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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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1979 年3 期封面

  这个故事的时间前后长达四十年之久,涉及的人物有两个将军,一个女同志和她的两个孩子,杨伪县长,土匪头子,日本鬼子的特务,美国教会医院的医生,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徒子灰孙,一位清清白白、有头有脸的人物,以及一个不干不净、好吹好炫的商人,等等。如何尽量节约刊物的宝贵篇幅,把这个复杂的故事说清,我这支笨笔实在感到有点为难,请严明的批评家和纯正的编辑高抬贵手,就让我从那个不干不净的商人田玉堂谈起吧……
  田玉堂家住唐河南岸紫墟镇附近的田庄,是个榆面商人。榆面,就是榆树皮磨成的粉,是敬神供佛的香火原料。他田地不多,自种二十亩,出租三十亩。生意上面却不小,每年要收几百石榆面,贩到扬州、镇江、南京、上海等地,卖给做香的厂店。这个三十五岁的榆面商人,眼睛很神气,舌头也不短,交游广阔,手脚大方,在唐河一带颇有点儿名气。日本兵打进来后,田玉堂想洗手不干:一来,兵荒马乱,路上不太平。虽说菩萨欢喜香火、保佑榆面商人,还是以小心为妙;二来,咳!唐河一带闹起了共产党。
  说起来也怪,带头闹共产党的竟是唐河北一个赫赫有名的财主家大少爷。他本名严家驹,在法政大学念书。那时的大学生,方圆数百里出不了一两个,何况是学政法的?地方上的人氏都说严家大少鹏程万里,要是在前清,四人大轿乃至八人大轿是坐稳了的。国民党中央政府西迁后,他不去“大后方”,却和几个穷教员在家乡拉起了队伍,十几条枪就自称为“唐河三县人民抗日自卫总司令部”。司令部刚成立没几天,一小队鬼子到了南官镇。严家驹翻身跨上大白马,又派了三个人分路通知:“司令部有命令:各村自带武器,到南官镇集合打鬼子!不去的是亡国奴,破坏的是汉奸!”四匹马腾起四路烟尘,穿过了几十个乡村集镇。就这么登高一呼,各地涌去了万把人。钢枪土炮、叉棒大刀,什么都有。只有目标,也没个指挥,呐喊的呐喊,敲锣的敲锣,钢枪土炮,噼啪一阵乱放。那一小队鬼子没见过这个阵势,慌忙撤了。这一仗,一个鬼子没打着,却打出了威风。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韩德勤亲自出马找到严家驹,说了两篓子恭维话,要委他当个团长。他笑笑,说是已与第七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挂了钩。韩德勤碰了个软钉子。谁知,这个财主大少爷暗地里却派人到山东,带回了两皮箱的“八路”袖章,呼啦啦,亮出了共产党的旗号。
  不久,这支队伍改编为新四军的唐河支队。上级派来了一批骨干,一个人称“黄老虎”的老红军任司令员兼政委,严家驹担任副职。严家驹家有五六十顷良田,还开着油坊糟坊。他首先把自家的产“共”了,买枪买马买子弹,自己却跟当兵的泡在一起,赤脚草鞋,捧着粗瓷大碗喝稖头粥。他的亲伯父气得两眼朝了天,他的堂兄弟严家忠恨得打他的黑枪。他似乎故意呕呕他们,索性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一个可怕的“赤”字。
  田老板自吹是个见过世面的人,然而,象严赤这样的人物,他做梦也没梦见过。共产党究竟有股什么魔力,怎么会把一个财主大少爷吸过去了呢?真是不简单,了不起!不过……生意还是以不做为宜。他把礼帽收了起来,换了顶旧毡帽。两只黑而亮的水貂似的小眼睛,在旧毡帽下滴溜溜转动,打量着这支新奇的队伍。
  这一天,支队司令部派通讯员把他请了去。
  “田老板!”黄司令操着四川口音随便问道,“你啷个不戴礼帽咯?当真生意不做啦?哦——哈哈!”——这位司令员浓眉,豹眼,方方的下颌骨,从左眉骨到右边嘴角还有一道半指宽的斜斜刀疤。那长相,连鬼子也害怕,何况榆面商人。亏得他爽气地一笑,才使田老板心情放松不少。
  “恐怕是害怕共产吧?”严赤很潇洒,微微含笑瞄了他一眼。
  “哎,严司令员取笑了!哪里,哪里……”
