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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就晚清政府为抵制外国的进一步侵略,巩固西北地区边防的安全,采取了种种措施进一步加强对边疆的管理进行评述。
关键词：清末；西北地区；实边政策
近代以后，随着清政府国势的衰弱、外国的侵略，使中国西北边疆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边防危机，主权大量丧失，领土大片被割占，严重威胁到了清政府的统治。而在西北地区业已形成的“因俗而治”的民族政策、封爵、俸禄、朝觐等制度悉遭破坏或失去原有的作用。清政府不得不从根本上考虑新的措施，稳定边疆，以图度过危机。为此，清政府从19世纪80年代起转虚边为实边，开始了对西北边疆地区的实边建设。其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实边措施
（一）移民实边，兴农、工、商业。
农业方面，清政府对西北地区的封禁政策，及受侵略者战乱的影响，西北地区的人口数量一直很少，单新疆人口于1862年后一直徘徊在90－110万之间。左宗棠收复新疆后，为了早日恢复已被破坏的经济，增加财政收入，当务之急是召集流亡，移民实边，恢复屯田。1887年清政府颁布《新疆屯垦章程》，鼓励内地农民到新疆开荒屯田，章程颁布不久，就有土、客民1090户报垦。1895－1896年西宁数千名回民就来到新疆伊犁、罗布淖尔、卡克里克一带。1899年从甘肃到新疆的回民“每月或三、四百人或一、二百人不等，络绎不绝于途” ［1］。此外还有来自山东、直隶的难民，以前被沙俄劫走的伊犁维、回民亦有陆续返回祖国。至清末新疆人口达200余万。1911年全疆垦熟的土地面积达到1055余万亩［2］。清政府也重视桑蚕业的发展，以谋复兴之利。1907年清政府在南疆的和阗、洛浦、于阗、莎车、叶城大量栽桑种蚕，据统计“仅南疆蚕丝年产量旧额为30万斤，至清末增至70余万斤， 此南疆一大利源也”［3］。
西北蒙古地区地广人稀，荒漠多，土地贫瘠。尽管如此，清政府为增加财政收入，加强边防，在宜于耕种、离水源较近之地丈放土地开垦。在塔尔巴哈台地区，1888年5月“抽调甘肃携眷兵来塔驻防，酌量发给籽种，认地开垦” ［4］。在伊犁地区，1891年查勘旗屯、民屯可耕地128000余亩［5］等。1899年将军恩泽“以招垦蒙地，关边圉富强大计”［6］，派员商劝、鼓励人民前去垦田，以后在科布多、阿尔泰地区、杜尔伯特旗、阿拉善旗等地放地垦田。清政府对西北地区开禁后，西北地区出现了移民垦田的高潮。
工业方面，清政府本着“实边”、“广开利源”的目的，在西北地区大举创办工业。在新疆地区的咯什噶尔、拜城、库车等处设厂采炼铜，每岁20余万斤［7］。在和阗塔城等地创办金矿［8］，获利颇丰。清政府在吉木萨尔、孚远等地设厂开采铁矿，在其它地区采煤、油等。在甘肃，1910年清政府创办了西北地区开采最早、投资较多、规模较大的一个近代化冶炼厂。此外还创办了一些工艺局（厂），如1908年创办的陕西制革厂，1909年设立伊犁玉山巴依制革厂［9］等。
清政府认为“筹边以武备为要，行军以利器为先”，在西北地区创办近代军火工业。1895年山西巡抚张汝梅把陕西机器制造局更名为陕西机器局，试制枪械。1897年新疆巡抚饶应祺在迪化设立新疆机器局，修理、制造子弹、枪械等。
商业方面，1880年签订的《中俄伊犁条约》中规定沙俄在新疆蒙古享有免税贸易特权，给当地商人造成了巨大损失，商人生活举步维艰。清政府为稳定社会，保护商人利益，拓展商人谋生之路，让当地人民安于治边，于1882年规定“所有出卡货物，往来新疆各城贸易者，一律暂免征厘税”［10］，以提高与沙俄商品的竞争力。
（二）改革边疆军制，改良军备，加强治军，从而加强边防力量。
新疆军事行动结束以后，清政府开始整顿新疆军伍，先将关外营勇分批裁减、整编为制兵，设抚标、提标、镇标、协标、额兵31000人，改行饷为坐饷，以资军实，改制后军队归巡抚节制。这样既裁汰老弱，又节省大量开支，每年可节约白银80余万两。建省后，清政府又对各地驻军、军制做了相应的改革。1886年刘锦棠以巴里坤满营归并古城、伊犁共驻马步防军二十八营，酌裁新募之勇，编留精壮为马队九旗，步队十三旗，自伊犁至大河沿及精河以东分路驻防，加强边防力量。1890年因塔城防务吃紧，清政府增募防兵，凡步队三营，马队四旗，弁勇二千人。庚子赔款后，尽管新疆面临饷源竭枯严重困难，但当地官员因地制宜，改变练兵方略，改练土著世袭兵，以固边防。1904年又把世袭兵改为常备兵。在清末“新政”的影响下，1906年伊犁将军长庚创办新军，到1909年练成一协。1906年，新疆巡抚联魁 “将新省原有续备兵队五营及左右翼马队六旗，挑选裁并，改练新军步队三营为一标，马队两营，炮队一营为一标，共为混成协，暂名为新疆陆军”。清政府为适应军制改革的需要，于1902年设立新疆武备学堂，在伊犁设立武备速成学堂（后改为陆军小学堂）兼弁目学堂，培养新式军官，满足边防建设的需要。
