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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海两用的平底沙船，是从古代江南众多船型中发展而来的。它的发展是江南一带造船技术不断改进的结果，更是南方粮食、棉布、茶叶、瓷器等货物北运，北方豆麦、油饼、杂粮、桃枣南运而造就的市场经济推动的产物。沙船业的发展孕育了一代新的“船商”，并从运输业中培育了最早的行业组织——商船会馆。会馆的建立进一步推动了民间沙船运输业的发达。
一、上海沙船的由来与北洋航线的开辟？
早在唐代，我国就有船只进行沿海航运活动。唐代大诗人杜甫曾写下这样的诗句：“幽燕盛用武，供给亦劳哉。吴门转粟帛，泛海凌蓬莱。”（《昔游》）说的是那时的海船从吴地出发，出长江口就沿江苏、山东海岸北行，经过莱州湾和渤海湾，可以将粮食和丝绸运达直沽（今天津市）的事实。后来，他在北上幽燕时，还写下了《后出寨》一诗：“渔阳豪侠地，击鼓吹笙竽，云帆转辽海，粳稻来东吴。越罗与楚练，照耀与台驱，主将位益崇，气骄凌上都。”大意是说，河北薊州一带是好强之地，天天打鼓敲锣，歌声不断。帆船经渤海运来江南的大米，供给军官们食用。广东、湖北的绫罗绸缎，穿在一些下级官兵身上，高级军官更不得了，连京城的话都不听了。根据孙光圻著《中国古代航海史》（修订本）的分析，唐代的漕粮运输有水路河运和海运两种，其中海运的水手比河运的水手要多，可见海路帆船运输的规模已经“相当可观”。
沙船从船的造型上说，它方头方尾，甲板宽，干舷低，所以航行时稳定性好，比较安全。沙船采用平板龙骨，靠两舷从船头到船尾三、四对粗壮通木（通称“大楋”）对船体进行加固。它的排水量虽不如尖底船。但是它吃水浅，阻力小，多桅多帆，能较快航行。
《宋史·兵志》有“防沙平底”船的记录，《元史·食货志》有“平底海船”的记载。乾隆《崇明县志》说：“沙船以出崇明沙而得名。太仓、松江、通州、海门皆有。”可见沙船与上海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
沙船的名字正式出现在明代，成书于嘉靖初年的佚名《皇明奏疏类钞》就记载了沙船的名字。当时，在南京任职的地方官员黄绾在奏疏“弭江盗疏”中，提到治理长江下游江上盗贼：“臣访得各贼巢穴皆在太仓、崇明、常熟沿江一带，而江阴等县，通泰等州地方抑或有之。或大户一家自造双桅大船十数只，或小户数家朋造前船四五只者，号沙船等项名目。”在讲到改进对长江船只的管理措施时，他说“地方州县通行晓谕……存留各项沙船及改造等船，装载客货，俱令先赴本州县衙门告明，行令该里邻人等取具本船并不装载违法私盐等货，亦无容留来历不明之人在船撑驾，沿途往来，不致在外为非……方才给与关防牌面一扇。正面大书船户系某县某都某图某籍。背面备开在船撑驾人姓名、年貌、籍贯，并给限回销年月。官用火烙押流水，挨次挂号……遇沙船及改造等项船只，如无前项牌面，定非良民，随处许所在大小衙门并一应人等盘诘。果有违碍，即便连人船货物一并捉获送官，审究明白，船货入官变卖，各犯从重问罪。”“臣又访得沿江一带有等豪恶之家，公然为贼窝主，前项沙船等船往来江上，兴贩私盐，劫掠客商，悉皆投托其家，以为依止，彼此坐地分赃。”从上述内容来看，黄绾确实是一名比较善于调查民情的地方官员，他对当时长江上民间运输船只有十分具体、仔细的认识。在他的奏疏中，“沙船”的名称就被连用了四次。第一次提到“沙船”就分析了打造沙船最多的地方是“在太仓、崇明、常熟沿江一带，而江阴等县，通泰等州地方抑或有之。”打造沙船的方式有独户打造和联户合造两种，“或大户一家自造双桅大船十数只，或小户数家朋造前船四五只者，号沙船等项名目”。由此可见，沙船确实是长江下游近海江段最主要的船种。第二、三次提到“沙船”，是在奏疏分析对沙船及其不良船户的管理和改造措施的时候。第四次提到“沙船”，是黄绾进一步分析沙船船户在长江中下游的活动。由此可见，那时“沙船”名称的使用已经非常普遍，政府对沙船也已经有一套如发放关防牌面，登记船户姓名，规定使用年限，沿途官府查验等比较成熟的管理办法了。
