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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年的战争和灾难将成为回忆，成为历史的一页……但是我，只要我活着，我就不会忘记靴子踏在地板上所发出的深沉而富有节奏的声音。
—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
《法兰西组曲》
法国犹太裔作家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的史诗小说《法兰西组曲》（Suite Fran?aise） 成书于一九四○年代，未能终稿—一九四二年，伊莱娜病死于集中营。这本小说一直藏在她的皮箱里，直到半个多世纪后才被女儿发现；转交出版社后成为畅销北美和欧洲的作品。二○一五年小说被改编成电影，更引起轰动。
作为小说，《法兰西组曲》未完成、未修缮；作为电影，也有虎头蛇尾之感。但伊莱娜的人生与故事交织，让小说有了更厚重的历史感，让叙事有了更真切的深意，愈回想，愈痛彻心扉。
一
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一九○三年生于基辅，当时的沙俄帝国，父亲是一名银行家。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爆发后，内米洛夫斯基一家辗转迁往巴黎，伊莱娜就读于索邦大学，也在巴黎成立家庭。
因为警惕自己的犹太身份可能带来的问题，二战初期伊莱娜就与家人往法国乡村避难。在下乡、流亡和躲藏中，她观察到的不仅是纳粹与被纳粹入侵和占领的法国人民，更是法国人在统一战线的表象之下的冲突和撕裂。计划写成五部的《法兰西组曲》，正是对这些逃亡故事细腻而犀利的描绘。
原著的特别之处之一就在于对普世化人性的观察。在战争这样一个需要讲究敌我立场、国家大义等群体性的语境中，伊莱娜能够洞穿简单的政治立场而透析人性。德军占领小镇后，法国居民开始向敌人揭发自己的邻居、友人、同胞，荒谬而真实。“我们很清楚，人都是复杂、多样、分裂的，有很多令人意想不到的方面，然而必须借助战争或是大的变故才能够看到这一点。这是最为令人激动，也是最为可怕的场面……最为可怕，因为这是最为真实的……德国人，法国人，戴高乐派，所有人都同意一点：必须和别人一起生存、思考和爱，按照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政党这样的组织来生存、思考和爱。”
在《法兰西组曲》中将道德冲突放大到极致的，是男女主角的感情线索：纳粹占领的法国小镇上，当地贵族的儿媳露西尔（Lucile Angellier）与德国军官布鲁诺（Bruno von Falk）相爱，但没有一种语言能够容忍这种情感的表达—因为在战争和国家冲突中，任何一种语言都成为其背后文化与政治共同体的度量，因而被高度政治化、立场化，只能用以交涉，而不能成为敌我交融的媒介。
许多文学和影视作品，譬如托纳多雷的《西西里三部曲》都对盟军女子和纳粹的关系有过描绘，她们大多遭到同胞的唾弃；同一战线的人们之间的张力则被隐去，个体的情感和选择在战争中被道德化进而批判。
农民杀了对自己太太有意思的德国军官，女主角出于仗义帮助偷藏农民，村长因此必须代村民受刑而被枪毙。在这桩案件中无辜的村长是否死得值得？他人的理念是否能合理化他的死？哪怕村长贿赂德军，是否罪有应得？保护友人的道德感，如何面对无辜代死者？布鲁诺，一个与露西尔的国家交战、代表迫害她同胞的政权、又听令枪毙她的同胞的人，是否能被还原成一个人，去爱？
二
