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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女士在司法鉴定门诊里的表情相当痛苦，面部还有车祸留下的疤痕。她坐在轮椅上不愿意走下来，她对多数问题的回答是“不知道”或者作近似回答，比如问她“100-7等于多少”，她回答“94吧”；问她是否知道端午节、中秋节和国庆节，她则回答“不知道”。她称不记得自己的生日，不知道家庭住址，不知道孩子的名字，但她对身体的痛苦则反应十分强烈，称头晕头痛、手麻脚痛、心烦睡眠差、记忆力下降以及不能做事等等。
张女士的丈夫称妻子的讲述如实，并补充道，以前张女士把家收拾得井井有条，工作有声有色，相夫教子，尊老爱幼，与人相处融洽。然而车祸后，她完全变了一个人，没有劳动能力，不能上班，不能料理家务，甚至大小便有时候也不知道，自我料理非常困难，需要家人每天24小时陪伴。这次司法鉴定希望能给一个说法，让张女士得到最恰当的赔偿。
张女士受伤的经历是这样的。2年前她在路上行走时，被小汽车撞倒，当时出现短暂昏迷，汽车车主立即将其送往医院，急诊头颅CT显示“未见明显异常”。入院后给予促醒、护脑、护胃、高压氧等对症支持治疗，神经内科住院一个多月病情好转出院，出院CT显示“未见明显异常”，出院诊断为：“⑴脑震荡；⑵脑外伤综合症；⑶多处软组织挫伤”。出院后转当地康复科治疗，在康复科住院期间，张女士出现情绪低落、睡眠差等情况，康复科请精神科会诊，精神科医生给予心理治疗并添加安定类药物改善睡眠，但张女士的情况并无明显缓解。
在康复科住院3个月后，张女士出院，出院后在家继续休息。尽管肇事方车主已经完全承担了所有的医疗费用，由于第一次鉴定结论是“脑外伤后综合征，不构成精神伤残”，后续赔偿没有依据，但肇事方车主答应协商给予一定的补偿。张女士以及家人认为鉴定结论与事实不符，要求申请再次司法鉴定。
据办案交警调查反映，车祸前张女士性格外向，身体比较健康，无明显躯体以及精神症状，但并没有张女士丈夫所讲的那么出色，平时夫妻二人也会有矛盾。张女士在单位为临时工，表现一般，孩子在校表现尚可，与邻居相处较为融洽。目前，张女士在家情况具体如何无法获知，但张女士的丈夫确实为了照顾妻子向单位请假，张女士外出都是丈夫推着轮椅出去，没有人看到过她在外面自己走路。
本次鉴定的专家温和地对张女士解释：“车祸未对你的大脑造成严重伤害，因为CT检查无明显异常（边说边拿出张女士的颅脑CT结果，并拿出一些严重脑外伤的CT图片给张女士进行对比），这是不幸中的万幸，大脑没有实质性的损伤，你还可以有正常的思维活动，你的生命中枢也没有问题。
“但这次车祸使你受到了惊吓，对你构成了精神刺激，给情绪带来了影响，而你也允许情绪做了你的主人，你顺从情绪的摆布，因此伤心难过，以至于身体也被情绪征服了，出现了你说的头晕头痛等症状。我们见过不少和你一样的病人，一些人战胜了情绪，身体也逐渐好起来；一些人则任由情绪发展，最后遂了情绪的愿，甚至有些人本来腿脚好好的，却因为没有管理好自己的情绪而最终瘫痪在床上了，好端端的身体被情绪毁了。他们这些人远没有你幸运，毕竟你住院的费用对方付清了，并且答应协商补偿。
“我们根据客观的鉴定标准、你的CT结果，还是会给你和上次一样的鉴定意见，而依据这个鉴定意见，你难以获得伤残赔偿。虽然车祸对你来说是个不幸的事件，但和其他人相比，你算是幸运的，一是对方主动把你送入医院并承担了责任；二是答应协商补偿超过了法定程序的预期；三是你有一个支持你的家人，你的丈夫为了你请假在家。我想，你也希望自己早点康复，这样你们都能早点上班，一起赚钱养家、教育孩子。至于何时康复，需要你和你的情绪作斗争，我想，你会更愿意你胜，情绪败。”