  “要说共产嘛,”黄司令员说,“那还远得很!我们要叫全中国的劳苦大众,全中国四万万五千万同胞,都过人类最幸福的生活,你这点产够哪个共的呀?当前,打鬼子要紧,我们要联合一切民主力量共同抗日。生意嘛,你只管做,顺便请你帮我们到江南办点西药就行了。不要抗币①的话,我们把小麦。”
  “司令员,我抗币小麦都不要!我也识几个字: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要买什么,两位司令员只管吩咐就是。钱财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就是皇帝老子也只有一个肚子,我要那么多小麦做什么呀……”
  田老板正想尽情发挥下去,严赤莞尔一笑:
  “田老板,现在只共我的产,不共你的产!抗币小麦,我们还是该给,你也该拿。只要你能为我们部队买些物资,就是为抗战出了力。希望你学习弦高②的榜样,做一个爱国商人。”
  谈谈笑笑,到了吃中饭时刻。两位司令员留他吃了饭,还特地加了两个菜。虽不外鱼肉,但是,国民党县太爷摆的鱼翅席也没这个有滋味。回去以后,榆面商逢人就讲,连吹带炫,支队两个司令员如何英雄了得,如何摆了八个菜,轮流把盏劝他的酒。还有,共产党的抗日政策确实好,商人都该学习弦高,不然就对不起祖宗八代,如此云云。
  就这样,田老板又戴上礼帽跑起生意来了。他果然从上海买来了不少西药,支队也果然一粒不少地付给了小麦——其中有不少便是从严赤家里“共”出来的。田老板那套“钱财是身外之物”的高调也不唱了,心里不得不由衷叹服:
  “唉,共产党真正了不得,不得了!……”
  田老板一次又一次为支队办了不少紧张物资,西药呀、干电池呀,还有被服厂要的缝纫机。他每办一次货,都有段颇为惊险的故事。明眼的读者不看也明白,这个走江湖的买卖人讲话得七折八扣。在这里,只谈他一段得到多方证实的经历。
  那是四二年。“三月三”一过,田老板便盘算出门。本庄一个叫田有信的青年人,在帮他收拾东西。这个青年人前程远大,少不得在此啰哧几句。他虽喊田老板“大爷”,其实早出了五服。田有信原在县城里裕丰粮行做伙计,人长得白白净净,手脚又勤快。话虽不多,肚里有货,什么掺水掺假、抬价杀价的把戏,都瞒不过他的眼。至于脾气之好,那更是百里挑一的。田有信很讨老板和他独养女的欢喜,要不是那没见识的老板娘嫌他家门户低,早就成了粮行的小开。去年這家粮行关了门,他回到了田庄。种地吧,实在有点屈才;参军吧,他又太斯文。田玉堂三番五次拉他入伙跑生意,他只含笑摇摇头。青年人比老榆面商目光远大。可是,说他不愿吧,他又常往田老板家跑,打杂跑腿,来得个勤,而且连饭也很少吃一口。田老板很过意不去,盘问了几次,田有信才露了点口风:说是青年人谁不想进步,想找个合适的抗日工作做做,枪虽扛不动,写写算算总是可以的……下文呢,他就闭口不说了。田老板心中有了数,只等合适机会。   且说三月初七这天拂晓,刘圩子那个方向忽然几面响起了枪声。田老板一驚:有情况!一颗流弹把他家院里的柳树劈掉了一杈,哗啦倒挂下来!枪炮声紧一阵,慢一阵,渐渐地,转到了唐河以北——看来我们的部队已突围了。暮色来临时,一切复归于平静。
  灯下,他和田有信正在猜测议论着,忽然,传来了一阵清脆的马蹄声,门环震耳地响了起来。田老板连忙把门一开:
  “哎呀黄司令员!你们怎样又回来啦?”
  “跳圈子嘛,跟鬼子捉个迷藏玩玩!”
  黄司令员带着几个通讯员进了屋。接着,他收敛了笑容,告诉田玉堂:敌人三路分进合击,想围歼我军。支队要跳到外线去,把敌人引走,保护根据地的人民。严赤副司令员已带着部队插到前面去了。他的爱人——搞政工工作的杨曙有个四岁的孩子,肚里又怀了一个,天黑过封锁沟时,摔了一跤,疼得打滚。她无法跟部队运动了,想到他家隐蔽起来,找个医生瞧瞧。人在后面担架上,就到。
  “哎哟黄司令员!”田老板不禁又喊了一声,“你放心叫杨同志住到我家,这是看得起我!无上的光荣!平日,我想请也请不到哩!只是,唉——”他急得不知该怎么表白方好,“我、我现在也有点‘红’了!外面风言风语,都说我通‘八路’……这个,也怪我这把嘴不好!严司令家的同志不是一般人哟,树大招风,万一有个闪失,那我……”
  这时,田有信轻轻点了一句:
  “大爷,你不要贩一船榆面到江南么,江南难道连个医院也没有吗?”
