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世祥在远离家乡宾阳县的南宁“躲债”已有半月。
　　手机的铃声不停响起，他不敢随便接听。“债权人的电话一天几十个……”他忧心忡忡地说，“都是讨债的。”
　　韦世祥是广西宾阳县金龙中学校长。这所民办初中创办6年来风波不断，今年终于走到了“生，或者死”的关键时刻。
　　在他提供的资料上记载着金龙简单但绝不平凡的履历：宾阳县金龙中学创办于1995年8月，从最初只有3个教学班，180多名师生员工，发展到现在13个初中班700余名学生，教职员工62人。每年初中毕业生300多人，曾于1999年获南宁地区中考成绩综合评估二等奖。2001年6月与另一所民办学校宾阳县杰星中学联合办学，新的办学实体拟称“宾阳县金龙·杰星中学”。
　　“说起这几年来的办学经历，感觉就像走钢丝，常常半夜醒来就想学校的命运……”这个身心疲惫的30岁男人，早早就谢了顶，与照片上6年前大学毕业时英姿勃发的样子相比，简直判若两人。
　　“这回，真怕绕不过这道坎儿……”他的眼神越来越黯淡。
　　
　　“现在是学校生死
　　存亡最严峻的时刻！”
　　250万元的债务黑洞终于使金龙·杰星中学陷入生死攸关的当口。
　　占地过万平方米的金龙中学位于宾阳县城的中间地带，周围是绿色的田野，环境倒也幽静。但一进校门，最触目的是脚手架包围着尚未完工的两幢教学楼。这两幢分别为5层和7层的教学楼建了差不多有好几个月了，因为缺钱。
　　能够供学生活动的唯一场所就是篮球场，被男孩子们占领。上体育课的女孩子只能在操场的边缘地带打打羽毛球什么的。两排小平房是师生们的宿舍，里面铁架床摆得很密集，没有风扇。厕所、冲凉房、食堂等设施一应因陋就简。几个女孩子就着一个露天水龙头在洗头、洗衣服。
　　在简朴的小平房里，我问几个初三的女学生，这里苦吗？她们满怀期待地说，等新楼盖好就不苦了，不过那时她们也要毕业了。表情有些怅然。几个活泼的女孩仰脸问我:“我们学校好哩，阿姨，你是来投资的吗？”她们天真的期待让我有些不忍。
　　这是一个有着6年办学积累的民办中学吗？我很疑惑。
　　一句话触动了副校长秦松林的心思。这是金龙中学经历的第二次大搬迁。每一次搬迁他们就要耗掉一部分不动产。而今年6月的这次搬迁使金龙中学大伤元气，先前投入的60万元教学楼改造费用由于合同期满只能以20万元出让。忍痛割爱的唯一原因是，他们缺乏200万元资金购置那片颇具规模的1.7万平方米地皮。在困境中他们选择了和杰星中学合作的道路—后者拥有办学场地和一部分校舍，教学质量却不容乐观，而金龙积累的教学品牌和办学规模对其颇具吸引力。
　　但这个看似“解困”的选择却再一次将金龙“套牢”。两校合作后，截至目前为止双方已投入不少于550万元，然而负债总额却超过250万！
　　“所有融资的渠道都想到了，但屡屡碰壁……”韦世祥愁肠百结，“现在是学校生死存亡最严峻的时刻！”
　　按现行政策，办学资产属公益性质，银行依据《担保法》不敢接受抵押，学校无法回收资金以供周转，此路显然不通；他们尝试以招商的方式，面向社会筹集资金，但又不能在媒体上大张旗鼓地宣传，怕被当地教育主管部门再一次疑为“集资之嫌”（1999年金龙中学曾有过“前车之鉴”）。政策的壁垒使他们对打开教育市场的资本通道深感难言之痛。
　　无奈中他们一度将目光又一次投向民间高息借贷，但其中蕴含的极大纠纷风险已使他们深受其苦，如何能再次延续这种恶性循环？他们却步了。
　　资产无法盘活成为金龙·杰星的致命伤。其实，并非无解脱之路。以拍卖的形式摆脱眼下的困境并非不可能，曾有人提出以85万元买断股权，此举虽能解金龙于倒悬，但面对几年来已然形成的校园文化和渗透其中的教育理念，两个当年毅然从公立学校辞职办学的年轻人何忍放弃？是“责任”两个字让他们咬牙坚守到今天。
　　“现在只要有100万元注入，学校就能撑过这个难关。其实资金短缺并不可怕，这也是制约县里这些民办学校的主要因素，关键是能够形成有序的偿还机制。”韦世祥急切地表示，“如果民办学校不能打开畅通的融资渠道，那么光空喊民办教育的长远发展壮大，那是奢谈！”
　　“你会常常感到痛，
　　但不能说出来。”
　　韦世祥25岁就做了校长，一度成为宾阳县城颇有争议的人物。一个在公立学校呆了不到一年时间的大学毕业生，教研组长都没有做过，怎么就做起校长来了？何况他是从人人羡慕的重点中学辞职的，他有啥板眼？
　　韦世祥投身民办教育的原因很简单：改造社会从改造人开始，而改造人得从教育做起。而现行教育中的积弊丛生，更点燃了他心中办学的热望，他希冀通过这样一条道路逐步实践他的教育理想。