在历史文献中，黄绾在报给朝廷的奏疏“弭江盗疏”（嘉靖八年八月题）中，“沙船”正式的书面名称就已经出现。明嘉靖八年，即公元1529年，这是我们目前可以查考到的“沙船”名称最早出现的年代。
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成书的李昭祥著《龙江船厂志》卷二“舟楫志”中，已经记有“二百料巡沙船”的较详细制造规格：“船面自头至梢六丈一尺，船底自头至无板处四丈，无板虚梢一丈一尺六寸。头阔七尺五寸，深四尺一寸，中阔一丈二尺三寸，深四尺二寸，梢阔九尺四寸，深五尺。”料是古代计算木料的一种计量单位，一根两端截面为一平方尺，长度达到七尺的木材为一料，可见二百料的巡沙船是一种相当大的木帆船。
在明代万历年间（1573-1615）成书的王圻等著《三才图绘》中，第一次出现了沙船的图像。
当时，已经成型的沙船在建造上形成了一些比较固定的特点，并一直流传到清代。据船史研究者辛元欧在《上海沙船》中的归纳，沙船船型主要是扁浅狭长、准长方体的船型，即人们常说的沙船的平底、方首、方尾;具有蹼足水鸟型的宽阔后体，即沙船的水下水线面前部较窄，后部较宽;具有首低、尾高、带出艄的尾楼型上层建筑法式，即人们所说的沙船船体在水面以上呈现出一种船头低、船尾高的体态。沙船的尾部舷墙往往要相当于船头的两倍。船头低平便于下锚停泊，尾部高耸有利于船舶的操作和收放，便于大海航行的高大尾舵。沙船的尾部建有舵楼，相当于现代的驾驶室。以上描述就是沙船区别于中国古代其他木帆船的特征。
在北洋航线的开辟中，上海地区早期的航海家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元代因汴水干枯，黄河改道，南粮北运受阻。至元十九年（1282年），朝廷命朱清、张瑄与管军总管罗璧负责建造平底海船60艘，装运漕粮四万六千石至京师。此次航行冬季从太仓刘家港（今浏河）出发，次年三月到达直沽。因为是初次北航，所以路途困顿，沿山求屿，凤信失时，航程极长。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朱清、张瑄又开辟了新的北洋航线，航程开始缩短。第二年，他们又发现更加便捷的航路，航线从刘家港出发，经过崇明三沙出海，过黑水洋、成山、刘公岛、登州、沙门岛，在莱州洋面进入界河。凤信有时，从上海出发到京师，不过旬日。从上海到天津的海上路线，在元至元年间就有从刘家港开船，经海门的廖角咀放洋，再北航至山东成山角西折，过刘公岛达于天津，全程约4000余里。 后人魏源在评论前人的这些航海壮举时说：“海舟不畏深而畏浅，不患风浪而患沙礁。江南沿海，横亘五大沙，舟行所最畏。元初沿海求屿，逾年始至，旋避其险，径放大洋，而旬余即达。” （《筹漕篇》上，见《魏源集》，（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404页。）
？二、上海最早建立的行业组织——商船会馆？
沿海南北远距离的商品交易，既繁荣了北方的市面，同样也给上海城镇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一批批关东和山东的商人来上海开店分销北方货，共同的商业利益就为北方商人建立地域性的商帮组织提供了条件。