军队武器装备方面，清军大量采用新式枪炮，摒弃旧式兵器，军队除向当地兵工厂采购兵器外，还向天津购各种毛瑟枪、来福枪计5000杆。由上海招商局代购进毛瑟枪、来福枪计7000杆，需用弹子、佩带及修整枪械机器等项均购办齐全。此外，派官员承造大小铁炮200尊，每尊配子弹300颗。经清政府的一番努力，西北地区边防的军队武器装备大为改观。
治军方面，清政府认为西北地区，尤其是新疆伊犁等地“地近强邻，防务吃重”，在治军上应赏罚严明，对那些日夜筹防，“得保边疆安靖”［11］，忠于职守的将士进行奖励：赏加不等军衔，提拔官吏，足额发放养廉马钱等，以示体恤；对那些玩忽职守的官兵，则进行降职，开除出军队甚至遣送回原籍。1902年6月，清政府就把玩视边务，经教训毫无愧悔的塔尔巴哈台哈密古特牛录佐领僧格依革职。
（三）加强西北边疆地区的行政管理。
清政府在西北地区实边后，为了加强中央对地方的管理，进行行政改革。在西北主要是围绕新疆建省为中心开始的。清军收复新疆时，在南疆设立善后局，负责处理各地诸项事务，并进行收复区的恢复建设，因此，善后局起了地方临时政府的作用，为州县制的推行打下了基础。1882年刘锦棠逐步将南疆善后局裁撤，改设道、府、厅、州、县，设官治理。1884年11月新疆建省后，刘锦棠在原有设官基础上，相继在全疆基层政权中添加官职、官员，加强地方统治力量。随着州县制的推行，伯克制、军府制在地方管理事务中的作用越来越小，清政府便循序渐进的裁撤。1887年清政府批准，将“所有伯克名目全行裁汰” ［12］。为了使军政进一步分开，1888年刘锦棠“添置新疆伊塔道，如镇迪道例”设道计划被清政府采纳。这样地方事务由巡抚节制，而不再由伊犁将军管理，“伊犁将军除管兵外，毫不得干预他事”［13］。 到1913年新疆都督杨增新改伊犁镇边使为镇守使，归新疆都督统辖，军府制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州县制得以在全疆全面推行。
二、历史作用
清末在西北地区实行的一系列旨在巩固、加强边防的措施，对我国西北边疆地区的政治、经济、国防、文化等方面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其历史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一）御敌强边，保障边疆社会的稳定。
清末在西北的治边措施对当地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其历史功
绩是不可磨灭的。清政府推行实边政策以来，大量内地移民进入西北边疆地区，为边防军队提供了较为充足的兵员。近代沙俄对中国屡屡的侵犯，皆因我边疆“无兵以为之备，无民以为之防”。因而，近代移民屯垦可以使“边圉巩固而敌人不敢生心”；同时，可用所得垦荒足食足兵，“亦可为边地开通风气，与当地驻兵及种地蒙民互相联络，声威渐壮，则边境地带亦可稍厚兵力”。［14］移民实边政策的推行，有力地保障了边疆社会的稳定，巩固了祖国的边防，与“国计民生两有裨益”［15］。
（二）促进了西北边疆经济的开发，有利于各民族之间的相互接近与融合。
移民实边，扩大了土地耕种面积，带来了内地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改变了当地土著居民的粗放耕作方式。人口的增加，垦殖的发展，刺激了工、商、矿业的兴起与发展，客观上促进了内地与边疆经济的协调发展，缩小了边疆与内地的差距；同时人口的流动，客观上使得中原地区与西北边疆少数民族文化进一步沟通，使之相互交流，共同繁荣，相互吸收融合，进一步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三）行政体制方面的改革，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管理，有利于中央与地方政令的统一。
