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 施特劳斯在论证自己观点的非逻辑性时，大大削弱了其观点的证成性。但是，其观点本身对现代社会与古代社会、后现代社会的关系却非常具有启发性，而且这种启发性日益转变为现实发展与施特劳斯结论的高符合度。因此可以判断，施特劳斯观点的正当性没有因为其证成性的减弱而受到影响。本文认为，从中式思维对辩证法的认可出发，对使用同一名称事物再作精细区分，使我们能够理解施特劳斯思维的复杂性。
关键词：列奥·施特劳斯 中式思维 辩证 自然正确 古今
中图分类号：B15 文献标识码：A
一 何以是中式思维？
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1899年出生于德国，1921年获汉堡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38年流亡美国，1949年任芝加哥大学政治哲学教授。1953年出版其成名作《自然权利与历史》，把“古今之争”重新带回哲学论争之中，1963年《政治哲学史》出版。
矛盾，是施特劳斯的思维特征，从中国的思维来看，这其实代表他求道不求常的立场。这种立场区别于与施特劳斯最相近的历史主义的地方是强调内外有别，这就是所谓政治在空间的界限。在施特劳斯看来，空间界限只能由政治划分，而不能由个人掌管，无论是公民之个人还是元首之个人，古今之争不是存在于君主与民众之间，而是在国家与个人之间。无论在空间层次还是时间层次，施特劳斯希望跳出误解古代的复古者与拒绝古代的现代者共同的泥淖：相求一劳永逸。
施特劳斯将绝对与相对在国家外部与内部做不同安排，将古代人与现代人的二元选择扩充为古代的现代人、现代的古代人、古代的古代人、现代的现代人四重选择，从而将教条主义与历史主义这对抗的两大方家归于同道，遂而得以自立为古典正统，这才是施特劳斯的目标——夺回教条主义对古典之名的占领以及免除历史主义对教条主义唯一反对者的身份。这是伟大的雄心，因为这意味着对古代的重新评价和指出现代性的正当性在未来决然跌落的必然。只有在中国传统认识世界的思维方法中才可以理解施特劳斯的逻辑，精细区分所呈现的概念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这些复杂关系中存在的逻辑反转过程，不能单纯被西方的动态逻辑所解释。
施特劳斯的中国式认识论，直接造成其方法论的非逻辑化，其论文的最大缺点在于无法为其论点提供合格的证据，这个论证上的盲点在西方的认识论下毫无疑问使得施特劳斯的还原世界的努力变成了臆想与创作。但是，从中国人看世界的角度来讲，世界的真实面貌与造成历史发展的真相并不取决于历史人物的主观动机与潜在动力，而在于这些历史人物的实际行动在世界中产生的实际效果。历史如何策动人的思想也许是个人行动的真实原因，但并不是历史发展的原因。人的行为与行为的效果之间存在鸿沟。在一个事实问题面前，历史的有关作家动机的考证并不必须。因此，施特劳斯抛弃了历史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和教条主义者的初衷，而考察历史主义、自由主义、教条主义的客观作用，结果发现绝对与相对在空间与时间两个层面存在的张力，并未被完全发掘。自由主义者不问曲折，不讲是非；教条主义者只讲是非，不问曲折；历史主义者只讲曲折，不问是非，那么，就还存在一种立场：既讲曲折，又问是非，这也成为施特劳斯在时空正当性进行评价时所依赖的原则。
二 空间：内部与外部的区分
历史主义认为应该根据空间的差异变化问题的答案，这是对教条主义的一种反对，施特劳斯则试图同时反对教条主义与历史主义，以在离开绝对主义的同时也离开相对主义。施特劳斯区分了空间的内部与外部，认为在内部存在答案不随空间变化而变化的情况，在外部答案则应随空间变化而变化，这是第一种内外区分。进入内部以后，关于答案的正确性，还要不断经历时间的检验，而在外部面对其他空间的时候则要坚定自己答案的独立性。
