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据《广州日报》报道，浙江大学53位校友会负责人发表联合声明，公开表达对新任校长任命的诉求及期望。同时，网上另有一份公开信，反对上级部门调任重庆大学林建华担任浙江大学校长。对此有媒体称，浙江大学校友终于以最温情的方式公开表达内心的意愿，开启了非暴力抗命的历程。随即形成了部分校友、师生与社会热议的联合声明风波。虽然伴随着6月26日浙江大学新校长的任命，联合声明风波已经落下帷幕，但浙江大学校友以联合声明的形式“柔性对抗”却成为网络美谈，有教育界人士甚至称其是“教育史上浓重一笔”。有网友认为，海外校友为浙江大学校长人选进言绝不是“瞎操心”，大学师生和校友应该有自己的发言权。也有舆论认为，这是社会对进一步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以及学界对高校“去行政化”的呼唤。对于此次联合声明风波能否引发“蝴蝶效应”，进而推动高校“去行政化”与校长选拔模式改革，逐步实现大学校长由“专家型”向“服务型”、由“教育官（职务）”向“教育家（职业）”的转变？这确实是值得我们关注、期待与探讨的问题。
一、浙江大学校友诉求：从提出诉求到参与选拔
浙江大学校友联合声明的核心诉求，其实与谁任浙江大学校长无关，而与校长素质和选拔方式密切相关。首先，浙江大学校友希望上级部门委派的新校长具备五项素质：诚实正直、德才兼备；年富力强，善于协调；学术成就，院士头衔；学校渊源，深入认识；国际视野，境外学习。有网友认为，对校长要有“院士头衔、学校渊源”的诉求上，浙江大学校友显得有失大气与胸怀。毕竟校长不是家长，无需强求与学校的渊源，而且校长正从“专家型”向“服务型”转变，也不必过于强调学术成就。西方国家大学校长公选并不重视学校渊源与学术成就，哈佛大学校长的职业背景就是五花八门的。浙江大学新校长应该是什么样的呢？林建华在就职演讲中说，“我一直这样要求自己，校长是个为社会和师生服务的岗位，不一定最有智慧，但一定应当善于集中大家的智慧；不是全才，但一定应当豁达乐观、知人善任；校长的使命是努力搭建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人尽其才，和谐共生”。显然，林建华把校长定位于“服务型”岗位。虽说浙江大学校友对新校长有特殊诉求，而林建华对校长的定位是更有道理的。
其次，浙江大学校友以微博的形式公开发布联合声明，表明他们有参与自己母校校长选拔的强烈愿望，而目前在我国大学校长由政府委任的选拔机制中，校友参与母校校长选拔的渠道并不通畅。所以，才有众多媒体所称的“浙江大学校友终于以最温情的方式公开表达内心的意愿，开启了非暴力抗命的历程”。尽管《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纲要》）明确提出，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但近年高校行政化一直遭受社会诟病。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李培根院士曾经说，“我们大学存在的官气多了一些，学气少了一些。这个官气不仅表现在大学干部层面，而且甚至表现在一些做学问的人身上，哪怕即使是某一位学者可能完全没有领导职位，但是不等于说他脑子里面没有官气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看，社会舆论希望通过此次浙江大学校友联合声明风波，进而促进政府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推动高校去行政化改革，就不是没有理由的非理性奢望。
二、大学校长素质变迁：从学者化到职业化