张女士被爱人推出司法鉴定室时，看上去比进来的时候轻松很多，没那么痛苦了。专家总结道，张女士所得的病可以称为“赔偿性神经症”，虽然在疾病诊断系统中没有它的名字，但在司法精神鉴定领域却较常见，该名字也被业内人士接受。
“赔偿性神经症”的解释是：病人期望因他的症状持续存在而得到赔偿或报酬”。沈渔主编的《精神病学》指出，“赔偿性神经症是癔症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有利于索取赔偿”，因此而收录在癔症章节中。该病总结起来的临床特点是：由赔偿因素引发，临床表现既具有神经症的病理和症状特征，又具有类似诈病的心理和病程特点，预后往往取决于赔偿纠纷的解决及当事人的满意程度。
由此可见，赔偿因素是病人维持此病的动机，该因素在疾病发生发展中的作用比其他神经症更为突出。获得赔偿这种“继发性获益”的心理有意或潛意识中被病人或者家人强化，使病程大为延长，迁延不愈，少数人甚至出现和原发病不相对应的阳性体征，如“废用性肌萎缩”、“癔症性瘫痪”、“癔症性失语”等。
“赔偿性神经症”病人之所以对赔偿结果不满意，是因为他们错误地高估了预期的赔偿结果带来的好处，而低估了为了获得赔偿，本人以及家人所付出的高昂的代价；或者病人陷入一种恶性循环中，认为为了获得赔偿，付出的所有代价都来源于最初的事件，而没有认清楚，是个人对“赔偿事件的反应”导致了越陷越深的“赔偿性神经症”的出现。
因此，尽管少数人从该病中获得了看得见的好处，但给个人以及家庭带来的危害相当大：本来可以创造价值的人，只能成为被其预言的“废人”；家庭中的孩子失去有效监管，甚至会面临伴侣的不理解而失去婚姻的局面。因此，积极对待生活中的不幸事件，更早地从中走出来才是最好的解决之道，毕竟“赔偿性神经症”的得失存留与病人本人的意愿关联很大。
另外，由于“赔偿性神经症”可能因为处理不及时或不恰当，同时给诉讼双方带来极大的危害，因此，建议事故处理方尽早按法律程序协商，一次性适当地补偿受害方。
张女士的丈夫称妻子的讲述如实，并补充道，以前张女士把家收拾得井井有条，工作有声有色，相夫教子，尊老爱幼，与人相处融洽。然而车祸后，她完全变了一个人，没有劳动能力，不能上班，不能料理家务，甚至大小便有时候也不知道，自我料理非常困难，需要家人每天24小时陪伴。这次司法鉴定希望能给一个说法，让张女士得到最恰当的赔偿。
张女士受伤的经历是这样的。2年前她在路上行走时，被小汽车撞倒，当时出现短暂昏迷，汽车车主立即将其送往医院，急诊头颅CT显示“未见明显异常”。入院后给予促醒、护脑、护胃、高压氧等对症支持治疗，神经内科住院一个多月病情好转出院，出院CT显示“未见明显异常”，出院诊断为：“⑴脑震荡；⑵脑外伤综合症；⑶多处软组织挫伤”。出院后转当地康复科治疗，在康复科住院期间，张女士出现情绪低落、睡眠差等情况，康复科请精神科会诊，精神科医生给予心理治疗并添加安定类药物改善睡眠，但张女士的情况并无明显缓解。
在康复科住院3个月后，张女士出院，出院后在家继续休息。尽管肇事方车主已经完全承担了所有的医疗费用，由于第一次鉴定结论是“脑外伤后综合征，不构成精神伤残”，后续赔偿没有依据，但肇事方车主答应协商给予一定的补偿。张女士以及家人认为鉴定结论与事实不符，要求申请再次司法鉴定。
据办案交警调查反映，车祸前张女士性格外向，身体比较健康，无明显躯体以及精神症状，但并没有张女士丈夫所讲的那么出色，平时夫妻二人也会有矛盾。张女士在单位为临时工，表现一般，孩子在校表现尚可，与邻居相处较为融洽。目前，张女士在家情况具体如何无法获知，但张女士的丈夫确实为了照顾妻子向单位请假，张女士外出都是丈夫推着轮椅出去，没有人看到过她在外面自己走路。