1 第一种内外区分
一个问题在一个政治社会中只有一个正确答案，这个答案的确定性在于它可以容忍这个政治社会中的环境改变而不修正自身。一个问题只能在其拥有不同答案的层次上拥有不同答案，在这个层次之下，进入只有唯一答案的环境中，这时环境的差别便不能为答案的多元提供合理性，而是提供了这样的事实——人们对那个唯一答案同等遵循要付出不同的努力——根据这些不同，荣誉得以颁发。
对于施特劳斯《希腊或耶路撒冷》的解读，有人认为施特劳斯背叛耶路撒冷投奔了希腊。其实施特劳斯采取的是中立态度的意见。证据是《自然权利与历史》中写在导论前面的两段《圣经》。第一段出自《旧约·撒母耳记下》十二章，施特劳斯没有写上这一章的题目：拿单的谴责和大卫的悔改。第二段所在章节未选的后半段讲的内容可以总结为以利亚的谴责与亚哈的悔改。全面地看下来，第一段是要告诉“不要拿”，第二段要告诉“不要给”。所以面对希腊与耶路撒冷，施特劳斯的用意不在判明争端，而在表明其争端的不可判明，对于不可判定是非的事物，理应采取的态度是：别人宝贵的东西你不要拿，你宝贵的东西别人要时不要给。
历史主义在政治社会间与政治社会内两个层次上都试图在相对之中求绝对，融合矛盾，而施特劳斯则要将矛与盾分开，在政治社会间存相对，在政治社会内留绝对。
2 第二种内外区分
政治社会间，为防止自己和平相待的另外文明侵略自己，总是要处在与之竞争的状态；而在自己的政治社会内，为了获得自然正确的真谛，要索取不同声音，即避免多元主义的无所判断的同时开辟不同声音，吸取其中营养。古希腊贵族政体的弱点就在于，对外，无力抵挡罗马，无法保护自己的答案不受其他文明的侵蚀；对内，不能保证将维护自己的答案的与维持答案的开放性与反思性结合起来，使得智慧被教训代替，对问题的回应渐渐失去生机。
历史主义对教条主义的反对是：坚信不变的真理是错的，但施特劳斯的观点恰是：坚信没有真理也是错的。施特劳斯作为教条主义的敌人，與历史主义对教条主义的归谬在“不变”上不同，施特劳斯认为教条主义的错误在于“坚信”上，而这也是现代性所有派别（无论是自由主义、历史主义、激进历史主义）的特点——教人“坚信”没有真理。施特劳斯反对的是对普遍性的坚信，而非真理的变或不变。 三 时间：古今之间的争论
有两种古今之争，一种是个人在国家之内，遵从良心与顺应舒适之争，一种是国家主义与个人主义之争。
1 第一种古今之争
在同质的空间下，时间的选项分裂为古今两端，但是古今的含义决定了古与今有一种相互包含的立场。换言之，两种古今之争揭示出一个问题：国家不再强迫个人，那么个人应该强迫自己吗？自由的概念经常也是用古今来区分的，但是这里提请注意密尔的自由观：国家的强迫任务交由个人履行，更改并非是指由服从真理转向服从欲望，而是真理的判定权由国家交予个人。在第一种古今之争中，密尔是现代的，然而在第二种古今之争中他又是古典的。施特劳斯发现了密尔这种早期自由主义者的虚假中立。这种中立只对个人是实在的，而对一个国家，对于大众来讲则是直接导向“今”这一端。放弃了在第一种古今之争的古典立场，就意味着古典在国家与群体层面失败了。在国家与群体层面失败的古典也会被个人抛弃，因为遵从良心的选择不能没有外在的呼应。
一个人坚持做出有关对或错的决定，但是却找不到判定自己判断对或错的标准，这种在个人处划分出绝对与相对不同居留空间的空间观就是自由主义离古典最近的门庭。这种绝对与相对的失衡使得二者分立的节点必须异常坚定才能锚定某种绝对，因为这种绝对无法得到内外同等的尊重，这在施特劳斯处是平衡的，而这个节点恰是最易流变的个人。如果说古典的误解者——教条主义创造了对现代性的需求，那么修正古典教条者的自由主义则遮蔽了人们对古典的需求——和尚的错误导致了对经文的修改。
2 第二种古今之争