武汉大学前校长刘道玉先生认为，自近代以来我国大学校长先后出现过三种类型。其一，从19世纪末到1949年以前的半个多世纪，这期间的大学校长多数有着深厚的学术背景，是以专事校长之职为己任的学者化职业校长。其二，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了加强党对高校的领导，革命干部队伍中的知识分子，陆续被委派到高校担任党委书记或校长。其三，20世纪90年代以后，出任大学校长的基本上是集“研究者与管理者”于一身的“双肩挑”校长。凡是有院士的高校，校长非院士莫属。这些校长一面管理学校，一面又要做研究工作、指导数量众多的研究生。
刘道玉先生指出，总体而言，“双肩挑”的学者型校长是这三类校长中的弱势校长。大学校长集“研究者与管理者”于一身，不利于校长身份的确定与职责的明晰。基于此认识，近两年，先有湖南大学校长赵跃宇率先提出，在任内不申请新的科研课题，不招收新研究生的“两不”承诺；后有北京师范大学校长董奇表示，在任内不申报新科研课题，不招新的研究生，不申报任何教学科研奖，个人不申报院士的“四不”承诺，把100%的精力用于学校管理，用“整个的心”去做“整个的校长”。甚至在2013年6月，北京邮电大学本科生毕业典礼上，校长方滨兴院士宣布，由于过度透支身体，已经向主管部门提出不再连任校长职务。这些校长的自觉转变，虽然力量微弱，但具有良好的示范意义，预示着大学校长由学者兼职的“双肩挑”时代将融入“职业化”潮流。对此有媒体认为，大学校长不一定是学术权威，校长的行政权力要服务于学校之学术才是根本。由此看来，我国对大学校长的素质要求，悄然从学者化向职业化转变。
三、大学校长选拔制度：从单一化到多样化
由于不同国家的大学所处社会环境、政治体制不同，校长选拔制度有着较大的差异。即便是同一国家，也由于大学的传统与文化不同，其校长选拔制度也并不完全一致。就是说，大学校长选拔制度与国家、地方、大学之间分权有关。侧重政府控制大学的国家，政府对校长选拔的决策权较大；而侧重大学自治的国家，学校在校长选拔中的权力较大。
比较典型的西方国家的大学校长选拔制度有三类：其一，以选举与任命为特色的欧陆制。欧洲国家一般由教职工或教授投票选举大学校长，校长产生后则由政府加以任命。这一制度安排反映了大学自治、教授治校的要求。其二，以董事会领导下的学校自主遴选为特色的美国制。美国法律规定，所有大学无论是公立还是私立都被认为是独立公司，联邦政府与州政府基本不干预大学内部事务。美国的大学校长一般由教授、学生、校友代表等组成的遴选委员会负责选拔，由学校董事会任命。其三，以荣誉职位为特色的英国制。英国的大学校长是一个荣誉职位，一般由一些皇室成员或者社会名流担任。英国大学的真正领导人是副校长，其选拔一般由理事会和评议会组成联合委员会筛选出候选人，然后由理事会加以任命。 我国大学校长选拔制度是政府委任制。一般是在上级主管部门的领导下，经过民主推荐、民意测验、民主评议、考察预告等程序后，报上级主管部门党委会讨论决定并任命。这样的校长选拔制度，保证了党和政府对高校的领导权，保持了高校工作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但却强化了高校的行政化，难以完全体现民意。因而，浙江大学新校长遭遇联合声明风波，恰好提醒我国教育主管部门要改革校长选拔的单一政府委任制，探索多样化的校长选拔方式，加快校长公开选拔的改革工作。
四、大学校长选拔趋势：从政府委任到公开选拔
大学校长是大学的灵魂，也是大学的象征。采用什么样的选拔机制，选拔什么样的校长与使用何种方式选拔，都是关系大学发展的关键问题。在2009年的全国“两会”上，政协委员邵鸿发言批评高校行政化，提议高校民主管理，实行民主选拔校长。有一些人会认为，上级委任的大学校长一般都是教授甚至还是院士，这不是教授治校又是什么呢？事实上，这是对教授治校的曲解，教授治校不是简单的教授当校长，关键在于教授要以民主的方式选拔校长并参与学校的民主管理。从西方国家的做法看，民主选举是校长选拔的实体行为，行政任命只是法定程序。尽管民主选举大学校长是国际趋势，但正如英国学者阿什比所说，“任何类型的大学都是遗传与环境的产物”。我们不能脱离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和文化传统，教条地生搬硬套西方国家的大学校长选拔制度。
