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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核心技术、系统集成软件和国际知名品牌这三个方面的创新和突破，是中国从制造业大国迈向强国必须做的功课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与世界经济的融合，中国已经成为了名符其实的“世界工厂”。无论是在低端的日本百元店，还是在世界各地的苹果专卖店，标有中国制造的产品几乎处处可见。
中国不仅在服装、鞋、玩具等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上跃居全球出口第一，在许多高科技产品领域，例如笔记本电脑、数码相机、智能手机等方面也超过了美国、日本和欧盟，成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根据联合国的统计，中国制造业附加值早在2010年就已经超过了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
中国制造业规模在过去几十年的快速发展，得益于两个因素：一个是技术进步导致的制造产品生产方式的模块化。模块化生产方式使得生产制成品，例如电脑、手机、汽车，甚至高铁列车等产品的技术门槛大大降低。企业生产制成品可以像拼乐高玩具一样简单。
生产各种高技术产品不再取决于技术和研发能力，而是取决于资本实力。拥有充足资本的企业，通过购买零部件和装配线，就可以大规模地生产出绝大部分制成品。国内市场上“锤子手机”的出现，以及空调制造商在智能手机行业的跃跃欲试，都与这些企业本身的技术创新无关，仅仅是资本与模块化生产方式结合的结果。深圳华强北路山寨行业的繁荣，则是小作坊依托模块化生产方式成长的典型案例。
另一个因素是发达国家制造业从研发、核心部件制造、产品组装，以及销售的全球价值链化。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利用全球价值链，逐渐将低附加值零部件的制造和产品组装外包给劳动力低廉的发展中国家，自己则专注于产品的研发、核心部件的制造和销售，从而获取价值链上附加值最高的部分。利用价值链实现去工厂化，已经成为跨国公司实现利润最大化的运作方式。
例如，苹果公司、耐克公司、ZARA等都已经演变为无工厂制造商。
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吸引外资的政策，给跨国公司向中国转移低附加价值产能和外包组装任务敞开了大门。拥有上亿廉价劳动力的中国逐渐变为全球跨国公司的组装中心。例如，苹果公司每年在全球销售的上亿部手机都是在中国组装的。苹果公司产品在全世界的畅销与流行，直接带动了中国通信技术产品产能和出口的快速增长。组装苹果手机并非个例，中国超过75%的高科技产品都是利用进口核心部件组装而成。在世界各地畅销的中国制造的鞋、服装、玩具等，则是为处于价值链顶端的外国品牌商代工的结果。
在模块化生产和全球价值链主导制造业的时代，决定企业技术水平和竞争力的不是生产成品的能力，而是决定产品功能的核心部件制造能力，统合各个模块实现产品功能的系统软件设计能力，以及是否拥有被消费者接受并可以控制和统合零部件制造商的国际知名品牌。
例如，计算机的CPU、手机的操作系统、时装的品牌。中国制造业在这些领域的创新和竞争力非常有限。华为是目前唯一进入世界前100知名品牌的企业。而在核心部件和系统集成软件方面，中国企业依然没有突破。
中国制造业的现状是大而不强，大部分企业处于全球制造业价值链的低端，附属于全球价值链顶端的跨国公司。在核心技术、系统集成软件和国际知名品牌这三个方面的创新和突破，是中国从制造业大国迈向强国必须做的功课。
中国政府颁布的“中国制造2025”制造业前景规划，为中国发展为制造业强国列出了具体的方向。
除此之外，政府应积极打造一个鼓励和保护创新的环境。任何一项创新都是企业人力和物力投资的结果，企业需要从这些投资中获得回报。政府需要对企业通过创新获得的智慧产权进行积极和有效的保护。许多创新，例如品牌、外观设计、向药监局公布的制药配方，都是没有技术壁垒的。被非法仿冒仿造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伪冒产品的泛滥，自然会导致劣币逐良币的后果，使得企业失去创新的动力。
公平的竞争环境也是促使企业进行创新的一个重要动力。
不是所有的企业家都愿意主动创新的。市场竞争会把不创新的企业淘汰。为了生存和应对竞争，企业会被动地进行创新。
因此，政府应该鼓励竞争，消除妨碍市场竞争的各种行政保护措施。企业在竞争中被兼并或淘汰是自然现象，没有哪个制造企业是可以决定中国经济命脉的。政府不仅要鼓励国内企业之间的竞争，也要进一步对外商开放市场促进外国企业与本土企业的竞争。中国优秀的企业完全可以在与外国企业的竞争中崛起。