是国家还是个人来确定正义？在尼采的古典主义中，国家主义的贯彻者与遵从良心者是合一的——强力与正义不存在可能的张力。这种个人主义式的复合古典与施特劳斯国家主义式的复合古典的不同在于，施特劳斯为古典保留了可攻击之处。控诉非正义的苏格拉底并非在毁灭一元之古典而是修护古典之一元。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下山所表达的意蕴是，即使明白了个人主义的无奈但仍要以个人主义的方式去完成国家主义的。这种方式忽视了这是以查拉图斯特拉的视角看待的世界，是一个智者、弱者，一个哲学家变成超人所看到的世界，但是这同样也可以是一个恶魔试图控制世界而伪装为查拉图斯特拉立场的世界。从个人视界出发的世界观如果不考虑发出此眼光的个人的本性、背景、立场，则会使手段与目的颠倒，至少是错位。施特劳斯的回到古典恐怕不仅是获得古人的智慧，或遵循传统美德，而且是回归古代曾采纳的国家主义，因为仅学习古人智慧——尼采已经提倡过，但是在个人主义的背景下，尼采却使大众陷入了虚无。
施特劳斯的古典是一个微妙的概念，他所持的时间观念不是匀质与单向的：区别于现代，同时与现代又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共契。苏格拉底选择死亡，对古典的冒名者誓死不相苟同；施特劳斯选择等待，看到误解自己的反对者的存在的合乎情理之处与其命途之终有时尽。当人们将所有的错误答案都亲身试验了解清楚之后，意识到他们的结果与古人的教诲一样之后，他们才会返回。这时，他们唯一能埋怨古人的就是只给正确答案，不给推导过程，并且没有罗列所有的错误答案，以致自己的创造力放在了祖先抛弃的土地上。
四 结语
如果我们不借助时空观确立立场，我们看到只是图像与人物：在教条的领地，有的是施虐地用自己的见解帮助他人的卫道士，刚愎自用的宣扬洞见的文人墨客。历史的领地则尽情容纳了将自己的工作从回答变为解释的哲学家，道德败坏却不用受指责的幸运儿，谁都不得罪的自由主义者，天性高尚却被称作喜好特殊的落魄者，行事符合传统礼数却不得同等回报的郁闷好人，以及从展示才华变为抖搂发现的知识阶层。然而，施特劳斯就是在历史与教条之间发现还存在空隙。在这个空隙上，苏格拉底巍然站立，教导发问，以使握有真理的人再能拥有智慧。施特劳斯将这个空隙叫做“自然正确”。自然正确不仅作为古典的代表者与自由主义的自然权利相对立，不仅呼吁自然法的回归，而且在揭露时空、古今、视角的层次性之外，还强调内外层次在立足点上的前后顺序——这正是自然正确这一概念在自己精微的含义上得以拥有强大反对力量的缘由所在。
内外相关联的情况下，权利与正义在政治社会内部的争论才可以被还原为古今之争，但在外部态度不确定时，权利或者正义都意味着对“恒定”的找寻。这种对恒定的找寻导致的对外部的宽容或者狭隘都不是施特劳斯的目的，施特劳斯所求的不是对于原则的执行与推导。外部的宽容应该来自于内部有所执着，而内部的价值观如果不是来自外部的敌人，就应是对于自然正确的自我选择。“自然正确”的译法正是对“自然”的除魅。无论自然正义还是自然权利，失去其土壤而声称“自然”时，就走向了绝对。
自然正确不是以起点的身份成为起点，而是以终点的身份。不是“自然”给予“权利”或“正义”理由，而是“正确”体现“自然”。自然不是实物而是定律。定律的条件性与达至的事物之关系范畴将对现代性的克服由对“自然正确”的困守变为对“自然正确”的追求。于是，“根本问题”在苏格拉底口中反复被提出却有截然不同的答案的意义才得以显现，就是对“自然正确”的追寻而非使其停滞。虚无的痛苦没有变为服从的无趣，也不可能变为舒适地享有真理，而变为追求智慧的折磨。
参考文献：
[1] 施特劳斯，彭刚译：《自然权利与历史》，三联出版社，2003年版。
[2] 施特劳斯，朱雁冰、何鸿藻译：《回归古典政治哲学——
施特劳斯通信集》，华夏出版社，2006年版。
[3] 丕品：《施特劳斯的现代世界》，《施特劳斯与古典政治哲学》，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
[4] 陈建洪：《施特劳斯论古今政治哲学及其文明理想》，《世界哲学》，2008年第1期。
[5] 王芳：《斯金納与施特劳斯思想史研究之比较》，《学海》，2008年第2期。