我国在公开选拔校长过程中，可以借鉴西方国家的做法，结合我国的实际进行。一是遴选的眼界要开阔，候选人不限于本校，可以从校外和国外挑选。二是推动高校“去行政化”改革，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打破门第观念和论资排辈的思想不拘一格选人才。三是赋予师生在校长选拔与任命中的知情权、参与权和表达权，在一定范围内可以增加民主投票，尝试教授选举和行政任命相结合的方式。四是解决校长“双肩挑”的“官学一体化”的问题，在校长选拔上实施“官学分离”。五是贯彻《纲要》精神，推进政府管理学校方式的转变，建立现代学校制度，完善校长的任命方式。在部分高校试点面向海内外公开选拔校长的基础上，逐步淘汰“双肩挑”校长，解决“官学一体化”的积弊，让更多“熟悉高等教育规律，有较丰富的办学治校经验”的教育家脱颖而出。
五、大学校长角色定位：从“教育官”到“教育家”
早在2005年7月1日，《南方周末》曾发布过一个调查结果，有69.87%的受访者认为，当下中国大学校长的总体形象更接近官员；认为更接近教育家的不过6.54%，认为更接近专家学者的也不过9.98%。事实上，长期以来，我国由上级主管部门任命的大学校长，是履行行政职务“教育官”，未必是以教育为职业的教育家。作为“教育官”的校长，校长只是他为官经历中的一个职务，而作为教育家的校长，校长却是他从事教育事业的一份责任。
2010年5月，《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对1555人进行的开放式调查显示，对“大学校长应该是什么样的人”，82.3%的人首选“教育家”。而对“现行体制还会出现蔡元培、梅贻琦那样的教育家吗”，49.8%的人认为“不会了”，33.8%的人表示“不好说”，81.3%的人痛感“官本位、商业化严重侵蚀大学灵魂”，73.0%的人赞成“改变目前的校长任命方式，建立公开遴选机制”，70.8%的人建议“取消高校行政级别，提倡高校自主办学”。
以官阶高低论尊卑的高校行政化，严重地挤压了学术自由空间。本该自由平等的学术讨论成了权力大小的较量，出现了“官大学问大”的怪现象。因此，我国可以借鉴西方选拔大学校长、强调管理才能与新颖的教育理念的经验，坚持《纲要》提出的“教育家办学”原则，以教育家定位校长角色，积极扭转高校行政化趋势，让大学校长回归教育家本位。
责编：赵 东
一、浙江大学校友诉求：从提出诉求到参与选拔
浙江大学校友联合声明的核心诉求，其实与谁任浙江大学校长无关，而与校长素质和选拔方式密切相关。首先，浙江大学校友希望上级部门委派的新校长具备五项素质：诚实正直、德才兼备；年富力强，善于协调；学术成就，院士头衔；学校渊源，深入认识；国际视野，境外学习。有网友认为，对校长要有“院士头衔、学校渊源”的诉求上，浙江大学校友显得有失大气与胸怀。毕竟校长不是家长，无需强求与学校的渊源，而且校长正从“专家型”向“服务型”转变，也不必过于强调学术成就。西方国家大学校长公选并不重视学校渊源与学术成就，哈佛大学校长的职业背景就是五花八门的。浙江大学新校长应该是什么样的呢？林建华在就职演讲中说，“我一直这样要求自己，校长是个为社会和师生服务的岗位，不一定最有智慧，但一定应当善于集中大家的智慧；不是全才，但一定应当豁达乐观、知人善任；校长的使命是努力搭建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人尽其才，和谐共生”。显然，林建华把校长定位于“服务型”岗位。虽说浙江大学校友对新校长有特殊诉求，而林建华对校长的定位是更有道理的。
