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有时候颇为相似。1943年7月的洛杉矶大雾霾以及1952年伦敦烟雾事件，引发了美欧民众对空气污染的广泛担忧。在中国，也是雾霾，把查看空气质量指数变成了百姓的生活日常。

　　今天，大概沒有比气候问题更像全球性的挑战了。它是如此严峻、迫切，以至于可以让不同信仰、不同利益、不同国家、不同族群的人坐下来谈判如何合作应对。当然，谈判并非易事。虽然有“拯救地球”这样悲壮的口号，但围绕“谁减排、排多少”所展开的博弈复杂而持久，就算达成协议也不免有反复，例如，有的国家会退出然后重新加入，有的则一去不返。为此，比尔·盖茨在《气候经济与人类未来》一书中给出了一个以创新为中心角色的解决方案。

能源创新面临的约束

　　两百多年前，英国经济学家托马斯·马尔萨斯指出，由于人口呈几何级数增长，生存资源则按算术级数增长，因此，多出来的人口最终将以战争、饥荒和瘟疫等方式来“消灭掉”。这就是知名的“马尔萨斯陷阱”。幸运的是，马尔萨斯陷阱被证明是错误的，因为它忽略了创新和技术进步的力量。
　　面对气候问题，不管是庙堂，还是江湖，都知道创新是釜底抽薪的良策。只是迄今为止，碳排放相关的革命性创新、“杀手级”创新仍未抛头露面，倒是能源创新面临的约束和挑战日益清晰。
　　首先，未表现出摩尔定律这种指数级进步。例如，亨利·福特制造的T型车油耗是每加仑汽油行驶21英里，即约4升汽油行驶33千米，与今天许多车的油耗水平差不多。换言之，一个多世纪里，燃油经济性的提升非常有限。再比如，晶体硅太阳能电池在20世纪70年代引入时的光电转换率约为15%，今天约为25%。
　　其次，验证的成本高。当一种方法通过实验室测试后，就要进入市场接受检验，看人们是否愿意采用它，是否愿意为其付费。证明一款安装在智能手机上的软件产品是否受欢迎，无需太多的成本，也通常不需要太长的时间。但是，能源领域的创新验证要困难得多，相关的成本也高昂得多。
　　再次，采用的周期长。是否安装、使用一款软件，用户的决策时间通常很短，这是因为他们为之付出的使用成本、转换成本很低。但能源领域的转换成本不会太低，用比尔·盖茨的话讲，就是“绿色溢价”很高，把富碳生活改成绿色低碳生活付出的代价很高。例如，自去年开始在国内上市的人造肉，姑且不论人们的体验和安全感上的疑虑，仅售价一项，就颇为不菲。此外，人们更新取暖设施、冰箱、空调等的周期相当长，因此，采用一定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另外，软件产品一旦定型，其边际成本很低，所以软件产品可以“免费”，显然能源类产品暂时不具有类似的特征。
　　最后，基础设施远未完善。如前所述，脱碳涉及非常广泛的范围，从某种意义上说，创新也将以非常分散而非集中计划的方式进行。软件行业演化到今天这种状况，并非一日之功，而是历经了数十年、数代的发展，其基础设施相对完善，沉淀足够丰裕，汇聚的人才、鬼才、天才足够丰富。

创新需政府与企业协同

　　2016年11月，国内两位知名的经济学者就“产业政策”进行了一场面对面的“辩论”，但结果和通常的辩论差不多：自说自话，谁也说服不了谁，谁都更坚信自己是对的。不过，这场辩论还是有一个好处，即让更多人去思考，政府在促进创新方面究竟应该发挥什么作用。
　　比尔·盖茨曾经是极为成功的企业家，今天则是典型的“社会企业家”。因此，当他强调“创新”这两个字时，人们会认为他是物有所指而非人云亦云的。在他的解决方案中，政府企业必须协同攻关、前后接力，才能尽快实现“零排放”，拯救人类自己。
　　第一，政府应该充当超级天使、超级VC，“在私人投资者因看不到获利方式而不愿意开展研发活动时，政府就应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率先开展研发投资”。
　　第二，当私人投资者看到获利前景时，政府愿意撒手，交出接力棒。当然，在能源领域，政府向企业交棒的速度要比数字技术慢一些，原因就在于它进步的速度较慢，前期的投入太大。
　　第三，充当早期采纳者，最先、最慷慨地采购创新产品。
　　互联网、GPS、计算机这些革命性的产品以及许多药物的研发和产业化进程，都充分展现了政府的上述三种角色。例如，“如果美国政府没有投入资金研发尺寸更小、速度更快的微处理器，那么，个人电脑行业永远都不会有成功之日，其中也包括微软”。