作者简介：王隽毅，女，1988—，河南郑州人，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2010级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国际政治、中外比较。
关键词：列奥·施特劳斯 中式思维 辩证 自然正确 古今
中图分类号：B15 文献标识码：A
一 何以是中式思维？
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1899年出生于德国，1921年获汉堡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38年流亡美国，1949年任芝加哥大学政治哲学教授。1953年出版其成名作《自然权利与历史》，把“古今之争”重新带回哲学论争之中，1963年《政治哲学史》出版。
矛盾，是施特劳斯的思维特征，从中国的思维来看，这其实代表他求道不求常的立场。这种立场区别于与施特劳斯最相近的历史主义的地方是强调内外有别，这就是所谓政治在空间的界限。在施特劳斯看来，空间界限只能由政治划分，而不能由个人掌管，无论是公民之个人还是元首之个人，古今之争不是存在于君主与民众之间，而是在国家与个人之间。无论在空间层次还是时间层次，施特劳斯希望跳出误解古代的复古者与拒绝古代的现代者共同的泥淖：相求一劳永逸。
施特劳斯将绝对与相对在国家外部与内部做不同安排，将古代人与现代人的二元选择扩充为古代的现代人、现代的古代人、古代的古代人、现代的现代人四重选择，从而将教条主义与历史主义这对抗的两大方家归于同道，遂而得以自立为古典正统，这才是施特劳斯的目标——夺回教条主义对古典之名的占领以及免除历史主义对教条主义唯一反对者的身份。这是伟大的雄心，因为这意味着对古代的重新评价和指出现代性的正当性在未来决然跌落的必然。只有在中国传统认识世界的思维方法中才可以理解施特劳斯的逻辑，精细区分所呈现的概念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这些复杂关系中存在的逻辑反转过程，不能单纯被西方的动态逻辑所解释。
施特劳斯的中国式认识论，直接造成其方法论的非逻辑化，其论文的最大缺点在于无法为其论点提供合格的证据，这个论证上的盲点在西方的认识论下毫无疑问使得施特劳斯的还原世界的努力变成了臆想与创作。但是，从中国人看世界的角度来讲，世界的真实面貌与造成历史发展的真相并不取决于历史人物的主观动机与潜在动力，而在于这些历史人物的实际行动在世界中产生的实际效果。历史如何策动人的思想也许是个人行动的真实原因，但并不是历史发展的原因。人的行为与行为的效果之间存在鸿沟。在一个事实问题面前，历史的有关作家动机的考证并不必须。因此，施特劳斯抛弃了历史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和教条主义者的初衷，而考察历史主义、自由主义、教条主义的客观作用，结果发现绝对与相对在空间与时间两个层面存在的张力，并未被完全发掘。自由主义者不问曲折，不讲是非；教条主义者只讲是非，不问曲折；历史主义者只讲曲折，不问是非，那么，就还存在一种立场：既讲曲折，又问是非，这也成为施特劳斯在时空正当性进行评价时所依赖的原则。
二 空间：内部与外部的区分
历史主义认为应该根据空间的差异变化问题的答案，这是对教条主义的一种反对，施特劳斯则试图同时反对教条主义与历史主义，以在离开绝对主义的同时也离开相对主义。施特劳斯区分了空间的内部与外部，认为在内部存在答案不随空间变化而变化的情况，在外部答案则应随空间变化而变化，这是第一种内外区分。进入内部以后，关于答案的正确性，还要不断经历时间的检验，而在外部面对其他空间的时候则要坚定自己答案的独立性。
1 第一种内外区分
一个问题在一个政治社会中只有一个正确答案，这个答案的确定性在于它可以容忍这个政治社会中的环境改变而不修正自身。一个问题只能在其拥有不同答案的层次上拥有不同答案，在这个层次之下，进入只有唯一答案的环境中，这时环境的差别便不能为答案的多元提供合理性，而是提供了这样的事实——人们对那个唯一答案同等遵循要付出不同的努力——根据这些不同，荣誉得以颁发。
