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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9月，从酷热夏季脱身而出的上海有了凉意。而关于上海自贸区的议论却“高温”不减，各种消息见诸报端，不绝于耳。二十多年后，上海再次成为“改革”、“开放”等词语的主角。生活在这个城市的人，已经开始从自身的角度揣测和描绘自贸区，想象着新开放带来的变化。
一些“变化”开始浮现。据《南华早报》报道，上海自由贸易区虽然尚未挂牌，但包括汇丰、渣打在内的一批外资银行早已瞄准商机，计划第一时间进驻自贸区。《解放日报》9月5日的报道说，上海自贸区周边房价一夜涨了近10%。
一位熟悉上海历史的学者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自打破闭关锁国政策以来，从五口通商的开埠到殖民地时代的三权分制，上海就是个不断开放的城市。改革开放后浦东再次走到全国开放的前沿。其中虽有曲折反复，但海纳百川始终是上海无法放弃的命脉。
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的专家看来：自贸区的成立将成就一个主权完整、有序管理下最开放的上海。
上海文化的核心是商业化
按照相对严格的分类，自贸区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广义的自贸区，指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或地区通过签署自贸协定（FT- Agreement），在WTO 最惠国待遇基础上，相互进一步开放市场，分阶段取消绝大部分货物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改善服务业市场准入条件，实现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从而形成促进商品、服务和资本、技术、人员等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大区” （FT- Area）。
如中日韩自贸区，就属于广义自贸区。
另一种是狭义的自贸区，1973年国际海关理事会签订的《京都公约》定义如下：指一国的部分领土，在这部分领土内运入的任何货物就进口关税及其他各税而言，被认为在关境以外，并免于实施惯常的海关监管制度。
上海自贸区，即为狭义的自由贸易园区。
上海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巫景飞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乐观估计，自贸区的相关细则将于10月1日出台，不过因为各方面准备还未完善，细则可能将拖至今年年底出台。”
9月7日，上海前滩新兴产业研究中心的内部政经交流会上，关于自贸区的发展和未来成为焦点。会上有人表示，“关于自贸区，政府只想明白了40%，市场只理解了20%，而这正是投资的好机会”。据悉，上海市政府参事室主任、参与了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设计的王新奎教授此前提出，开放促上海转型思路。李克强总理来沪后对整体方案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地方政府还未完全做好准备。“这可能是此观点的来源。”巫景飞解释。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接近自贸区成立的相关人员向《瞭望东方周刊》提供了自贸区方案全文，其中明确指出：扩大服务业开放。选择金融服务、航运服务、商贸服务、专业服务、文化服务以及社会服务领域扩大开放，暂停或取消投资者资质要求、股比限制、经营范围限制等准入限制措施（银行业机构、信息通信服务除外，营造有利于各类投资者平等准入的市场环境。）
这位人士告诉《瞭望东方周刊》：“金融、贸易开放肯定是关注之重，已然成为焦点。但在我看来，对未来造成更深远影响的应该是教育开放、娱乐开放等。这些原来相对监管更严格的行业开放，将给上海和上海文化带来深远的改变。”
