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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只生一个”的政策背景下，更加金贵的胎儿，别无选择的母亲，促使“剖腹产”非理性蔓延
“2004年农历10月28日11点55分，那是我婆婆找人算好的剖腹产时辰，医生把孩子从我身体里拿出来了，真的一秒都不差。”唐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而此时离她的实际预产期还有十几天。
唐梅毕业于北京一所高校，发现怀孕后，她和丈夫当机立断，马上辞职到安徽农村婆婆家保胎。有过数次流产经历的唐梅为保住孩子朝思暮想，她甚至接受了婆婆为此做的法事：一大家族的人都聚集在屋里，众目睽睽之下法师用鸡血涂抹了她的额头和手心。“其实心里特别复杂，但是你在那个环境，又特别想要小孩，虽然知道老年人迷信，也就由着她。”受过高等教育的唐梅虽然半信半疑，也还是虔诚地配合着。
婆婆更积极地找法师算孩子出生的吉日，并且一气算了好几个，孝顺的唐梅选了离预产期最近的一个，一切都按照规划进行：丈夫顺利找到了熟人，打好招呼后，唐梅提前躺在了剖腹产的手术台上。接着是深度麻醉、剖腹，她的脑子昏昏沉沉的，但是还可以感觉到测血压的机器呼呼地响。头顶手术灯在照，手术钳子碰撞的声音及医生之间与手术不相干的玩笑。“他们都显得很轻松，对于有经验的妇产科医生，剖腹产是一个再小不过的小手术。”唐梅回忆。
吉时到了，儿子被准点抓出母体，8斤，哭得很有劲，唐梅也感动得泪流满面，这一切，都发生在半个小时之内。
富人“剖”孩子，穷人“生”孩子
“我压根就没有想过要自己生孩子。”唐梅告诉记者，她的朋友圈里，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剖腹产”。
事实上是，中国母亲选择自然分娩的越来越少，由此导致的中国剖腹产率之高令人忧虑。资料显示，美国妊娠妇女剖腹产率从3%升至20%花费了半个世纪，不过从此基本稳定在这个比率上；而中国剖腹产率从微乎其微飙升到一个让人瞠目结舌的比率，只用了10年左右的时间，“剖生”转瞬便如洪水决堤般在中国泛滥。
“剖腹产率升高是全球趋势，但是像中国这样短时间内增幅这么快，还是十分不正常的。”曾任天津南开医院妇产科副主任医师的关秀媛认为。从事接生工作长达40多年的关秀媛清楚地记得，上个世纪60年代初，天津剖腹产率不过5%，90年代开始狂涨。关秀媛介绍，如今在天津，医院的剖腹产率一般都在40%至60%之间，部分医院甚至达到了80%，而对于要求剖腹的孕妇，医生几乎来者不拒。
上海市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妇幼保健医院医生称，关于剖腹产的数据，由于政策原因不便透露。但是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上海市原来对剖腹产的标准控制得很严，但如今这里的剖腹产率正处于上升状态，而且一般情况下，只要产妇要求医生就会剖。
而据媒体报道，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的专项课题跟踪调查显示，从1991年至2000年，浙江省剖腹产率由20.0%上升至45.6%，增长了128%，超出了世界卫生组织警戒线的三倍，与剖腹产率保持在10%的日本等发达国家比较，更是相形见绌。
同样的增长发生在中国北京、沈阳、青岛、哈尔滨，甚至是边远的云南、新疆和内蒙古，包括为数众多的中国地级、县级市，而且经济越发达的地方剖腹产越普及。其总体特点是：大城市大于中等城市；中等城市大于小城市；城市大于农村；高收入者大于低收入者。
