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诗人陶渊明的文学成就在唐宋之前并未被世人重视，这与当时的文化氛围、政治语境、诗风审美等密切相关。尽管如此，陶渊明的诗歌在文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而陶渊明淡然物外、超然拔逸的人格也闪耀在历史的星河之中。陶渊明文学地位的变化体现了这一道理：经典诗人既需要自身光辉的人格与思想以及优秀的文学才能，也需要适宜的时代与环境。
　　南朝沈约的《宋书》将陶渊明置于《隐逸传》，运用充分的史实塑造其形象、赞美其人格，但对其诗歌创作并未给予肯定。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论及当时的作家和作品时，同样未提及陶渊明。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为陶渊明编集立传，即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文人专集《陶渊明集》，其目的偏向于通过陶渊明的人格形象发挥教化作用。唐代，王维、白居易、杜甫等人虽已开始追慕效仿陶渊明的诗作，但对其的评价仍然褒贬不一。例如，杜甫的《遣兴五首》评价陶渊明的诗歌“颇亦恨枯槁”。直到宋代，文人才真正开始客观看待陶渊明的诗作。
　　时代更迭，才人蜂起，历史对于一位诗人的轻视或褒奖总是包含着方方面面的原因。而人们从陶渊明文学地位的变化过程中能够看到，文学史上一位经典诗人的诞生需要受内部及外部的因素影響。
　　一、陶渊明文学地位变化的原因
　　（一）文化氛围
　　整个社会的文化氛围由一定时代的政治和经济情况决定。不论是繁华盛世还是战乱时期，唐朝的统治者都需要文人积极入仕，推动国家的发展。因此，唐朝的诗人对归隐田园的陶渊明是有所芥蒂的。例如，杜甫《遣兴五首》中认为“陶潜避俗翁，未必能达道”。
　　经过大唐的覆灭和五代十国的烽烟，又为防“陈桥兵变”的反噬，宋朝的统治者采取各种政治军事措施加强中央集权。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他对功臣宿将说：“人生驹过隙尔，不如多积金、市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君臣之间无所猜嫌，不亦善乎。”在这样的威逼利诱下，大批为官之人在朝中因循苟且，下朝后自寻快活逍遥。宋朝繁荣的经济为享乐的社会风气提供了物质基础，市坊分离，城市经济发展，出现了瓦舍、勾栏等娱乐场所。如此一来，宋朝的享乐风气逐渐形成。
　　宋朝的享乐风气受到儒家思想的约束和佛、道思想的影响，一些文人依旧恪守传统儒家的品德操守。尽管赵匡胤推动了享乐氛围的形成，但他又非常重视德行的教化，并且以“治世莫若爱民，养生莫若寡欲”为治世原则，这给社会享乐风气的发展添加了相反的作用力。
　　道家的自由逍遥、佛教的不重外物、儒家的品德操守相互融合、影响，逐渐形成了追求恬淡寡欲生活的潮流，而这两种完全对立的潮流实际上是相辅相成的：享乐纵欲之风盛行，便会逐渐生出寡欲之感;享乐之风越重，恬淡寡欲的生活就越为人所追求。陶渊明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形成了自己的归隐思想。东晋中期后，士人摒弃了西晋时期歌钟宴饮的光华喧嚣，将人生理想转向和平宁静的心境追求。这时，陶渊明《饮酒》中“余闲居寡欢，兼比夜已长，偶有名酒，无夕不饮。顾影独尽，忽焉复醉。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体现出来的饮酒真意和人生境界更为宋人接受。
　　（二）诗风审美
　　不管是刘宋诗歌的“声色大开”、萧齐诗歌的繁富精练，还是梁陈诗歌的精细微妙、深入曲折，南朝诗歌具有形式精美的特点，自然难以接受“质而自然”的陶渊明诗歌。钟嵘在《诗品》中将陶渊明列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但仍无法逃脱时代审美的限制，“叹其质直”，将陶渊明的诗作列为中品。唐代诗歌在南朝诗歌的基础上发展变化，其风格“婉转如走丸”，陶渊明平淡自然的诗风难以被盛唐雄豪壮美的美学理念所认可。
　　程朱理学是宋代出现的一个独特文化现象。宋代诗歌以议论见长，将理入诗，给宋诗增添了“理趣”。理学家将理学寓含于诗歌之中，诗人或议论言志，或托物抒怀，诗作体现出直陈其事、说理谨严的特点。朱熹《观书有感》：“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这首诗的意思是要不断探索新知、更新旧知，诗人将读书的行为与为学的道理相结合，充满生活气息，道理深刻。