“1843年开埠以前，上海这个城市没有政治地位，只是普通的海边城市。”上海市历史学会会长、上海社科院研究员熊月之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那个时候，上海最有地位的人是南来北往的商人，能赚钱就得到社会认可。开埠后上海人开始与外国人做生意。对于上海人而言，与外国人做生意和与外地人做生意无甚区别，因此洋人进入上海也比进入其他城市要更顺畅。
“上海这个城市的人群特征，用李泽厚的话讲是‘实用理性’，这跟移民城市有关。移民城市的人靠自己的努力出人头地。”熊月之认为，海派文化本身是很世俗很开放的，其本质是商业化。
当经济驱动力加速运转，文化、贸易、教育等各方面同时被激化，本地人的生活方式显然就产生了新冲击和变动。
被迫开放的租界时代：“华洋混处”
城市的每一次开放都将迎来新兴事物，对原本自有文化和生活方式产生冲击，最后融合成这个城市的新文化和新秩序。
在新中国建立前，上海经历的每一次开放都属于被动开放或被迫开放，那时的中国没有一个国际的概念，也是在完全没准备的情况下开放。“我有一个总结，这是在极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由多种错综复杂因素造成的一种开放格局。”熊月之说。
中国的开放从五口通商开始。起初境况是“华洋分处”：租界租给洋人，每年需收取相当费用。划定地区内只允许外国人在此居住和经商，中国人不可居住，这在实际上形成一个有限的贸易区。熊月之说，“这个地区处于现在外滩附近，靠近河南路，地方不大，只有800多亩地。”
1853年小刀会起义改变了当时的状况。小刀会起义打了18个月后，占领上海县城。期间难民不断涌入租界，使原本只有2000多人的租界迅速膨胀。十几万人进入租界，造成其形成一个非常大的市区，“华洋混处”就此出现。
租界随之设立警察局等等一系列的管理机构，形成了“国中之国”。“华洋混处”造成西方文化毫无遮挡地在中国人面前展示。熊月之认为，如果上海租界一直为“分处”，其对整个城市的影响不会如此重大，但“华洋混处”造成租界膨胀，影响深远，使上海成为独具一格的近代城市。
上世纪30年代，租界已完全成为上海城市重心，从城市面积而言，至少占有十分之九。由于“华洋混处”，租界呈现出四大效应：
首先是示范效应。在上海租界的洋人，并不仅仅把它作为临时的居住地，而是作为家园经营。包括哈同、沙勋等近代有名的资本家，均把上海当作自己长久的家。他们把一切认为好的东西都带来上海，使得上海物质文明发展与西方大城市同步，如电灯、电话、自来水、汽车等被同步引进。熊月之说，“一切其认为改善自身生活的物质条件和精神生活，都被最快地引入上海。” 与传教士居高临下的推广不同，“洋人们”自用的设施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上海人也更容易接受。上海人对外国文化的认同深入到思想深处，正是因为其具有示范效应。
其次是缝隙效应。彼时的上海存在三个政权：中国人政权，法租界政权和公共租界政权，形成一城三制。法规不同，执法者不同，甚至用的电压、道路宽度也不同。英租界公共行文用英文，法租界用法文，中国人用中文。
差异导致不同租界间形成落差。一种行为在华界犯法，到公共租界却合法。这样的缝隙，使得很多外地有识之士聚集上海。比如，于右任、章太炎、蔡元培等便长期居住于租界；同时也有在外地犯法的人跑到租界躲避惩责。
那个时候，在租界可以寻找生存发展的机会。熊月之说，共产党也是利用租界的缝隙效应成长壮大。中共“一大”会址在法租界的边缘，与现在不同，那时此地为郊区，旁边即是农村；“二大”会址在法租界与公共租界的交叉处。
再者是孤岛效应。近代上海在战争发生时，一直保持中立。“中立使上海变得更安全。”
近代中国战争不断，一个地区长期处于安全形势下，便能吸引更多的人和资金进入。许多在外地为官为商的显贵，都选择在上海买房养老。严复是福建人，在天津做官，却长期在上海安家，房子买在上海，钱也存在上海。
那时所有外国人开办的银行，总部都设在上海，中国自己的银行大多数总部也在上海。这里成为名副其实的政府无力控制的金融中心，一些在外地当官的贪官污吏也把钱存到上海，政府无法追责。
“这种情况造成上海有钱人多，有闲人多，有才人多。每次发生战争，上海都经历一次新的膨胀，有钱人和廉价劳动力不断地涌入，使得其持续壮大。上海开埠时人口不满20万，至1949年已经有500多万人口。”
最后是集散效应。上海人来自全国各地也来自全世界各地，他们与各处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和商贸往来。上海本身是个缺乏资源的城市，贸易成为主要的经济支柱，人们从福建运来木材，从山东运来大豆，再卖到全世界。