现在的问题是，随着剖腹产的日益时髦，这种非自然的生育方式正在由中心城市向周边城乡日益扩大，并开始突破区域和城乡的障碍，个别偏远地区剖腹产率甚至更高。在新疆一家国营农场中心医院任职的刘新凤告诉记者，除了少数困难家庭，当地几乎90%的产妇生孩子时都会到两个小时车程外的市医院待产，而且绝大部分人选择剖腹产。她所在的农场医院由于条件稍差，接生孩子的手术越来越少，科里的女护士们生育时也都纷纷到城里做剖腹产，而这些年她已经很少听说有人自然生育了。“一百个里面难挑出两个，不论身体条件如何，不论大龄与否，不论高矮胖瘦，保险起见，一律都剖了。”
农村人天经地义的传统生孩子方式也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曾在安徽农村待产的北京高校毕业生唐梅介绍，村里稍微经济状况好一些的人选择剖腹产逐渐增多，不少老人鼓励孩子到城里做剖腹产，“但凡有条件，农村的父母也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受自然分娩的疼痛之苦。”
与此同时，选择自然生育似乎成了比较穷困付不起手术费人家的无奈之举。唐梅刚听说一个远房亲戚的自然生产经历：因为家里实在太困难了，只能自然分娩；上午在乡镇医院里生完了孩子，下午就赶紧回家，而家里能够提供的营养不过是一碗红糖水。
富裕的农户对剖腹产甚至不乏迷信色彩，来自山西农村一家开煤矿的夫妇，选择剖腹产的理由很简单：这样更容易生男孩，而自然分娩比较容易生女孩。
现在，许多到城市打工的农民对剖腹产也跃跃欲试，来自安徽偏远农村、在北京做保姆工作的张春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因为穷，她没有钱做剖腹产，所以还是照老规矩自己生了孩子，“小孩奔生、大人奔死”，张春梅说做穷人就得听天由命，话语间，流露出对那些有钱做剖腹产的人的羡慕。
“生了一个六斤三两的废物”
“剖腹产率大幅度增高与‘一孩政策’有关，孩子越来越宝贵了，已经经不起任何闪失。”生命伦理学家邱仁宗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而在北京一所医科大学任教的陈怡把剖腹产归结为一种富贵病，现在生活水平高了，又都是一个孩子，生怕营养不良，孕妇拼命进补，结果自己和胎儿都体重超标。过去孩子不过五六斤，如今七八斤甚至九斤的孩子特别多：“不是不想自己生，是实在生不下来。有人生了孩子还嫌小，因为‘只生了一个六斤三两的废物’。”陈怡苦恼地解释。
分娩之痛也不再是母亲们的荣耀，“现在的年轻人吃苦耐劳性太差，忍不了疼。”采访中，几乎所有的上年纪的母亲都异口同声地责备媳妇或者女儿的娇气，而当年她们在生孩子前，往往还在田头车间干活。
话虽如此，但由于怕胎儿万一真出什么问题，对不起祖宗，所以做父母的多半也愿意让女儿或儿媳做剖腹产。山西太原某部队医院妇产科主任孟春珍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人们对母婴完美生育结局的期望值太高，如今产科纠纷几乎占据了医疗纠纷的一半，为了减少麻烦，医生也常常会降低自己的压力，默许甚至鼓励产妇剖腹产。
而“为了孩子好”的人们，非常迷信“挑生日”。孟春珍介绍，除了国庆宝宝、千禧宝宝等传统好生日，3、6、9，2、4、8等日子都比较受青睐，但各家有各家的算法，规矩都不一样，在排得开的情况下，有熟人要求，医生也不好意思不在所谓的黄道吉日剖。
生命伦理学家邱仁宗则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传统文化认为人不应该对自己的身体轻易动刀，现在这种传统约束力早已消失，但科学健康的现代医疗观念并未跟上，中国正处于传统与现代的文化道德真空地带，人们更容易迷失，更容易受到某种没有价值依规的诱惑。事实上，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在几乎盲从的状况下选择了剖腹产，比如很多产妇根本不知道剖腹产的前因后果，只是觉得别人这样，她也要这样；而大部分有医疗保障的人，尤其喜欢选择剖腹产，因为可以报销。多花了钱，反而觉得是多讨了单位的好处似的。
