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道合璧：龙凤呈祥
　　孔子在与老子揖别后就难以再见。由于孔子当年是不辞辛苦前往洛邑向老子讨教去的，所以，老子对孔子的影响一直是存在的，孔子在处理政事、俗事等方面，均留有老子道家思想的痕迹。这与孔子聆听老子的教诲有关，也与孔子的社会实践与人生积累有关。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龙与凤作为传说中的瑞禽瑞兽曾被人们作为图腾来崇拜，成为文化符号的代表。与龙凤相等而同样受到人们崇拜的还有一种传说中的瑞兽麒麟，民间风俗中“麒麟送子”图案表达的是人类关于生殖的祈祷。同样，孔子时代，人们对于龙、麒麟、凤的崇拜并不是虚幻缥缈的，而是近乎现实，这一点在孔子的心目中就是如此。孔子生活的时代，也曾有不少贤能之人，其中晋国的两位贤臣一个叫窦鸣犊，一个叫舜华，他们就很受孔子的尊敬。《史记》记载，孔子在周游列国期间，在卫国待了一段时间后不被重用，于是准备向西到晋国去见赵简子。来到黄河边，他就听到了窦鸣犊、舜华被杀的消息。孔子临河而叹曰：
　　“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济此，命也夫！”子贡趋而进曰：“敢问何谓也？”孔子曰：“窦鸣犊、舜华，晋国之贤大夫也。赵简子未得志之时，须此两人而后从政；及其已得志，杀之乃从政。丘闻之也，刳胎杀天则麒麟不至郊，竭泽涸渔则蛟龙不合阴阳，覆巢毁卵则凤凰不翔。何则？君子讳伤其类也。夫鸟兽之于不义也尚知辟之，而况乎丘哉！”
　　孔子的话再次说明，当时的人们已经喜欢用瑞禽瑞兽来与圣贤之人进行比附，表达了一种对贤德之人的歌颂赞美之情，同时也说明龙与凤以及麒麟这些在现实生活中可能并不存在的祥禽瑞兽已经作为一种文化符号，深深地扎根在我们民族的土壤中，流淌在我们民族的血液里。
　　孔子对麒麟的崇拜还表现在他把自己的命运也与麒麟联系在了一起。据《史记》记载：
　　鲁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叔孙氏车子组商获兽，以为不祥。仲尼视之，曰：“麟也。”取之。曰：“河不出图，洛不出书，吾已矣夫！”颜渊死，孔子曰：“天丧予！”及西狩见麟，曰：“吾道穷矣！”喟然叹曰：“莫知我夫！”子贡日：“何为莫知子？”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乎！”
　　汉代一个名叫服虔的人认为，麒麟为瑞兽，非时所常见，故怪之，以为不祥。仲尼名之曰“麟”，然后鲁人乃取之也。表明麒麟是因为仲尼而出现。汉代的何休也认为，麒麟是太平之兽，圣人之类也。现在麒麟被获，“时得而死，此天亦告夫子将殁之证”。此后不久，孔子就真的离开了人间，享年七十三岁，这一年是公元前479年。
　　儒家与道家只是后来人的一种文化归类需要而采用的不同称谓，由于其始创者孔子与老子的特殊交往与经历，使儒家与道家思想在早期呈现出异中有同、同中有异现象，这种情况早已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值得我们细细品味与思考。我们可以先从《道德经》《论语》载录老子与孔子二人的言语开始寻绎，然后再看之后发展起来的儒家与道家这两大家之间又有什么异同。
　　一是“无为”。
　　孔子见老子时，老子的临别赠言中有“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即做儿子的不要在父亲面前过分坚持自己，做臣子的不要在国君面前太坚持自我。要学会妥协、学会服从，不要把自己看得太大、太了不起。从《道德经》中亦可见出相对应的内容：“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弗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道德经》第二章，以下只注第几章）“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多，多则惑。”“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第二十二章）不自己表扬自己，反而让别人能够看得清楚；不自以为是，反而把你的成绩和优点更好地展现出来；不自我夸耀，反而你的功劳更容易被别人认可。“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第二十二章）“企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其在道也。”（第二十四章）“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无有入无间，吾是以知无为之有益。”（第四十三章）“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第四十八章）据统计，《老子》-书中，“无为”一词就出现了13次。
