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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看不起中国文化、中国文学的不是他们外国人，而是中国人自己。中国知识分子自己看不起自己，互相看不起
中国现在缺乏文学大师，已是不争的事实。巴金的去逝，好像在宣布一个大师时代的结束。巴老走后，谁来执掌中国作家协会帅旗，成了一个焦点。继茅盾、巴金后新当选中国作协主席的铁凝女士说：这之前的主席是文学丰碑，我和文学丰碑没有可比性。有的作家干脆讲：“中国(文坛)的巨人时代结束了，平民时代到来了。”丰碑也好，巨人也罢。都可以看成是大师的另一种说法。
关于文学大师，在刚刚开过的文联、作协盛会上，总书记胡锦涛在报告中还特别提到：“只有既具有高尚精神追求又具有高超艺术才华的文艺家，才能成为人民群众推崇的文艺大师。”想想看，够这个格的文学家今天能有几个?
文学大师缺乏的原因，作家圈里相当流行的意见认为，主要是社会生态环境造成的，最有力的证据是，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那些大师们，都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造就的，到后来，活着的大师们也没什么像样的作品了，更别提还出什么新的大师。这种说法似乎有板有眼，也大有市场。然而，这种观点现在却有老外出来挑战。
顾宾，波恩大学汉学教授，是德国最著名的汉学家之一，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介绍和研究方面堪称权威。去年他在德国发表了《中国20世纪文学史》；最近又作了一个报告，“关于21世纪中国文学存在的问题”，他特别指出，当代中国作家一不懂外语，二瞧不起自己，所以难出大师。
顾宾教授分析说，如果要分1949年以前和之后的中国作家，会发现以前那些作家的外语都不错。张爱玲、林语堂、胡适，他们都能用外语写作。有的作家用两种外语都没问题。比如鲁迅。而以后会外语的作家基本上找不到。他接触的中国作家到外国来，完全依赖他们这些汉学家，连一句外语都不会说。
更让顾宾教授不可思议的是，最看不起中国文化、中国文学的不是他们外国人，而是中国人自己。他举例说，去年他在德国发表了《中国20世纪文学史》。中国知识分子中他几乎所有的朋友包括作家在内，听到他写这么一个东西都表示反对，说你别写，没什么好的东西。都是垃圾!他们自己看不起自己，互相看不起。
顾宾的结论，当然只是一家之言。不过，德国老外说的两条不难求证：有多少知名作家懂外语，会用外语写作，一调查就清楚了。至于“垃圾说”就根本不用查，这是相当一个时期以来的非常普遍的流行观点，许多场合里都有能听到类似的“宏论”。“文革帮”否定17年，说是黑线统治下“毒草”丛生；“现代帮”则否定50年，说文学“垃圾”遍野。更有甚者，连过去的中国文学大师也要否定。说鲁迅有什么，没有写过长篇，就凭几个短篇，一堆杂文，怎么能撑起来?郭沫若更是不值一提，该打入十八层地狱．茅盾则早就被排挤出“十大”大师排行榜。这让外国教授更是无可奈何了。
关于中国文学大师的缺乏，中国相当多的作家与顾宾教授的区别在于：前者强调社会客观，后者看重作家主观。社会客观不是作家就能改变的，也无法躲避，托尔斯泰、泰戈尔、鲁迅所处的社会环境未必就是和谐社会，鲁迅到死还背着“通缉令”。主观却是作家可以把握的，但那要勇于担当，要勇于解剖自己，比较痛苦。这就是鲁迅永远值得有良知的中国人和外国人敬重的原因。
大众为何看淡了“先进” 张洪清
“评先”需要让员工真评，而不是假评。让“评先”变了味儿、走了型，绝对是有违公允，这不仅起不到鞭策鼓励员工力争上游，反而会消磨锐气，起反作用
临近年关，一年一度的年终评比先进活动开始了。先进，顾名思义，就是在生产经营等各项工作中的成绩优秀者，是大家学习的好榜样和赶超的目标。评选表彰先进典型，对于鼓励先进，调动人们各方面的工作积极性、创造性，都有一定作用，其意义是很大的。然而，近年来，相当一部分职工对评比先进满不在乎，认为评先进就那么一回事，当也不见得多光荣，不当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好。因此，学先进、赶先进的气氛，不那么浓厚了。
为何会造成这种局面呢?不外乎有以下几个原因：
