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得不叹服的是温州人的吃苦耐劳以及经商头脑。
　　今天要讲述的就是一个关于温州往事的故事，这个故事中以温州人陈光为线索，以1920年那个时代为大背景，叙述了陈家三代人家族兴衰史的时代悲歌。
　　像陈家三代一样的，还有成千上万的温州商人：发迹于商品匮乏下的制造业，弄潮于城镇化催生的房地产、缺席了科技浪潮的互联网，迷失在荒诞的P圈和B圈。
　　2015年，温州模式三十周年再次引起了舆论的广泛讨论。纵观改革开放后的四十年，善于捕捉政策机遇的温州，成为了中国经济的一个缩影。
　　1920年初夏的黎明，一阵阵轮船的汽笛声，划破了瓯江水面上的宁静。在这条贯穿浙江南部的大河上，停泊着一条甲板上挤满人群的客轮，它的出发地是温州，目的地是日本。
　　瘦小的温州永嘉人陈光，也挤在甲板上的人群里，吃力地向给他送行的伯父和堂兄们挥着手。这是陈光出生十几年来第一次出远门，他望着逐渐远去的故乡和亲人，脑海中浮现出“劝郎莫作漂洋贾，海上风浪不可当”的老话，眼角逐渐湿润起来。
　　陈光的家乡温州，是一个三面青山，一面朝海的城市。相传东晋时期，能“撒豆成兵”的郭璞来到这片土地上，亲自设计了一个沿“松台、海坛、郭公”等七山而建的城市，称之为“城绕其巅，寇不入斗，则安逸可以长保。”
　　然而，这座美丽的沿海城市，并没有世人想象的那样富饶。
　　“七山二水一分田”的温州，耕地资源严重不足，人均面积仅为全国的1/4，出现了“平阳讨饭、永嘉逃难”的落后局面。陈光自幼父母双亡，寄养在大伯家里，家族十几口人，仅有二亩山田和百株番薯藤园，起早贪黑，仍不能温饱。

　　而一海之隔的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经济快速发展，在1918年又实行了对中国人入境免签的政策，因此，一批又一批的温州人，开始挤上的轮船，前往陌生的日本。只有十几岁的陈光，也加入了东渡谋生的人群。

01

　　日本并不欢迎中国劳工，而且免签政策规定，入境者必须携带30日元以上旅费或等值商品，因此陈光这些劳工只能伪装成卖雨伞帽子的小商贩入境，还要遭受被称为“包客”的蛇头中介们的盘剥，但为了逃离瘠薄的土地，改变贫穷的命运，这一切似乎都值得。
　　抵达日本后，在同船老乡的带领下，陈光很快找到了同在日本的表叔和几十位同乡，这是温州封闭环境形成的特点：重视宗室之亲和同乡之情。在一个破旧的厂房里，表叔和几十个温州老乡搭出了一个简陋的落脚之地，陈光安顿下来之后，便跟随大家外出工作，大部分是挑煤挖土的体力活。
　　日本企业喜欢用华工，干活时间久，工资却比本土工人低30%，但对于陈光们而言，这一天工资已经可以抵上国内半月以上的收入。因此，尽管日本从1899年就开始实施排斥华工的政策，但华工人数依然稳步上升，在1922年达到了17000人，其中近5000人来自浙江温州和台州等地区。
　　然而，1923年关东地区的一场地震，给这些劳工们带来了一场意想不到的厄运。
　　当年地震为里氏8.1级，东京的大火烧了三天三夜，造成44万栋房屋烧毁，14万人死亡。日本民众对政府救灾不力极为不满，军部好战分子伺机推翻内阁掌控了政府。为稳定民心，日本军部大肆制造谣言，称中国劳工得罪了天神，导致日本列岛下面一条鲇鱼翻身才引发了这次灾难。