其次，浙江大学校友以微博的形式公开发布联合声明，表明他们有参与自己母校校长选拔的强烈愿望，而目前在我国大学校长由政府委任的选拔机制中，校友参与母校校长选拔的渠道并不通畅。所以，才有众多媒体所称的“浙江大学校友终于以最温情的方式公开表达内心的意愿，开启了非暴力抗命的历程”。尽管《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纲要》）明确提出，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但近年高校行政化一直遭受社会诟病。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李培根院士曾经说，“我们大学存在的官气多了一些，学气少了一些。这个官气不仅表现在大学干部层面，而且甚至表现在一些做学问的人身上，哪怕即使是某一位学者可能完全没有领导职位，但是不等于说他脑子里面没有官气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看，社会舆论希望通过此次浙江大学校友联合声明风波，进而促进政府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推动高校去行政化改革，就不是没有理由的非理性奢望。
二、大学校长素质变迁：从学者化到职业化
武汉大学前校长刘道玉先生认为，自近代以来我国大学校长先后出现过三种类型。其一，从19世纪末到1949年以前的半个多世纪，这期间的大学校长多数有着深厚的学术背景，是以专事校长之职为己任的学者化职业校长。其二，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了加强党对高校的领导，革命干部队伍中的知识分子，陆续被委派到高校担任党委书记或校长。其三，20世纪90年代以后，出任大学校长的基本上是集“研究者与管理者”于一身的“双肩挑”校长。凡是有院士的高校，校长非院士莫属。这些校长一面管理学校，一面又要做研究工作、指导数量众多的研究生。
刘道玉先生指出，总体而言，“双肩挑”的学者型校长是这三类校长中的弱势校长。大学校长集“研究者与管理者”于一身，不利于校长身份的确定与职责的明晰。基于此认识，近两年，先有湖南大学校长赵跃宇率先提出，在任内不申请新的科研课题，不招收新研究生的“两不”承诺；后有北京师范大学校长董奇表示，在任内不申报新科研课题，不招新的研究生，不申报任何教学科研奖，个人不申报院士的“四不”承诺，把100%的精力用于学校管理，用“整个的心”去做“整个的校长”。甚至在2013年6月，北京邮电大学本科生毕业典礼上，校长方滨兴院士宣布，由于过度透支身体，已经向主管部门提出不再连任校长职务。这些校长的自觉转变，虽然力量微弱，但具有良好的示范意义，预示着大学校长由学者兼职的“双肩挑”时代将融入“职业化”潮流。对此有媒体认为，大学校长不一定是学术权威，校长的行政权力要服务于学校之学术才是根本。由此看来，我国对大学校长的素质要求，悄然从学者化向职业化转变。
三、大学校长选拔制度：从单一化到多样化
由于不同国家的大学所处社会环境、政治体制不同，校长选拔制度有着较大的差异。即便是同一国家，也由于大学的传统与文化不同，其校长选拔制度也并不完全一致。就是说，大学校长选拔制度与国家、地方、大学之间分权有关。侧重政府控制大学的国家，政府对校长选拔的决策权较大；而侧重大学自治的国家，学校在校长选拔中的权力较大。
比较典型的西方国家的大学校长选拔制度有三类：其一，以选举与任命为特色的欧陆制。欧洲国家一般由教职工或教授投票选举大学校长，校长产生后则由政府加以任命。这一制度安排反映了大学自治、教授治校的要求。其二，以董事会领导下的学校自主遴选为特色的美国制。美国法律规定，所有大学无论是公立还是私立都被认为是独立公司，联邦政府与州政府基本不干预大学内部事务。美国的大学校长一般由教授、学生、校友代表等组成的遴选委员会负责选拔，由学校董事会任命。其三，以荣誉职位为特色的英国制。英国的大学校长是一个荣誉职位，一般由一些皇室成员或者社会名流担任。英国大学的真正领导人是副校长，其选拔一般由理事会和评议会组成联合委员会筛选出候选人，然后由理事会加以任命。 我国大学校长选拔制度是政府委任制。一般是在上级主管部门的领导下，经过民主推荐、民意测验、民主评议、考察预告等程序后，报上级主管部门党委会讨论决定并任命。这样的校长选拔制度，保证了党和政府对高校的领导权，保持了高校工作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但却强化了高校的行政化，难以完全体现民意。因而，浙江大学新校长遭遇联合声明风波，恰好提醒我国教育主管部门要改革校长选拔的单一政府委任制，探索多样化的校长选拔方式，加快校长公开选拔的改革工作。