没有在“评”字上下功夫。先进不是一个概念，而是有实实在在的表现和突出的成绩和贡献。要想评选出先进，就必须把握可操作性的原则，必须要有硬化标准，让数据说话，让成果说话，减少一些人为的因素。而现在一些单位却不是这样，而是让人们“投”先进，即投票选先进，表面上看仿佛代表了所谓“民意”，但实际上“投”出来的“先进”，大多是“人缘好”的。而人缘好，并不见得就是先进。还有的单位是“轮”先进。由于每年评先进时下达一定的指标，为了图省事，就用“懒思维”，“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采取轮流坐庄的方式，今年是我，明年是你，后年是他。再就是有的单位不是“评先”，而是“评鲜”。如今评先，都有一定奖金发放，有些单位就私下说好，把荣誉的帽子给你戴上，把奖金从兜里拿出来，让大家来吃顿海鲜，分享一下先进的快乐，等等。这样弄出的先进，都走了样儿，谁还拿先进当回事。
“先进”太多。一些单位没有坚持少而精、少而优的原则；也不明白“少而贵”的道理。俗话说得好，“鸡多不下蛋，人多瞎胡乱”。近年来，一些单位评选先进，一成不变的就是由上边下达名额，不管这个单位有没有真正的先进，每年都是如数下达，搞平衡照顾，敷衍凑数，“矬子堆里拔将军”。这样一来，有的够先进条件，却因名额所限不能当选，而在另外的单位，不够先进条件的反倒当选了。结果评出的不是“精品”、“名牌”，而是“副产品”，“假牌冒牌”，滥竽充数。而真的“精品”——先进工作者却被埋没了。这当然起不到鼓励先进、鞭策后进、奖勤罚懒、促进工作的目的了。
存在着“三不公”现象。“评先”需要让员工真评，而不是假评。可用打分、投票、发言等方式，还可以用民主测评等方式，按“公正、公开、公平”的原则进行评选，评选出真正的先进工作者，以达到评出士气，评出干劲来的目的。然而，反观现实生活中，却不是这样。随着经济的发展，有的单位评选出的先进工作者，除获得荣誉外，还能与晋升、提薪挂钩，这就使得一些单位的“一把手”进行暗箱操作，存在不公正、不公开、不公平现象，给自己“圈子”里的人“定”先进，什么先进性，什么有生命力，什么有示范效果等等，一切都不重要。在他们看来，重要的，就是是不是“自己人”。如果是“自己人”，不先进也先进；如果不是“自己人”，是先进也不先进。自己的嘴就是“尺子”，就是“标准”。试想这样“定”出的先进，怎会不成为人们的笑谈?
“政声人去后，民间闲谈时。”把“评先”变成了“评鲜”、让“评先”变了味儿、走了型，绝对是有违公允，这不仅起不到鞭策鼓励员工力争上游、促进和谐社会和和谐企业发展的作用，反而会消磨锐气，起反作用。这是必须引起重视的。
中国现在缺乏文学大师，已是不争的事实。巴金的去逝，好像在宣布一个大师时代的结束。巴老走后，谁来执掌中国作家协会帅旗，成了一个焦点。继茅盾、巴金后新当选中国作协主席的铁凝女士说：这之前的主席是文学丰碑，我和文学丰碑没有可比性。有的作家干脆讲：“中国(文坛)的巨人时代结束了，平民时代到来了。”丰碑也好，巨人也罢。都可以看成是大师的另一种说法。
关于文学大师，在刚刚开过的文联、作协盛会上，总书记胡锦涛在报告中还特别提到：“只有既具有高尚精神追求又具有高超艺术才华的文艺家，才能成为人民群众推崇的文艺大师。”想想看，够这个格的文学家今天能有几个?
文学大师缺乏的原因，作家圈里相当流行的意见认为，主要是社会生态环境造成的，最有力的证据是，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那些大师们，都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造就的，到后来，活着的大师们也没什么像样的作品了，更别提还出什么新的大师。这种说法似乎有板有眼，也大有市场。然而，这种观点现在却有老外出来挑战。
顾宾，波恩大学汉学教授，是德国最著名的汉学家之一，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介绍和研究方面堪称权威。去年他在德国发表了《中国20世纪文学史》；最近又作了一个报告，“关于21世纪中国文学存在的问题”，他特别指出，当代中国作家一不懂外语，二瞧不起自己，所以难出大师。
顾宾教授分析说，如果要分1949年以前和之后的中国作家，会发现以前那些作家的外语都不错。张爱玲、林语堂、胡适，他们都能用外语写作。有的作家用两种外语都没问题。比如鲁迅。而以后会外语的作家基本上找不到。他接触的中国作家到外国来，完全依赖他们这些汉学家，连一句外语都不会说。
更让顾宾教授不可思议的是，最看不起中国文化、中国文学的不是他们外国人，而是中国人自己。他举例说，去年他在德国发表了《中国20世纪文学史》。中国知识分子中他几乎所有的朋友包括作家在内，听到他写这么一个东西都表示反对，说你别写，没什么好的东西。都是垃圾!他们自己看不起自己，互相看不起。