牛津中国研究中心主任、二战史学者拉纳·米特（Rana Mitter）在谈及他的新书《中国：被遗忘的盟友》时说过，追问普通人对战争的记忆是一件吊诡的事，因为当生死攸关的紧张感被放大到国与国的对峙时，反而在日常生活中没有留下过于紧张的记忆。他所采访的上海人对二战都没有惊心动魄的记忆，除了轰炸时会直接面对恐惧，大部分时间都是隐忍和惶恐的空白。《法兰西组曲》也描绘了这些几乎超现实的静止：德军能把法国人的时钟都调成德国时间，“时间”也就变成一个非常主观化的感受。被占领比被轰炸更难以忍受，因为必须长时间地与在理智中认识的敌对方共同生活，在琐碎的日常生活中人们又会意识到原来他们也是普通人，在特殊语境中才能彰显出来的道德战线在面对面的日常生活中变得不那么重要。这才是最可怕的地方。
教父神学家奥古斯丁对时间曾有过经典的独白。对他而言，度量时间也是主观化的行为，对时间流逝的体验相应个人三个阶段的思想：期望、注意和记忆。我们所度量的，是在记忆中对时间的印象，因此度量时间乃是度量印象。因为时间的这一相对性，使得人们对战争和纳粹这样创伤性的记忆有完全不同的认识和感受。文字为伊莱娜的不自由提供了救赎。通过她的叙述，我们虽不能体验，但能够稍许想象那段时期的情况。而爱情故事的意义则在于私人化：通过这些极度私密情感的交汇，我们得以感受宏大叙事和官方记载中被湮没的普通人的历程，历史的无数沉默的亲历者。
三
电影版自然扩大了小说中的情感线索。小说中两人未曾有过深情款款的浪漫时刻，女主角对男主角多是母亲式的温柔，对另一阵营的军官有种好奇，对仍然是个孩子的将士有些疼惜。而在电影中，原著中的性别配置被重整为柔弱女性—英武男性的结构：露西尔在任何事中都显得游离和犹豫，布鲁诺则是个背着沉重心事的孤独者，被迫卷入战争，担当起他必须认可的“社会责任”，成为纳粹的一员。深夜弹奏他所作的曲子，才是他表达自由的片刻。所有元素被浪漫化，比利时演员表演出军服下的矜持和克制，颠覆了纳粹的固有形象，在银幕上成全了一个细腻敏感而外貌英武的绅士。因为他，这场德国军官和法国少妇之间的感情才让人心碎，让人扼腕。
伊莱娜通过露西尔问：你是否相信战争？布鲁诺答：不，但我相信共同精神，没有它，个体将什么都不是。
伊莱娜对这样的集体主义信仰有犀利的观察：“个体只有在感觉到其他人的存在时，自己才具有价值，这是大家一致的意见。但是必须是 ‘其他人’而不是其他‘某个人’。专制正是建立在这种混淆之上的。”希特勒也如此粉饰过自己的政治野心：“我不是为我自己工作（甚至不是为德国人民工作），而是为欧洲工作。”伊莱娜认为拿破仑的想法与之有异曲同工之处：拿破仑期待的所谓“法国的伟大”，同样隐去了每一个真实的法国人本身的意愿和理想；而在政治家堂而皇之地用文化共同体来粉饰自己的野心时，个体的存在已经被消解，因为政治理念“无所谓牺牲千万百万人的生命”。
伊莱娜冷峻地写道：“他们想让我们相信，我们处在一个集体时代，个体应当为了社会的生存付出生命，而我们不愿意看到是社会为暴君们的生存付出生命的代价。”
作曲这种完全个人的行为，是被迫从军、坚持相信集体精神的布鲁诺在世界寻找美和意义、在极端共同体和暴力中寻找自己，同时麻醉自己的解药。和布鲁诺一样，伊莱娜也是用写作，这种私人化的艺术方式，在湮没个人声音和践踏自由的时代，如同她写道：
这一切都会过去的，占领会结束。然后是和平，美好的和平。一九四○年的战争和灾难将成为回忆，成为历史的一页，成为学生在学校里结结巴巴背诵的一连串战役和条约的名称，但是我，只要我活着，我就不会忘记靴子踏在地板上所发出的深沉而富有节奏的声音。
电影没有结尾，这样的留白似乎是向病死在集中营而无法完成书稿的伊莱娜致意。被集体精神和罪恶感折磨的布鲁诺帮助露西尔逃离村庄，目送她驶向空旷和未知。在克尔恺郭尔的哲学中，凝视是个人超越有限的距离而与上帝相遇的地方；在布鲁诺的凝视里，时代的暴力被质疑，他也脱离了负罪的枷锁，在那片刻得到了自由。