对于施特劳斯《希腊或耶路撒冷》的解读，有人认为施特劳斯背叛耶路撒冷投奔了希腊。其实施特劳斯采取的是中立态度的意见。证据是《自然权利与历史》中写在导论前面的两段《圣经》。第一段出自《旧约·撒母耳记下》十二章，施特劳斯没有写上这一章的题目：拿单的谴责和大卫的悔改。第二段所在章节未选的后半段讲的内容可以总结为以利亚的谴责与亚哈的悔改。全面地看下来，第一段是要告诉“不要拿”，第二段要告诉“不要给”。所以面对希腊与耶路撒冷，施特劳斯的用意不在判明争端，而在表明其争端的不可判明，对于不可判定是非的事物，理应采取的态度是：别人宝贵的东西你不要拿，你宝贵的东西别人要时不要给。
历史主义在政治社会间与政治社会内两个层次上都试图在相对之中求绝对，融合矛盾，而施特劳斯则要将矛与盾分开，在政治社会间存相对，在政治社会内留绝对。
2 第二种内外区分
政治社会间，为防止自己和平相待的另外文明侵略自己，总是要处在与之竞争的状态；而在自己的政治社会内，为了获得自然正确的真谛，要索取不同声音，即避免多元主义的无所判断的同时开辟不同声音，吸取其中营养。古希腊贵族政体的弱点就在于，对外，无力抵挡罗马，无法保护自己的答案不受其他文明的侵蚀；对内，不能保证将维护自己的答案的与维持答案的开放性与反思性结合起来，使得智慧被教训代替，对问题的回应渐渐失去生机。
历史主义对教条主义的反对是：坚信不变的真理是错的，但施特劳斯的观点恰是：坚信没有真理也是错的。施特劳斯作为教条主义的敌人，與历史主义对教条主义的归谬在“不变”上不同，施特劳斯认为教条主义的错误在于“坚信”上，而这也是现代性所有派别（无论是自由主义、历史主义、激进历史主义）的特点——教人“坚信”没有真理。施特劳斯反对的是对普遍性的坚信，而非真理的变或不变。 三 时间：古今之间的争论
有两种古今之争，一种是个人在国家之内，遵从良心与顺应舒适之争，一种是国家主义与个人主义之争。
1 第一种古今之争
在同质的空间下，时间的选项分裂为古今两端，但是古今的含义决定了古与今有一种相互包含的立场。换言之，两种古今之争揭示出一个问题：国家不再强迫个人，那么个人应该强迫自己吗？自由的概念经常也是用古今来区分的，但是这里提请注意密尔的自由观：国家的强迫任务交由个人履行，更改并非是指由服从真理转向服从欲望，而是真理的判定权由国家交予个人。在第一种古今之争中，密尔是现代的，然而在第二种古今之争中他又是古典的。施特劳斯发现了密尔这种早期自由主义者的虚假中立。这种中立只对个人是实在的，而对一个国家，对于大众来讲则是直接导向“今”这一端。放弃了在第一种古今之争的古典立场，就意味着古典在国家与群体层面失败了。在国家与群体层面失败的古典也会被个人抛弃，因为遵从良心的选择不能没有外在的呼应。
一个人坚持做出有关对或错的决定，但是却找不到判定自己判断对或错的标准，这种在个人处划分出绝对与相对不同居留空间的空间观就是自由主义离古典最近的门庭。这种绝对与相对的失衡使得二者分立的节点必须异常坚定才能锚定某种绝对，因为这种绝对无法得到内外同等的尊重，这在施特劳斯处是平衡的，而这个节点恰是最易流变的个人。如果说古典的误解者——教条主义创造了对现代性的需求，那么修正古典教条者的自由主义则遮蔽了人们对古典的需求——和尚的错误导致了对经文的修改。
2 第二种古今之争
是国家还是个人来确定正义？在尼采的古典主义中，国家主义的贯彻者与遵从良心者是合一的——强力与正义不存在可能的张力。这种个人主义式的复合古典与施特劳斯国家主义式的复合古典的不同在于，施特劳斯为古典保留了可攻击之处。控诉非正义的苏格拉底并非在毁灭一元之古典而是修护古典之一元。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下山所表达的意蕴是，即使明白了个人主义的无奈但仍要以个人主义的方式去完成国家主义的。这种方式忽视了这是以查拉图斯特拉的视角看待的世界，是一个智者、弱者，一个哲学家变成超人所看到的世界，但是这同样也可以是一个恶魔试图控制世界而伪装为查拉图斯特拉立场的世界。从个人视界出发的世界观如果不考虑发出此眼光的个人的本性、背景、立场，则会使手段与目的颠倒，至少是错位。施特劳斯的回到古典恐怕不仅是获得古人的智慧，或遵循传统美德，而且是回归古代曾采纳的国家主义，因为仅学习古人智慧——尼采已经提倡过，但是在个人主义的背景下，尼采却使大众陷入了虚无。