　　他深知在现有的政策条件下，民办学校要想在与公立学校的竞争中生存下来，必须在教学水平和素质教育上有所突破。学校成立伊始就向社会郑重承诺，一学期内，凡有学生对学校的教学质量不满意而要求转学，学校负责全额退还学杂费。他打出特色教学牌，特聘外籍专家从事英语教学；广泛吸纳大中专毕业的师范生、公立学校的优秀代课老师，组成一支精干、高效的师资队伍。很快成效凸现，在1999年中考中，金龙中学的成绩位列南宁地区乡（镇）中学第6位，远远超过许多公立学校，成为当地民办中学中的翘楚。招生一时爆满。
　　“其实教学上我们也没什么特招，一句话，就是管理上敢动真格的。”韦世祥目光烁烁，“我们有的，公立学校样样都有，人家硬件还比我们好，但机制有我们灵活吗？规章制度样样能到位吗？”
　　学校在蓬勃发展。但，危机也悄悄逼近。
　　首先是学校的“流浪”。1998年金龙租赁当地党校校舍的期限已满，面临着校舍提价的窘境，只得撤退。等到再次安营扎寨，又得耗费办学积累资金添置教学设施。
　　1999年5月20日，一份由南宁地区行政公署教育局颁发的《通知》令即将面临招生工作的金龙中学几遭灭顶之灾。这份通知称，“经我局调查核实”，金龙中学在招生管理、收费及教学管理等方面“没有很好贯彻执行国务院颁发的《社会力量办学条例》，在社会上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因此从即日起停止其招生资格。
　　金龙中学大惑不解:全地区社会力量办学评估机构还有几天才到宾阳，怎么处分通知就提前下达了？这就好比先给学生判了分数，再来考试，天底下有这样的考法吗？
　　按《社会力量办学条例》第55条：“教育机构管理混乱、教育教学质量低下，造成恶劣影响的，由审批机关限期整顿，并可以给予警告；情节严重或者经整顿仍达不到要求的，由审批机关责令停止招生，吊销办学许可证或者予以接管。”而此前金龙中学从未接到限期整改的通知，更未受过“警告”的处分，即被突然停止招生资格。那么，是什么原因使教育主管部门如此“冲动”呢？
　　当地教育官员对此也是难消块垒。据称，宾阳县刚刚取缔了一所非法民办小学，这所“芦圩镇新城区小学”未经允许就无证招生，以其低廉的费用一下子“抢”走了800多名公立学校小学生，一些公办学校有的班级竟只剩下两个学生。“无证办学，情况恶劣；已经批准的，又不听管理！”教育官员对此颇为头疼。
　　教育局停止金龙中学招生资格的理由是，金龙没有按时交纳“教育费附加”。按照《教育法》，公办、民办学校都应交纳此项费用。但据县城民办学校反映，教育局规定民办学校必须交纳“教育管理费”（后改为“社会力量办学业务活动费”），对这项《社会力量办学条例》中从未提及的收费项目，很多民办学校采取了能拖就拖甚至不予理睬的态度。
　　招生日期临近。奔走呼号无门中，从5月26日到6月3日，金龙中学先后组织20多名师生到县、地区、自治区有关部门进行了3次集体上访，一时震动南宁地区教育界。这场几乎演变成“复杂的政治事件”的风波，最后还是以一个月后南宁地区教育局下发的《关于对宾阳县金龙中学整改后从轻处罚的通知》得以平息。当然，金龙中学也少不了写下万言“检讨书”，得以让学校躲过被封杀的命运，但“从轻处罚”的直接后果是金龙中学只能“限量招生”。
　　“社会力量办学在现阶段还很脆弱，可以说是在夹缝中求生存，其命运要万分小心，这条路走得万分艰难！你会常常觉得痛，但说不出来。”韦世祥的表情沉痛而疲惫。
　　“这么多年办教育的感受，只有两个字：心冷。”副校长秦松林也是金龙的创办人，有着多年丰富的公办教学经历。在金龙中学采访时，明显感觉到秦校长在学生中的亲和力和感召力、他投向每一个孩子的关爱眼神让我十分难忘。
　　“你无法想像那些被公立学校像垃圾一样抛弃的‘差生’，来到我们学校后一样得经历严酷的应试教育的挤压。尽管我们尽力将素质教育推行到教学实践中，但我们首先得在这个应试系统中生存下来。我们是否也要以‘牺牲’他们为代价？”他的声音里充满了困惑和无奈。
　　当韦世祥谈起金龙中学屡屡遭遇的外部“围困”时，秦松林谈得最多的是他的学生、他的“育人”理想和现实的冲突。他爱学生，因而难言割舍；痴迷教育，更无法轻谈放弃。我突然想，当那些公立学校急不可耐地甩掉差生以完成上面的升学指标时，他们的校长会思考些什么？
　　
　　“政府不控制就是扶持！”
　　1999年7月，金龙中学招生再一次爆满，远远超出了教育局规定的“限量100名”，招收了300名新生。这种现象在县城另外一些民办中学也出现了。但，风波也由此而起。
