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断提高党的创新能力，在党内建立能够促进发展和创新的机制，使共产党总能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成为一个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政党，是党的建设要解决的首要的、根本性问题。”
　　
　　王长江，政党政治和中共党建研究的著名学者、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在中央党校长期从事世界各类政党运行机制的比较和中国共产党建设问题的研究，致力于把政党比较拓展到党的建设领域，并在该领域主持开创了世界政党比较学科。他不但较早提出了关于在党的建设方面进行政党间比较、借鉴的一系列重大课题，论证了开展世界政党比较研究对于加强和改进中国共产党建设的巨大潜在价值，并且从这一角度出发，初步系统地探讨了政党比较学科的基本内容和基本框架，对深化政党研究和中国共产党的建设研究，创立有中国特色的政党学，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从而，他也成为填补这一研究空白的著名学者。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要回答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党的问题，强调执政党一要代表先进生产力，二要代表先进文化，三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抓住了执政党的最重要的性质。可以说，这个思想的逻辑起点是党已经成为了一个执政党，而且是领导市场经济的执政党，这就是党的十六大提到的两个转变，结论是党要始终做到‘三个代表’。当然后来也提出‘三个代表’不只是解决党的问题。这说得通，因为你是执政党，不光要解决党的问题，还要解决执政的问题。一整条思路都是沿着这一主线展开的，后来的一系列思想包括科学发展观都是缘于这个前提。执政党是推动发展的党，发展不是为发展而发展，是以人为本的发展，必须是科学的发展。如果是以破坏人的生存条件为发展代价，那就不是科学的发展了。”王长江概括道：“‘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最大贡献是对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特性作出了科学回答。”
　　
　　率先探索非公企业
　　党建工作的新特征
　　
　　作为一名学者，王长江平时除了读书、写文章、授课以外，还要用大量时间到基层调研，与基层党建工作者交流体会，切磋理论问题。他很早就敏锐地发现了非公有制企业中党建工作面临的尴尬处境，并得出了自己的结论。“我在1998年去苏南调研时，那里的集体经营模式已经走到头了，导致的结果就是和所有国有企业相同的那种政体不分、以党代政、管理混乱、产权不清晰的状况，所以才要改革。朝什么方向改？最终要向民营这个方向改。但作为集体企业一向这个大方向上改，立刻涉及到产权问题，很多企业如果产权不明晰就无法维持下去，这样企业就开始转制。中小型企业转制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一些工人把企业包下来，实际上产权转到个人手里去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出现了一批企业主。”
　　“随之带来的一个问题是，按传统观念来解释，私营企业主属于剥削者，剥削者就不能入党。但他们之所以成为私营业主，又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人家按照中央精神去搞经营，反倒没资格入党了。另外，原来已经是党员的人，总不能因为成了私营企业主，就开除党籍吧？那又该怎么对待这批人呢？这就造成了很多矛盾。针对这些矛盾，我作了一次调研，提出了‘党对非公企业中的优秀分子的政策应该调整’的建议，当然我还不敢说‘允许入党’，因为1989年中央有一个‘九号文件’，其中明确提出不允许私营企业主入党。作为党员当然不能跟中央唱对台戏。”
　　“这个结论引起了轩然大波，党内有些同志反对得很厉害，中央也非常重视这个问题，后来派人下基层调研，结果和我的结论相同。这样逐渐开始转变，最终在江泽民同志‘七一’讲话中有了解答。这一问题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当中必然要产生的，执政党应当对各类社会成员一视同仁，不能把私营业主排除在党外，党要在所有阶层的优秀分子当中吸收党员。”