这四个效应使得西方文化毫无遮拦，也未经过滤地展示在上海人的生活中，且当时的中国政府无法管理。熊月之认为，“这就是被动开放造成的结果。也是与主动开放的区别，主动开放下，政府具有控制力和过滤能力。”
“摇摆时代”的上海
对于上海自贸区的期待，并不止于金融、物流、贸易等领域。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左晓蕾认为，如果仍然是资金、投资、拉动GDP的故事，还用“试点”什么，“对上海自贸区我们更期待的是机制体制的改革试点。”
而在一些老上海人看来，自贸区带来的，还有这个城市社会生活的变化。或者说，上海是否能构建代表自己特色的城市文化生活。
“1989年，我第一次去香港。我此前只在书上看见过对老上海的描述，而香港的街道、楼宇、商业化与书上的老上海画面如此相仿。”熊月之说，那是1949年前后，上海的企业家去香港后带去的上海文化。
从爵士乐在上海城市生活史上的发展，可以让我们“闪回”到昔日“远东不夜城”显赫的文化生活。
穿过和平饭店的大堂，有一处狭窄的楼梯，二楼的尽头有一个不大的房间，是原来和平饭店上海老年爵士乐队的表演之处。高高的窗台，坐在那里看不见外面的街，昏黄的灯光中飘荡着旖旎的爵士乐。没有外面世界的干扰，不知今夕何年。
这已是几年前的情景了，和平饭店整修后爵士吧搬至一楼大堂内，虽然室内设计都诚心做旧，但许多老客人还是念着以前的简陋。
和平饭店老年爵士乐队团长肖雪强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这支乐队成名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为当时的菲律宾政要表演后受到国际媒体的关注。至今已为30多个国家的元首演出，如今乐队中年纪最大的乐手89岁。”
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爵士乐成为人们忘却现实苦难、安抚内心忧伤的镇定剂。上海音乐学院教授洛秦在其编著的《海上回音叙事》中写道：1934年，有一个著名的爵士乐手叫古德曼，他的乐队为哥伦比亚公司做了一档节目，其中主题曲就叫《让我们跳舞》。
在古德曼《让我们跳舞》的推动之下，形成了一个被音乐界冠之以“摇摆时代”的上海。
那个年代的上海，是近代文化历史中最富活力的时期。民族经济迅速发展，生活方式的深刻改变，东西方文化交流日益频繁，都为这一时期的上海文化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十里洋场促进了社会开放，也造就了申城文化中洋交融、东西合流的特殊性。
老上海爵士乐手郑德仁已经90多岁了，他依然记得上海最早的爵士乐起源。那时上海有条马路叫朱葆三路，靠近外滩，有很多外国人和外国的军舰、商务船和水手。他们上岸消闲时，便到朱葆三路上的酒吧消遣。酒吧里演奏的就是很传统的爵士乐。
一幢幢高楼拔地而起，百货商店、屋顶花园游乐场、装修奢华绚丽的舞厅都在上海应运而生。1927年，全市第一家营业性歌舞厅“大东舞厅”正式挂牌。交际舞很快在上海风靡。除了各大饭店的舞厅外，丽都花园舞厅、仙乐斯舞厅、米高梅舞厅、百乐门舞厅等相继建成。
1930年，为了让歌舞厅等娱乐场所的灯火和音乐与上海这座不夜城的称呼更加名副其实，公路局允许营业时间从子夜延长到午夜两点。此时，全市的歌舞厅一类的娱乐场所已达三百余家之多。
在城市文化学者李欧梵眼中，百乐门的设计非常现代化，白色的大理石旋转楼梯通向大舞厅，阳台上另有一个舞池。玻璃的地板，处处闪烁着灯光，让人感到像在鸡蛋上跳舞。舞台正对着入口处，乐队在上，都是俄国乐手，但演奏的却是最新的美国爵士。在早期上海的众多爵士乐队中，有80%为外国乐手。
而大量的欧美电影，尤其是好莱坞电影在上海各大电影院上演，其中的音乐和插曲也受到上海人的欢迎。据统计，1935年上海放映美国影片309部，占全年上映影片的78%。
知名作家程乃珊在《上海人的好莱坞情结》一文中写道：美国的米高梅电影公司早在1930年就在上海设立中国公司，并对多家影戏院授予放映权，美国的福克斯公司也和上海诸多首轮影院订有放映权合同。所以，可以讲好莱坞从一开始起，就已瞄准上海的市场。
西方的新工艺，如音响、隔音、冷气、字幕等；作为软件的经营管理，也清一色遵循的是西方式的游戏规则。这些先进的影院文化，往往就是好莱坞产业文化的翻版，为上海的都市文化注入了新元素，连老式的戏园子都吸纳了这些先进概念。好莱坞影片，一直成为上海人一道必不可缺的视觉经验。
20世纪80年代，在昔日远东不夜城上海，爵士乐和交际舞悄然复苏。
上海音乐学院音乐硕士杜莎莎告诉《瞭望东方周刊》：“1995年上海音乐学院成立爵士乐专业。已经毕业的学生，如同老上海的乐师一样，多数作为自由职业者，参加各个乐队的演出。”