　　宋代，诗人受到时代环境的局限，写作主题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们无法去西域边塞，只能以山水田园等作为描写对象。山水田园诗在宋诗中占了相当大的比重。例如，杨万里的《夏夜追凉》“竹深树密虫鸣处，时有微凉不是风”，语言清新自然，意蕴隽永。从这些可以看出，宋代诗歌具有与前代绮靡艳丽、雄浑壮美完全不同的诗学审美。陶渊明的诗作擅长描绘质朴的田园风光，将超然的玄意蕴于现实画卷中，这为宋人所欣赏。
　　二、经典诗人的成就因素
　　（一）光辉的人格与思想
　　陶渊明出身高贵，八岁时家族逐渐没落。由于东晋时期门阀制度的特殊性，陶渊明渐渐失去了他在政治地位上的话语权。青年时期的陶渊明拥有远大的志向，曾写下“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的自述诗，不仅因为肩负恢复家族荣光的使命，也因为儒家思想的影响。而要实现这一志向只能通过出仕。《饮酒》中提到：“畴昔苦长饥，投耒去学仕。”由此可见，解决家庭贫困问题也是陶渊明选择出仕的原因之一。他不得不面对残酷现实，忍受“心为形抑”的苦痛，也曾自我排遣，写下“真想初在襟，谁谓形迹拘”的句子。他不断完善自我，最终写下《归去来兮辞》，并归隐田园。当初因贫入仕，如今能“甘贫贱以辞荣”，这便是陶渊明给中国文人归隐提供的理想形式。
　　同样是归隐，陶渊明的归隐又与其他人不同，他更加清醒地看到归隐的现实。“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他的归隐并不是饮酒自适、闲居无聊，而是通过辛劳躬耕经营衣食。陶渊明在《咏贫士·其七》中写道：“年饥感仁妻，泣涕向我流。丈夫虽有志，固为儿女忧。”他不会抛妻弃子、断情绝欲以求超脱。若是陶渊明选择了躬耕，那么全家人的生活就无法得到保障，因此，尽管官场的黑暗让他难以忍受，他依然为了家庭一次次出仕，从中可以看到陶渊明对生活与家庭的热爱，以及其思想的矛盾性和复杂性。 　　陶渊明家中贫苦，但仍然能够安贫自适。“岂忘袭轻裘，苟得非所钦。”谁会不知道冬天轻裘的温暖，陶渊明厌弃的是通过不正当的渠道获得富贵。他有知足的品质，《和刘柴桑》中写道：“耕织称其用，过此奚所须。”陶渊明的人格给宋人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辛弃疾曾用《最高楼》教导儿子：富贵往往隐藏着杀身之祸，弃官归田的陶渊明是榜样。由此可以看到，一位诗人要想成为榜样，他的人格、品质需对后人有指导意义，被后人尊敬、向往。
　　（二）适宜的时代与环境
　　文人在政途上似乎总是难以得志。陶渊明文学地位变化的原因包括文化氛围、诗学审美等方面，这属于外部的时代环境，除此之外还有政治气候、读者接受心理等方面因素。
　　历史上有很多文学地位发生变化的诗人，例如，被称为“孤篇盖全唐”的《春江花月夜》，其作者张若虚的生平已难以考证。郑处诲《明皇杂录》云：“张若虚、孟浩然、常建、李白、杜甫，虽有文章盛名，俱流落不遇，恃才浮诞而然也。”尽管他们的文学创作负有盛名，但仕宦之路并不顺利。不可计数的文人因为仕途坎坷而在愤懑无奈、穷困潦倒中离开，他们给后人留下了无数的名篇佳句。南唐后主李煜在诗词上的艺术成就很高，但在当时一直未能引起人們的重视，直到后来，世人逐渐看到他在文学方面的贡献，最终肯定了他的
　　文学成就。
　　文学史上，地位发生改变的诗人非常多，有相当一部分是因为外部社会环境而被埋没。因此，成就一位经典诗人需要合理的外部时代环境。
　　（三）对以往经验的反叛与创新
　　经典的诗作彰显时代特征，又超越时代，敢于反叛和创新。东晋时期，玄言诗盛行。玄言诗深受道学影响，关键在于体悟玄理，追求个人的超脱。部分玄言诗没有鲜明的艺术形象和艺术手法，直陈玄理，艺术和哲理之间的联系并不紧密，这使得玄言诗落入平淡乏味的窠臼。正如钟嵘《诗品》所评：“理过其辞，淡乎寡味。”
　　玄言诗从出现起就与自然山水紧密相连，逐渐发展出山水诗和田园诗。陶渊明是田园诗的开创者，田园诗的内在哲学底蕴与玄言诗是相通的。陶渊明的诗脱胎于玄言诗，将抽象的玄理寓于田园生活图景中，通过真实可感的生活场景，使说理与审美、玄理与自然达到高度和谐。苏轼评价陶渊明诗作的风格为“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质而实绮，癯而实腴”，揭示出陶诗平实、质朴形式下丰腴绮丽的思想内涵。
　　三、结语
　　尽管陶渊明的诗作受文化氛围、政治语境、诗风审美等历史因素影响，未能显名于当时，但随着时代更迭以及政治环境、文化氛围的变化，最终彰显于世，为人推崇。陶渊明淡然物外、超然拔逸的人格也最终闪耀在历史的星河中。他以充满智慧与意趣的思想给后世留下了隐逸话语的理想形式，以“质而实绮”对以往经验进行了大胆的反叛创新。由此可见，一名经典诗人先要有内在要素，其人格形象与思想作品应对后世产生指导意义，还要有外部提供适宜的、可为世人接受的环境，内修才能、外逢其时。
　　（扬州大学）
　　作者简介：陈昕湉（2000-），女，江苏苏州人，本科在读，研究方向为秘书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