　　孔子虽不言“无为”，但《论语》中的无为思想到处可见：“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为政）君主“居其所”而安居不动，君静臣动，是儒家思想，也是道家思想的反映。“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泰伯）“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君主只是南面而坐，垂衣裳而天下自治，穿着宽袍大袖，面南而坐，天下自然就得到治理了。
　　二是“无言”。
　　老子讲圣人“行不言之教”，孔子也反对多“言”，反复要求弟子们要“敏于事而慎于言”。老子说：“多言数穷，不如守中。”（第五章）即采取中庸之道。“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第二章）“不言之教，无为之益，天下希及之。”（第四十三章）老子认为，天地有大美而无言；与“无言”哲学意蕴相一致的还有：“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第四十一章）
　　汉代刘向《说苑·敬慎》篇载，孔子观周，到后稷之庙，看到一个金属铸的人像，人像嘴部有三个封条，“三缄其口，而铭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无多言，多言多败；无多事，多事多患。’”《论语·阳货》载，有一天，孔子对弟子们说：“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老子与孔子都主张“无言”，“无言”不等于无思考无主张，而是此时无声胜有声，是一种站在更高境界上的“大言”。
　　三是“守雌”。
　　《道德经》第二十八章大讲雄雌、白黑、荣辱三对矛盾的关系，强调人们在日常事务处理中，要示弱、示柔，要低调：“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谿。为天下谿，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为天下式，常德不忒，复归于无极。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为天下谷，常德乃足，复归于朴。”因为老子认为：“柔弱胜刚强。”（第三十六章）“强梁者不得其死。”（第四十二章）应该说，儒家与道家对于人生都取积极的态度，最起码在老子的思想中不断闪现。道家主张积极进取，但只是采取迂回战术而已，“兵强则灭，木强则折”，韬光养晦。与“守雌”相近的还有一个词就是“愚”。“愚”这个词在今人看来是个贬义词，但在古人那里常常当褒义词来用。“愚公移山”传说中的愚公与智叟的关系，通过阅读让人们知晓，愚公不愚，智叟不智。“我愚人之心也哉”（第二十章），意为我要保持婴儿状态的天真。《论语》里“愚”字出现多次，有贬义，也有褒义，如孔子评价卫国的宁武子这个人时就说：“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他的智商高低是由社会现状决定的，可见其不愚，有大智慧。“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公冶长）现在的“大智若愚”一词，正是对“愚”与“智”的辩证关系的最好诠释。孔子在平日为人处事时，很是注意分寸，低调从事。《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其于乡党，恂恂似不能言者。其于宗庙朝廷，辩辩言，唯谨尔。朝，与上大夫言，訚訚如也；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入公门，鞠躬如也；趋进，翼如也；君召使傧，色勃如也。君命召，不俟驾行矣。”由此，我们已不难发现孔子的处事方式，其分寸是拿捏得很精确的，是以“守雌”为总的基调。 　　四是“去骄”。
