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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财政收入是衡量一国政府财力的重要指标。为了探究广州市财政收入的影响因素，以1978—2011年广州市的相关数据为例，应用VAR模型分析影响广州市财政收入的因素。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就业人数、固定资产投资和税收水平对财政收入存在长期稳定的协同关系，且这种均衡协同关系具有反向修正机制，各因素对财政收入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
关键词：广州市；财政收入；VAR模型；脉冲响应；方差分解
中图分类号：F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15-0104-04
一、引言
财政收入是政府支配的使其公共政策、公共职能得以落实和公共服务得以实现的财力保障[1]。自从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广州市财政收入得到迅速增长，但与其他发达城市相比无论是总量上还是增长速度上相差甚远。为保证广州市在经济转型期财政收入总量的平稳增长，有必要研究广州市财政收入的影响因素，这对于促进中国区域经济社会长期稳定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二、广州市财政收入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近年来，广州市财政收入的总体规模逐年上升，但与其他大城市的财政收入水平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本文建立模型分析影响广州市财政收入水平的因素，并进一步分析其影响程度。
（一）变量的选择和数据处理
财政收入的影响因素很多，依据相关理论及文献，结合广州市实际情况，以广州市国内生产总值（X1）表示经济发展水平，以第二三产业产值比（X2）表示产业结构，再考虑社会从业人数（X3）和固定资产投资额（X4），以税收收入（X5）和税收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X6）表示税收水平，以上6个为解释变量；以广州市财政收入（Y）为被解释变量，为了消除Y与X序列的异方差，对上述序列均取自然对数，为了后续工作的方便，对数据处理后均采用原符号表示。初步构建广州市财政收入影响因素回归模型：
Y=β0+∑βiXi +μ （1）
式中，Y表示广州市财政收入，Xi，（i=1，2，……，6）为影响财政收入的各种因素，β0是常数项，βi，（i=1，2，……，6）分别是Xi，（i=1，2，……，6）对财政收入的弹性系数，μ是残差项。
所有数据来源于历年的《广州市统计年鉴》和《广州市财政统计年鉴》，时间跨度为1978—2011年，采用Eviews7.2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和计量实证研究。
（二）单位根检验
为防止出现伪回归现象，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对序列Y与Xi分别进行ADF检验。根据单位根检验结果，Y与Xi序列的ADF值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大于Mackinnon临界值，不能拒绝单位根假设。但经过一阶差分后除了X1其他均平稳，X1经过二阶差分后平稳，故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时间序列Y与Xi均二阶单整，服从I（2）过程。
（三）VAR 模型的估计与稳定性检验
向量自回归模型（VAR）是一种非结构化的模型，即变量之间的关系不是以经济理论为基础的[2]。VAR模型把系统每一个内生变量作为系统中所有内生变量的滞后项的函数来构造模型，其一般形式为：
Yt=A1Yt-1+A2Yt-2+……+ApYt-p+B0Xt+……+BrXt-r+ηt （2）
其中，Yt 是k维内生变量向量，Yt-i（i=1，2，…p）是滞后内生变量向量，Xt-i （i=0，1，…r）是d维外生变量向量或滞后外生变量向量，p，r分别是内生变量和外生变量的滞后阶数。At 是k×k维系数矩阵，Bi 是k×d 维系数矩阵，这些矩阵都是待估计的参数矩阵。ηt 是由k维随机误差项构成的向量。根据AIC信息准则和SC准则取值确定VAR模型最优的滞后项数为3阶，本文VAR模型结果由于篇幅原因不在此输出。再对VAR模型进行稳定性检验，经检验VAR所有根的倒数的模都小于1，AR特征多项式的根全部位于单位圆内，说明所设定的VAR模型是稳定。
（四）协整检验
通过ADF检验可知，时间序列Y与Xi都是I（2）的时间序列，符合协整检验的条件，利用Johansen协整检验对上述时间序列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进行检验。在无约束VAR模型条件下，VAR模型滞后期为3，所以协整检验的VAR模型滞后项数为2。选取“协整方程有截距项和线性趋势向”的Johansen协整检验形式，其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从表1可知，在5%显著水平下，Y与X1、X2、X3、X4、X5、X6之间存在4个协整向量，一般而言，第一个协整向量具有较强的经济解释能力，对该协整向量进行正规化后，得到标准化协整向量和协整方程如下：