顾宾的结论，当然只是一家之言。不过，德国老外说的两条不难求证：有多少知名作家懂外语，会用外语写作，一调查就清楚了。至于“垃圾说”就根本不用查，这是相当一个时期以来的非常普遍的流行观点，许多场合里都有能听到类似的“宏论”。“文革帮”否定17年，说是黑线统治下“毒草”丛生；“现代帮”则否定50年，说文学“垃圾”遍野。更有甚者，连过去的中国文学大师也要否定。说鲁迅有什么，没有写过长篇，就凭几个短篇，一堆杂文，怎么能撑起来?郭沫若更是不值一提，该打入十八层地狱．茅盾则早就被排挤出“十大”大师排行榜。这让外国教授更是无可奈何了。
关于中国文学大师的缺乏，中国相当多的作家与顾宾教授的区别在于：前者强调社会客观，后者看重作家主观。社会客观不是作家就能改变的，也无法躲避，托尔斯泰、泰戈尔、鲁迅所处的社会环境未必就是和谐社会，鲁迅到死还背着“通缉令”。主观却是作家可以把握的，但那要勇于担当，要勇于解剖自己，比较痛苦。这就是鲁迅永远值得有良知的中国人和外国人敬重的原因。
大众为何看淡了“先进” 张洪清
“评先”需要让员工真评，而不是假评。让“评先”变了味儿、走了型，绝对是有违公允，这不仅起不到鞭策鼓励员工力争上游，反而会消磨锐气，起反作用
临近年关，一年一度的年终评比先进活动开始了。先进，顾名思义，就是在生产经营等各项工作中的成绩优秀者，是大家学习的好榜样和赶超的目标。评选表彰先进典型，对于鼓励先进，调动人们各方面的工作积极性、创造性，都有一定作用，其意义是很大的。然而，近年来，相当一部分职工对评比先进满不在乎，认为评先进就那么一回事，当也不见得多光荣，不当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好。因此，学先进、赶先进的气氛，不那么浓厚了。
为何会造成这种局面呢?不外乎有以下几个原因：
没有在“评”字上下功夫。先进不是一个概念，而是有实实在在的表现和突出的成绩和贡献。要想评选出先进，就必须把握可操作性的原则，必须要有硬化标准，让数据说话，让成果说话，减少一些人为的因素。而现在一些单位却不是这样，而是让人们“投”先进，即投票选先进，表面上看仿佛代表了所谓“民意”，但实际上“投”出来的“先进”，大多是“人缘好”的。而人缘好，并不见得就是先进。还有的单位是“轮”先进。由于每年评先进时下达一定的指标，为了图省事，就用“懒思维”，“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采取轮流坐庄的方式，今年是我，明年是你，后年是他。再就是有的单位不是“评先”，而是“评鲜”。如今评先，都有一定奖金发放，有些单位就私下说好，把荣誉的帽子给你戴上，把奖金从兜里拿出来，让大家来吃顿海鲜，分享一下先进的快乐，等等。这样弄出的先进，都走了样儿，谁还拿先进当回事。
“先进”太多。一些单位没有坚持少而精、少而优的原则；也不明白“少而贵”的道理。俗话说得好，“鸡多不下蛋，人多瞎胡乱”。近年来，一些单位评选先进，一成不变的就是由上边下达名额，不管这个单位有没有真正的先进，每年都是如数下达，搞平衡照顾，敷衍凑数，“矬子堆里拔将军”。这样一来，有的够先进条件，却因名额所限不能当选，而在另外的单位，不够先进条件的反倒当选了。结果评出的不是“精品”、“名牌”，而是“副产品”，“假牌冒牌”，滥竽充数。而真的“精品”——先进工作者却被埋没了。这当然起不到鼓励先进、鞭策后进、奖勤罚懒、促进工作的目的了。
存在着“三不公”现象。“评先”需要让员工真评，而不是假评。可用打分、投票、发言等方式，还可以用民主测评等方式，按“公正、公开、公平”的原则进行评选，评选出真正的先进工作者，以达到评出士气，评出干劲来的目的。然而，反观现实生活中，却不是这样。随着经济的发展，有的单位评选出的先进工作者，除获得荣誉外，还能与晋升、提薪挂钩，这就使得一些单位的“一把手”进行暗箱操作，存在不公正、不公开、不公平现象，给自己“圈子”里的人“定”先进，什么先进性，什么有生命力，什么有示范效果等等，一切都不重要。在他们看来，重要的，就是是不是“自己人”。如果是“自己人”，不先进也先进；如果不是“自己人”，是先进也不先进。自己的嘴就是“尺子”，就是“标准”。试想这样“定”出的先进，怎会不成为人们的笑谈?
“政声人去后，民间闲谈时。”把“评先”变成了“评鲜”、让“评先”变了味儿、走了型，绝对是有违公允，这不仅起不到鞭策鼓励员工力争上游、促进和谐社会和和谐企业发展的作用，反而会消磨锐气，起反作用。这是必须引起重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