　　前文已知，老子曾对孔子讲：“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此时的孔子正处青壮年期，集聪明智慧与激情于一身，人生理想抱负很大。我们知道，孔子在他二十多岁时就是鲁国“六艺”方面的专家了，就有贵族式家长要把自己的子女托付给孔子来教育了，难怪他自信、自负还有些自大，他要去拯救乱世。孔子见老子时，满腔救世救民的热情与抱负溢于言表，“态色”就是脸上所显示出来的一种自信自负的神色，“淫志”一词更说明老子认为孔子的志向是不切合实际，是超出了他的掌控能力，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实力。经过老子的严厉教导，甚至带有教训的意味，孔子终于明白了要想做一件大事，必须不骄不躁，慢慢来。《老子》有“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第六十四章）之说，说明做大事要从小事做起。孔子后来一直到五十多岁才出来做了个大官，正是知识分子大器晚成的典型。孔子对他的弟子的教育也是根据不同学生的个性采取不同的方式方法，如同一件事，对子路、冉求等的教育方法就不同。因为孔子觉得子路这个人太强亢，太自信，太自大，“所以我要告诫他，做事情要谨慎一点，多听听别人的意见。而冉求呢，性格比较懦弱，过分谨慎，做事情往往犹豫不决，所以我要鼓励他果断一点”。“圣人去甚、去奢、去泰”（第二十九章）之说，又与“去骄”之意相近。
　　五是“不争”。
　　孔子欣赏的人的性格是：温、良、恭、俭、让。《论语·学而》中有陈亢与子贡的一段对话很能说明这一点。
　　子禽问于子贡曰：“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孔子这种良好的品性与《道德经》中老子的处世方式相通。老子说：“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第六十七章）老子有人生三宝，孔子有人生五宝，意思是一致的。“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第二十二章）“夫唯不争，故无尤。”（第八章）老子恐惧刚勇，反对“强梁”，《道德经》中随处可见，尤以第七十六章为典型：“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灭，木强则折，坚强处下，柔弱处上。”孔子也曾对最得意的弟子颜回讲：“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述而）孔子对子路说：“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阳货）“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若由也，不得其死然”（先进）。把谦虚与否同生死挂上钩，说明人要学会谦逊的重要。
　　六是“内省”。
　　《论语·学而》篇中记载了孔子的得意弟子曾参的一段话：“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就是一个人要天天多次反省自己，有问题不要总是想到推卸责任。孔子有个弟子名叫子贡（端木赐），是孔子弟子中最出色的商人和外交家，但就是喜欢议论别人，即“方人”。老子曾告诉孔子议论别人有危险，现在，他也告诉子贡要注意这一点：“赐也贤乎哉？夫我则不暇。”（宪问）意思是说，端木赐你就那么好吗？我则没有时间去议论别人呢，我要花时间做好自己的修养。有一天，樊迟问孔子：“敢问崇德、修慝、辨惹。”孔子回答要“攻其恶，无攻人之恶”。（颜渊）找自己的缺点，不要攻击别人的缺点。《卫灵公》中又说：“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君子磨炼自己，小人苛求别人。孔子“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里仁），“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述而），等等，这一系列的论述都是在告诉人们：一个人应该严格要求自己，善于向别人学习，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而《老子》第二十七章有“善人者，不善人之师；不善人者，善人之资”之说，意思是说品德好的人是那些品德不好的人的老师，而品德不好的人又为品德好的人提供了可资吸取的失败教训。“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圣人在天下，翕翕为天下浑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圣人皆孩之。”（第四十九章）“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第二十七章）有了善心、仁心，就能够有善举，就会做对社会对大众有益的事情，这是老子与孔子——道家与儒家的共同心愿。
　　在认识了老子与孔子思想异同的基础上，我们再来对儒家与道家之异同点进行面上的梳理，也会发现两家有许多相通之处。这里可以通过几对概念之间的关系来进行主要内容的认知。
　　一是“仁”与“道”。