—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
《法兰西组曲》
法国犹太裔作家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的史诗小说《法兰西组曲》（Suite Fran?aise） 成书于一九四○年代，未能终稿—一九四二年，伊莱娜病死于集中营。这本小说一直藏在她的皮箱里，直到半个多世纪后才被女儿发现；转交出版社后成为畅销北美和欧洲的作品。二○一五年小说被改编成电影，更引起轰动。
作为小说，《法兰西组曲》未完成、未修缮；作为电影，也有虎头蛇尾之感。但伊莱娜的人生与故事交织，让小说有了更厚重的历史感，让叙事有了更真切的深意，愈回想，愈痛彻心扉。
一
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一九○三年生于基辅，当时的沙俄帝国，父亲是一名银行家。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爆发后，内米洛夫斯基一家辗转迁往巴黎，伊莱娜就读于索邦大学，也在巴黎成立家庭。
因为警惕自己的犹太身份可能带来的问题，二战初期伊莱娜就与家人往法国乡村避难。在下乡、流亡和躲藏中，她观察到的不仅是纳粹与被纳粹入侵和占领的法国人民，更是法国人在统一战线的表象之下的冲突和撕裂。计划写成五部的《法兰西组曲》，正是对这些逃亡故事细腻而犀利的描绘。
原著的特别之处之一就在于对普世化人性的观察。在战争这样一个需要讲究敌我立场、国家大义等群体性的语境中，伊莱娜能够洞穿简单的政治立场而透析人性。德军占领小镇后，法国居民开始向敌人揭发自己的邻居、友人、同胞，荒谬而真实。“我们很清楚，人都是复杂、多样、分裂的，有很多令人意想不到的方面，然而必须借助战争或是大的变故才能够看到这一点。这是最为令人激动，也是最为可怕的场面……最为可怕，因为这是最为真实的……德国人，法国人，戴高乐派，所有人都同意一点：必须和别人一起生存、思考和爱，按照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政党这样的组织来生存、思考和爱。”
在《法兰西组曲》中将道德冲突放大到极致的，是男女主角的感情线索：纳粹占领的法国小镇上，当地贵族的儿媳露西尔（Lucile Angellier）与德国军官布鲁诺（Bruno von Falk）相爱，但没有一种语言能够容忍这种情感的表达—因为在战争和国家冲突中，任何一种语言都成为其背后文化与政治共同体的度量，因而被高度政治化、立场化，只能用以交涉，而不能成为敌我交融的媒介。
许多文学和影视作品，譬如托纳多雷的《西西里三部曲》都对盟军女子和纳粹的关系有过描绘，她们大多遭到同胞的唾弃；同一战线的人们之间的张力则被隐去，个体的情感和选择在战争中被道德化进而批判。
农民杀了对自己太太有意思的德国军官，女主角出于仗义帮助偷藏农民，村长因此必须代村民受刑而被枪毙。在这桩案件中无辜的村长是否死得值得？他人的理念是否能合理化他的死？哪怕村长贿赂德军，是否罪有应得？保护友人的道德感，如何面对无辜代死者？布鲁诺，一个与露西尔的国家交战、代表迫害她同胞的政权、又听令枪毙她的同胞的人，是否能被还原成一个人，去爱？
二
