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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 种意义上，能走上“感动中国”的颁奖台既是偶然，也是必然。当舆论冷却，他们再度游离于公众视野之外，回归于平凡的日子里，是否还是以朴素的人生哲学跋涉于世间的行者？记者回访了几名入选过“感动中国”人物的川人。
梁益建：能力越大，责任越大
梁益建自诩小医生，却站上医学的巅峰，四处奔走募集善良，打开那些被折叠的人生。你用两根支架，矫正患者的脊梁，一根是妙手，一根是仁心。
3月下旬一个寻常的工作日，记者在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见到了刚结束门诊的梁益建。“不好意思，久等了。”他步履匆匆，声音有些嘶哑，当天上午，他从9点开始，接诊了三十多个病人。
梁益建是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骨科主任。去年3月，他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这让他感觉自己除了治病救人以外，又多了一份职责。第一次参加全国人代会，他把数十年来对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的思考提炼为三个建议：提高规范化培养医生的收入、加强人文教育以及建立电子信息监管档案;加强一次性非植入医疗耗材的管理使用，减少医疗浪费;将脊柱侧弯的治疗纳入大病报销。
多年在手术一线的梁益建，对手术中使用的一次性耗材带来的巨大浪费格外关注。通过调研，他发现，包括超声刀头在内的大量一次性耗材可以在经过严格消毒后重复利用，这不仅能减轻患者的经济负担，而且可以节省大量医保资金。“去年人代会，我提了对部分一次性耗材重复利用的建议。这一年来，我又对这个问题做了深入研究，发现耗材一次性使用好监管，但严格消毒后重复利用的风险防控较为复杂，这意味着监管部门在这方面要加强和改善。”梁益建说，今年，他就这个问题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数十年从事脊柱畸形矫正的梁益建对让患者“挺起脊梁”格外执着，“目前，社会上对‘正驼背’的认识还停留在整形医疗层面，没有意识到脊柱畸形是一种危害很大的疾病。我提出建议，希望将脊柱侧弯的治疗纳入大病报销，让更多人挺起脊梁，重新获得健康、自尊。”
梁益建说，成为人大代表，意味着自己的发言有了更重的分量，因此，他格外珍惜每一次建言献策的机会。
“比以前更忙了。”被问及评选为“感动中国”人物之后，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他只是淡淡地说，“不可能说你出名了就不做事情了，当医生的本分，还是必须要做的。”
从1987年开始，董贵生成了27位牺牲战友爸妈共同的儿子。他说，一切都是因为他是侥幸活下来的那一个。
三月末，杏花春雨，成都市郊永宁镇花篱路，一条通往村庄的水泥公路旁油菜花稀稀拉拉，路的尽头是董贵生开的“听涛园”农家乐。
农家乐经营农家饭食，规模不大，取名“听涛”，但农家乐是一派“作战”风格，每个餐厅房间都以连、排、班等军事单位的称谓命名，房间里放置着一个作战沙盘，院里四处张贴着对越自卫反击战的老照片，十多名服务员身着统一的绿色迷彩服。大院一隅，还有一个纪念战友的烈士灵堂，里面供奉着老山和者阴山作战牺牲的烈士姓名。
这个烈士灵堂，见证着亡者的过去，也审视着生者的现在。
董贵生还停留在1984年，记忆中对越自卫反击战中攻打者阴山的战斗的硝烟未曾远去。他每天一身65式绿军装，领章和帽徽鲜红，一双黑皮靴，每天到烈士灵堂祭奠，早午晚走三遍正步。
1984年5月，一心想退伍的他领到了一个新的任务：送阵亡通知书。历经短暂培训，他和其他两个战友组成三人小组，给每家烈属送815块抚恤金、400斤粮票和3包白糖。84封阵亡通知书，他一直送了九个月。这个“没有硝烟的任务”改变了他。
他送的第一家阵亡通知书是送给郫都区唐昌镇杨模山烈士的父母。“你们为祖国养了一个英雄的儿子，是英雄的爸爸、英雄的妈妈”。董贵生说，杨模山的父亲一时无法接受现实，用铡草刀追着他跑。最终，他在杨家住了五天，“以后我就是你们的儿子。”
從1987年开始，董贵生成了27位牺牲战友爸妈共同的儿子。他说，一切都是因为他是侥幸活下来的那一个。
1996年，董贵生创办“听涛园俱乐部”，专门为牺牲的战友设置纪念堂。“听涛园俱乐部”的收入几乎全部用于照顾“爸爸妈妈们”。