　　2000年1月，金龙中学收到学生家长来信，反映收到县教育局的书面通知，责成现就读于金龙中学的200多名初一学生限期转回原录取的乡镇初中就读。否则，不给予办理其学籍，不办毕业证书。家长疑窦丛生：“国家允许社会办学，为什么不允许学生选择学校就读？社会办学只要方向正确，对国家对人民有利，我们家长支持。”
　　教育局依据的是《义务教育法》第14条和地区有关学籍规定，意即适龄儿童、少年到非户籍所在地接受义务教育的，须经户籍所在地的县级教育主管部门批准，否则，一律不予承认其学籍。但金龙中学认为，按照国家教委1997年有关规定，“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不得招收‘择校生’和变相‘择校生’，社会上有择校需求的，各地应向民办学校引导。”因而认为区政府规定的“分区划片，就近入学”的招生原则，针对民办学校一刀切是不合理的。
　　对金龙中学来说，一旦学生如数遣返，则意味着学校会出现3个教室、14间宿舍以及200多套桌椅床架的空置局面，其带来的直接后果是资源的浪费和债务的加重。
　　政策越来越成为制约民办学校发展的突出障碍。“不以营利为目的”已然成为政府“规范”民办学校最有力的撒手锏。金龙则据理力争：“一个自筹经费的民办学校有可能做到一面连续几年蓬勃发展，一面同时赚取利润吗？”
　　拉锯战在持续。县教育官员终于来到另一所民办中学，这所在宾阳县深孚众望的老牌民办学校犯了和金龙一样的“错误”：超额招生。教育局将学生集合起来“耐心”地做说服工作。现场问及学生：“有想离开××中学的同学，请举手。”竟无一人响应。待到第二次发问：“有愿意回原中学念书的，请举手。”依然无人作答。尴尬中煞费苦心的教育官员悻悻而去。
　　但时过不久，《宾阳报》上刊出了县教育局的公告，以相当含蓄却又相当明朗的方式宣告了该县经过5年办学积累已颇具规模的民办学校—金龙中学为“非法学校”。
　　“多年来，我们不要国家一分钱，挥洒血汗办教育，好话得不到政府的半句却屡遭制裁，我们受够了！……20多年前，在农村土地承包的改革进程中，有的人为此罢了官、坐了牢、丢了命。在21世纪的今天，如果我们仍为开创民办教育而落得类似下场的话，相信我们将彪炳在民办教育的史册上！”就在这封金龙中学致家长的慰问信中，字里行间弥漫着强烈的悲壮气息。
　　但最终又以学校的“妥协”了却风波。金龙关于近两年来不规范办学行为的公开检讨在当地媒体刊出。但金龙人心中的不平并未因此抹去。
　　近年来，地方财政困难造成教育行政经费的削减甚至缺乏保障，使得教育管理部门把“创收”当作不可忽视的任务来抓。在此情形下，教育管理部门向所属学校明里暗里推销试卷、练习册，成为“创收”的主渠道之一。此类现象在许多地方早已见怪不怪。问题是，这些试卷命题有的严重脱离教材现实，但大多数民办学校为了搞好和主管部门的关系，也只能“心领神会”地接受了。
　　宾阳蓬勃发展的社会力量办学已汇成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在弹丸小县城里就聚集了4所民办初中，在校生总数近3000人，每年招收新生总数已接近县城公立学校招生总数的半壁江山！其中一些民办学校以其优质的教育质量，已逐渐摆脱了昔日只能招收“双差生”的局面，形成了生源的良性循环，在招生和考评中开始和当地公立学校叫起板来了！
　　但在县教育局，两位局长再三表达了对宾阳民办教育的忧虑和头疼：“民办教育只能是公办教育的补充，但不能以此为主，一定要把握好发展的‘度’。否则，只会添乱！”尽管他们也不情愿地坦承民办学校的发展对整个教育改革有促进作用，但特别强调千万得好好“把关”，不能任其畸形发展。
　　也许他们没有想到，就在其所属的教育领地上，民办教育的力量已经像野草一样，突破僵硬的土质和石头，不可抗拒地成长壮大。并且，这种鲜活而顽强的生命力注定了它将会像野火一样蔓延、生长……
　　“如果政府少些干预，我们肯定比那些公立学校要办得好，要强！”在县城的另一所民办中学，年轻的校长望着操场上充满生机的身影自信地说。今年中考，这个办学不到两年的初中就以凌厉的态势压倒了不少公立学校。他的“狂”是有底气的。
　　“办学过程中就没有得到过政府的扶持吗？”我问。
　　“政府不控制就是扶持！”他脱口而出，目光笃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