四、大学校长选拔趋势：从政府委任到公开选拔
大学校长是大学的灵魂，也是大学的象征。采用什么样的选拔机制，选拔什么样的校长与使用何种方式选拔，都是关系大学发展的关键问题。在2009年的全国“两会”上，政协委员邵鸿发言批评高校行政化，提议高校民主管理，实行民主选拔校长。有一些人会认为，上级委任的大学校长一般都是教授甚至还是院士，这不是教授治校又是什么呢？事实上，这是对教授治校的曲解，教授治校不是简单的教授当校长，关键在于教授要以民主的方式选拔校长并参与学校的民主管理。从西方国家的做法看，民主选举是校长选拔的实体行为，行政任命只是法定程序。尽管民主选举大学校长是国际趋势，但正如英国学者阿什比所说，“任何类型的大学都是遗传与环境的产物”。我们不能脱离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和文化传统，教条地生搬硬套西方国家的大学校长选拔制度。
我国在公开选拔校长过程中，可以借鉴西方国家的做法，结合我国的实际进行。一是遴选的眼界要开阔，候选人不限于本校，可以从校外和国外挑选。二是推动高校“去行政化”改革，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打破门第观念和论资排辈的思想不拘一格选人才。三是赋予师生在校长选拔与任命中的知情权、参与权和表达权，在一定范围内可以增加民主投票，尝试教授选举和行政任命相结合的方式。四是解决校长“双肩挑”的“官学一体化”的问题，在校长选拔上实施“官学分离”。五是贯彻《纲要》精神，推进政府管理学校方式的转变，建立现代学校制度，完善校长的任命方式。在部分高校试点面向海内外公开选拔校长的基础上，逐步淘汰“双肩挑”校长，解决“官学一体化”的积弊，让更多“熟悉高等教育规律，有较丰富的办学治校经验”的教育家脱颖而出。
五、大学校长角色定位：从“教育官”到“教育家”
早在2005年7月1日，《南方周末》曾发布过一个调查结果，有69.87%的受访者认为，当下中国大学校长的总体形象更接近官员；认为更接近教育家的不过6.54%，认为更接近专家学者的也不过9.98%。事实上，长期以来，我国由上级主管部门任命的大学校长，是履行行政职务“教育官”，未必是以教育为职业的教育家。作为“教育官”的校长，校长只是他为官经历中的一个职务，而作为教育家的校长，校长却是他从事教育事业的一份责任。
2010年5月，《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对1555人进行的开放式调查显示，对“大学校长应该是什么样的人”，82.3%的人首选“教育家”。而对“现行体制还会出现蔡元培、梅贻琦那样的教育家吗”，49.8%的人认为“不会了”，33.8%的人表示“不好说”，81.3%的人痛感“官本位、商业化严重侵蚀大学灵魂”，73.0%的人赞成“改变目前的校长任命方式，建立公开遴选机制”，70.8%的人建议“取消高校行政级别，提倡高校自主办学”。
以官阶高低论尊卑的高校行政化，严重地挤压了学术自由空间。本该自由平等的学术讨论成了权力大小的较量，出现了“官大学问大”的怪现象。因此，我国可以借鉴西方选拔大学校长、强调管理才能与新颖的教育理念的经验，坚持《纲要》提出的“教育家办学”原则，以教育家定位校长角色，积极扭转高校行政化趋势，让大学校长回归教育家本位。
责编：赵 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