烈士杨模山与董贵生是老乡，杨模山父母年迈体弱，董贵生经常帮助他们料理生活。杨爸爸去世后，董贵生更是精心照顾着杨妈妈， 房子破旧漏雨，董贵生就在镇上为她租房子;2015年1月和4月，杨妈妈先后两次食物中毒，都是董贵生及时发现并将她送到医院抢救过来。
又是一年清明将至，听涛园春意盎然，但最近一年多生意都不太好，董贵生开始为带“爸爸妈妈们”去云南麻粟坡祭拜发愁，“忠孝两全太难，但再难也要坚持下去。”
他们带上年幼的孩子，是为了更多的孩子。他们放下苍老的父母，是为了成为最好的父母。不是绝情，是极致的深情;不是冲动，是不悔的抉择。他们是高原上怒放的并蒂雪莲。
1995年，谢晓君毕业于四川音乐学院钢琴系，一双手嫩如春笋，那时的她如公主，如今，这双手被高原干冷天气侵蚀后变得粗糙皲裂，它们捡过柴烧过水，为孩子们洗过衣服，拥抱过孤儿，擦去过孩子脸上的泪水，却很少再碰钢琴，褪去女孩的娇美，她被孩子们称为“妈妈”。有时候看到以前的照片，跟现在的自己完全是两个人，但她说，她不后悔。
19年前，丈夫胡忠从成都石室联中辞职后，在报纸上看到了一篇甘孜州康定市塔公乡西康福利学校急需老师的报道，就萌生了支教的念头。没几天，他就告别妻子和8个月大的女儿，前往支教。3年后，谢晓君也辞去公职，抱着3岁的女儿来到塔公草原。2006年8月，一所位置更偏远、条件更艰苦的学校——“木雅祖庆”创办了，谢晓君主动前往，当起了600名藏族娃娃们的老师、家长、保姆。
支教初期，学校环境不好，几间板房和帐篷就是他们的教室和宿舍。“板房漏风，有时候早上起来，一半的被子上都是雪。”谢晓君说，当时条件艰苦，老师的流动性很大，木雅祖庆学校6年级一班，10个学期换了11名数学老师。谢晓君数不清自己送走了多少位老师。
6年前，被评选为“感动中国”人物，胡忠夫妇一时间成为“名人”，但过多的媒体报道，过度的拔高，这种荣誉给他们带来的是忐忑，因为他们知道，还有很多像他们这样默默奉献的老师。“最大的意义是让全社会关注到了这所学校”，以及“有更多的人加入到我们的行列”。
如今，依托政府的支持和社会的关注，学校条件得到了改善，老师的待遇也提高了，但他们更走不了了。原因很简单，“舍不得孩子们。”
18年过去了，谢晓君的额头爬上了皱纹，胡忠头发花白。他们脸上都留下了高原红。胡忠说，这高原红是他们坚守的见证。之所以要坚守，是因为“只有教育才能改变孩子们的未来。”
“坚持”，这是记者在回访这些“感动中国”的川人时，听到的最多的一个词。他们并不因为获奖，被公众关注而忘却自己的本分，名誉于他们而言，有时反而成为一种负担——他们只想默默地把认为值得做的事情做下去。
最动人的力量，正是凡人的坚持。
梁益建：能力越大，责任越大
梁益建自诩小医生，却站上医学的巅峰，四处奔走募集善良，打开那些被折叠的人生。你用两根支架，矫正患者的脊梁，一根是妙手，一根是仁心。
3月下旬一个寻常的工作日，记者在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见到了刚结束门诊的梁益建。“不好意思，久等了。”他步履匆匆，声音有些嘶哑，当天上午，他从9点开始，接诊了三十多个病人。
梁益建是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骨科主任。去年3月，他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这让他感觉自己除了治病救人以外，又多了一份职责。第一次参加全国人代会，他把数十年来对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的思考提炼为三个建议：提高规范化培养医生的收入、加强人文教育以及建立电子信息监管档案;加强一次性非植入医疗耗材的管理使用，减少医疗浪费;将脊柱侧弯的治疗纳入大病报销。
多年在手术一线的梁益建，对手术中使用的一次性耗材带来的巨大浪费格外关注。通过调研，他发现，包括超声刀头在内的大量一次性耗材可以在经过严格消毒后重复利用，这不仅能减轻患者的经济负担，而且可以节省大量医保资金。“去年人代会，我提了对部分一次性耗材重复利用的建议。这一年来，我又对这个问题做了深入研究，发现耗材一次性使用好监管，但严格消毒后重复利用的风险防控较为复杂，这意味着监管部门在这方面要加强和改善。”梁益建说，今年，他就这个问题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数十年从事脊柱畸形矫正的梁益建对让患者“挺起脊梁”格外执着，“目前，社会上对‘正驼背’的认识还停留在整形医疗层面，没有意识到脊柱畸形是一种危害很大的疾病。我提出建议，希望将脊柱侧弯的治疗纳入大病报销，让更多人挺起脊梁，重新获得健康、自尊。”
梁益建说，成为人大代表，意味着自己的发言有了更重的分量，因此，他格外珍惜每一次建言献策的机会。