清顺治年间（1644-1661），旅沪关东、山东两地商帮联合成立关山东公所，并在城西辟建“义冢”，“以为葬埋公地”。上海最早的会馆公所由此建立。在《上海碑刻资料选辑》中就留存着关山东公所义冢地四至碑的碑文。
繁荣的沿海南北贸易也催生了一批新兴的沙船主，像康熙时期的船商张元隆。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船户张元隆呈称：“有自造贸易沙船一只，领本县上字七十三号牌照，于本年六月初六日装载各客布匹、瓷器，货值数万金，从海关输税前往辽东贸易。” 后来，张元隆很快就在沙船经营中发达，滚滚而来的财源刺激了他扩大投资沙船业的意愿，“闻其立意要造洋船百只”。
沙船商是当时发展起来的地方大商帮，他们居在长江下游沿江的各地港口，往往根据地区分帮。所以人们说“沙船十一帮，俱以该商本贯为名，以崇明、通州、海门三帮为大。……其大户有船三五十号者，自为通帮所敬厚。”于是，上海附近的沙船商开始建立自己的行业组织。
建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的上海商船会馆，是上海本地区沙船业主建立最早的行业性会馆，并对上海的沙船航运实行管理。“三大帮之大户……各为本帮领袖，其小帮领袖则由该商保充。饬令常川在馆，会同董事将各帮沙船花名造册呈送。有船到埠，即赴会馆挂号，其是否蓬缆坚固，商户殷实，堪载官漕，即责成董事领袖等出具互结。”这些行业的“大户之船，油艌必精善，耆老舵水必皆著名好手。庄客时常为写雇。故富则益富。船少者商本既微，生涯淡泊，船或老朽，贫则益贫。宜饬查明止有一商船五号以内者，非新造新艌之船，不准配运，以昭慎重。”（《海运十宜》，见包世臣：《安吴四种》卷三）
在清代乾嘉年间，上海最著名的沙船商有“朱、王、沈、郁”四家。朱家为沙船业最早的老大，由朱之淇兄弟创立的“朱和盛”号为标记，“家资敌国，称之为‘朱半天’”。王文源、王文瑞家族开设的王利川沙船字号不仅拥有上百号的船只，而且还拥有以他家名字命名的王家码头。沈家是指创立的“沈生义”号沙船行，郁家是指嘉庆初年建立的“郁森盛”号沙船行，后来成为上海沙船业的首富。他们由于财大气粗，在商船会馆里可以左右会馆的事务。上海的“南北货物交流，悉藉沙船。南市十六铺以内，帆樯如林，蔚为奇观。每日满载东北、闽广各地土货而来，易取上海所有百货而去。”
晚清一首描写沙船运输业的竹枝词说：“专备沙船各货装，帆樯衔尾往来忙。分途编号轮流放，赢得资财未可量。”十分形象地反映了沙船商在南北贸易中的重要作用。船商就是一些用自己的资本购置了沙船的原始航运资本家，他们服务的对象则是经营南北货物贸易的商人。如客商贩运货物到北京、关东做买卖，就需要将货物先运到上海，然后“雇觅沙船运送”，“船户水手，素习海洋水性，兼能预知凤信。每船押送客商不过一人。开洋后，其行泊悉听之船户。每年正、二月雇船，则二三月出口，五月雇船，则小暑前出口。”
上海商船会馆由船号众商共建，商船会馆的大殿戏台建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会馆大殿“供奉天后圣母”，从此地方官府每年祭祀天妃的活动就在此举行。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商船会馆重修了原先的大殿和戏台，“添造南北两厅，祀福山太尉褚大神于北厅，祀成山骠骑将军滕大神于南厅”。会馆所需的常年经费来自船号商抽缴庙捐。会馆馆产租息所人，用来抵支浦东、西各置沙泥荡地，备商船出口取泥压载之用，泥夫每年争竞，官方遴选夫头以资督率。在嘉庆十九年（1814年），无锡的沙船同行增铸钟鼎，崇明的沙船同仁增建两面看楼。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众号商再建造拜厅、钟鼓楼、后厅内台等，以至商船会馆的建筑，“盖极缔造之巨观矣”，成了上海最大的会馆建筑。这次大规模的兴修，还给商船会馆带来了“会馆事务，悉归号商经理”的局面。会馆内还设有承善堂，专为船员办理伤亡事宜。会馆还在浦东浦西设立泥沙场地，给船商出航压舱用。
