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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济动物”到收藏家，华人企业家余德耀主要做的三件事情是：收藏当代艺术，推动美术馆运动，参与慈善
撰文_毕维尹 摄影_张旭
来源：慈传媒《中国慈善家》8月刊
5月18日，一场名为“天人之际”的展览在余德耀美术馆开幕，集中展示了余德耀近十年来的当代艺术藏品，这也是这所美术馆的首场展览。
余德耀是出生于印度尼西亚的华人，在人生近30年的时间里，他经营着一家生产畜牧业产品的农业公司，他已将该公司打造为印尼第三大农业公司。2004年，他年近50岁，开始接触当代艺术。2011年，在国际艺术杂志《艺术+拍卖》评选的“当今艺术界最具影响力十大人物”中，名列第八位。在中国艺术圈，余德耀引人关注有三大原因：收藏当代艺术，推动美术馆运动，参与慈善。从“经济动物”到收藏家走进上海黄浦江西岸的余德耀美术馆，迎面就是一颗高达8米的橄榄树，这是意大利艺术家莫瑞吉奥·卡特兰（Maurizio Cattelan）于1998年创作的大型装置艺术《生命之树》，在纽约一个画廊摆放 10 年，一直没人买，直到余德耀的到来。业内有人开玩笑说，这么大一个活的东西，重口味，是余德耀的菜。进入主展厅，分别是张洹创作的巨型《佛手》（6米长、4米宽）、徐冰创作的虎皮形状的《烟草计划》（用66万根香烟堆叠成）、黄永创作的《蛇塔》（占地百余平方米）等装置艺术作品分割着巨大的空间。孙原和彭禹创作的装置艺术作品《自由》，则是高压水泵在10米高、200平方米的密闭空间里扭曲喷射，巨大的响声为观众带来震撼。
这座由原来的龙华机场大机库改建而成的美术馆，总面积达9000多平方米，为余德耀收藏的大型装置艺术提供了很好的展览场地。余德耀迷恋装置艺术，他觉得这种强烈直观的艺术，融入了社会学、艺术学、人类学和心理学等各种理论，所涉及的问题已经超出了艺术形式和美学的讨论范畴。然而，这些装置的运输和维护成本很高，流通程度不高，一旦入手，考验的是收藏家的兴趣和魄力。
除了装置艺术，余德耀另一个收藏重点是上世纪80～90年代的当代艺术作品。在他看来，这段时间的作品是中国第一代当代艺术最宝贵的创作。他的藏品中不乏曾梵志、王广义、刘炜、丁乙、张恩利等知名艺术家的作品，其中一幅张晓刚1992年创作的《创世篇：一个共和国的诞生二号》，成为余德耀在当代艺术收藏界异军突起的标志。2010年，他以669万美元竞得此画；此前，他于2007年以200万美元购入岳敏君创作于1997年的《公主》。
余德耀关注作品的历史性和文化性，这在很大程度上与他的成长经历有关。现年57岁的余德耀出生于印度尼西亚雅加达，祖籍广东梅州。父母做畜牧和食品小生意。1965年，印尼爆发了激烈的排华运动，华人惨遭清洗。不到9岁的余德耀开始了自己的“逃亡之路”，父亲希望他能接受中文教育，不忘华人之本，于是，他先后辗转香港和新加坡追求学业。余德耀真正开始学中文时已经13岁，很多时候，他学习中文的方式是通过阅读武侠小说，他对中国文学的诗词歌赋、佛学、道教都有接触，同时也爱好哲学。
大学时，他在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攻读农业经济学。毕业后，他回到印尼，在母亲担任股东的一间小公司工作3年，后来贷款买下了这间公司，经过将近30年的努力，将其打造成印尼第三大农业公司。20多年中，印尼的社会动荡让余德耀经历了很多磨难，当时华人的地位低下，被称为“经济动物”。文学家、艺术家中很少有华人的身影，但银行家、商人中却以华人居多。余德耀告诉慈传媒《中国慈善家》：“他们认为我们只有‘钱的文化’，没有真正的文化。当权者就要我们变成经济动物，就是奶牛，能够生产奶给这些官员、腐败分子喝。不要我们参政，就给我们机会做生意、发大财。所以我们没有其他选择，只有做生意，也不能从军，什么都不行。”