移民城市活力恢复
1990年的浦东开发，是上海城市发展史上的又一里程碑。
开发浦东，学界的讨论其实早在80年代就开始了，市领导也一以贯之地研究这个问题。正是因为有了前面的研究积累，1990年邓小平同志把浦东开发开放这个问题又提起来时，上海就能快速“出发”，并在原定大思路的基础上，把开放开发的“大计”往前推进。
“浦东大开放给上海带来最大的改变是产业结构。建国初期上海的产业中心在轻工业，缝纫机、自行车、纺织业都有成名已久的品牌。”巫景飞告诉《瞭望东方周刊》，“现在浦东的半导体、高科技、大飞机产业，都源于上个世纪的浦东大开发。”
产业中心的转移带来劳动力市场的改变。当时从全国范围来看，不少国企的盈利能力开始下降，负担越来越重。老一辈上海人大多数经历过集体下岗的年代：纺织女工进入航空公司成为空嫂，曾经是上海滩的大新闻。相对于少数幸运者而言，更多的工人进入到超市等普通服务性行业。
群体的阵痛，增加了城市前进的动力。建国后实行的户籍制度使上海这个移民城市的活力减弱，然而，浦东开放打破了这一僵局。上海成为真正意义上全国人民的上海，也是从此时开始上海话渐渐没落。
“从外地，乃至外国而来的各种人才涌入上海，再次对上海的本土文化造成冲击。”巫景飞说。
在市民生活中，上海各区县曾代表着不同的等级。城市的西面是上只角、东门是下只角的印象深入人心。闸北区，由于当时建筑比较破落，居住人口的教育水平较低，一直被认为是上海的棚户区。
“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这句话，被很多老上海人念叨了多年。但浦东开放打破了这一格局。如今，浦东的中心地区已成为上海富豪的聚集地，浦西的区县等级化也渐渐模糊。
在熊月之眼中，“浦东开放之所以能有如此大的成就，与浦西联动是无法分割的。”他告诉本刊记者，虽然金融中心向浦东转移，但是上海的文化中心依旧在浦西。
“打破原有区县等级的应该是房地产开发。”熊月之说：“房地产业的发展，打散原本固化的文化，经济地位决定新的社区，这如同西方的社区发展过程。”
接受本刊采访的专家表示，原本浦东开放的规划更为宏大，浦东下属的各功能区设置，如外高桥保税区、金桥功能区等，都是为了浦东建市准备的区县雏形。但是在发展过程中，原计划出现了一定的修改。“此次自贸区建立是浦东的又一个契机：十里洋场将从南京路、外滩，‘漂’到自贸区。”
上海的下一个二十年
如果说浦东开放奠基了上海此前二十年的产业格局，那上海未来二三十年的决定权已交给了自贸区。
“自贸区的重点在于钱的进出。方便和安全、低税收，这些可能使得资金向自贸区倾斜。虽然很难计算流入流出的平衡性，但是‘钱流’必将带来一系列新的商机。现在的问题是钱进入国内困难，流出去更困难。”巫景飞说。
按照目前的有关规定，每人每年只能换取5万美元的额度，如果需要换100万美元则需要找20个人。“这非常不方便，对资金流出造成瓶颈。”
同时，政府持有大量美元，也承担着较高的风险。巫景飞解释，这是由于政府持有大量美元资产，而美元国际价格又频繁波动。所以，将货币持有结构，交给老百姓和企业自己配置，政府持有外汇储备风险会相应减小。
本刊记者获悉，《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服务业扩大开放措施》共六大分类19个子项，其中提出，将放开教育服务业和娱乐服务业，这必将对上海文化造成深远的影响。
目前国内民办的学历教育虽然存在，但申请困难，限制条款繁复。
职业培训，也由教委管理，注册要求极高：对教学场地的大小，教师的数量，教师职称配比都有着明确规定。因此，目前很多培训机构无法开培训发票，只能开咨询或其他种类发票，因为经营范围里没有培训这一项目。
所以，业内人士认为，教育服务的开放，将使人才本土化培育能力更强。
自贸区的建设，将怎样改变上海的城市生态，也是富有争议的话题。
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诸大建在微博中以“上海是个经济动物城市”为标签，陆续讨论了他对上海城市发展的看法。
诸大建认为，用定量的可国际比对的证据评估上海过去十多年的城市发展，有一万个证据证明上海的经济地位在上升，却没有证据证明上海的可居住性有同样程度的进步。上海建设金融中心、航运中心、贸易中心的排名已在世界前十几位，但是上海建设宜居城市、生态城市的水平只在世界一百位左右。
要从经济动物城市成为宜人世界城市，“上海就不能老讲四个中心的建设指标，而是要有可持续性城市四面体的经济、社会、环境、参与指标。更贴近生活的做法是伦敦规划宜居城市的四个方面，即城市的可就业性、可居住性、可旅游性、可出行性。 ”