　　民众的怒火迅速转移，手持刀棒的学生、浪人、军警，四处寻找中国劳工，最终近700名中国劳工被惨杀，其中90%为温州人。陈光住的那座破旧厂房，也在一天深夜遭到了数百名日本浪人的围攻。自小机警的陈光，躲在了厂房的地下货窖里，才逃过一劫，而他的表叔和另外十五位同乡，全部在当晚遇害。
　　有幸逃脱的陈光，却没有回到温州，而是跟著幸存下来的同乡一起，途经厦门、新加坡、马赛等地，在1923年底来到了法国巴黎，继续打工谋生，而一待就是三十五年。这期间，洗盘子、扛袋子、拉车子、卖皮夹子，被警察关押、被打掉门牙，甚至被狼犬追咬。对陈光而言，浪漫的巴黎，并不比凶恶的东洋更温柔。
　　1958年，被誉为“现代新闻摄影之父”的法国摄影师亨利·布勒松来到中国，用35毫米相机记录了这一特殊时期。照片随即在法国华人圈里引起了强烈反响。陈光在法国的积蓄并不多，但他时刻惦记着国内的穷亲戚们。于是，他准备了一些钱和一封信，托人从法国，途径香港，带回了温州。
　　在给伯父和堂兄弟们的这封信中，陈光讲述了自己离开家乡的无奈、逃离日本的凶险、寄居法国的辛酸，并在结尾嘱咐道：“人一定要拼，哪怕生为草绳，也要做绑螃蟹的那根。”
　　常年的劳苦导致陈光的身体越来越差，不舍得花钱住院的他，在1960年孤身辞世。在离开这个世界时，陈光并不知道，他给亲戚们寄的钱，在那个计划管控的年代，并没有发挥什么作用；而那封信，却给伯父一家造成了无尽的麻烦。
　　他更没预料到的是，在接下去的几十年里，那片他魂牵梦萦的土地，会以一种无比惊人的强势，登上中国经济舞台。

02

　　就在陈光往老家寄信的1958年，他的堂弟陈明正经历着人生的第一次风波。 　　两年前，号称“永嘉三杰”的温州永嘉县委副书记李云河，在燎原农业合作社试点“包产到户”，这一政策大受农民欢迎，生产积极性大幅提高。于是，1957年李云河在《浙江日报》上发表了调查报告《包产到户是解决社内主要矛盾的好办法》，成为全国第一篇公开论述包产到户的文章。
　　已经做到乡党委书记的陈明，对包产到户政策非常赞成，更是在辖区内积极推进。陈明小时候虽然贫穷，但是也很爱读书，而对于本土的“永嘉学派”更是颇为推崇。因此，他常常鼓励自己的儿子陈谢国用功读书，以开启老陈家的仕途之路，发扬“经世致用”的传统理念。
　　然而，一张针对李云河和包产到户的大字报，很快将众人的热情浇灭：“自己讨个老婆姓包，李家三兄弟讨的老婆都是包、包、包”。《人民日报》也旗帜鲜明地点名温州方案，“犯了离开社会主义道路的原则性路线错误”。于是，李云河在干部会议上被划为右派分子，陈明也被免职，成为了批斗对象。
　　李云河的倒台给刚起步的温州经济带来了重创，而这只是国家工作重心从经济调整到其他领域的一个开始。1966年，陈光从法国寄回来的那封信，被前来抄家的群众搜了出来，成为了右派陈明一家“通敌叛国”的证据，将其拖入了无底深渊，已经在县城单位上班的陈谢国，被押回农村劳动改造。

　　三年后，陈明离开了人世，陈谢国也彻底陷入了对人生前途的迷茫之中。在农村劳动的那些日子里，叔父陈光的经历和草绳的比喻，总会给他一些勇气和耐心，直到1977年，终于有一股暖风，让他重新兴奋起来。