在余德耀看来，当时的华人面对的最大苦难就是被歧视、不被社会所包容。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他们始终是外国人的身份。“没有根的时候，是很痛苦的。”他不想回忆具体细节，但更愿意谈起他们这代华人对争取平等所做的努力。2000年初苏哈托下台，余德耀和多位印尼华人企业家成立的反歧视组织基金会成为当时争取平等的主力军。在他们的推动下，学校开始教授华文，春节和孔子的生辰被定为国定假日，孔教与佛教、回教、基督教成为四大被认可的宗教。
“为什么我在印尼一直展览中国当代艺术？我要告诉他们，华族是有文化的一群人。现在他们不但包容我，接受我，而且很欢迎我，就像我在上海一样，这感觉就很好了。” 余德耀说。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和太太结识之后，余德耀定居上海。现在，收藏已经成为余德耀的生活方式。“如果叫我离开艺术品的话，对我的精神打击是很大的。”在艺术的影响下，余德耀的生活发生了彻底的变化，现在的他深受极简主义影响，对人生的看法、做人处事、审美的眼光无不发生深刻的改变。“我感觉我的人生终于要走向简单化，就是不要太复杂。做一点慈善，做一点心里有感觉的事情。生活就趋于简单、趋于平和，趋于无为而活。”
余德耀做慈善，起初是为了支持太太。他们多次捐出自己的藏品，为邓飞发起的“大病医保”和“免费午餐”公益基金筹集善款。余德耀相信一句古话“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只要能够回报的是平安、喜乐，能够心安理得，觉得自己做了一些帮助人家的好事，这个已经够了。”
在他看来，相比于捐款，推动美术馆的发展是更大的慈善。
“藝术本身是有教育作用的，能够改变很多人的人生，所以我说这个是我最大的慈善。推动美术馆运动、捐赠藏品、收藏都是慈善行为，三位一体。”这三者也是余德耀基金会关注的三大方向。余德耀美术馆并非独立运作，余德耀基金会对美术馆的收藏、运行起到决策作用。基金会的国际学术委员会对收藏进行审核。每年，委员会都会举行“巴厘岛会谈”，对中国当代艺术进行研究，包括对收藏、美术馆的营运、美术馆人员的培养进行讨论交流。现在，历届“巴厘岛会谈”的内容已经集结成册，摆放在余德耀美术馆内。
“我喜欢一句话，就是‘牺牲小我，完成大我’，有时候，牺牲自己的利益没有关系，因为到最后，大众的利益肯定也是你利益的一部分，所以我觉得做美术馆本身就是‘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很长一段时间，余德耀的收藏并不被人看好，被认为收藏了很多废铜烂铁，都是看不懂的东西。很多朋友提醒他，那些东西很难卖掉，费用又高。“但是你要执着，这是我的收藏里程，是我收藏的一种经历，这是艺术人生。所以我不怕人家说什么，我就走自己的路。现在走出来了，呈现在一个很好的展览，大家才觉得原来如此。”对他来说，不需要人家当时当刻的谅解，只要能够将其当作一种很好的体验，让时间证明一切。
7月，德国艺术家塞尔姆·基弗来到余德耀美术馆。余德耀为他们一行人做导览，但他发现，基弗对他的展馆非常熟悉。原来基弗在前一天提前来看过一遍。“他讲了一句话，‘就算在欧洲也很少能看到这么好的美术馆’。他是全球声望最高的艺术家之一，能够讲这个话，那你会不会高兴得上天，三天三夜睡觉都要偷笑？因为你被认可，很简单的事情。”
一次巴厘岛会谈，与会者开始争论，认为收藏家这个头衔不适合余德耀，因为他所做的事情已经超越收藏家的行为，既做慈善又做美术馆。
在余德耀美术馆的展厅里，有一幅画家刘野为余德耀女儿所做的画像。余德耀曾希望自己的家庭能成为类似欧洲的文化贵族家庭，女儿能够继承他的收藏事业。余德耀对慈传媒《中国慈善家》说，“这是我们的愿望。以前我讲这个话，对自己寄予很大的期望，但是现在我是无所谓的，反正我做我这一辈子的事情，下一辈子的事情谁来做，对我已经不太重要了，也许是我们的小孩在做，也许是大众在做。但是这个美术馆要一直做下去，这也是我的演变。”