很多医院也鼓励剖腹产，因为其费用是自然分娩的2到3倍，加上手术中不少产妇家属会给医生送红包，效益可观。邱仁宗表示，不排除个别医生有借此谋利的不良动机。
“2004年农历10月28日11点55分，那是我婆婆找人算好的剖腹产时辰，医生把孩子从我身体里拿出来了，真的一秒都不差。”唐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而此时离她的实际预产期还有十几天。
唐梅毕业于北京一所高校，发现怀孕后，她和丈夫当机立断，马上辞职到安徽农村婆婆家保胎。有过数次流产经历的唐梅为保住孩子朝思暮想，她甚至接受了婆婆为此做的法事：一大家族的人都聚集在屋里，众目睽睽之下法师用鸡血涂抹了她的额头和手心。“其实心里特别复杂，但是你在那个环境，又特别想要小孩，虽然知道老年人迷信，也就由着她。”受过高等教育的唐梅虽然半信半疑，也还是虔诚地配合着。
婆婆更积极地找法师算孩子出生的吉日，并且一气算了好几个，孝顺的唐梅选了离预产期最近的一个，一切都按照规划进行：丈夫顺利找到了熟人，打好招呼后，唐梅提前躺在了剖腹产的手术台上。接着是深度麻醉、剖腹，她的脑子昏昏沉沉的，但是还可以感觉到测血压的机器呼呼地响。头顶手术灯在照，手术钳子碰撞的声音及医生之间与手术不相干的玩笑。“他们都显得很轻松，对于有经验的妇产科医生，剖腹产是一个再小不过的小手术。”唐梅回忆。
吉时到了，儿子被准点抓出母体，8斤，哭得很有劲，唐梅也感动得泪流满面，这一切，都发生在半个小时之内。
富人“剖”孩子，穷人“生”孩子
“我压根就没有想过要自己生孩子。”唐梅告诉记者，她的朋友圈里，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剖腹产”。
事实上是，中国母亲选择自然分娩的越来越少，由此导致的中国剖腹产率之高令人忧虑。资料显示，美国妊娠妇女剖腹产率从3%升至20%花费了半个世纪，不过从此基本稳定在这个比率上；而中国剖腹产率从微乎其微飙升到一个让人瞠目结舌的比率，只用了10年左右的时间，“剖生”转瞬便如洪水决堤般在中国泛滥。
“剖腹产率升高是全球趋势，但是像中国这样短时间内增幅这么快，还是十分不正常的。”曾任天津南开医院妇产科副主任医师的关秀媛认为。从事接生工作长达40多年的关秀媛清楚地记得，上个世纪60年代初，天津剖腹产率不过5%，90年代开始狂涨。关秀媛介绍，如今在天津，医院的剖腹产率一般都在40%至60%之间，部分医院甚至达到了80%，而对于要求剖腹的孕妇，医生几乎来者不拒。
上海市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妇幼保健医院医生称，关于剖腹产的数据，由于政策原因不便透露。但是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上海市原来对剖腹产的标准控制得很严，但如今这里的剖腹产率正处于上升状态，而且一般情况下，只要产妇要求医生就会剖。
而据媒体报道，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的专项课题跟踪调查显示，从1991年至2000年，浙江省剖腹产率由20.0%上升至45.6%，增长了128%，超出了世界卫生组织警戒线的三倍，与剖腹产率保持在10%的日本等发达国家比较，更是相形见绌。
同样的增长发生在中国北京、沈阳、青岛、哈尔滨，甚至是边远的云南、新疆和内蒙古，包括为数众多的中国地级、县级市，而且经济越发达的地方剖腹产越普及。其总体特点是：大城市大于中等城市；中等城市大于小城市；城市大于农村；高收入者大于低收入者。
现在的问题是，随着剖腹产的日益时髦，这种非自然的生育方式正在由中心城市向周边城乡日益扩大，并开始突破区域和城乡的障碍，个别偏远地区剖腹产率甚至更高。在新疆一家国营农场中心医院任职的刘新凤告诉记者，除了少数困难家庭，当地几乎90%的产妇生孩子时都会到两个小时车程外的市医院待产，而且绝大部分人选择剖腹产。她所在的农场医院由于条件稍差，接生孩子的手术越来越少，科里的女护士们生育时也都纷纷到城里做剖腹产，而这些年她已经很少听说有人自然生育了。“一百个里面难挑出两个，不论身体条件如何，不论大龄与否，不论高矮胖瘦，保险起见，一律都剖了。”
