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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孙中山把旧三民主义改造成新三民主义，并提出要实行“耕者有其田”。然而，国民党却是在丢了整个中国大陆败逃到台湾后，才开始认真做这件事。
陈诚铁腕推行土改
台湾的农民太渴望拥有自己的土地了。上世纪40年代末，没有地的佃农们——他们占了台湾农民的四分之三——收获的大部分粮食要向地主缴租，一般租率都在收获总量的50％以上，最高的甚至高达70％。
直接推行台湾土改的是当时任台湾省“主席”的陈诚。陈诚1949年1月份上任，3月，他在台湾“行政会议”揭幕式上宣布要切实执行“三七五减租”，4月土改的政令就发出了。
为什么要这样急迫地搞土改?共产党以土改赢得农民，国民党失去农民而失去大陆，这让国民党深感解决土地问题的重要。
一般而论，人们都把台湾土改分为三个阶段：“三七五”减租；公地放领；耕者有其田。所谓“三七五”减租，即地主收产量的37.5％。
陈诚当时除了任台湾省“主席”，还兼任警备总司令，他的土改政令是以武力为后盾的。他在台中视察时讲了一句很著名的话：“我相信困难是有的。调皮捣蛋不要脸皮的人也许有，但是我相信，不要命的人总不会有。”此话一出，形势立刻大变，刚刚经历过“二二八”的台湾地主们哪敢反抗?一位大地主一下子刻了20枚私章，只为与各处佃农签约时更快捷，地主们简直是求着农民来签约减租。
接下来，从1951年开始土改的第二阶段：公地放领。5月 30日，台湾“立法院”通过《台湾省公地放领扶植自耕农实施办法》，并于6月4日正式实施，办法规定：租用公地的农民，每年的租额为产量的25％，连续交上 10年，这块地就归农民自己了。
台湾土改的第3阶段“耕者有其田”是从1953年开始的。 1953年1月，“立法院”通过《耕者有其田法》，4月，台湾行政当局颁布《实施耕者有其田法条例》，规定：凡私有出租耕地，地主可保留相当于中等水田3甲(每甲约等于1公顷)或早田6甲，超过土地一律由当局征收，由现在在此田上耕作的农民受领。
政府把地主的田拿走，是要付赎金的。当局补偿地主的地价，其标准定为征收耕地上全年作物收获量的2.5倍。补偿的形式分两种：土地债券占7成，公营事业股票占3成，搭配补偿。
不是所有的地主都能适应这种转变，不少中小地主因此破了产。但也确实有不少地主成功实现转型，如海基会前董事长辜振甫，原是鹿港的大地主，土改后成为“台湾水泥”董事长，便是最著名的一例。
农民成为社会中最富的人
有许多人曾经担心，分得了土地的农民，会在不久的日子里被迫重新卖掉土地，农村再度出现两极分化。但是，台湾土改后并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北大历史系教授杨奎松认为，除了当局对于土地流转有严格的法规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台湾农会发挥的作用。
台湾农会实际在农村扮演了农村信用社的角色。当农民发生经济危机时，农会出面担保帮他们贷款，这样使得农民不至于走到破产卖地的境地。
农会虽然可以帮助农民克服经济困难，但使得农民不随意卖地的更重要因素，是给农民独立的权利。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于建嵘说，“一次，一个台湾‘陆委会’官员陪我在下面走时告诉我：现在台湾最富的是农民，家里有地，地很值钱。他指着前面说，你看那块地，值上千万呢。农民卖地是相对理性的，他知道哪块地能卖哪块不能卖。只要不用权力去兼并，他们本身有自我调节功能。”
农民可以成为社会中最富的人，这恐怕是上世纪40年代末手扶犁耙播种胡麻的台湾农民也想不到的。
（摘自《旧闻博览》2009.3.10）B12
陈诚铁腕推行土改
台湾的农民太渴望拥有自己的土地了。上世纪40年代末，没有地的佃农们——他们占了台湾农民的四分之三——收获的大部分粮食要向地主缴租，一般租率都在收获总量的50％以上，最高的甚至高达70％。
直接推行台湾土改的是当时任台湾省“主席”的陈诚。陈诚1949年1月份上任，3月，他在台湾“行政会议”揭幕式上宣布要切实执行“三七五减租”，4月土改的政令就发出了。
为什么要这样急迫地搞土改?共产党以土改赢得农民，国民党失去农民而失去大陆，这让国民党深感解决土地问题的重要。
一般而论，人们都把台湾土改分为三个阶段：“三七五”减租；公地放领；耕者有其田。所谓“三七五”减租，即地主收产量的37.5％。
陈诚当时除了任台湾省“主席”，还兼任警备总司令，他的土改政令是以武力为后盾的。他在台中视察时讲了一句很著名的话：“我相信困难是有的。调皮捣蛋不要脸皮的人也许有，但是我相信，不要命的人总不会有。”此话一出，形势立刻大变，刚刚经历过“二二八”的台湾地主们哪敢反抗?一位大地主一下子刻了20枚私章，只为与各处佃农签约时更快捷，地主们简直是求着农民来签约减租。
接下来，从1951年开始土改的第二阶段：公地放领。5月 30日，台湾“立法院”通过《台湾省公地放领扶植自耕农实施办法》，并于6月4日正式实施，办法规定：租用公地的农民，每年的租额为产量的25％，连续交上 10年，这块地就归农民自己了。
台湾土改的第3阶段“耕者有其田”是从1953年开始的。 1953年1月，“立法院”通过《耕者有其田法》，4月，台湾行政当局颁布《实施耕者有其田法条例》，规定：凡私有出租耕地，地主可保留相当于中等水田3甲(每甲约等于1公顷)或早田6甲，超过土地一律由当局征收，由现在在此田上耕作的农民受领。
政府把地主的田拿走，是要付赎金的。当局补偿地主的地价，其标准定为征收耕地上全年作物收获量的2.5倍。补偿的形式分两种：土地债券占7成，公营事业股票占3成，搭配补偿。
不是所有的地主都能适应这种转变，不少中小地主因此破了产。但也确实有不少地主成功实现转型，如海基会前董事长辜振甫，原是鹿港的大地主，土改后成为“台湾水泥”董事长，便是最著名的一例。
农民成为社会中最富的人
有许多人曾经担心，分得了土地的农民，会在不久的日子里被迫重新卖掉土地，农村再度出现两极分化。但是，台湾土改后并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北大历史系教授杨奎松认为，除了当局对于土地流转有严格的法规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台湾农会发挥的作用。
台湾农会实际在农村扮演了农村信用社的角色。当农民发生经济危机时，农会出面担保帮他们贷款，这样使得农民不至于走到破产卖地的境地。
农会虽然可以帮助农民克服经济困难，但使得农民不随意卖地的更重要因素，是给农民独立的权利。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于建嵘说，“一次，一个台湾‘陆委会’官员陪我在下面走时告诉我：现在台湾最富的是农民，家里有地，地很值钱。他指着前面说，你看那块地，值上千万呢。农民卖地是相对理性的，他知道哪块地能卖哪块不能卖。只要不用权力去兼并，他们本身有自我调节功能。”
农民可以成为社会中最富的人，这恐怕是上世纪40年代末手扶犁耙播种胡麻的台湾农民也想不到的。
（摘自《旧闻博览》2009.3.10）B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