撰文_毕维尹 摄影_张旭
来源：慈传媒《中国慈善家》8月刊
5月18日，一场名为“天人之际”的展览在余德耀美术馆开幕，集中展示了余德耀近十年来的当代艺术藏品，这也是这所美术馆的首场展览。
余德耀是出生于印度尼西亚的华人，在人生近30年的时间里，他经营着一家生产畜牧业产品的农业公司，他已将该公司打造为印尼第三大农业公司。2004年，他年近50岁，开始接触当代艺术。2011年，在国际艺术杂志《艺术+拍卖》评选的“当今艺术界最具影响力十大人物”中，名列第八位。在中国艺术圈，余德耀引人关注有三大原因：收藏当代艺术，推动美术馆运动，参与慈善。从“经济动物”到收藏家走进上海黄浦江西岸的余德耀美术馆，迎面就是一颗高达8米的橄榄树，这是意大利艺术家莫瑞吉奥·卡特兰（Maurizio Cattelan）于1998年创作的大型装置艺术《生命之树》，在纽约一个画廊摆放 10 年，一直没人买，直到余德耀的到来。业内有人开玩笑说，这么大一个活的东西，重口味，是余德耀的菜。进入主展厅，分别是张洹创作的巨型《佛手》（6米长、4米宽）、徐冰创作的虎皮形状的《烟草计划》（用66万根香烟堆叠成）、黄永创作的《蛇塔》（占地百余平方米）等装置艺术作品分割着巨大的空间。孙原和彭禹创作的装置艺术作品《自由》，则是高压水泵在10米高、200平方米的密闭空间里扭曲喷射，巨大的响声为观众带来震撼。
这座由原来的龙华机场大机库改建而成的美术馆，总面积达9000多平方米，为余德耀收藏的大型装置艺术提供了很好的展览场地。余德耀迷恋装置艺术，他觉得这种强烈直观的艺术，融入了社会学、艺术学、人类学和心理学等各种理论，所涉及的问题已经超出了艺术形式和美学的讨论范畴。然而，这些装置的运输和维护成本很高，流通程度不高，一旦入手，考验的是收藏家的兴趣和魄力。
除了装置艺术，余德耀另一个收藏重点是上世纪80～90年代的当代艺术作品。在他看来，这段时间的作品是中国第一代当代艺术最宝贵的创作。他的藏品中不乏曾梵志、王广义、刘炜、丁乙、张恩利等知名艺术家的作品，其中一幅张晓刚1992年创作的《创世篇：一个共和国的诞生二号》，成为余德耀在当代艺术收藏界异军突起的标志。2010年，他以669万美元竞得此画；此前，他于2007年以200万美元购入岳敏君创作于1997年的《公主》。
余德耀关注作品的历史性和文化性，这在很大程度上与他的成长经历有关。现年57岁的余德耀出生于印度尼西亚雅加达，祖籍广东梅州。父母做畜牧和食品小生意。1965年，印尼爆发了激烈的排华运动，华人惨遭清洗。不到9岁的余德耀开始了自己的“逃亡之路”，父亲希望他能接受中文教育，不忘华人之本，于是，他先后辗转香港和新加坡追求学业。余德耀真正开始学中文时已经13岁，很多时候，他学习中文的方式是通过阅读武侠小说，他对中国文学的诗词歌赋、佛学、道教都有接触，同时也爱好哲学。
大学时，他在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攻读农业经济学。毕业后，他回到印尼，在母亲担任股东的一间小公司工作3年，后来贷款买下了这间公司，经过将近30年的努力，将其打造成印尼第三大农业公司。20多年中，印尼的社会动荡让余德耀经历了很多磨难，当时华人的地位低下，被称为“经济动物”。文学家、艺术家中很少有华人的身影，但银行家、商人中却以华人居多。余德耀告诉慈传媒《中国慈善家》：“他们认为我们只有‘钱的文化’，没有真正的文化。当权者就要我们变成经济动物，就是奶牛，能够生产奶给这些官员、腐败分子喝。不要我们参政，就给我们机会做生意、发大财。所以我们没有其他选择，只有做生意，也不能从军，什么都不行。”
