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丽塔·乔治斯是这个故事的主人公——一位有着非凡经历的年轻女性。格丽塔从小就生活在中国和黎巴嫩的文化背景之下，并在新加坡这座多元文化的城市里长大。特殊的成长环境让她同时掌握了英语和汉语。她还学过了一些闽南语、马来语和法语。然而热衷于充实人生经历的她却始终不甘于生活在这个快节奏的国家和条条框框的束缚中。于是她在16岁时选择离开了新加坡，开始自己的人生旅程。
　　她的成长过程充满了多元文化的元素。她从小除了学习古筝，还学会了钢琴。格丽塔自儿时起就耳睹目染着各种文化背景下的道德和社会规范，参加不同民族的节日。最后，她发现，她不属于任何一种文化背景，不受任何一种血统的束缚。因为，每当她在填写个人资料的表格时，她总是习惯性地去寻找最后一个名为“其它”的选项。
　　作为半个中国人，格丽塔在童年对中国的印象，完全来自于她的祖母。格丽塔的祖母在9岁时，为了躲避战乱，跟随家人离开了中国大陆，几经周转，最后坐船来到马来半岛。因此，她从祖母那里听说的关于中国的全部，几乎都是战乱中的艰苦生活。而与其他移居海外的华人后裔一样，她在侨居地接受的中国文化，都是在当地经过了几代人的过滤的广东、福建等地的语言和文化传统。
　　在格丽塔早期的记忆中，对中国人的印象就是中国人都有着坚强的意志和高度严格的纪律。特别是那些在奥运会上表现出色的运动员。她曾亲眼目睹了一位高中篮球队的教练如何带领他的球队赢得比赛的胜利。随后，新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和经济发展开始成为了媒体的主要素材之一。她也希望能够再一次去亲眼目睹这些关于中国的传说。
　　终于，2009年在新加坡新闻网的工作造就了她与中国第一次的真正接触。她的任务是去昆明附近的一个麻风病隔离区采访一位在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奋斗了20年的医生。她后来将这段经历形容成是亲眼见证的圣经故事。因为她要去面对的，是一个与她自己的人生截然不同的，却又切切实实存在的现实。
　　理所当然地，2009年的中国令她的看法完全改观了。原本对这次中国之行的见闻，她所抱的期望值并不高。因为她知道，她的目的地只是一个深山里的小镇。不过当她到达昆明的时候，着实对现代化的整洁城市吃了一惊。虽然当地那个小镇里的农民的生活还是略显简陋，但这第一次的中国之行，对她而言，已不仅仅是“格丽塔到此一游”了，她有了中国的朋友，有了记忆中挥之不去的景象和声音。她说，将来有一天，她会回到这里。
　　她并不是一个容易留恋某一处的人。在第一次中国之行前的10年，她的足迹曾遍布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她曾经作为广播记者，前往越南采访半岛国际；她为了她自己的第一个短片，曾远赴巴塞罗那和华盛顿。她也曾定居伦敦，以自由撰稿人的身份为英国广播电台的世界频道工作。之后她又在普吉岛、伦敦和蒙古国担任志愿者。而游历四方后，惟有中国吸引了她。
　　她对中国的评价是，都市的炫丽和现代化，田园的粗狂原始的气息，友善的人们，以及生活中充斥着的惊喜与期待。她的视线由南而北，又由北而南。从在内蒙古鄂尔多斯结识的还不到30岁的年轻企业家，到云南山区千年古镇结识的哈尼村首领。她觉得，这个多姿多彩的国家就是她将来的家园。
　　大约一年半之前，在中央电视台的《旅游指南》节目担任主持人。这是一份她梦寐以求的工作，让她能够走遍中国的山山水水，看尽各地的风土人情。她也因此在北京定居。她在讲述与这份工作有关的经历时，曾提到一位朱先生。这位朱先生是一个野生动物保护项目的负责人。这个项目是1985年由野生动物保护部门推行的，目标是育种由俄罗斯探险家发现的普氏原羚马。如今有90头普氏原羚马在新疆北部4.2英亩的自然保护区里自由奔驰着。格丽塔对朱先生多年孜孜不倦的努力和奉献精神深感钦佩。她期望能够为《旅游指南》采访更多像朱先生那样的人。
　　格丽塔说这个旅游节目的意义，就是让观众得以领略神州大地上他们还不曾亲历过的地方，把自己的切身体会传递给那些荧屏前的人。与她一样对游走各地充满激情的，还有摄制组的每一位成员。她在队友们共同努力的激励下，走完了一程又一程。而工作的激情则是有增无减。
　　格丽塔在中国的经历几天几夜也讲不完。她采访过蒙古族和哈萨克族等少数民族、元阳的水稻梯田里的农民、鄂尔多斯的亿万富翁；她曾与内蒙古居民一同度过那达慕节，也曾横穿库布其沙漠：她曾在草原上与300头双峰骆驼一起漫步，也在淮安抓过螃蟹。她跳过云南少数民族的舞蹈，玩过她们的民族游戏；她见过4000岁的木乃伊，住过蒙古包，吃过蟋蟀和羊耳、羊球。
　　人们开始逐渐将中央电视台的《旅游指南》节目和美国的《人与自然》作比较。而格丽塔也自然而然成为了《人与自然》的主持人贝尔·格里尔斯的亚洲版。格丽塔否认了这种说法。她说《旅游指南》的镜头所指向的，是那些生活在城市格局之外的人，因为《旅游指南》向大家展示的，是中国各地的文化和风俗。格丽塔无疑比同龄人阅览了多得多的寻常生活之外的世界，她希望观众都能够与她一期分享她多姿多彩的阅历。
　　除了作为一名记者本身追求的事业之外，格丽塔也从未忘记过那些在她的采访生涯中给过她启发和动力的人。在她初次访问昆明那个麻风病隔离区后，她曾经打算为那个麻风病隔离区筹集资金购买交通设施。两年后，终于，在好友达芙妮·李的帮助下，新加坡心理学院为格丽塔举办了28岁生日募捐。经过两年的时间，很多事都发生了变化，麻风病隔离区已不再紧缺交通工具。此外，格丽塔为另一个紧缺摩托车的组织购买了三辆摩托车。她一直都是这样乐此不疲地投入时间和经历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专业组织和专业人才。
　　从她与中国的第一次接触到今天，她很肯定地说，中国不是一个能够轻易读懂的国家。她的“阅读”中，有炫目耀眼的大都市，如上海：也有古老神秘的宗教圣地，如武当山；有新疆一望无际的草原；也有云南苗族别有洞天的村落。她说，只去过北京根本不能了解中国。要真正看到这个国家的面目，就要横向地游历这里的大江南北，纵向地挖掘5000年历史。然后，你会发现，这片土地蕴藏的历史与文化，是令人敬畏的。
　　格丽塔最后说，在中国的阅历改变了她的世界观，也让她觉得学无止境。她引用亨利米勒的一句话“一个人的目的地不应该只是一个地方，而是在去那里的路上学会探路的方式。”她说，在中国，她永远会悟出新的人生观，因为这片土地会不断让她去思考什么是价值，什么是信仰。她还说：“我的计划就是不要有明确的计划。我就是为了路上的风景而去旅行，不为了任何结果，因为这个过程中的每一刻，都是人生的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