牛津中国研究中心主任、二战史学者拉纳·米特（Rana Mitter）在谈及他的新书《中国：被遗忘的盟友》时说过，追问普通人对战争的记忆是一件吊诡的事，因为当生死攸关的紧张感被放大到国与国的对峙时，反而在日常生活中没有留下过于紧张的记忆。他所采访的上海人对二战都没有惊心动魄的记忆，除了轰炸时会直接面对恐惧，大部分时间都是隐忍和惶恐的空白。《法兰西组曲》也描绘了这些几乎超现实的静止：德军能把法国人的时钟都调成德国时间，“时间”也就变成一个非常主观化的感受。被占领比被轰炸更难以忍受，因为必须长时间地与在理智中认识的敌对方共同生活，在琐碎的日常生活中人们又会意识到原来他们也是普通人，在特殊语境中才能彰显出来的道德战线在面对面的日常生活中变得不那么重要。这才是最可怕的地方。
教父神学家奥古斯丁对时间曾有过经典的独白。对他而言，度量时间也是主观化的行为，对时间流逝的体验相应个人三个阶段的思想：期望、注意和记忆。我们所度量的，是在记忆中对时间的印象，因此度量时间乃是度量印象。因为时间的这一相对性，使得人们对战争和纳粹这样创伤性的记忆有完全不同的认识和感受。文字为伊莱娜的不自由提供了救赎。通过她的叙述，我们虽不能体验，但能够稍许想象那段时期的情况。而爱情故事的意义则在于私人化：通过这些极度私密情感的交汇，我们得以感受宏大叙事和官方记载中被湮没的普通人的历程，历史的无数沉默的亲历者。
三
电影版自然扩大了小说中的情感线索。小说中两人未曾有过深情款款的浪漫时刻，女主角对男主角多是母亲式的温柔，对另一阵营的军官有种好奇，对仍然是个孩子的将士有些疼惜。而在电影中，原著中的性别配置被重整为柔弱女性—英武男性的结构：露西尔在任何事中都显得游离和犹豫，布鲁诺则是个背着沉重心事的孤独者，被迫卷入战争，担当起他必须认可的“社会责任”，成为纳粹的一员。深夜弹奏他所作的曲子，才是他表达自由的片刻。所有元素被浪漫化，比利时演员表演出军服下的矜持和克制，颠覆了纳粹的固有形象，在银幕上成全了一个细腻敏感而外貌英武的绅士。因为他，这场德国军官和法国少妇之间的感情才让人心碎，让人扼腕。
伊莱娜通过露西尔问：你是否相信战争？布鲁诺答：不，但我相信共同精神，没有它，个体将什么都不是。
伊莱娜对这样的集体主义信仰有犀利的观察：“个体只有在感觉到其他人的存在时，自己才具有价值，这是大家一致的意见。但是必须是 ‘其他人’而不是其他‘某个人’。专制正是建立在这种混淆之上的。”希特勒也如此粉饰过自己的政治野心：“我不是为我自己工作（甚至不是为德国人民工作），而是为欧洲工作。”伊莱娜认为拿破仑的想法与之有异曲同工之处：拿破仑期待的所谓“法国的伟大”，同样隐去了每一个真实的法国人本身的意愿和理想；而在政治家堂而皇之地用文化共同体来粉饰自己的野心时，个体的存在已经被消解，因为政治理念“无所谓牺牲千万百万人的生命”。
伊莱娜冷峻地写道：“他们想让我们相信，我们处在一个集体时代，个体应当为了社会的生存付出生命，而我们不愿意看到是社会为暴君们的生存付出生命的代价。”
作曲这种完全个人的行为，是被迫从军、坚持相信集体精神的布鲁诺在世界寻找美和意义、在极端共同体和暴力中寻找自己，同时麻醉自己的解药。和布鲁诺一样，伊莱娜也是用写作，这种私人化的艺术方式，在湮没个人声音和践踏自由的时代，如同她写道：
这一切都会过去的，占领会结束。然后是和平，美好的和平。一九四○年的战争和灾难将成为回忆，成为历史的一页，成为学生在学校里结结巴巴背诵的一连串战役和条约的名称，但是我，只要我活着，我就不会忘记靴子踏在地板上所发出的深沉而富有节奏的声音。
电影没有结尾，这样的留白似乎是向病死在集中营而无法完成书稿的伊莱娜致意。被集体精神和罪恶感折磨的布鲁诺帮助露西尔逃离村庄，目送她驶向空旷和未知。在克尔恺郭尔的哲学中，凝视是个人超越有限的距离而与上帝相遇的地方；在布鲁诺的凝视里，时代的暴力被质疑，他也脱离了负罪的枷锁，在那片刻得到了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