  “对啰!”一句话把田老板说跳了,“镇江美国教会办的仁慈医院,有个曹大夫,和我亲如兄弟,找他去,万无一失!……”
  黄司令员沉吟了有两三分钟之久。他像在决定一个重要战斗;这一仗关系到他战友的命运,生死存亡是很难预料的。他脸上那道斜斜的刀疤,扭曲得更瘆人了……猛然,他把拧成疙瘩的眉头一放,说声:
  “好吧——!”站起身来,“田老板,我就把人交给你啦!”
  月色偏西时,他们出发了。田有信从镇上雇来了一部黄包车,自告奋勇伴随护送。化了装的杨曙,带着四岁的小戈坐在车上。田老板和她约定以表兄妹相称。临走前,他叮嘱道:
  “杨、杨表妹!路上有什么动静的话,你千万不能慌哟,一切有我!”
  夜色里,杨曙的眼睛闪了一闪。恐怕是肚子疼吧,她微微蹙起眉毛,轻轻说了句:
  “走吧——”
  从田庄要走三十里旱路,穿过顽军③的黄营炮楼,再拐一个弯,方能到达运河码头——这里已是伪军的地盘了。上船后,从运河,过高邮湖,到长江,这一路有二黄,有号称“十一路军”的土匪,还有杂七杂八打着“抗日”旗号勒索钱财的地头蛇。据田老板说,有八十二道关卡,比唐僧取经还要多一道。
  田有信不由得张嘴“噢”了一声。
  “不要紧!”田老板又一笑,“我路路通!如今出门,心眼要活,手要松,见个菩萨烧炷香,一个不能卯。我手边还有几样硬邦邦的东西,你们只管放心!”
  他所说的硬邦邦的东西之一,是伪县长杨石斋的亲笔信。杨石斋搜刮了不少民脂民膏。有次,他们内部狗咬狗,告他贪污。杨石斋想把两万元赃款转移到他老家徐州去。当地人多眼杂,易露风声,他便托了田玉堂。田老板本着他那套烧香哲学,帮他从南京汇了款。因此,伪县长便给他写了一路保平安的亲笔信。那硬邦邦的第二样,是高邮湖大土匪头子高八鲶的名片。这张名片正面印着:“水上抗日义勇军总司令高伯彦”。背面则是两行狗屁不通的文字:“兹有田客人贩香积德,水上各路一律优待。仰此。”田老板托人绕了几个弯子,足足花了一百五十块吹得响的袁大头,方把这宝贝弄到手。
  田玉堂这次没有瞎炫,这几样东西果然有用,一路上都没有什么留难。到了第四天上午,他们从舱口就望见长江对岸的金、焦二山了。
  船到镇江码头,却遇到了一个非常情况。
  田老板本和码头上一个伪警官有交情,嘴一歪便能上岸。不知怎的,那个伪警官调走了,换上了几个凶神恶煞般的日本鬼子。昨天,有两个年轻旅客上岸,带了两把火叉。日本鬼子把火叉左瞧右瞧,怀疑是撬铁路的家伙。他们龇牙咧嘴叽里咕噜了一阵,两个青年答不上来,被当场枪杀了。现在,码头石级上还留着一摊紫黑的血迹!
  鬼子在挨个儿检查上岸旅客的证件。事起仓促,杨曙哪来得及办良民证呢!鬼子不比伪军,认不得袁大头。时间也不能再拖,杨曙一直在淌血,脸色更苍白了。
  “表妹!”田老板眼珠子一转,“你宽心,我上岸另去找个朋友。”
  他掏出良民证,上了岸。他的这个朋友是日本人的一个翻译,叫郭德富。田老板是在牌桌上认识的,又请他到“玉壶春”醉过两次,便拉上了关系。他还邀郭翻译入了一份“干股”,无本生利,坐家拿钱。
  郭翻译见田玉堂来了,当然笑脸相迎:
  “啊,田老板,一路顺风吧!”
  “唉,别提这个顺风了!郭翻译官,真气死人!叫她不要给小伢子玩,不听!这下好,真活活把我呕死了!……”田老板天上一句,地下一句,气得噗噗的,抓着新礼帽直扇风。
  “别急,别急,出了什么事?”
  “什么事呀,就是我那表妹呗!她伤了胎气,跟我来找医生,身旁还拖了个四岁的宝贝儿子。下船了,小伢子见大人手里有良民证,他也要,不给就哭。这东西是好玩的吗?我叫她别睬,不听,把给了宝贝儿子。无巧不成书,一阵风来,呼——,这么一旋,把张良民证旋到江里去了,嗨嗬了!现在淌眼泪,迟喽!我早关照你,不听,把个宝贝儿子惯得像龙蛋似的!……”
  “哎,现在人在哪里?”
  “在哪里?上不了岸,还在船头上抹眼泪哩!”
  郭翻译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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