气候大会上的唇枪舌战、明争暗斗、久拖不决以及后续行动上的不作为、假作为，固然让人沮丧，但是，比起环保主义者的失望，那些弱势人群的命运要脆弱得多。

　　当然，政府还可以通过立法来增加人们采用新技术、新产品、新生活方式的动机，降低“绿色溢价”，如提升化石燃料的使用成本，通过一系列政策激励创新者。这一点，中国政府的做法和行动力堪称表率，对消费者购买电动车的补贴政策就是典型的例子。而且，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承诺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殊为不易。
　　当盈利前景比较明朗时，企业这种组织方式的效率会更高、驱力更强。此时，政府的主要角色是创造、维系公平的竞争环境，不再亲力亲为，把接力棒交给企业 。

盖茨的方案绝非定案

　　虽然《气候经济与人类未来》提供了一个全景的视角，让人对减排、碳中和这件事有一个全面的认知，但不能认为盖茨的方案就是标准答案。
　　事实上，环保主义者主张的一些前提可能并非板上钉钉，计算机模拟也还没有强大到可以精准预测人类未来的命运。比如，为什么让人惊悚的托马斯预言不免有点哗众取宠的味道呢？批评者一针见血地指出，陆生生态系统中的绝大多数物种会随着温度变化而迁徙。 　　再比如，升温之后，海平面一定会上升吗？比尔·盖茨的看法是，一是因为极地冰融化，二是因为海水升温后的膨胀。但是，持不同看法的人会说，海平面受大陆冰盖控制，而大陆冰盖变化的时间常数为数千年，因此，海平面大幅升降是不可能的。如果后者是对的，就不能同等对待数十年后的灾难和数百年后的灾难。当然，有时候之所以要把话说得重一些，多是出于传播效率和抢占话语权的需要，因为这样才能引起人们的重视，从而采取切实有效的行动。
　　假如绿色低碳的创新能够得以顺利实现，那些杀手级创新、革命性创新会不会产生新的问题呢？一定会产生新的问题。创新产品的广泛应用有可能会得不偿失吗？有可能。
　　例如，出行工具在短期内全盘电气化真的是根本之策吗？至少，丰田公司的丰田章男就对此不以为然。在一次发布会上，他针对日本政府计划于2035年后禁售燃油车的政策直言不讳地批评道，如果日本的汽车100%用电力运行，所需的基础设施将耗费日本1 350亿～3 580亿美元，而且，由于日本大部分电力都通过燃烧煤炭和天然气产生，所以，“我们建造的电动车越多，二氧化碳越严重”。

如果人类足够乐观，就应该对自身的进化能力有信心，就应该怀抱一个平常心去做脱碳这件事，而不是急于大规模地借用政府权力。

　　此外，不得不说，比尔·盖茨的解决方案中有不少线性的思维。例如，政府只要敢在高风险、高回报的项目上下注，就能赢得未来。再比如，他把互联网、个人计算机、微软的成功都视为政府研发的必然结果。这与事实并不全然相符。
　　政府作为早期采用者固然为创新者提供了活下去的慷慨资源，但面向民用的互联网和面向国防的互联网有着非常不一样的理念、思路、逻辑、做法，有很大的偶然性，所以，创新并非与投入线性相关。例如，个人计算机的诞生，可视为反主流文化运动的一种结果。
　　最后，虽然比尔·盖茨一再强调应当尊重欠发达地区的碳排放权、发展权，在脱碳过程中，政府应保全弱势群体的基本诉求和基本尊严，毕竟已经从排放中取得领先优势、好处的人群如果强迫他们减排，既不人道，也不公正。但是，想做什么、知道要做什么和知道怎么做之间常常隔着千山万水，知道怎么做与实际做成什么样也是路漫漫其修远兮。例如，电气化的绿色溢价由弱势群体独力承担的案例并不罕见。
　　气候大会上的唇枪舌战、明争暗斗、久拖不决以及后续行动上的不作为、假作为，固然让人沮丧，但是，比起环保主义者的失望，那些弱势人群的命运要脆弱得多。更重要的是，他们的话语权最弱。也许人们会考虑他们的诉求，但常常并不如此。弱者理解强者，与强者理解弱者一样，都极为困难。激进的碳排放政策，最终会让这些人承受难以承受之重。一旦弱势者丧失了合意的社会角色，成为原子化的个人，将会反噬正常社会的根基，最终破坏脱碳計划。
　　因此，如果人类足够乐观，就应该对自身的进化能力有信心，就应该怀抱一个平常心去做脱碳这件事，而不是急于大规模地借用政府权力。如果心态过于焦虑，就会对原本并不确定的信念十分执着。执念越深，对相反、相左意见的视而不见甚至敌意就越强，有时候，就算有显而易见的证据，都会以阴谋论来否定其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