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目前拥有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全球影响力，诸多新的国际挑战让传统上被巴勒斯坦问题所“劫持”的以色列外交政策赢得了大量的回旋余地。然而，以色列完全没有高兴的理由。镇压巴勒斯坦已经给（并且还将继续给）以色列社会造成破坏。
　　以色列长期占领巴勒斯坦领土正在给其国际地位造成不可挽回的伤害，这也是一种普遍的看法。事实上，以色列目前拥有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全球影响力，诸多新的国际挑战让传统上被巴勒斯坦问题所“劫持”的以色列外交政策赢得了大量的回旋余地。
　　以色列认识到西方一边倒支持以色列的做法引起了巨大而广泛的反对，它一直在其他地方寻找经济以及最终的政治伙伴。从2004年到2014年，以色列对亚洲出口增长两倍，去年达到了167亿美元——占其总出口的五分之一。
　　如今，以色列与曾经不可调和的对立的亚洲巨人——中国、印度和日本的贸易量比其主要全球盟友美国还要大。2014年12月重新当选后几周就访问以色列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以及以色列现在的第三大贸易伙伴中国的领导人，都不会把各自国家与以色列的经济关系与巴勒斯坦和平谈判的成功相挂钩。
　　至于印度，防务合作是当今主旋律。去年2月，以色列国防部长亚龙（Moshe Ya’alon）访问印度，而印度总统普拉纳布·慕克吉（Pranab Kumar Mukherjee）也在10月份对以色列进行了历史性访问。2014年5月，印度教民族主义者莫迪当选印度总理，这有可能加速双方的合作。目前，以色列已经是印度第二大军事科技供应国。
　　除了亚洲，以色列还在迎合俄罗斯，这纯粹是基于战略考虑。现在，俄罗斯通过19世纪风格的实力外交决定着中东地缘战略局面，以色列追求与克里姆林宫就叙利亚问题不可逾越的红线问题达成谅解。因为以色列在克里米亚以及在乌克兰问题上保持中立，这毫无疑问推动了谅解的达成。3月早些时候，以色列驻莫斯科大使在以色列议会外交事务和防务委员会的讲话中赞扬了双边关系“以前所未见的方式蓬勃发展”。
　　就连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这个曾经动辄发怒的对话者，现在也在追求妥协。土耳其陷入了与俄罗斯的冲突，与埃及和伊朗对立，在叙利亚、伊斯兰国和库尔德人等问题上的政策又与其北约盟国相悖，正在日益被孤立于一片混乱之中。埃尔多安在巴勒斯坦问题上没有任何战略利益，今年1月，埃尔多安终于承认需要“像以色列这样的国家”。
　　有趣的是，这番话是在埃尔多安访问沙特阿拉伯途中说的。沙特是另一个重要的地区行动方，出于相同的逻辑，它与以色列也保持着谨慎的安全联系。伊朗从国际孤立中摆脱出来，在叙利亚和也门的代理战争中的损失，伊斯兰国攻击的幽灵，以及美国地区政策态度不明，这些问题都比巴勒斯坦重要得多。其他逊尼派海湾君主国家和埃及也在与以色列合作，以遏制伊斯兰恐怖主义和伊朗的地区崛起。
　　就连欧洲国家也找到了与以色列合作的新理由。希腊总理齐普拉斯在身为反对派时曾强烈反对以色列，如今却成为了以色列的紧密盟友，2015年曾经三个月两次访问以色列。为了换取石油、国防科技和军事情报，希腊正在向以色列战斗机训练开放空域。此外，希腊和以色列正在与塞浦路斯合作，打造针对土耳其的地缘战略制衡。
　　希腊对于构建对以关系的兴趣如此强烈，其外交部长科奇阿斯（Nikos Kotzias）宣布，希腊不会遵守欧盟最近关于标注由被占领区以色列定居点生产的产品的监管指引。毫不奇怪，巴勒斯坦前外交部长沙斯（Nabil Shaath）1月份向以色列《国土报》（Haaretz）抱怨，希腊“背叛了巴勒斯坦”。
　　但希腊绝非唯一一个反对欧盟新产品标注指引的国家，匈牙利也反对这一指引。事实上，随着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以色列推向不自由的政治，他也在依靠东欧日益不自由的政府，帮助以色列抵挡不利的欧盟政策。
　　显然，以色列面临着诸多新的外交政策机会，它们带来了巨大的潜在好处。但是，以色列的新朋友无法取代西方盟友。对于亚洲大国，目前并没有一个全球的前景，令它们有将以色列作为真正战略盟友的必要性。
　　至于巴勒斯坦问题，以色列的新盟友显然无助于推动解决方案。相反，它们反映了变化的全球政治议程。在这个议程中，巴勒斯坦问题的重要性已经退居次席，这可能削弱以色列反思其镇压巴勒斯坦的行为的动力。因此，当前两国方案实行的可能性处于和平进程开始2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以色列完全没有高兴的理由。毕竟，镇压巴勒斯坦已经给（并且还将继续给）以色列社会造成破坏。如今，以色列新的外交机会可能仅会使镇压继续下去，而这，绝不是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福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