本次鉴定的专家温和地对张女士解释：“车祸未对你的大脑造成严重伤害，因为CT检查无明显异常（边说边拿出张女士的颅脑CT结果，并拿出一些严重脑外伤的CT图片给张女士进行对比），这是不幸中的万幸，大脑没有实质性的损伤，你还可以有正常的思维活动，你的生命中枢也没有问题。
“但这次车祸使你受到了惊吓，对你构成了精神刺激，给情绪带来了影响，而你也允许情绪做了你的主人，你顺从情绪的摆布，因此伤心难过，以至于身体也被情绪征服了，出现了你说的头晕头痛等症状。我们见过不少和你一样的病人，一些人战胜了情绪，身体也逐渐好起来；一些人则任由情绪发展，最后遂了情绪的愿，甚至有些人本来腿脚好好的，却因为没有管理好自己的情绪而最终瘫痪在床上了，好端端的身体被情绪毁了。他们这些人远没有你幸运，毕竟你住院的费用对方付清了，并且答应协商补偿。
“我们根据客观的鉴定标准、你的CT结果，还是会给你和上次一样的鉴定意见，而依据这个鉴定意见，你难以获得伤残赔偿。虽然车祸对你来说是个不幸的事件，但和其他人相比，你算是幸运的，一是对方主动把你送入医院并承担了责任；二是答应协商补偿超过了法定程序的预期；三是你有一个支持你的家人，你的丈夫为了你请假在家。我想，你也希望自己早点康复，这样你们都能早点上班，一起赚钱养家、教育孩子。至于何时康复，需要你和你的情绪作斗争，我想，你会更愿意你胜，情绪败。”
张女士被爱人推出司法鉴定室时，看上去比进来的时候轻松很多，没那么痛苦了。专家总结道，张女士所得的病可以称为“赔偿性神经症”，虽然在疾病诊断系统中没有它的名字，但在司法精神鉴定领域却较常见，该名字也被业内人士接受。
“赔偿性神经症”的解释是：病人期望因他的症状持续存在而得到赔偿或报酬”。沈渔主编的《精神病学》指出，“赔偿性神经症是癔症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有利于索取赔偿”，因此而收录在癔症章节中。该病总结起来的临床特点是：由赔偿因素引发，临床表现既具有神经症的病理和症状特征，又具有类似诈病的心理和病程特点，预后往往取决于赔偿纠纷的解决及当事人的满意程度。
由此可见，赔偿因素是病人维持此病的动机，该因素在疾病发生发展中的作用比其他神经症更为突出。获得赔偿这种“继发性获益”的心理有意或潛意识中被病人或者家人强化，使病程大为延长，迁延不愈，少数人甚至出现和原发病不相对应的阳性体征，如“废用性肌萎缩”、“癔症性瘫痪”、“癔症性失语”等。
“赔偿性神经症”病人之所以对赔偿结果不满意，是因为他们错误地高估了预期的赔偿结果带来的好处，而低估了为了获得赔偿，本人以及家人所付出的高昂的代价；或者病人陷入一种恶性循环中，认为为了获得赔偿，付出的所有代价都来源于最初的事件，而没有认清楚，是个人对“赔偿事件的反应”导致了越陷越深的“赔偿性神经症”的出现。
因此，尽管少数人从该病中获得了看得见的好处，但给个人以及家庭带来的危害相当大：本来可以创造价值的人，只能成为被其预言的“废人”；家庭中的孩子失去有效监管，甚至会面临伴侣的不理解而失去婚姻的局面。因此，积极对待生活中的不幸事件，更早地从中走出来才是最好的解决之道，毕竟“赔偿性神经症”的得失存留与病人本人的意愿关联很大。
另外，由于“赔偿性神经症”可能因为处理不及时或不恰当，同时给诉讼双方带来极大的危害，因此，建议事故处理方尽早按法律程序协商，一次性适当地补偿受害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