03

　　1976年，国家结束了长达数十年的动荡，第二年，邓小平恢复了高考，成千上万学子奔走相告，而温州金乡镇的群众们，更是群情振奋。金乡是商标的生产基地，早在明朝就有产品远销东南亚。恢复高考后，金乡人的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这么多大学要招生，肯定缺少足够的校徽。
　　于是，只有8万人的金乡镇，涌现了700多家商标厂。宣传资料通过“三分钱”的邮票送往各地，产品则被跑断腿的供销员一麻袋一麻袋地送往各大高校。当年金乡镇的校徽销售收入达到了100万元，销量占到了全国一半以上。
　　没钱办厂的陈谢国，也加入了供销大军，当他身上别满了各式校徽，在各个大学的办公室里进行推销时，仿佛挂着功勋的战斗英雄
　　次年三中全会召开并确定了改革方针，一些省市还在疑惑如何推进的时候，尝到甜头的温州人已经热情迸发。而此时的中国也处于物资奇缺的时代，螺丝、纽扣、线圈等小日用品也供不应求。于是，“针头线脑”的温州人，全家出动，在家庭作坊里将一批批小产品生产出来，然后被千军万马般的供销体系推向全国。
　　小商品的“流通差”成为了温州人的第一座金矿。温州民间出现了这批潮流的代表人物：“八大王”，即：五金大王胡金林、矿灯大王程步青、螺丝大王刘大源、合同大王李方平、旧货大王王迈仟、目录大王叶建华、线圈大王郑祥青、电器大王郑元忠。
　　八大王成為领域的带头人，开工厂、招工人、或买轿车、或盖洋房，财富效应激发着更多的人丢田弃船，倒货开厂。
　　陈谢国利用早年叔父的海外资源，接到了世界杯纪念章的订单，准备自己办厂大干一场。不少法国华侨纷纷联系到他，即使不回国也希望向他汇款做股东，充分展现了温州人的信用文化。
　　然而，晴天霹雳突然来袭。1982年，中央开始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温州八大王被树立为“投机倒把”的反面典型，相继被捕判刑。其他个体户也逃的逃、抓的抓，七零八落，陈谢国也停掉了工厂建设。这段时间，温州工业增速从1980年的31.5%，陡然下滑至1982年的-1.7%。
　　幸运的是，“打击”的初衷并不是针对私营经济，而是那些“不过一两年时间，就有相当多的被腐蚀了的干部”。随后，邓小平对安徽“傻瓜瓜子”也作出批示，“就那么几个人，搞资本主义再把他拉回来就是，让人家搞一搞有什么可怕的。”这为私营经济打了气。
　　因此，在八大王被抓的年底，陈谢国和其他1200多位“资产主义尾巴”，被邀请到温州市人民大会堂参加会议。陈谢国觉得这是再清楚不过的“鸿门宴”，他和几个朋友打招呼告别，还特意让家人准备了住“号子”用的脸盆和被服。
　　出乎意料的是，当天他不仅与市委书记袁芳烈“平起平坐”，还被邀请上台做了发言。会议结束后，陈谢国找到袁书记，希望把领导“讲话稿”带一本回去当证据：“这下真的给我们壮了胆，定了心，可以放开手脚去干了”。
　　政策的暖风频频吹来。1984年八大王相继平反出狱，1985年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盛赞“小商品，大市场”的温州模式，《解放日报》也刊登了“家庭工业看浙南”的头版文章。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更加释放了政府对经济改革的决心。而这期间，温州人的商业荷尔蒙彻底激活。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消费者缺商品，生产者缺资金。而敢闯敢拼的温州人，在发达的民间信用体系支撑下，如鱼得水：发现机会、亲友集资、加足杠杆、快速复制、垄断行业。小小的温州，产生了永嘉桥头纽扣市场、乐清柳市五金电器市场、乐清虹桥综合农贸市场等十大专业市场，享誉中国。而这背后是几千个生产基地、十万个家庭作坊。
　　在得到时任副总理的万里批示“大胆试验，中央支持”后，1986年温州被国务院列为试验区，温州人“勇于突破、敢为人先”的特点也在这一时期展现得淋漓尽致，比如：
　　农民手里有钱却没有城镇户口，进不了城，于是就集资建了中国农民第一城：龙港；从外地回温州没有航班，就包飞机，开辟航线，成立了中国首家私营包机公司：苍南县天龙包机业务公司，吉祥航空（均瑶集团）的前身；
　　国有银行贷款难度大，流程长，于是就成立了新中国第一家私人挂牌的金融机构：方兴钱庄（开业第二天就被国有银行抗议，被迫转入地下），和第一家民间股份银行：鹿城城市信用社；而苍南县桥墩门啤酒厂成功改制为温州南方啤酒有限公司，更被称为中国第一个股份合作企业示范章程。 　　尽管出现了以“杭州武林门焚烧温州皮鞋”为代表的产品质量信用危机，但也不能阻挡在中国经济转轨的大风中，顺势飞奔的温州人。温州GDP从1978年的13亿，飞速发展到2000年的822亿元，位居浙江省第三。这一阶段在电视剧《温州一家人》中得到了良好的诠释，也吸引了英国BBC前来拍摄了纪录片《通往财富之路》。