施特劳斯的古典是一个微妙的概念，他所持的时间观念不是匀质与单向的：区别于现代，同时与现代又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共契。苏格拉底选择死亡，对古典的冒名者誓死不相苟同；施特劳斯选择等待，看到误解自己的反对者的存在的合乎情理之处与其命途之终有时尽。当人们将所有的错误答案都亲身试验了解清楚之后，意识到他们的结果与古人的教诲一样之后，他们才会返回。这时，他们唯一能埋怨古人的就是只给正确答案，不给推导过程，并且没有罗列所有的错误答案，以致自己的创造力放在了祖先抛弃的土地上。
四 结语
如果我们不借助时空观确立立场，我们看到只是图像与人物：在教条的领地，有的是施虐地用自己的见解帮助他人的卫道士，刚愎自用的宣扬洞见的文人墨客。历史的领地则尽情容纳了将自己的工作从回答变为解释的哲学家，道德败坏却不用受指责的幸运儿，谁都不得罪的自由主义者，天性高尚却被称作喜好特殊的落魄者，行事符合传统礼数却不得同等回报的郁闷好人，以及从展示才华变为抖搂发现的知识阶层。然而，施特劳斯就是在历史与教条之间发现还存在空隙。在这个空隙上，苏格拉底巍然站立，教导发问，以使握有真理的人再能拥有智慧。施特劳斯将这个空隙叫做“自然正确”。自然正确不仅作为古典的代表者与自由主义的自然权利相对立，不仅呼吁自然法的回归，而且在揭露时空、古今、视角的层次性之外，还强调内外层次在立足点上的前后顺序——这正是自然正确这一概念在自己精微的含义上得以拥有强大反对力量的缘由所在。
内外相关联的情况下，权利与正义在政治社会内部的争论才可以被还原为古今之争，但在外部态度不确定时，权利或者正义都意味着对“恒定”的找寻。这种对恒定的找寻导致的对外部的宽容或者狭隘都不是施特劳斯的目的，施特劳斯所求的不是对于原则的执行与推导。外部的宽容应该来自于内部有所执着，而内部的价值观如果不是来自外部的敌人，就应是对于自然正确的自我选择。“自然正确”的译法正是对“自然”的除魅。无论自然正义还是自然权利，失去其土壤而声称“自然”时，就走向了绝对。
自然正确不是以起点的身份成为起点，而是以终点的身份。不是“自然”给予“权利”或“正义”理由，而是“正确”体现“自然”。自然不是实物而是定律。定律的条件性与达至的事物之关系范畴将对现代性的克服由对“自然正确”的困守变为对“自然正确”的追求。于是，“根本问题”在苏格拉底口中反复被提出却有截然不同的答案的意义才得以显现，就是对“自然正确”的追寻而非使其停滞。虚无的痛苦没有变为服从的无趣，也不可能变为舒适地享有真理，而变为追求智慧的折磨。
参考文献：
[1] 施特劳斯，彭刚译：《自然权利与历史》，三联出版社，2003年版。
[2] 施特劳斯，朱雁冰、何鸿藻译：《回归古典政治哲学——
施特劳斯通信集》，华夏出版社，2006年版。
[3] 丕品：《施特劳斯的现代世界》，《施特劳斯与古典政治哲学》，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
[4] 陈建洪：《施特劳斯论古今政治哲学及其文明理想》，《世界哲学》，2008年第1期。
[5] 王芳：《斯金納与施特劳斯思想史研究之比较》，《学海》，2008年第2期。
作者简介：王隽毅，女，1988—，河南郑州人，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2010级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国际政治、中外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