后创办照相馆，成为北京业内的开山祖师；他很有经济头脑，在开设照相馆的同时，还在大栅栏开设了大观楼影戏园，广交社会名流，与梨园中人过从甚密；照相馆的橱窗里经常摆放着名角的戏装照片，用来招揽顾客。他还结识了一名清廷的王爷，得以有机会“进呈皇帝御览”，拍摄一些宫廷内的官方活动，这在当时是一种殊荣，也提高了照相馆的社会地位。另外，“丰泰”还兼营新闻摄影，为报馆提供照片。
在“丰泰”之后，北京又陆续出现了七八十家照相馆，规模大小不一，经营各有特色。由于各家照相馆雇用的摄影师来自不同地方，受到不同地域文化的熏陶，业界还出现了“岭南照相”、“京派照相”、“海派照相”等不同流派——“岭南派”清新秀丽，工精艺美；“京派”典雅端庄；“海派”艳丽时尚〔8〕。
随着各地照相馆的兴盛，各种摄影组织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著名爱国武术家霍元甲为了推广中国武术，于1913年在“精武体育会”中设立“摄学部”，主要拍摄和印制武术图解。该社团以留美摄影家叶向荣为主任，会员都是业余摄影爱好者，由陈公哲、程子培授课指导，经考试合格后发给“精武摄学部毕业证书”，这是中国第一个民间摄影团体〔9〕。
照相术传入之初，许多中国人都觉得照相术很神奇。清代文人倪鸿所作的《观西人以镜取影歌》，以七言诗的形式描写他去一家外国人开设的照相馆看热闹的情景。驻扎广州的清军副将福格在《听雨丛谈》中称到，“海国有用照影，涂以药水，铺纸揭影，毛发毕具，宛然其人。其法甚妙，其制甚奇……”〔10〕湖南进士周寿昌在笔记中写道：“奇器多而最奇者有而。一为画小照法：坐人平台上，面东置一镜，术人自日光中取影，和药少许涂四周，用镜嵌之，不令泄气。有顷，须眉衣服必见，神情酷肖，善画者不如。镜不破，影可长留也。取影必辰巳时，必天晴有日。”〔11〕所谓“术人”就是摄影师。
不过好奇之余，老百姓们对照相也有隐隐的担忧。那时民间流行一种迷信的说法，说照相的时候，人像在照相机里倒立，人的魂儿被抽走了，会大伤元气，很不吉利。鲁迅在《论照相之类》中写道：“S城的人却似乎不甚爱照相，因为精神要被照去的，所以运气正好的时候，尤不宜照……”〔12〕1870年刊印的《墨余录》记载：1864年，北京连续发生多起拐骗小孩、挖其双目的惨案。破案后凶犯供认，其犯罪目的是为了“取童子双目，学外国人配合照相药”。这类荒诞不经的说法，从一个侧面说明国人对于现代照相原理的无知〔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