04

　　陈谢国的事业，也从三五人的小作坊开始，不断壮大。凌晨两点工人下班后，陈谢国躺在车间的地铺上，看着身边的机器，想着陈家经历坎坷的那些先辈们，不禁感慨：时代真的不一样了，真好。
　　时代可以成就一代人，也可以毁灭一代人。在进入到2000年之后，留给陈谢国这些实业老板们的好日子，并不多了。
　　1995年，陈谢国的工厂已经达到了1500人的规模，前辈的海外关系、产品的高性价比，为公司带来了源源不断的海外订单。货车在路边排成一列，司机在车厢里吃睡。产品刚下装配线，就立刻打包发货。连年出口创汇在2000多万元以上。当地政府非常高兴，于是，工厂门前的路也改为了谢国路。
　　然而，到了2002年，陈谢国的工厂，在利润连续三年下降后，出现了首次亏损。
　　邓公南巡的十年后，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已经不再是物资匮乏的时代了，质量超越价格成为了消费者考虑的主要因素，劳动密集型的低端产品竞争激烈，这也是温州工厂普遍面临的问题。
　　鼎盛的打火机行业，在1992年足足有3000多家企业。一年多后美国对打火机实行儿童保护法案（要求增加防护开启装置），导致一半以上企业关门。而到了2008年，则只剩下100多家。当年号称“打火机配件一条街”的信河街，也已经成了卡牌娱乐的聚集地。
　　样式老套、环保要求成为公司产品的两座大山。而为了改善局面，陈谢国经常开着自己的桑塔纳到50公里外的茶山，去旁听城市大学里的经济课。在课上他得知了提高利润率的两个措施：产业升级生产高利润产品、加强管理降低生产成本。
　　然而，以家庭作坊为主的温州，并不具备升級的产业配套。高校稀少，也缺乏技术人才，第一个方案只能被忽略。而自己的儿子陈继兴管理方面是半吊子，并不愿意继承父业。
　　陈谢国也曾聘请过职业经理人，但厂子里的亲戚也总会排挤外人，因此，即使“50万年薪 奔驰车 提成”的天价待遇，也没能招来金凤凰。
　　幸运的是，陈谢国很快就发现摸索到了提高利润的第三个措施：投资其他资产获取价差收益。
　　1998年，为了抵御亚洲金融风暴的影响，国务院决定将房地产作为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以“取消福利分房，实现居民住宅货币化、私有化”来推动房产改革。
　　和喜欢追政策热点的温州老板一样，陈谢国也用原本计划购买原材料的资金，购买了鹿城区两处房产，结果一个月便实现了20%以上的上涨。有点吃惊的陈谢国快速出售了一套，但十天之后，当他决定以高于售价10%的价格，再重新购买一套房产时，他意识到：实业的路，回不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