在西北新疆以州县制取代军府制，这样巡抚事权归一，有利于新疆建设的组织发展，对防止外来侵略势力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钟广生在《新疆志稿·卷一》中评价州县制在西北对维护祖国统一和领土完整的作用时说：“新疆缘地七千里……蒲犁以设官而存，帕米尔以未设官而亡，县之所系其重若此”。是有一定道理的。值得一提的是 “因俗而治”政策的废止，不仅加强了政府对地方的直接管理，沟通了官民关系，便利了政府官员对民情的了解，保证了政令的上通下达，加强了西北边疆与内地行政组织的统一；同时，也消除了外敌勾结境内分裂势力进行反叛的隐患，对于维护边疆安定局面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综上所述，清末实边政策对加强西北边疆建设有积极的作用，但我们也应注意到在实边政策推行过程中，出现了许多问题。例如：移民实边时没有考虑到当地实际，引起了当地居民的不满；过渡开垦，破坏了原有的生态系统，致使部分地区生态环境恶化，土壤沙化严重，人类的生存环境进一步恶化等等。总之，清末的实边政策是值得肯定和重视的，尤其对我们当今的西部大开发建设有着积极的、现实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2］［7］王树楠：《新疆图志》，卷104、30，文海出版社，第3901、1189、3896页。
［3］［8］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方志总编室，1986年2月，第438、440－441页。
［4］［5］［10］《清德宗实录》，日本东京大藏出版株式会社据沈阳崇谟阁本影印,1934—1936年,卷253第9-10页，卷293第11页，卷146第15页。
［6］赵尔巽：《清史稿》（藩部一），卷518，中华书局，1977年8月，第14329页。
［9］魏永理：《中国西北近代开发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6月，第189、183－184页。
［11］［14］马大正、吴丰培：《清代新疆稀见奏牍汇编》下册，新疆人民出版社，第1464－1465、1370页。
［12］奕新：《钦定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卷320，转引自管守新：《新疆军府制度研究》，新疆大学出版社，2002年6月，第197页。
［13］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第3册，中华书局,1958年,第2409页。
［15］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代奏折汇编》（农业· 环境），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5年8月，第596页。
关键词：清末；西北地区；实边政策
近代以后，随着清政府国势的衰弱、外国的侵略，使中国西北边疆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边防危机，主权大量丧失，领土大片被割占，严重威胁到了清政府的统治。而在西北地区业已形成的“因俗而治”的民族政策、封爵、俸禄、朝觐等制度悉遭破坏或失去原有的作用。清政府不得不从根本上考虑新的措施，稳定边疆，以图度过危机。为此，清政府从19世纪80年代起转虚边为实边，开始了对西北边疆地区的实边建设。其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实边措施
（一）移民实边，兴农、工、商业。
农业方面，清政府对西北地区的封禁政策，及受侵略者战乱的影响，西北地区的人口数量一直很少，单新疆人口于1862年后一直徘徊在90－110万之间。左宗棠收复新疆后，为了早日恢复已被破坏的经济，增加财政收入，当务之急是召集流亡，移民实边，恢复屯田。1887年清政府颁布《新疆屯垦章程》，鼓励内地农民到新疆开荒屯田，章程颁布不久，就有土、客民1090户报垦。1895－1896年西宁数千名回民就来到新疆伊犁、罗布淖尔、卡克里克一带。1899年从甘肃到新疆的回民“每月或三、四百人或一、二百人不等，络绎不绝于途” ［1］。此外还有来自山东、直隶的难民，以前被沙俄劫走的伊犁维、回民亦有陆续返回祖国。至清末新疆人口达200余万。1911年全疆垦熟的土地面积达到1055余万亩［2］。清政府也重视桑蚕业的发展，以谋复兴之利。1907年清政府在南疆的和阗、洛浦、于阗、莎车、叶城大量栽桑种蚕，据统计“仅南疆蚕丝年产量旧额为30万斤，至清末增至70余万斤， 此南疆一大利源也”［3］。
西北蒙古地区地广人稀，荒漠多，土地贫瘠。尽管如此，清政府为增加财政收入，加强边防，在宜于耕种、离水源较近之地丈放土地开垦。在塔尔巴哈台地区，1888年5月“抽调甘肃携眷兵来塔驻防，酌量发给籽种，认地开垦” ［4］。在伊犁地区，1891年查勘旗屯、民屯可耕地128000余亩［5］等。1899年将军恩泽“以招垦蒙地，关边圉富强大计”［6］，派员商劝、鼓励人民前去垦田，以后在科布多、阿尔泰地区、杜尔伯特旗、阿拉善旗等地放地垦田。清政府对西北地区开禁后，西北地区出现了移民垦田的高潮。