同治元年（1862年），商船会馆“西兵驻防于此”，就是说在太平天国进攻上海的战时中，商船会馆被外国军队占领，在外国军队撤出后，上海商船会馆一度成为筹建江南机器制造局的办公用地，时间长达5年。于是，在同治七年（1868年）就有了“众号商集资兴修”上海商船会馆的活动，这是对商船会馆的第四次修建。
不过，以后几次修建商船会馆的动议最终都没有实施。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经费未能落实。
光绪十六年（1890年），“戏台头亭渗漏，估工重修，三越月而工竣”。 光绪十七年（1891年），“复筹款修理大殿与南北两厅、钟鼓楼、南北看楼，及后墙等处，四越月而工竣”。参与修葺捐资的有砖灰行、漆作、水木作、木作、铜锡店、广货店、木行、树行、绳索店、纸店、铁店、灯店、洋铁店、洋布店、石作、油麻店等，还有各种锡匠、黄泥匠、阴沟匠、砖瓦石灰上下力的捐助。独独不见了船商的身影，估计这与沙船业的整体衰落是有关的。
光绪十八年（1892年），更易戏台新梁，“数年之间，续加修葺，以复旧观”。戏台修竣以后，还举行了祭神破台戏的演出。这次修缮戏台的善举中，除了和以前一样的众多树行、木行、颜料店、砖灰行、石作、洋铁店、玻璃店、桐油店、铁店、绳索店、漆作、水木作外，总算出现了几个船商的身影。他们是“顺祥元”号、“严同春”号、“万永顺”号，还有“巨顺亨”东号和“陈丰记”东号等。从捐资数量来看，船商的捐资数也大不如以前，捐资最多的“顺祥元”号也只有豆规银三百两，与一个水木作捐助的英洋四百三十多元相比，实际上相差无几。其他的几家船商捐款数都不到豆规银150两。
光绪二十年（1894年），众船商护漕有功，朝廷颁“泽被东瀛”匾额嘉奖商船会馆。？？
鉴于以上事实，上海市的市标中出现五帆沙船是对沙船海上运输业历史贡献的一种肯定，是对历史的尊重。
一、上海沙船的由来与北洋航线的开辟？
早在唐代，我国就有船只进行沿海航运活动。唐代大诗人杜甫曾写下这样的诗句：“幽燕盛用武，供给亦劳哉。吴门转粟帛，泛海凌蓬莱。”（《昔游》）说的是那时的海船从吴地出发，出长江口就沿江苏、山东海岸北行，经过莱州湾和渤海湾，可以将粮食和丝绸运达直沽（今天津市）的事实。后来，他在北上幽燕时，还写下了《后出寨》一诗：“渔阳豪侠地，击鼓吹笙竽，云帆转辽海，粳稻来东吴。越罗与楚练，照耀与台驱，主将位益崇，气骄凌上都。”大意是说，河北薊州一带是好强之地，天天打鼓敲锣，歌声不断。帆船经渤海运来江南的大米，供给军官们食用。广东、湖北的绫罗绸缎，穿在一些下级官兵身上，高级军官更不得了，连京城的话都不听了。根据孙光圻著《中国古代航海史》（修订本）的分析，唐代的漕粮运输有水路河运和海运两种，其中海运的水手比河运的水手要多，可见海路帆船运输的规模已经“相当可观”。
沙船从船的造型上说，它方头方尾，甲板宽，干舷低，所以航行时稳定性好，比较安全。沙船采用平板龙骨，靠两舷从船头到船尾三、四对粗壮通木（通称“大楋”）对船体进行加固。它的排水量虽不如尖底船。但是它吃水浅，阻力小，多桅多帆，能较快航行。
《宋史·兵志》有“防沙平底”船的记录，《元史·食货志》有“平底海船”的记载。乾隆《崇明县志》说：“沙船以出崇明沙而得名。太仓、松江、通州、海门皆有。”可见沙船与上海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