而上海自贸区的推进，能多大程度确定上海城市的发展目标与定位呢？这是上海城市发展史的又一个新议题。
一些“变化”开始浮现。据《南华早报》报道，上海自由贸易区虽然尚未挂牌，但包括汇丰、渣打在内的一批外资银行早已瞄准商机，计划第一时间进驻自贸区。《解放日报》9月5日的报道说，上海自贸区周边房价一夜涨了近10%。
一位熟悉上海历史的学者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自打破闭关锁国政策以来，从五口通商的开埠到殖民地时代的三权分制，上海就是个不断开放的城市。改革开放后浦东再次走到全国开放的前沿。其中虽有曲折反复，但海纳百川始终是上海无法放弃的命脉。
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的专家看来：自贸区的成立将成就一个主权完整、有序管理下最开放的上海。
上海文化的核心是商业化
按照相对严格的分类，自贸区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广义的自贸区，指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或地区通过签署自贸协定（FT- Agreement），在WTO 最惠国待遇基础上，相互进一步开放市场，分阶段取消绝大部分货物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改善服务业市场准入条件，实现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从而形成促进商品、服务和资本、技术、人员等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大区” （FT- Area）。
如中日韩自贸区，就属于广义自贸区。
另一种是狭义的自贸区，1973年国际海关理事会签订的《京都公约》定义如下：指一国的部分领土，在这部分领土内运入的任何货物就进口关税及其他各税而言，被认为在关境以外，并免于实施惯常的海关监管制度。
上海自贸区，即为狭义的自由贸易园区。
上海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巫景飞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乐观估计，自贸区的相关细则将于10月1日出台，不过因为各方面准备还未完善，细则可能将拖至今年年底出台。”
9月7日，上海前滩新兴产业研究中心的内部政经交流会上，关于自贸区的发展和未来成为焦点。会上有人表示，“关于自贸区，政府只想明白了40%，市场只理解了20%，而这正是投资的好机会”。据悉，上海市政府参事室主任、参与了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设计的王新奎教授此前提出，开放促上海转型思路。李克强总理来沪后对整体方案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地方政府还未完全做好准备。“这可能是此观点的来源。”巫景飞解释。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接近自贸区成立的相关人员向《瞭望东方周刊》提供了自贸区方案全文，其中明确指出：扩大服务业开放。选择金融服务、航运服务、商贸服务、专业服务、文化服务以及社会服务领域扩大开放，暂停或取消投资者资质要求、股比限制、经营范围限制等准入限制措施（银行业机构、信息通信服务除外，营造有利于各类投资者平等准入的市场环境。）
这位人士告诉《瞭望东方周刊》：“金融、贸易开放肯定是关注之重，已然成为焦点。但在我看来，对未来造成更深远影响的应该是教育开放、娱乐开放等。这些原来相对监管更严格的行业开放，将给上海和上海文化带来深远的改变。”
“1843年开埠以前，上海这个城市没有政治地位，只是普通的海边城市。”上海市历史学会会长、上海社科院研究员熊月之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那个时候，上海最有地位的人是南来北往的商人，能赚钱就得到社会认可。开埠后上海人开始与外国人做生意。对于上海人而言，与外国人做生意和与外地人做生意无甚区别，因此洋人进入上海也比进入其他城市要更顺畅。
