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关将至，回首一年的业内大事，忽而想起“9·11”之前，格雷厄姆女士的离逝，仿佛新闻的一个时代的离去，遂作此文，以为纪念。
　　今年7月17日，《华盛顿邮报》前发行人格雷厄姆女士由于脑出血，驾鹤西去，享年84岁。她的成就，是新闻业的一座巅峰，而这一座巅峰，肯定是前无古人，而后是否会有来者，也未可知，因为新闻业的游戏规则正在慢慢改变。
　　格雷厄姆贡献给全世界新闻界的礼物就是“水门事件”。她纯粹凭借新闻自身的力量，而不是武力、不是暗杀、不是演说、不是游说、不是秘密会议、不是起义、不是人类历史上所出现过的各种手段，将一国的统治者赶下台。这在以往没有，而且到现在也仍然没有听说。
　　她的成就不知是否与性别无关，但笔者由此发现国内一个有趣的现象，国内一些著名的报刊背后，有些与女性掌门人似乎真的分不开。
　　
　　关键时候总是“yes”
　　“水门事件”已经被拍成同名电影，由美国著名影星达斯汀·霍夫曼主演；林达女士在她的《总统是靠不住的》一书中也作了异常深刻的阐释。两部作品都影响深远，当然，所有的线索都是围绕着记者调查展开，而作为最为重要也承担最大压力的幕后人，却隐藏在了历史的背后。
　　在这样一个十分复杂的历史漩涡里面，格雷厄姆作为报社的最终决策人，她所做的事情却非常简单：就是在“是”和“否”之间作一个选择。
　　这里顺便解释一下，“是否模式”是新闻行业的一种提问范式，由伯恩斯坦和伍德沃德在水门事件的采访中淋漓尽致地展示。
　　在批评报道中，如果一个记者傻乎乎地问：“请你谈谈你的感想？”他肯定会被扫地出门。所以，就有人总结出了封闭型的提问方式，让知情者只需回答“是”和“否”（Yes or No），从而揭开事实的真相。在电影中，我们看到达斯汀·霍夫曼扮演的记者披着长发，像一个小混混，赖在一个女职员的家中，因为不让抽烟，他喝了人家十几杯速溶咖啡，就在女职员紧张而又害怕地回答“是”和“否”中，他激动（也可能是烟瘾犯了）得浑身哆嗦，最后找到了真相。
　　把“是－否”模式借用在格雷厄姆的决策上，也是十分贴切的。我们知道，在一家报社中，总编辑最大的责任，就是把关，也就是不断地回答“是”和“否”的过程：这篇文章不错，“Pass!”这篇文章不行，枪毙！
　　当然，也就是如此简单的答案，却决定了不同报纸之间的巨大差别！
　　格雷厄姆是一个能在巨大压力下说“是”的报人。在水门事件中，伯恩斯坦打电话给司法部长，将稿件念给他听，司法部长听完暴跳如雷，坚决否认，并讲出了整个事件中最著名的一句话：“凯瑟琳·格雷厄姆的奶头会被大绞肉机绞住的！”在白色恐怖的气氛中，面对总统集团的巨大压力，格雷厄姆仍然说了“是”，并将司法部长的话端在了第二天的报纸上—总编先生作了一点否定，把“奶头”划掉。此后，一直孤军奋战的《华盛顿邮报》终于唤醒了美国各大新闻媒体，舆论的洪流终于将尼克松逼下台。这一年，《华盛顿邮报》获得普利策奖，在美国确立了自己的大报地位。事后，她的一位朋友送她一个小小的金质绞肉机，她还常常将它挂在脖子上。
　　在水门事件之前，另一件使《华盛顿邮报》面临巨大考验的事情，就是《纽约时报》披露五角大楼文件的事件。在这一事件中，《纽约时报》披露了美国在越战中的秘密档案，这不仅在当时，甚至在现在也是被严厉禁止的，因为新闻自由固然是宪法规定的，但在“国家安全”面前，新闻恐怕是很难自由的。这一事件演化为“新闻自由”与“国家安全”之间的斗争。而就是在这个时候，《华盛顿邮报》的上市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展开。报道还是不报道？这个问题尖锐地摆在格雷厄姆面前，又是一个令人挠头的“是与否”，即使格雷厄姆说“否”，相信不会有任何人会对她产生异议，但是这位女报人再一次站出来，说了“是”。她后来回忆，当时她非常紧张害怕，但她吞咽了一下，一连说了三个“Go ahead!”（向前！）—Go ahead, go ahead, go ahead. Let‘s go. Let‘s publish！