沙船的名字正式出现在明代，成书于嘉靖初年的佚名《皇明奏疏类钞》就记载了沙船的名字。当时，在南京任职的地方官员黄绾在奏疏“弭江盗疏”中，提到治理长江下游江上盗贼：“臣访得各贼巢穴皆在太仓、崇明、常熟沿江一带，而江阴等县，通泰等州地方抑或有之。或大户一家自造双桅大船十数只，或小户数家朋造前船四五只者，号沙船等项名目。”在讲到改进对长江船只的管理措施时，他说“地方州县通行晓谕……存留各项沙船及改造等船，装载客货，俱令先赴本州县衙门告明，行令该里邻人等取具本船并不装载违法私盐等货，亦无容留来历不明之人在船撑驾，沿途往来，不致在外为非……方才给与关防牌面一扇。正面大书船户系某县某都某图某籍。背面备开在船撑驾人姓名、年貌、籍贯，并给限回销年月。官用火烙押流水，挨次挂号……遇沙船及改造等项船只，如无前项牌面，定非良民，随处许所在大小衙门并一应人等盘诘。果有违碍，即便连人船货物一并捉获送官，审究明白，船货入官变卖，各犯从重问罪。”“臣又访得沿江一带有等豪恶之家，公然为贼窝主，前项沙船等船往来江上，兴贩私盐，劫掠客商，悉皆投托其家，以为依止，彼此坐地分赃。”从上述内容来看，黄绾确实是一名比较善于调查民情的地方官员，他对当时长江上民间运输船只有十分具体、仔细的认识。在他的奏疏中，“沙船”的名称就被连用了四次。第一次提到“沙船”就分析了打造沙船最多的地方是“在太仓、崇明、常熟沿江一带，而江阴等县，通泰等州地方抑或有之。”打造沙船的方式有独户打造和联户合造两种，“或大户一家自造双桅大船十数只，或小户数家朋造前船四五只者，号沙船等项名目”。由此可见，沙船确实是长江下游近海江段最主要的船种。第二、三次提到“沙船”，是在奏疏分析对沙船及其不良船户的管理和改造措施的时候。第四次提到“沙船”，是黄绾进一步分析沙船船户在长江中下游的活动。由此可见，那时“沙船”名称的使用已经非常普遍，政府对沙船也已经有一套如发放关防牌面，登记船户姓名，规定使用年限，沿途官府查验等比较成熟的管理办法了。
在历史文献中，黄绾在报给朝廷的奏疏“弭江盗疏”（嘉靖八年八月题）中，“沙船”正式的书面名称就已经出现。明嘉靖八年，即公元1529年，这是我们目前可以查考到的“沙船”名称最早出现的年代。
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成书的李昭祥著《龙江船厂志》卷二“舟楫志”中，已经记有“二百料巡沙船”的较详细制造规格：“船面自头至梢六丈一尺，船底自头至无板处四丈，无板虚梢一丈一尺六寸。头阔七尺五寸，深四尺一寸，中阔一丈二尺三寸，深四尺二寸，梢阔九尺四寸，深五尺。”料是古代计算木料的一种计量单位，一根两端截面为一平方尺，长度达到七尺的木材为一料，可见二百料的巡沙船是一种相当大的木帆船。
在明代万历年间（1573-1615）成书的王圻等著《三才图绘》中，第一次出现了沙船的图像。
当时，已经成型的沙船在建造上形成了一些比较固定的特点，并一直流传到清代。据船史研究者辛元欧在《上海沙船》中的归纳，沙船船型主要是扁浅狭长、准长方体的船型，即人们常说的沙船的平底、方首、方尾;具有蹼足水鸟型的宽阔后体，即沙船的水下水线面前部较窄，后部较宽;具有首低、尾高、带出艄的尾楼型上层建筑法式，即人们所说的沙船船体在水面以上呈现出一种船头低、船尾高的体态。沙船的尾部舷墙往往要相当于船头的两倍。船头低平便于下锚停泊，尾部高耸有利于船舶的操作和收放，便于大海航行的高大尾舵。沙船的尾部建有舵楼，相当于现代的驾驶室。以上描述就是沙船区别于中国古代其他木帆船的特征。