农村人天经地义的传统生孩子方式也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曾在安徽农村待产的北京高校毕业生唐梅介绍，村里稍微经济状况好一些的人选择剖腹产逐渐增多，不少老人鼓励孩子到城里做剖腹产，“但凡有条件，农村的父母也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受自然分娩的疼痛之苦。”
与此同时，选择自然生育似乎成了比较穷困付不起手术费人家的无奈之举。唐梅刚听说一个远房亲戚的自然生产经历：因为家里实在太困难了，只能自然分娩；上午在乡镇医院里生完了孩子，下午就赶紧回家，而家里能够提供的营养不过是一碗红糖水。
富裕的农户对剖腹产甚至不乏迷信色彩，来自山西农村一家开煤矿的夫妇，选择剖腹产的理由很简单：这样更容易生男孩，而自然分娩比较容易生女孩。
现在，许多到城市打工的农民对剖腹产也跃跃欲试，来自安徽偏远农村、在北京做保姆工作的张春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因为穷，她没有钱做剖腹产，所以还是照老规矩自己生了孩子，“小孩奔生、大人奔死”，张春梅说做穷人就得听天由命，话语间，流露出对那些有钱做剖腹产的人的羡慕。
“生了一个六斤三两的废物”
“剖腹产率大幅度增高与‘一孩政策’有关，孩子越来越宝贵了，已经经不起任何闪失。”生命伦理学家邱仁宗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而在北京一所医科大学任教的陈怡把剖腹产归结为一种富贵病，现在生活水平高了，又都是一个孩子，生怕营养不良，孕妇拼命进补，结果自己和胎儿都体重超标。过去孩子不过五六斤，如今七八斤甚至九斤的孩子特别多：“不是不想自己生，是实在生不下来。有人生了孩子还嫌小，因为‘只生了一个六斤三两的废物’。”陈怡苦恼地解释。
分娩之痛也不再是母亲们的荣耀，“现在的年轻人吃苦耐劳性太差，忍不了疼。”采访中，几乎所有的上年纪的母亲都异口同声地责备媳妇或者女儿的娇气，而当年她们在生孩子前，往往还在田头车间干活。
话虽如此，但由于怕胎儿万一真出什么问题，对不起祖宗，所以做父母的多半也愿意让女儿或儿媳做剖腹产。山西太原某部队医院妇产科主任孟春珍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人们对母婴完美生育结局的期望值太高，如今产科纠纷几乎占据了医疗纠纷的一半，为了减少麻烦，医生也常常会降低自己的压力，默许甚至鼓励产妇剖腹产。
而“为了孩子好”的人们，非常迷信“挑生日”。孟春珍介绍，除了国庆宝宝、千禧宝宝等传统好生日，3、6、9，2、4、8等日子都比较受青睐，但各家有各家的算法，规矩都不一样，在排得开的情况下，有熟人要求，医生也不好意思不在所谓的黄道吉日剖。
生命伦理学家邱仁宗则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传统文化认为人不应该对自己的身体轻易动刀，现在这种传统约束力早已消失，但科学健康的现代医疗观念并未跟上，中国正处于传统与现代的文化道德真空地带，人们更容易迷失，更容易受到某种没有价值依规的诱惑。事实上，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在几乎盲从的状况下选择了剖腹产，比如很多产妇根本不知道剖腹产的前因后果，只是觉得别人这样，她也要这样；而大部分有医疗保障的人，尤其喜欢选择剖腹产，因为可以报销。多花了钱，反而觉得是多讨了单位的好处似的。
很多医院也鼓励剖腹产，因为其费用是自然分娩的2到3倍，加上手术中不少产妇家属会给医生送红包，效益可观。邱仁宗表示，不排除个别医生有借此谋利的不良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