工业方面，清政府本着“实边”、“广开利源”的目的，在西北地区大举创办工业。在新疆地区的咯什噶尔、拜城、库车等处设厂采炼铜，每岁20余万斤［7］。在和阗塔城等地创办金矿［8］，获利颇丰。清政府在吉木萨尔、孚远等地设厂开采铁矿，在其它地区采煤、油等。在甘肃，1910年清政府创办了西北地区开采最早、投资较多、规模较大的一个近代化冶炼厂。此外还创办了一些工艺局（厂），如1908年创办的陕西制革厂，1909年设立伊犁玉山巴依制革厂［9］等。
清政府认为“筹边以武备为要，行军以利器为先”，在西北地区创办近代军火工业。1895年山西巡抚张汝梅把陕西机器制造局更名为陕西机器局，试制枪械。1897年新疆巡抚饶应祺在迪化设立新疆机器局，修理、制造子弹、枪械等。
商业方面，1880年签订的《中俄伊犁条约》中规定沙俄在新疆蒙古享有免税贸易特权，给当地商人造成了巨大损失，商人生活举步维艰。清政府为稳定社会，保护商人利益，拓展商人谋生之路，让当地人民安于治边，于1882年规定“所有出卡货物，往来新疆各城贸易者，一律暂免征厘税”［10］，以提高与沙俄商品的竞争力。
（二）改革边疆军制，改良军备，加强治军，从而加强边防力量。
新疆军事行动结束以后，清政府开始整顿新疆军伍，先将关外营勇分批裁减、整编为制兵，设抚标、提标、镇标、协标、额兵31000人，改行饷为坐饷，以资军实，改制后军队归巡抚节制。这样既裁汰老弱，又节省大量开支，每年可节约白银80余万两。建省后，清政府又对各地驻军、军制做了相应的改革。1886年刘锦棠以巴里坤满营归并古城、伊犁共驻马步防军二十八营，酌裁新募之勇，编留精壮为马队九旗，步队十三旗，自伊犁至大河沿及精河以东分路驻防，加强边防力量。1890年因塔城防务吃紧，清政府增募防兵，凡步队三营，马队四旗，弁勇二千人。庚子赔款后，尽管新疆面临饷源竭枯严重困难，但当地官员因地制宜，改变练兵方略，改练土著世袭兵，以固边防。1904年又把世袭兵改为常备兵。在清末“新政”的影响下，1906年伊犁将军长庚创办新军，到1909年练成一协。1906年，新疆巡抚联魁 “将新省原有续备兵队五营及左右翼马队六旗，挑选裁并，改练新军步队三营为一标，马队两营，炮队一营为一标，共为混成协，暂名为新疆陆军”。清政府为适应军制改革的需要，于1902年设立新疆武备学堂，在伊犁设立武备速成学堂（后改为陆军小学堂）兼弁目学堂，培养新式军官，满足边防建设的需要。
军队武器装备方面，清军大量采用新式枪炮，摒弃旧式兵器，军队除向当地兵工厂采购兵器外，还向天津购各种毛瑟枪、来福枪计5000杆。由上海招商局代购进毛瑟枪、来福枪计7000杆，需用弹子、佩带及修整枪械机器等项均购办齐全。此外，派官员承造大小铁炮200尊，每尊配子弹300颗。经清政府的一番努力，西北地区边防的军队武器装备大为改观。
治军方面，清政府认为西北地区，尤其是新疆伊犁等地“地近强邻，防务吃重”，在治军上应赏罚严明，对那些日夜筹防，“得保边疆安靖”［11］，忠于职守的将士进行奖励：赏加不等军衔，提拔官吏，足额发放养廉马钱等，以示体恤；对那些玩忽职守的官兵，则进行降职，开除出军队甚至遣送回原籍。1902年6月，清政府就把玩视边务，经教训毫无愧悔的塔尔巴哈台哈密古特牛录佐领僧格依革职。
（三）加强西北边疆地区的行政管理。
清政府在西北地区实边后，为了加强中央对地方的管理，进行行政改革。在西北主要是围绕新疆建省为中心开始的。清军收复新疆时，在南疆设立善后局，负责处理各地诸项事务，并进行收复区的恢复建设，因此，善后局起了地方临时政府的作用，为州县制的推行打下了基础。1882年刘锦棠逐步将南疆善后局裁撤，改设道、府、厅、州、县，设官治理。1884年11月新疆建省后，刘锦棠在原有设官基础上，相继在全疆基层政权中添加官职、官员，加强地方统治力量。随着州县制的推行，伯克制、军府制在地方管理事务中的作用越来越小，清政府便循序渐进的裁撤。1887年清政府批准，将“所有伯克名目全行裁汰” ［12］。为了使军政进一步分开，1888年刘锦棠“添置新疆伊塔道，如镇迪道例”设道计划被清政府采纳。这样地方事务由巡抚节制，而不再由伊犁将军管理，“伊犁将军除管兵外，毫不得干预他事”［13］。 到1913年新疆都督杨增新改伊犁镇边使为镇守使，归新疆都督统辖，军府制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州县制得以在全疆全面推行。
二、历史作用
清末在西北地区实行的一系列旨在巩固、加强边防的措施，对我国西北边疆地区的政治、经济、国防、文化等方面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其历史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一）御敌强边，保障边疆社会的稳定。