　　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就是一个“仁”字，仁、义、礼、智、信被称为是儒家的“五德”，又曰“五常”，但孔子更注重“仁”与“智”：“仁者乐山，智者乐水。”（《论语·雍也》）这里的仁者和智者，后来就转化为德与才，仁代表德，智代表才，选拔干部要德才兼备。与此同时，老子的思想中也充斥了“仁”。诸如：“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天地之间，其犹槖籥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第五章）
　　“道”是老子思想体系中的核心灵魂，就像“仁”对于孔子而言一样。老子心目中的“道”有时称“一”，有时称“大象”。“昔之得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第三十九章）“执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第三十五章）这些都是说“道”的。至于“道”是什么，老子讲得很玄乎，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第二十五章）如果讲“道”是一个哲学概念，那么这个“道”就带有客观唯心主义的味道，也正因为如此，老子的哲学在后来经常受到批判。如果我们因为老子《道德经》一书中有“道”这个概念而把老子及其后来者的思想称为“道家”，那么为什么人们不把孔子以“仁”为核心的思想称为“仁家”思想呢？因为“儒”这个词不是孔子及其后来者的专利，那时的知识分子都可称为儒，而将孔子的学术思想体系定名为“儒家”最重要的原因还应该与孔子早年所从事的“儒”这个职业有关。从孔子与老子的思想原点出发，直至发展为可以成为体系的“家”，我们可以用这样一个渐次递进的对应关系来认识这种文化发展现象： 　　儒家“仁”——道家“道”
　　儒家“仁义”——道家“道德”
　　儒道合一——“仁义”+“道德”，约定俗成为“仁义道德”。由于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的“仁”在发展过程中，时常与“义”相呼应，孔子有“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等涉及“义”的论述，加之后来孟子又对“义”字大加发挥，所以，“仁义”二字成了儒家的信条。而老子的“道”又是与“德”分不开，老子的思想是通过《道德经》来完整阐释的。《道德经》共八十一章，其中“道经”有三十七章，“德经”有四十四章。“道经”开篇即为“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德经”开篇即为：“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因此，在汉语词汇形成过程中，“道德”一词连用，源于老子的（（道德经》，“仁义”一词连用，源于《论语》，它们是一个并列式合成词，被我们沿用至今的成语“仁义道德”，是儒家文化与道家文化的结晶体，是中华文化的酵母文化。我们平时要求一个人要讲仁义道德，批评一个人不讲仁义道德，实质上都是要求人们的言行举止要符合儒家文化与道家文化的教义和规范，做一个有道德有仁义、既符合儒家文化规范又符合道家文化规范的有文化有教养的人。
　　二是“善”与“真”。
　　这一点主要体现在儒道两家对人性本质的思考上。儒家以善恶论人性。孟子主张“性本善”，荀子主张“性恶论”。道家倡导人性本真说。《道德经》第二十一章论道之真：“道之为物……其中有精，其精甚真。”道之真落实到人心就是人性之真。“含德之厚，比于赤子。”（第五十五章）《道德经》推崇赤子是因为赤子（婴孩）的性真。在《道德经》第八章中，老子更是表现出对“善”的执着追求：“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这一章虽以“水”为兴，是对水的赞美，但体现出的却是老子对善的讴歌。与“善”相通的是，到了《庄子》那里，又提出“真人”这一理想人格。道家的性“真”中包含着“善”，与儒家的性“善”说又相通于儒家的“诚”这一概念。“诚”由孔子的忠信思想发展而来，主要在《中庸》中得到阐述：“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诚”，朱熹解释为“真实无妄”，诚有天道之诚，有人道之诚，人道之诚来自天道之诚。《孟子·尽心上》说：“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说明孟子强调的诚主要是以实现仁为目的。这与《荀子·不苟》的观点一致：“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至诚则无它事矣。惟仁之为守，惟义之为行。”荀子在仁的基础上，又引申出了“义”的内涵，这一点与孟子在孔子强调“仁”的基础上，既强调“仁”又强调“义”是一致的。可以看出，儒家的“诚”是仁义之心的真实无妄的呈现，就是道家所强调的“真”的自然流露。《庄子·渔父》中讲“真者，精诚之至也”，同样用“诚”来表达对“真”的理解。在世间纷扰的万事万物中，儒家看到了“善”，道家看到了“真”，它们并存于人性中，而如果具备了“真”与“善”，那么人性就一定是很“美”的了。我们正是在儒家文化与道家文化的滋润下，去不断追求人性的真、善、美，去营造人世间的真、善、美。