国产家电企业在国内市场上击败日韩企业，中国民营汽车产业的快速发展，国内手机行业老大华为在苹果和三星的夹击下越变越强，都是竞争的最终结果，不是政府保护或者实施产业政策的结果。
企业是创新的主体。注重长期利益是企业创新的必要条件。过度关注短期利益的企业，没有创新的动力，仿造伪冒是这些企业的最佳选择。中国企业家需要有为企业的长远利益，在技术创新和培育全球知名品牌上进行投资的冒险精神。毫无疑问，投资上百亿元人民币也许在核心技术创新和品牌建设上一无所获。但是，中国企业家必须具有这种冒险精神，这是中国制造业朝价值链高端迈进和成为制造业强国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
打造全球知名品牌和在核心技术上有突破，不仅需要巨额投资，也需要时间。利用并购的方式，收购拥有核心技术和知名品牌的外国企业，是中国制造業在短期内补上短板的一个捷径。海尔收购三洋，美的收购东芝白色家电，吉利收购瑞典车企沃尔沃，都是中国企业在这方面的成功尝试。中国现在已经成为在海外投资的大国之一。过去的海外投资主要以能源和房地产为主。
为了提高中国经济发展的质量配合实现制造强国的战略，中国今后的海外投资应该侧重于拥有核心技术和品牌的海外企业的收购。在资本管制日益趋紧的大环境下，中国政府应该对国内制造企业为提升技术和获取国际知名品牌的海外并购开绿灯。
聘用有丰富经验的外国技术人员和设计师，也是企业提高创新能力的有效方法。韩国三星利用高于日本企业2倍-3倍的薪水，从索尼挖走了许多技术骨干，这些有经验的日本工程师对于三星在半导体和电子产业上的快速进步并超越索尼功不可没。
积极加入全球价值链是发展中国家快速实现工业化的捷径。中国过去几十年快速工业化是这一战略的成功案例。没有技术创新，长期陷入价值链低端，无法进入价值链高端，是许多发展中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国制造业是否可以通过创新，迈向制造业产业链的高端，成为制造业强国，也决定了中国是否可以成功迈过中等收入陷阱。中国有培育大批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完整教育体系，“世界工厂”桂冠表明了中国有成为制造强国的潜力。
因此，鼓励创新的环境、公平竞争的市场和企业家为创新的冒险精神，将在未来决定中国是否可以成为制造业强国。
（作者为日本国立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编辑：王延春）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与世界经济的融合，中国已经成为了名符其实的“世界工厂”。无论是在低端的日本百元店，还是在世界各地的苹果专卖店，标有中国制造的产品几乎处处可见。
中国不仅在服装、鞋、玩具等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上跃居全球出口第一，在许多高科技产品领域，例如笔记本电脑、数码相机、智能手机等方面也超过了美国、日本和欧盟，成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根据联合国的统计，中国制造业附加值早在2010年就已经超过了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
中国制造业规模在过去几十年的快速发展，得益于两个因素：一个是技术进步导致的制造产品生产方式的模块化。模块化生产方式使得生产制成品，例如电脑、手机、汽车，甚至高铁列车等产品的技术门槛大大降低。企业生产制成品可以像拼乐高玩具一样简单。
生产各种高技术产品不再取决于技术和研发能力，而是取决于资本实力。拥有充足资本的企业，通过购买零部件和装配线，就可以大规模地生产出绝大部分制成品。国内市场上“锤子手机”的出现，以及空调制造商在智能手机行业的跃跃欲试，都与这些企业本身的技术创新无关，仅仅是资本与模块化生产方式结合的结果。深圳华强北路山寨行业的繁荣，则是小作坊依托模块化生产方式成长的典型案例。
另一个因素是发达国家制造业从研发、核心部件制造、产品组装，以及销售的全球价值链化。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利用全球价值链，逐渐将低附加值零部件的制造和产品组装外包给劳动力低廉的发展中国家，自己则专注于产品的研发、核心部件的制造和销售，从而获取价值链上附加值最高的部分。利用价值链实现去工厂化，已经成为跨国公司实现利润最大化的运作方式。
例如，苹果公司、耐克公司、ZARA等都已经演变为无工厂制造商。