在北洋航线的开辟中，上海地区早期的航海家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元代因汴水干枯，黄河改道，南粮北运受阻。至元十九年（1282年），朝廷命朱清、张瑄与管军总管罗璧负责建造平底海船60艘，装运漕粮四万六千石至京师。此次航行冬季从太仓刘家港（今浏河）出发，次年三月到达直沽。因为是初次北航，所以路途困顿，沿山求屿，凤信失时，航程极长。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朱清、张瑄又开辟了新的北洋航线，航程开始缩短。第二年，他们又发现更加便捷的航路，航线从刘家港出发，经过崇明三沙出海，过黑水洋、成山、刘公岛、登州、沙门岛，在莱州洋面进入界河。凤信有时，从上海出发到京师，不过旬日。从上海到天津的海上路线，在元至元年间就有从刘家港开船，经海门的廖角咀放洋，再北航至山东成山角西折，过刘公岛达于天津，全程约4000余里。 后人魏源在评论前人的这些航海壮举时说：“海舟不畏深而畏浅，不患风浪而患沙礁。江南沿海，横亘五大沙，舟行所最畏。元初沿海求屿，逾年始至，旋避其险，径放大洋，而旬余即达。” （《筹漕篇》上，见《魏源集》，（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404页。）
？二、上海最早建立的行业组织——商船会馆？
沿海南北远距离的商品交易，既繁荣了北方的市面，同样也给上海城镇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一批批关东和山东的商人来上海开店分销北方货，共同的商业利益就为北方商人建立地域性的商帮组织提供了条件。
清顺治年间（1644-1661），旅沪关东、山东两地商帮联合成立关山东公所，并在城西辟建“义冢”，“以为葬埋公地”。上海最早的会馆公所由此建立。在《上海碑刻资料选辑》中就留存着关山东公所义冢地四至碑的碑文。
繁荣的沿海南北贸易也催生了一批新兴的沙船主，像康熙时期的船商张元隆。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船户张元隆呈称：“有自造贸易沙船一只，领本县上字七十三号牌照，于本年六月初六日装载各客布匹、瓷器，货值数万金，从海关输税前往辽东贸易。” 后来，张元隆很快就在沙船经营中发达，滚滚而来的财源刺激了他扩大投资沙船业的意愿，“闻其立意要造洋船百只”。
沙船商是当时发展起来的地方大商帮，他们居在长江下游沿江的各地港口，往往根据地区分帮。所以人们说“沙船十一帮，俱以该商本贯为名，以崇明、通州、海门三帮为大。……其大户有船三五十号者，自为通帮所敬厚。”于是，上海附近的沙船商开始建立自己的行业组织。
建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的上海商船会馆，是上海本地区沙船业主建立最早的行业性会馆，并对上海的沙船航运实行管理。“三大帮之大户……各为本帮领袖，其小帮领袖则由该商保充。饬令常川在馆，会同董事将各帮沙船花名造册呈送。有船到埠，即赴会馆挂号，其是否蓬缆坚固，商户殷实，堪载官漕，即责成董事领袖等出具互结。”这些行业的“大户之船，油艌必精善，耆老舵水必皆著名好手。庄客时常为写雇。故富则益富。船少者商本既微，生涯淡泊，船或老朽，贫则益贫。宜饬查明止有一商船五号以内者，非新造新艌之船，不准配运，以昭慎重。”（《海运十宜》，见包世臣：《安吴四种》卷三）
在清代乾嘉年间，上海最著名的沙船商有“朱、王、沈、郁”四家。朱家为沙船业最早的老大，由朱之淇兄弟创立的“朱和盛”号为标记，“家资敌国，称之为‘朱半天’”。王文源、王文瑞家族开设的王利川沙船字号不仅拥有上百号的船只，而且还拥有以他家名字命名的王家码头。沈家是指创立的“沈生义”号沙船行，郁家是指嘉庆初年建立的“郁森盛”号沙船行，后来成为上海沙船业的首富。他们由于财大气粗，在商船会馆里可以左右会馆的事务。上海的“南北货物交流，悉藉沙船。南市十六铺以内，帆樯如林，蔚为奇观。每日满载东北、闽广各地土货而来，易取上海所有百货而去。”