　　三是“天”与“人”。
　　儒道两家都讲天人相通，强调人性是受到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双重影响，但都通于天、与天有关。道家将宇宙人生的生成归结为有一个“道”，这个“道”如魔幻一般衍生万物：“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万物当中当然包含宇宙人类。儒家则讲宇宙的构成，认为宇宙由天、地、人、阴阳、五行构成，天与人靠阴阳与五行之气相通相感应。儒道两家都讲天人合一，常借天的权威和至高无上来言说人事，增强人事的感召力。道家讲天人合一，则要求彻底舍弃人事来与天地合一；儒家讲人的自然性必须符合和渗透人的社会属性，只有这样，人才能称其为人。道家讲人的自然性必须舍弃其社会性，使其自然性不受污染，并扩而与宇宙一体，这样才能是真正的人。儒家讲的是自然的人化，道家讲的是人的自然化，二者看似对立，实际上是互为补充，对中国哲学史的贡献功莫大焉。
　　四是“义”与“利”。
　　“义”“利”之辨是儒道两家十分重视的哲学命题，它们是一对矛盾，但有时在一定的条件下又可以做到协调。总体来讲，儒道两家都反对一个“利”字，认为要把人性中善的一面发掘出来、发扬起来，提高人的生存境界，就必须否定或排斥物欲功利，反对纵欲任情。儒家重义轻利，强调人应当为道义而活着。《论语·述而》中孔子曰“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突出的是人的道德价值。为了去恶从善，孟子主张寡欲。《孟子·尽心下》有“养心莫善于寡欲”。《荀子·正名》有“欲虽不可去，求可节也”。这里的“寡”“节”二字，体现了儒家对于人的欲望是强调节制而不是断绝根除，是要求合乎中庸道义，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协调解决好“义”和“利”的关系。但是，道家对于“义”一般不赞同，而对于“利”是坚决不认可，主张人们应摆脱物欲功利的纠缠，用道义来管束住自己随时会冒出来的私欲私利念头，推崇那种“茫然彷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庄子·大宗师》）的美妙境界，向往心灵的快乐释放与精神的自由翱翔。
　　如果我们再细细寻觅，还会发现儒道两家还有许多可以进行比较的地方，诸如“穷”与“达”、“生”与“死”、“贫”与“均”等，都能引发起人们对人生进行深层次思考，激发起人们对中国哲学史、思想史源头进行探赜的遐想与欲望。
　　龙与凤，也许因为我们是凡夫俗子不具备慧眼而难以一睹其貌，但它们已深深地植根于我们民族的记忆中，因为它们是华夏多民族图腾的集合体；它们是中华民族融合与团结的象征，是美好、善良、正直、勇敢、勤劳的象征，是吉祥与安康、生命与希望的象征；它们是华夏子孙永远的精神家园，是世世代代炎黄子孙们崇拜与讴歌的对象。
　　龙与凤，是瑞禽瑞兽的化身，也是中华文化最具代表性、最有影响力、最有魅力的历史文化符号；它们一个代表阳刚，一个代表阴柔，一个代表黄河，一个代表长江；它们互为因果，互相补充，生生不息；它们龙凤呈祥，厚德载物，泽被神州大地。
　　龙与凤，早在两干多年前华夏文化发皇的第一个高峰时期，就那么自然地被比附在老子、孔子这两位中国乃至世界文化巨匠的身上，体现了历史的必然归依与呼唤，体现了道家文化与儒家文化在创始之初就互相砥砺、包容、发扬，最终互成泱泱大观，共生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绵延无疆。
　　龙与凤，是我们民族的吉祥物，也是历代中国知识分子理想人格的写照：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这里既包含了儒家精神的积极进取与奉献，又表达了道家情怀的自我管约与浸润，它们是理想人生最高境界的写照。
　　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正是在龙凤精神的感召下，在儒道思想文化的长期营养下，培育出了独特的民族文化品质与民族人文精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