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吸引外资的政策，给跨国公司向中国转移低附加价值产能和外包组装任务敞开了大门。拥有上亿廉价劳动力的中国逐渐变为全球跨国公司的组装中心。例如，苹果公司每年在全球销售的上亿部手机都是在中国组装的。苹果公司产品在全世界的畅销与流行，直接带动了中国通信技术产品产能和出口的快速增长。组装苹果手机并非个例，中国超过75%的高科技产品都是利用进口核心部件组装而成。在世界各地畅销的中国制造的鞋、服装、玩具等，则是为处于价值链顶端的外国品牌商代工的结果。
在模块化生产和全球价值链主导制造业的时代，决定企业技术水平和竞争力的不是生产成品的能力，而是决定产品功能的核心部件制造能力，统合各个模块实现产品功能的系统软件设计能力，以及是否拥有被消费者接受并可以控制和统合零部件制造商的国际知名品牌。
例如，计算机的CPU、手机的操作系统、时装的品牌。中国制造业在这些领域的创新和竞争力非常有限。华为是目前唯一进入世界前100知名品牌的企业。而在核心部件和系统集成软件方面，中国企业依然没有突破。
中国制造业的现状是大而不强，大部分企业处于全球制造业价值链的低端，附属于全球价值链顶端的跨国公司。在核心技术、系统集成软件和国际知名品牌这三个方面的创新和突破，是中国从制造业大国迈向强国必须做的功课。
中国政府颁布的“中国制造2025”制造业前景规划，为中国发展为制造业强国列出了具体的方向。
除此之外，政府应积极打造一个鼓励和保护创新的环境。任何一项创新都是企业人力和物力投资的结果，企业需要从这些投资中获得回报。政府需要对企业通过创新获得的智慧产权进行积极和有效的保护。许多创新，例如品牌、外观设计、向药监局公布的制药配方，都是没有技术壁垒的。被非法仿冒仿造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伪冒产品的泛滥，自然会导致劣币逐良币的后果，使得企业失去创新的动力。
公平的竞争环境也是促使企业进行创新的一个重要动力。
不是所有的企业家都愿意主动创新的。市场竞争会把不创新的企业淘汰。为了生存和应对竞争，企业会被动地进行创新。
因此，政府应该鼓励竞争，消除妨碍市场竞争的各种行政保护措施。企业在竞争中被兼并或淘汰是自然现象，没有哪个制造企业是可以决定中国经济命脉的。政府不仅要鼓励国内企业之间的竞争，也要进一步对外商开放市场促进外国企业与本土企业的竞争。中国优秀的企业完全可以在与外国企业的竞争中崛起。
国产家电企业在国内市场上击败日韩企业，中国民营汽车产业的快速发展，国内手机行业老大华为在苹果和三星的夹击下越变越强，都是竞争的最终结果，不是政府保护或者实施产业政策的结果。
企业是创新的主体。注重长期利益是企业创新的必要条件。过度关注短期利益的企业，没有创新的动力，仿造伪冒是这些企业的最佳选择。中国企业家需要有为企业的长远利益，在技术创新和培育全球知名品牌上进行投资的冒险精神。毫无疑问，投资上百亿元人民币也许在核心技术创新和品牌建设上一无所获。但是，中国企业家必须具有这种冒险精神，这是中国制造业朝价值链高端迈进和成为制造业强国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
打造全球知名品牌和在核心技术上有突破，不仅需要巨额投资，也需要时间。利用并购的方式，收购拥有核心技术和知名品牌的外国企业，是中国制造業在短期内补上短板的一个捷径。海尔收购三洋，美的收购东芝白色家电，吉利收购瑞典车企沃尔沃，都是中国企业在这方面的成功尝试。中国现在已经成为在海外投资的大国之一。过去的海外投资主要以能源和房地产为主。
为了提高中国经济发展的质量配合实现制造强国的战略，中国今后的海外投资应该侧重于拥有核心技术和品牌的海外企业的收购。在资本管制日益趋紧的大环境下，中国政府应该对国内制造企业为提升技术和获取国际知名品牌的海外并购开绿灯。
聘用有丰富经验的外国技术人员和设计师，也是企业提高创新能力的有效方法。韩国三星利用高于日本企业2倍-3倍的薪水，从索尼挖走了许多技术骨干，这些有经验的日本工程师对于三星在半导体和电子产业上的快速进步并超越索尼功不可没。
积极加入全球价值链是发展中国家快速实现工业化的捷径。中国过去几十年快速工业化是这一战略的成功案例。没有技术创新，长期陷入价值链低端，无法进入价值链高端，是许多发展中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国制造业是否可以通过创新，迈向制造业产业链的高端，成为制造业强国，也决定了中国是否可以成功迈过中等收入陷阱。中国有培育大批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完整教育体系，“世界工厂”桂冠表明了中国有成为制造强国的潜力。
因此，鼓励创新的环境、公平竞争的市场和企业家为创新的冒险精神，将在未来决定中国是否可以成为制造业强国。
（作者为日本国立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编辑：王延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