“上海这个城市的人群特征，用李泽厚的话讲是‘实用理性’，这跟移民城市有关。移民城市的人靠自己的努力出人头地。”熊月之认为，海派文化本身是很世俗很开放的，其本质是商业化。
当经济驱动力加速运转，文化、贸易、教育等各方面同时被激化，本地人的生活方式显然就产生了新冲击和变动。
被迫开放的租界时代：“华洋混处”
城市的每一次开放都将迎来新兴事物，对原本自有文化和生活方式产生冲击，最后融合成这个城市的新文化和新秩序。
在新中国建立前，上海经历的每一次开放都属于被动开放或被迫开放，那时的中国没有一个国际的概念，也是在完全没准备的情况下开放。“我有一个总结，这是在极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由多种错综复杂因素造成的一种开放格局。”熊月之说。
中国的开放从五口通商开始。起初境况是“华洋分处”：租界租给洋人，每年需收取相当费用。划定地区内只允许外国人在此居住和经商，中国人不可居住，这在实际上形成一个有限的贸易区。熊月之说，“这个地区处于现在外滩附近，靠近河南路，地方不大，只有800多亩地。”
1853年小刀会起义改变了当时的状况。小刀会起义打了18个月后，占领上海县城。期间难民不断涌入租界，使原本只有2000多人的租界迅速膨胀。十几万人进入租界，造成其形成一个非常大的市区，“华洋混处”就此出现。
租界随之设立警察局等等一系列的管理机构，形成了“国中之国”。“华洋混处”造成西方文化毫无遮挡地在中国人面前展示。熊月之认为，如果上海租界一直为“分处”，其对整个城市的影响不会如此重大，但“华洋混处”造成租界膨胀，影响深远，使上海成为独具一格的近代城市。
上世纪30年代，租界已完全成为上海城市重心，从城市面积而言，至少占有十分之九。由于“华洋混处”，租界呈现出四大效应：
首先是示范效应。在上海租界的洋人，并不仅仅把它作为临时的居住地，而是作为家园经营。包括哈同、沙勋等近代有名的资本家，均把上海当作自己长久的家。他们把一切认为好的东西都带来上海，使得上海物质文明发展与西方大城市同步，如电灯、电话、自来水、汽车等被同步引进。熊月之说，“一切其认为改善自身生活的物质条件和精神生活，都被最快地引入上海。” 与传教士居高临下的推广不同，“洋人们”自用的设施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上海人也更容易接受。上海人对外国文化的认同深入到思想深处，正是因为其具有示范效应。
其次是缝隙效应。彼时的上海存在三个政权：中国人政权，法租界政权和公共租界政权，形成一城三制。法规不同，执法者不同，甚至用的电压、道路宽度也不同。英租界公共行文用英文，法租界用法文，中国人用中文。
差异导致不同租界间形成落差。一种行为在华界犯法，到公共租界却合法。这样的缝隙，使得很多外地有识之士聚集上海。比如，于右任、章太炎、蔡元培等便长期居住于租界；同时也有在外地犯法的人跑到租界躲避惩责。
那个时候，在租界可以寻找生存发展的机会。熊月之说，共产党也是利用租界的缝隙效应成长壮大。中共“一大”会址在法租界的边缘，与现在不同，那时此地为郊区，旁边即是农村；“二大”会址在法租界与公共租界的交叉处。
再者是孤岛效应。近代上海在战争发生时，一直保持中立。“中立使上海变得更安全。”
近代中国战争不断，一个地区长期处于安全形势下，便能吸引更多的人和资金进入。许多在外地为官为商的显贵，都选择在上海买房养老。严复是福建人，在天津做官，却长期在上海安家，房子买在上海，钱也存在上海。
那时所有外国人开办的银行，总部都设在上海，中国自己的银行大多数总部也在上海。这里成为名副其实的政府无力控制的金融中心，一些在外地当官的贪官污吏也把钱存到上海，政府无法追责。
“这种情况造成上海有钱人多，有闲人多，有才人多。每次发生战争，上海都经历一次新的膨胀，有钱人和廉价劳动力不断地涌入，使得其持续壮大。上海开埠时人口不满20万，至1949年已经有500多万人口。”
最后是集散效应。上海人来自全国各地也来自全世界各地，他们与各处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和商贸往来。上海本身是个缺乏资源的城市，贸易成为主要的经济支柱，人们从福建运来木材，从山东运来大豆，再卖到全世界。
这四个效应使得西方文化毫无遮拦，也未经过滤地展示在上海人的生活中，且当时的中国政府无法管理。熊月之认为，“这就是被动开放造成的结果。也是与主动开放的区别，主动开放下，政府具有控制力和过滤能力。”
“摇摆时代”的上海