清末在西北的治边措施对当地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其历史功
绩是不可磨灭的。清政府推行实边政策以来，大量内地移民进入西北边疆地区，为边防军队提供了较为充足的兵员。近代沙俄对中国屡屡的侵犯，皆因我边疆“无兵以为之备，无民以为之防”。因而，近代移民屯垦可以使“边圉巩固而敌人不敢生心”；同时，可用所得垦荒足食足兵，“亦可为边地开通风气，与当地驻兵及种地蒙民互相联络，声威渐壮，则边境地带亦可稍厚兵力”。［14］移民实边政策的推行，有力地保障了边疆社会的稳定，巩固了祖国的边防，与“国计民生两有裨益”［15］。
（二）促进了西北边疆经济的开发，有利于各民族之间的相互接近与融合。
移民实边，扩大了土地耕种面积，带来了内地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改变了当地土著居民的粗放耕作方式。人口的增加，垦殖的发展，刺激了工、商、矿业的兴起与发展，客观上促进了内地与边疆经济的协调发展，缩小了边疆与内地的差距；同时人口的流动，客观上使得中原地区与西北边疆少数民族文化进一步沟通，使之相互交流，共同繁荣，相互吸收融合，进一步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三）行政体制方面的改革，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管理，有利于中央与地方政令的统一。
在西北新疆以州县制取代军府制，这样巡抚事权归一，有利于新疆建设的组织发展，对防止外来侵略势力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钟广生在《新疆志稿·卷一》中评价州县制在西北对维护祖国统一和领土完整的作用时说：“新疆缘地七千里……蒲犁以设官而存，帕米尔以未设官而亡，县之所系其重若此”。是有一定道理的。值得一提的是 “因俗而治”政策的废止，不仅加强了政府对地方的直接管理，沟通了官民关系，便利了政府官员对民情的了解，保证了政令的上通下达，加强了西北边疆与内地行政组织的统一；同时，也消除了外敌勾结境内分裂势力进行反叛的隐患，对于维护边疆安定局面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综上所述，清末实边政策对加强西北边疆建设有积极的作用，但我们也应注意到在实边政策推行过程中，出现了许多问题。例如：移民实边时没有考虑到当地实际，引起了当地居民的不满；过渡开垦，破坏了原有的生态系统，致使部分地区生态环境恶化，土壤沙化严重，人类的生存环境进一步恶化等等。总之，清末的实边政策是值得肯定和重视的，尤其对我们当今的西部大开发建设有着积极的、现实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2］［7］王树楠：《新疆图志》，卷104、30，文海出版社，第3901、1189、3896页。
［3］［8］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方志总编室，1986年2月，第438、440－441页。
［4］［5］［10］《清德宗实录》，日本东京大藏出版株式会社据沈阳崇谟阁本影印,1934—1936年,卷253第9-10页，卷293第11页，卷146第15页。
［6］赵尔巽：《清史稿》（藩部一），卷518，中华书局，1977年8月，第14329页。
［9］魏永理：《中国西北近代开发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6月，第189、183－184页。
［11］［14］马大正、吴丰培：《清代新疆稀见奏牍汇编》下册，新疆人民出版社，第1464－1465、1370页。
［12］奕新：《钦定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卷320，转引自管守新：《新疆军府制度研究》，新疆大学出版社，2002年6月，第197页。
［13］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第3册，中华书局,1958年,第2409页。
［15］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代奏折汇编》（农业· 环境），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5年8月，第59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