晚清一首描写沙船运输业的竹枝词说：“专备沙船各货装，帆樯衔尾往来忙。分途编号轮流放，赢得资财未可量。”十分形象地反映了沙船商在南北贸易中的重要作用。船商就是一些用自己的资本购置了沙船的原始航运资本家，他们服务的对象则是经营南北货物贸易的商人。如客商贩运货物到北京、关东做买卖，就需要将货物先运到上海，然后“雇觅沙船运送”，“船户水手，素习海洋水性，兼能预知凤信。每船押送客商不过一人。开洋后，其行泊悉听之船户。每年正、二月雇船，则二三月出口，五月雇船，则小暑前出口。”
上海商船会馆由船号众商共建，商船会馆的大殿戏台建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会馆大殿“供奉天后圣母”，从此地方官府每年祭祀天妃的活动就在此举行。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商船会馆重修了原先的大殿和戏台，“添造南北两厅，祀福山太尉褚大神于北厅，祀成山骠骑将军滕大神于南厅”。会馆所需的常年经费来自船号商抽缴庙捐。会馆馆产租息所人，用来抵支浦东、西各置沙泥荡地，备商船出口取泥压载之用，泥夫每年争竞，官方遴选夫头以资督率。在嘉庆十九年（1814年），无锡的沙船同行增铸钟鼎，崇明的沙船同仁增建两面看楼。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众号商再建造拜厅、钟鼓楼、后厅内台等，以至商船会馆的建筑，“盖极缔造之巨观矣”，成了上海最大的会馆建筑。这次大规模的兴修，还给商船会馆带来了“会馆事务，悉归号商经理”的局面。会馆内还设有承善堂，专为船员办理伤亡事宜。会馆还在浦东浦西设立泥沙场地，给船商出航压舱用。
同治元年（1862年），商船会馆“西兵驻防于此”，就是说在太平天国进攻上海的战时中，商船会馆被外国军队占领，在外国军队撤出后，上海商船会馆一度成为筹建江南机器制造局的办公用地，时间长达5年。于是，在同治七年（1868年）就有了“众号商集资兴修”上海商船会馆的活动，这是对商船会馆的第四次修建。
不过，以后几次修建商船会馆的动议最终都没有实施。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经费未能落实。
光绪十六年（1890年），“戏台头亭渗漏，估工重修，三越月而工竣”。 光绪十七年（1891年），“复筹款修理大殿与南北两厅、钟鼓楼、南北看楼，及后墙等处，四越月而工竣”。参与修葺捐资的有砖灰行、漆作、水木作、木作、铜锡店、广货店、木行、树行、绳索店、纸店、铁店、灯店、洋铁店、洋布店、石作、油麻店等，还有各种锡匠、黄泥匠、阴沟匠、砖瓦石灰上下力的捐助。独独不见了船商的身影，估计这与沙船业的整体衰落是有关的。
光绪十八年（1892年），更易戏台新梁，“数年之间，续加修葺，以复旧观”。戏台修竣以后，还举行了祭神破台戏的演出。这次修缮戏台的善举中，除了和以前一样的众多树行、木行、颜料店、砖灰行、石作、洋铁店、玻璃店、桐油店、铁店、绳索店、漆作、水木作外，总算出现了几个船商的身影。他们是“顺祥元”号、“严同春”号、“万永顺”号，还有“巨顺亨”东号和“陈丰记”东号等。从捐资数量来看，船商的捐资数也大不如以前，捐资最多的“顺祥元”号也只有豆规银三百两，与一个水木作捐助的英洋四百三十多元相比，实际上相差无几。其他的几家船商捐款数都不到豆规银150两。
光绪二十年（1894年），众船商护漕有功，朝廷颁“泽被东瀛”匾额嘉奖商船会馆。？？
鉴于以上事实，上海市的市标中出现五帆沙船是对沙船海上运输业历史贡献的一种肯定，是对历史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