对于上海自贸区的期待，并不止于金融、物流、贸易等领域。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左晓蕾认为，如果仍然是资金、投资、拉动GDP的故事，还用“试点”什么，“对上海自贸区我们更期待的是机制体制的改革试点。”
而在一些老上海人看来，自贸区带来的，还有这个城市社会生活的变化。或者说，上海是否能构建代表自己特色的城市文化生活。
“1989年，我第一次去香港。我此前只在书上看见过对老上海的描述，而香港的街道、楼宇、商业化与书上的老上海画面如此相仿。”熊月之说，那是1949年前后，上海的企业家去香港后带去的上海文化。
从爵士乐在上海城市生活史上的发展，可以让我们“闪回”到昔日“远东不夜城”显赫的文化生活。
穿过和平饭店的大堂，有一处狭窄的楼梯，二楼的尽头有一个不大的房间，是原来和平饭店上海老年爵士乐队的表演之处。高高的窗台，坐在那里看不见外面的街，昏黄的灯光中飘荡着旖旎的爵士乐。没有外面世界的干扰，不知今夕何年。
这已是几年前的情景了，和平饭店整修后爵士吧搬至一楼大堂内，虽然室内设计都诚心做旧，但许多老客人还是念着以前的简陋。
和平饭店老年爵士乐队团长肖雪强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这支乐队成名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为当时的菲律宾政要表演后受到国际媒体的关注。至今已为30多个国家的元首演出，如今乐队中年纪最大的乐手89岁。”
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爵士乐成为人们忘却现实苦难、安抚内心忧伤的镇定剂。上海音乐学院教授洛秦在其编著的《海上回音叙事》中写道：1934年，有一个著名的爵士乐手叫古德曼，他的乐队为哥伦比亚公司做了一档节目，其中主题曲就叫《让我们跳舞》。
在古德曼《让我们跳舞》的推动之下，形成了一个被音乐界冠之以“摇摆时代”的上海。
那个年代的上海，是近代文化历史中最富活力的时期。民族经济迅速发展，生活方式的深刻改变，东西方文化交流日益频繁，都为这一时期的上海文化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十里洋场促进了社会开放，也造就了申城文化中洋交融、东西合流的特殊性。
老上海爵士乐手郑德仁已经90多岁了，他依然记得上海最早的爵士乐起源。那时上海有条马路叫朱葆三路，靠近外滩，有很多外国人和外国的军舰、商务船和水手。他们上岸消闲时，便到朱葆三路上的酒吧消遣。酒吧里演奏的就是很传统的爵士乐。
一幢幢高楼拔地而起，百货商店、屋顶花园游乐场、装修奢华绚丽的舞厅都在上海应运而生。1927年，全市第一家营业性歌舞厅“大东舞厅”正式挂牌。交际舞很快在上海风靡。除了各大饭店的舞厅外，丽都花园舞厅、仙乐斯舞厅、米高梅舞厅、百乐门舞厅等相继建成。
1930年，为了让歌舞厅等娱乐场所的灯火和音乐与上海这座不夜城的称呼更加名副其实，公路局允许营业时间从子夜延长到午夜两点。此时，全市的歌舞厅一类的娱乐场所已达三百余家之多。
在城市文化学者李欧梵眼中，百乐门的设计非常现代化，白色的大理石旋转楼梯通向大舞厅，阳台上另有一个舞池。玻璃的地板，处处闪烁着灯光，让人感到像在鸡蛋上跳舞。舞台正对着入口处，乐队在上，都是俄国乐手，但演奏的却是最新的美国爵士。在早期上海的众多爵士乐队中，有80%为外国乐手。
而大量的欧美电影，尤其是好莱坞电影在上海各大电影院上演，其中的音乐和插曲也受到上海人的欢迎。据统计，1935年上海放映美国影片309部，占全年上映影片的78%。
知名作家程乃珊在《上海人的好莱坞情结》一文中写道：美国的米高梅电影公司早在1930年就在上海设立中国公司，并对多家影戏院授予放映权，美国的福克斯公司也和上海诸多首轮影院订有放映权合同。所以，可以讲好莱坞从一开始起，就已瞄准上海的市场。
西方的新工艺，如音响、隔音、冷气、字幕等；作为软件的经营管理，也清一色遵循的是西方式的游戏规则。这些先进的影院文化，往往就是好莱坞产业文化的翻版，为上海的都市文化注入了新元素，连老式的戏园子都吸纳了这些先进概念。好莱坞影片，一直成为上海人一道必不可缺的视觉经验。
20世纪80年代，在昔日远东不夜城上海，爵士乐和交际舞悄然复苏。
上海音乐学院音乐硕士杜莎莎告诉《瞭望东方周刊》：“1995年上海音乐学院成立爵士乐专业。已经毕业的学生，如同老上海的乐师一样，多数作为自由职业者，参加各个乐队的演出。”
移民城市活力恢复
1990年的浦东开发，是上海城市发展史上的又一里程碑。
开发浦东，学界的讨论其实早在80年代就开始了，市领导也一以贯之地研究这个问题。正是因为有了前面的研究积累，1990年邓小平同志把浦东开发开放这个问题又提起来时，上海就能快速“出发”，并在原定大思路的基础上，把开放开发的“大计”往前推进。