“比以前更忙了。”被问及评选为“感动中国”人物之后，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他只是淡淡地说，“不可能说你出名了就不做事情了，当医生的本分，还是必须要做的。”
从1987年开始，董贵生成了27位牺牲战友爸妈共同的儿子。他说，一切都是因为他是侥幸活下来的那一个。
三月末，杏花春雨，成都市郊永宁镇花篱路，一条通往村庄的水泥公路旁油菜花稀稀拉拉，路的尽头是董贵生开的“听涛园”农家乐。
农家乐经营农家饭食，规模不大，取名“听涛”，但农家乐是一派“作战”风格，每个餐厅房间都以连、排、班等军事单位的称谓命名，房间里放置着一个作战沙盘，院里四处张贴着对越自卫反击战的老照片，十多名服务员身着统一的绿色迷彩服。大院一隅，还有一个纪念战友的烈士灵堂，里面供奉着老山和者阴山作战牺牲的烈士姓名。
这个烈士灵堂，见证着亡者的过去，也审视着生者的现在。
董贵生还停留在1984年，记忆中对越自卫反击战中攻打者阴山的战斗的硝烟未曾远去。他每天一身65式绿军装，领章和帽徽鲜红，一双黑皮靴，每天到烈士灵堂祭奠，早午晚走三遍正步。
1984年5月，一心想退伍的他领到了一个新的任务：送阵亡通知书。历经短暂培训，他和其他两个战友组成三人小组，给每家烈属送815块抚恤金、400斤粮票和3包白糖。84封阵亡通知书，他一直送了九个月。这个“没有硝烟的任务”改变了他。
他送的第一家阵亡通知书是送给郫都区唐昌镇杨模山烈士的父母。“你们为祖国养了一个英雄的儿子，是英雄的爸爸、英雄的妈妈”。董贵生说，杨模山的父亲一时无法接受现实，用铡草刀追着他跑。最终，他在杨家住了五天，“以后我就是你们的儿子。”
從1987年开始，董贵生成了27位牺牲战友爸妈共同的儿子。他说，一切都是因为他是侥幸活下来的那一个。
1996年，董贵生创办“听涛园俱乐部”，专门为牺牲的战友设置纪念堂。“听涛园俱乐部”的收入几乎全部用于照顾“爸爸妈妈们”。
烈士杨模山与董贵生是老乡，杨模山父母年迈体弱，董贵生经常帮助他们料理生活。杨爸爸去世后，董贵生更是精心照顾着杨妈妈， 房子破旧漏雨，董贵生就在镇上为她租房子;2015年1月和4月，杨妈妈先后两次食物中毒，都是董贵生及时发现并将她送到医院抢救过来。
又是一年清明将至，听涛园春意盎然，但最近一年多生意都不太好，董贵生开始为带“爸爸妈妈们”去云南麻粟坡祭拜发愁，“忠孝两全太难，但再难也要坚持下去。”
他们带上年幼的孩子，是为了更多的孩子。他们放下苍老的父母，是为了成为最好的父母。不是绝情，是极致的深情;不是冲动，是不悔的抉择。他们是高原上怒放的并蒂雪莲。
1995年，谢晓君毕业于四川音乐学院钢琴系，一双手嫩如春笋，那时的她如公主，如今，这双手被高原干冷天气侵蚀后变得粗糙皲裂，它们捡过柴烧过水，为孩子们洗过衣服，拥抱过孤儿，擦去过孩子脸上的泪水，却很少再碰钢琴，褪去女孩的娇美，她被孩子们称为“妈妈”。有时候看到以前的照片，跟现在的自己完全是两个人，但她说，她不后悔。
19年前，丈夫胡忠从成都石室联中辞职后，在报纸上看到了一篇甘孜州康定市塔公乡西康福利学校急需老师的报道，就萌生了支教的念头。没几天，他就告别妻子和8个月大的女儿，前往支教。3年后，谢晓君也辞去公职，抱着3岁的女儿来到塔公草原。2006年8月，一所位置更偏远、条件更艰苦的学校——“木雅祖庆”创办了，谢晓君主动前往，当起了600名藏族娃娃们的老师、家长、保姆。
支教初期，学校环境不好，几间板房和帐篷就是他们的教室和宿舍。“板房漏风，有时候早上起来，一半的被子上都是雪。”谢晓君说，当时条件艰苦，老师的流动性很大，木雅祖庆学校6年级一班，10个学期换了11名数学老师。谢晓君数不清自己送走了多少位老师。
6年前，被评选为“感动中国”人物，胡忠夫妇一时间成为“名人”，但过多的媒体报道，过度的拔高，这种荣誉给他们带来的是忐忑，因为他们知道，还有很多像他们这样默默奉献的老师。“最大的意义是让全社会关注到了这所学校”，以及“有更多的人加入到我们的行列”。
如今，依托政府的支持和社会的关注，学校条件得到了改善，老师的待遇也提高了，但他们更走不了了。原因很简单，“舍不得孩子们。”
18年过去了，谢晓君的额头爬上了皱纹，胡忠头发花白。他们脸上都留下了高原红。胡忠说，这高原红是他们坚守的见证。之所以要坚守，是因为“只有教育才能改变孩子们的未来。”
“坚持”，这是记者在回访这些“感动中国”的川人时，听到的最多的一个词。他们并不因为获奖，被公众关注而忘却自己的本分，名誉于他们而言，有时反而成为一种负担——他们只想默默地把认为值得做的事情做下去。
最动人的力量，正是凡人的坚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