　　格雷厄姆就像一个赌徒，倾其所有压在了一篇报道上，她赢了！从那个时候起，《华盛顿邮报》已经不再是一张小报，人们提起它的时候，那口气，就像提起了《纽约时报》。
　　
　　新闻史上最美妙的合同
　　格雷厄姆掌管《华盛顿邮报》完全是由于丈夫的自杀—而她丈夫就是该报的发行人。尽管她出生于新闻世家，尽管她接受过大学教育，但自她结婚之后，就从没有想过要干新闻这一行，而且在家里，像大多数当年的美国妇女，她心甘情愿地当“二等公民”。
　　一个家庭主妇，如何支撑一家报纸？除了她具有一颗非凡的公正之心之外，第二就是对人才的高度重视。
　　上任伊始，她广泛地征求意见，李普曼告诉她：邮报下属的《新闻周刊》有个人才，叫布拉德利。格雷厄姆立刻约布拉德利吃午饭，席间，她问布拉德利对邮报的什么职务感兴趣，这位仁兄半开玩笑说：“如果总编的位子让出来的话，我愿意去补这个缺。”这要遇上别人，肯定就是一个玩笑，因为：一、总编和格雷厄姆的私交很好，二、布拉德利还得罪过格雷厄姆。但是格雷厄姆居然就真的让布拉德利掌管了报社的总编辑大权！
　　布拉德利果然十分了得，他很快将3名普利策奖得主招募到自己的麾下，很快报社又聚集来一批优秀的记者，整个编辑部门成为一个光彩夺目的群体。他还改革考核体制，让优秀人才尽情发挥，让不合格的下岗辞职。格雷厄姆也是全力支持，将编辑部的经费从每年400万美元提高到800万美元，整整翻了一倍！
　　说《华盛顿邮报》，不得不说起李普曼。如果说记者是无冕之王，李普曼则是王中之王，他的专栏对20世纪各国元首的影响，至今无出其右。他可以让赫鲁晓夫改变行程，也能让肯尼迪对他的褒奖受宠若惊。为了挖到李普曼，《华盛顿邮报》在当时开出了一个天价：
　　李普曼与邮报签订一个10年合同，李普曼可获得100万美元；而李普曼只需每周写两篇专栏，每年写8个月，外加为《新闻周刊》写16篇文章。按照这个合同，李普曼每年可获得7万美元的年薪，再加上文章转载90％的收入。
　　另外，邮报还将免费为李普曼提供一套在纽约的高级公寓、两个秘书、一名研究助手、一台美联社电讯接收机、办公费用、一辆专用的高级轿车及所有旅行费用。
　　此外，邮报还向73岁的李普曼承诺，在他去世以后，他的遗孀每年可获得2.5万美元，一共支付10年。
　　半个世纪过去，人们的财富不知已经翻了几番，但相信这份合同，仍然是令很多中外同行们感触的。
　　
　　让新闻获得尊严
　　格雷厄姆出身豪门，但从小却没有得到过母爱。在她结婚之后，全身心投入家庭，丈夫自杀的时候，她已经46岁，是4个孩子的母亲。她的不幸以及她的成就，也成为美国女权主义运动的经典教材。
　　作为一个报社的掌门人，除了敏锐的是非判断、网罗广泛的人才之外，格雷厄姆的第三个特点就是广交各路豪杰。内阁的成员、白宫的政要都是她打网球的伙伴，里根总统亲自出席她70岁的生日宴会，称赞她是一个“敏锐、深刻、非常善良的人”。
　　随着《华盛顿邮报》的崛起，她在乔治镇的家以及麻省一个岛上的玛撒葡萄园，成为华盛顿政客们非常向往的地方。就是在这个著名的玛撒葡萄园，黛安娜王妃曾和她漫步海滩，向她倾述对儿子的热望；在小布什总统上任不久，她在葡萄园举行午餐会，向新总统介绍华盛顿的权力精英……
　　比尔·盖茨在一篇文章中深情地回忆:她特别喜欢将不同背景的人聚在一起，有政治家、官员、媒体领袖、商业巨人。她喜欢生动活泼的谈话。在她的避暑之地葡萄园，在一次聚会中，她朝我走过来：“嗨！比尔，我很有兴趣听听你对信息产业的想法！”音容宛存。
　　在她的葬礼上，基辛格博士对她进行了高度评价，在名单上还有：副总统切尼代表白宫及已经出访欧洲的小布什总统、“水门事件”的记者伍德沃德、比尔·盖茨、投资家巴菲特、克林顿夫妇、格林斯潘、默多克、纽约市长朱利安尼以及美国顶级的主持人、报人、电影制片人、大律师、剧作家等等，大约有4000人在华盛顿国家大教堂为这位杰出的女报人送行，盛况空前。
　　人们纪念她，是因为格雷厄姆给了新闻别人无法给予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