　　对于非公企业党建问题，王长江的认识远不止于此。“一开始人们想当然地认为，只要认可了这个吸收问题，私营业主就会积极加入党组织，在企业中建立党组织也不是什么问题。但事实不是如此。在私营企业中建立党组织在西方国家是没有先例的，现代企业制度中也没有界定政党的地位。很多地方围绕这两点进行了很多探索，比较成功的是温州企业。他们的探索，简单来讲是：现代企业制度中有代表所有者的董事会、代表社会所有者的股东会、代表经营者的经理层和代表劳动者的工会，好像并不需要代表党的党组织参与。但实际上，上述结构都健全的企业未必能持续发展，最重要的还在于能不能把这四方面力量凝聚在一起，形成推动企业持续发展的力量。温州党组织在探索过程中发现，企业党组织可以成为这样的力量。党中央提出创建和谐社会后，温州也提出了一个概念叫‘活力和谐企业’。企业有活力才有发展，活力来自于和谐，而为了达到企业和谐，党组织就不能只代表某一方利益说话，而要在所有者和工人间起一个协调的桥梁作用，这样党组织就在企业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才有了存在的意义。”
　　“实际上，国营企业当中的党组织也应该按照这个思路，去寻找党组织的位置，不然也会有被排除出企业或被边缘化的危险。”王长江强调，这不是危言耸听，相反这才是从执政党在社会发展中到底应该发挥什么作用的高度理解这一问题。
　　
　　积极呼吁推进党内民主建设
　　
　　党内民主问题历来是党的建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王长江对此也给予了深刻阐述。“我认为当前党的建设最需要抓的就是党内民主问题，因为整个中国社会的民主正在不断推进，比如说村委会的选举，农民的积极性相当高，老百姓已经吃到甜头了，不会因为存在一些问题就希望退回到以前。相比之下党内民主还是需要再快一些发展。”
　　王长江特别以反腐败问题说明党内民主建设的重要性：“过去一提到腐败就认为是剥削阶级思想影响的结果，跟共产党没有直接关系。可开始搞市场经济后发现，实际上我们说的党内腐败主要还是权力问题，因为公共权力大于个人权力，权力对个人能力、个人抱负、个人价值理念的实现都有放大作用，因此对人有强大的吸引力。所以有权就容易滋生腐败，制约权力才可以从根本上遏止腐败。制约分为两种，一是老百姓对公共权力的监督和约束，属于没权的对有权的进行监督；二是上级任命下级使用权力，相应地上级就要监督和约束下级。遏制权力腐败的办法，应当是两种监督并举。但我们往往觉得后一种监督用起来顺手，一想就想到这个办法。殊不知，这种形式最大的问题就是下级一旦出现腐败，就加强上级的权力，那么，越来越向上层集中的权力又由谁来监督？所以单靠这种上对下的监督是不完善的，还是要加强无权者对有权者的监督，就是要加强民主，要以发展民主的方式加强权力监督。”
　　
　　 王长江对“选举式民主”有着较为深入的研究。不久前，他在一家省级党报上撰文呼吁积极推进“选举式民主”。文章直言：“因为出现了一些问题就断言‘选举式民主’不适合中国国情，会导致中国在发展民主的问题上看不到大势，踌躇不前，落到群众的后面，令百姓失望，这才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可能遇到的最大危险。村委会直选中出现家族统治和贿选等弊端是再自然不过的，指望在改革中不出现矛盾和问题，显然是一种过于天真的想法。不能因为人民在学习当家作主的过程中出现了作主作得不太好的情况，就怀疑让他们作主有方向问题。从让他们学习作主，到他们学会作主，必然要经历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有痛苦，但又是必要的。毫无疑问，经历这个过程之后，中国的民主会出现一个大的发展和跨越。”
　　文章认为，应该弄清“选举式民主”和“西方式民主”的关系，否则，坚持“不照搬西方式民主”的原则“就成了一个空洞的口号，甚至可能成为用来抵制、阻碍政治体制改革的一种借口。选举不是西方的专利。过去我们把民主、自由、平等、人权这些东西都戴上‘资产阶级’的帽子，实践上导致了我们长期闭关锁国，丧失了不少发展机遇。今天若把选举归入西方民主，只能使我们自己在发展民主的问题上陷入被动，实不可取。”
　　关于如何推进党内民主建设问题，王长江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要鼓励基层党组织的大胆探索与创新。在基层党组织和上级党组织之间权力调整的过程中，出现了基层党组织的权力越来越小但责任越来越重的现象。基层党组织和地方政府要化解责任带来的风险，就会有冲动去探索、创新一些民主的新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讲，民主就要分散责任，责任分担开了，带来的风险也就小了。可以认为，地方和基层党组织是出于生存和发展的本能推动了民主的进程。”
　　要创新肯定就会有突破，如何掌握这个突破的界限？王长江建议“中央专设一个机构，划定区域进行试点，在这个试点区域内可以突破党章和党的文件中的某些具体规定，但大原则不可以变，在试点中进行民主探索，总结经验，实现有序发展。”
　　和很多学者一样，王长江业余时间以读书、写作为乐，已发表《世界政党比较研究》、《政党现代化论》等十余部专著、合著、主编或参与编写了有关政党比较和党的建设的著作50余部，有关论文几百篇，参加过党章和其他重要中央文件的起草和修改工作。在政党政治和中国共产党建设研究领域，王长江还在不断探索和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