在余德耀看来，当时的华人面对的最大苦难就是被歧视、不被社会所包容。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他们始终是外国人的身份。“没有根的时候，是很痛苦的。”他不想回忆具体细节，但更愿意谈起他们这代华人对争取平等所做的努力。2000年初苏哈托下台，余德耀和多位印尼华人企业家成立的反歧视组织基金会成为当时争取平等的主力军。在他们的推动下，学校开始教授华文，春节和孔子的生辰被定为国定假日，孔教与佛教、回教、基督教成为四大被认可的宗教。
“为什么我在印尼一直展览中国当代艺术？我要告诉他们，华族是有文化的一群人。现在他们不但包容我，接受我，而且很欢迎我，就像我在上海一样，这感觉就很好了。” 余德耀说。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和太太结识之后，余德耀定居上海。现在，收藏已经成为余德耀的生活方式。“如果叫我离开艺术品的话，对我的精神打击是很大的。”在艺术的影响下，余德耀的生活发生了彻底的变化，现在的他深受极简主义影响，对人生的看法、做人处事、审美的眼光无不发生深刻的改变。“我感觉我的人生终于要走向简单化，就是不要太复杂。做一点慈善，做一点心里有感觉的事情。生活就趋于简单、趋于平和，趋于无为而活。”
余德耀做慈善，起初是为了支持太太。他们多次捐出自己的藏品，为邓飞发起的“大病医保”和“免费午餐”公益基金筹集善款。余德耀相信一句古话“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只要能够回报的是平安、喜乐，能够心安理得，觉得自己做了一些帮助人家的好事，这个已经够了。”
在他看来，相比于捐款，推动美术馆的发展是更大的慈善。
“藝术本身是有教育作用的，能够改变很多人的人生，所以我说这个是我最大的慈善。推动美术馆运动、捐赠藏品、收藏都是慈善行为，三位一体。”这三者也是余德耀基金会关注的三大方向。余德耀美术馆并非独立运作，余德耀基金会对美术馆的收藏、运行起到决策作用。基金会的国际学术委员会对收藏进行审核。每年，委员会都会举行“巴厘岛会谈”，对中国当代艺术进行研究，包括对收藏、美术馆的营运、美术馆人员的培养进行讨论交流。现在，历届“巴厘岛会谈”的内容已经集结成册，摆放在余德耀美术馆内。
“我喜欢一句话，就是‘牺牲小我，完成大我’，有时候，牺牲自己的利益没有关系，因为到最后，大众的利益肯定也是你利益的一部分，所以我觉得做美术馆本身就是‘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很长一段时间，余德耀的收藏并不被人看好，被认为收藏了很多废铜烂铁，都是看不懂的东西。很多朋友提醒他，那些东西很难卖掉，费用又高。“但是你要执着，这是我的收藏里程，是我收藏的一种经历，这是艺术人生。所以我不怕人家说什么，我就走自己的路。现在走出来了，呈现在一个很好的展览，大家才觉得原来如此。”对他来说，不需要人家当时当刻的谅解，只要能够将其当作一种很好的体验，让时间证明一切。
7月，德国艺术家塞尔姆·基弗来到余德耀美术馆。余德耀为他们一行人做导览，但他发现，基弗对他的展馆非常熟悉。原来基弗在前一天提前来看过一遍。“他讲了一句话，‘就算在欧洲也很少能看到这么好的美术馆’。他是全球声望最高的艺术家之一，能够讲这个话，那你会不会高兴得上天，三天三夜睡觉都要偷笑？因为你被认可，很简单的事情。”
一次巴厘岛会谈，与会者开始争论，认为收藏家这个头衔不适合余德耀，因为他所做的事情已经超越收藏家的行为，既做慈善又做美术馆。
在余德耀美术馆的展厅里，有一幅画家刘野为余德耀女儿所做的画像。余德耀曾希望自己的家庭能成为类似欧洲的文化贵族家庭，女儿能够继承他的收藏事业。余德耀对慈传媒《中国慈善家》说，“这是我们的愿望。以前我讲这个话，对自己寄予很大的期望，但是现在我是无所谓的，反正我做我这一辈子的事情，下一辈子的事情谁来做，对我已经不太重要了，也许是我们的小孩在做，也许是大众在做。但是这个美术馆要一直做下去，这也是我的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