“浦东大开放给上海带来最大的改变是产业结构。建国初期上海的产业中心在轻工业，缝纫机、自行车、纺织业都有成名已久的品牌。”巫景飞告诉《瞭望东方周刊》，“现在浦东的半导体、高科技、大飞机产业，都源于上个世纪的浦东大开发。”
产业中心的转移带来劳动力市场的改变。当时从全国范围来看，不少国企的盈利能力开始下降，负担越来越重。老一辈上海人大多数经历过集体下岗的年代：纺织女工进入航空公司成为空嫂，曾经是上海滩的大新闻。相对于少数幸运者而言，更多的工人进入到超市等普通服务性行业。
群体的阵痛，增加了城市前进的动力。建国后实行的户籍制度使上海这个移民城市的活力减弱，然而，浦东开放打破了这一僵局。上海成为真正意义上全国人民的上海，也是从此时开始上海话渐渐没落。
“从外地，乃至外国而来的各种人才涌入上海，再次对上海的本土文化造成冲击。”巫景飞说。
在市民生活中，上海各区县曾代表着不同的等级。城市的西面是上只角、东门是下只角的印象深入人心。闸北区，由于当时建筑比较破落，居住人口的教育水平较低，一直被认为是上海的棚户区。
“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这句话，被很多老上海人念叨了多年。但浦东开放打破了这一格局。如今，浦东的中心地区已成为上海富豪的聚集地，浦西的区县等级化也渐渐模糊。
在熊月之眼中，“浦东开放之所以能有如此大的成就，与浦西联动是无法分割的。”他告诉本刊记者，虽然金融中心向浦东转移，但是上海的文化中心依旧在浦西。
“打破原有区县等级的应该是房地产开发。”熊月之说：“房地产业的发展，打散原本固化的文化，经济地位决定新的社区，这如同西方的社区发展过程。”
接受本刊采访的专家表示，原本浦东开放的规划更为宏大，浦东下属的各功能区设置，如外高桥保税区、金桥功能区等，都是为了浦东建市准备的区县雏形。但是在发展过程中，原计划出现了一定的修改。“此次自贸区建立是浦东的又一个契机：十里洋场将从南京路、外滩，‘漂’到自贸区。”
上海的下一个二十年
如果说浦东开放奠基了上海此前二十年的产业格局，那上海未来二三十年的决定权已交给了自贸区。
“自贸区的重点在于钱的进出。方便和安全、低税收，这些可能使得资金向自贸区倾斜。虽然很难计算流入流出的平衡性，但是‘钱流’必将带来一系列新的商机。现在的问题是钱进入国内困难，流出去更困难。”巫景飞说。
按照目前的有关规定，每人每年只能换取5万美元的额度，如果需要换100万美元则需要找20个人。“这非常不方便，对资金流出造成瓶颈。”
同时，政府持有大量美元，也承担着较高的风险。巫景飞解释，这是由于政府持有大量美元资产，而美元国际价格又频繁波动。所以，将货币持有结构，交给老百姓和企业自己配置，政府持有外汇储备风险会相应减小。
本刊记者获悉，《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服务业扩大开放措施》共六大分类19个子项，其中提出，将放开教育服务业和娱乐服务业，这必将对上海文化造成深远的影响。
目前国内民办的学历教育虽然存在，但申请困难，限制条款繁复。
职业培训，也由教委管理，注册要求极高：对教学场地的大小，教师的数量，教师职称配比都有着明确规定。因此，目前很多培训机构无法开培训发票，只能开咨询或其他种类发票，因为经营范围里没有培训这一项目。
所以，业内人士认为，教育服务的开放，将使人才本土化培育能力更强。
自贸区的建设，将怎样改变上海的城市生态，也是富有争议的话题。
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诸大建在微博中以“上海是个经济动物城市”为标签，陆续讨论了他对上海城市发展的看法。
诸大建认为，用定量的可国际比对的证据评估上海过去十多年的城市发展，有一万个证据证明上海的经济地位在上升，却没有证据证明上海的可居住性有同样程度的进步。上海建设金融中心、航运中心、贸易中心的排名已在世界前十几位，但是上海建设宜居城市、生态城市的水平只在世界一百位左右。
要从经济动物城市成为宜人世界城市，“上海就不能老讲四个中心的建设指标，而是要有可持续性城市四面体的经济、社会、环境、参与指标。更贴近生活的做法是伦敦规划宜居城市的四个方面，即城市的可就业性、可居住性、可旅游性、可出行性。 ”
而上海自贸区的推进，能多大程度确定上海城市的发展目标与定位呢？这是上海城市发展史的又一个新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