Y= 37.06864-12.64184X1+2.296903X2-0.285105X3+0.825545X4+
8.242711X5-10.91818X6+0.281870t
标准误差=（0.71743） （0.04888） （0.15337） （0.02446）
（0.67747） （0.69787） （0.00704） （3）
上述协整方程Xi（i=1，2，……，6）的系数都显著地进入协整方程，这表明，广州市财政收入与国内生产总值、第二三产业产值比、社会从业人数、固定资产投资额、税收收入、税收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之间存在某种长期均衡关系。从各变量的系数绝对值来看，国内生产总值对财政收入的影响最大，其次是税收收入和税收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二三产业产值比对财政收入影响较小，对财政收入影响最小的是社会从业人数和固定资产投资额。也就是说，经济发展水平和税收水平对财政收入影响很大，其次是产业结构，社会从业人数和固定投资影响很小。
（五）向量误差修正模型
由于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也就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不过，从短期来看这种关系可能失衡。下面通过VEC模型来进一步检验广州市国内生产总值、二三产业产值比、社会从业人数、固定资产投资额、税收水平对广州市财政收入的长期和短期关系。运用Eviews7.2软件对这7个变量进行VEC模型的结果，可得如下向量误差修正模型： dYt=0.31-0.78dYt-1-0.03dYt-2-6.61dX1t-1-6.35dX1t-2+0.41dX2t-1-0.01dX2t-2+2.16dX3t-1+2.32dX3t-2+0.48dX4t-1-0.22dX4t-2 +
t=（1.17） （-2.35） （-0.07） （-1.21） （-1.08） （1.00）
（-0.02） （1.17） （1.59）
5.78dX5t-1+5.61 dX5t-2-6.26dX6t-1-5.84 dX6t-2-0.32VECMt-1 （4）
（1.01） （-0.82） （1.04） （0.97） （-1.15） （-0.97） （-1.02）
R2=0.921379 R2=0.803446 F=7.812783 AIC=-5.258479 SC=-4.379584
式（4）中二期滞后的数据一般都不显著，只有各解释变量在滞后1阶的回归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具有统计显著性，模型总体效果良好。上述模型的AIC和SC分别为
-5.258479和-4.379584都很小，说明模型的整体效果显著。从上述误差修正模型（4）可看出，从短期来看，对财政收入影响最大的还是经济发展水平和税收水平，其次是社会从业人数，影响最小是产业结构和固定资产投资。方程误差修正项系数为负，说明存在反向修正机制。
（六）脉冲响应分析
脉冲响应分析用于衡量来自某个内生变量的随机扰动项的一个标准差冲击对VAR模型中所有内生变量当前值和未来取值的影响。对各个变量做脉冲影响分析，结果（见下页图1）：
从下页图1中可得知：X1的冲击在前4期内给财政收入带来先正面后负面较小的响应，从第4期后，将对财政收入带来持续很强的正面影响。当在本期给产业结构X2一个正冲击后，财政收入扰动在前2期并未立即做出了响应，第2期后逐渐出现正响应，在第3期达到最大，这种响应持续到第8期后震荡下降并向零收敛。X3对财政收入扰动立即做出了响应，前两期的响应最大（0.01），第3期后逐渐回落，从第8期后财政收入又开始平稳增长。X4的冲击在前3期内给财政收入带来先正面后负面较小的响应，从第3期后，对财政收入的响应逐渐增强，第4期开始带来持续很强的正面影响。X5、X6对财政收入的扰动都立即做出了响应，第1期的响应最大（0.08），之后这种响应正负波动，在第10期趋于平稳。因此，根据脉冲响应分析，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社会就业、固定资产投资和税收水平对财政收入的影响和前面分析基本一样。
（七）方差分解分析
前面分析了利用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各因素变量对财政收入扰动冲击变化的响应，下面再利用方差分解方法分析各因素变量对财政收入的贡献度。对各个变量做方差分解分析，结果（见图2）：
从上图2可得出如下结论：X1和X3对财政收入的贡献率最大，且X1对财政收入的贡献率存在一个上升的阶段，X3在4期后处于平稳状态；X2对财政收入的贡献率较小；X4、X5对财政收入的贡献率在滞后期间基本保持不变的趋势；X6对财政收入的贡献率最小。上述分析结果与脉冲响应分析的结果一致。
三、研究结论
本文运用中国1978—2011年的数据，对财政收入与经济发展水、产业结构、税收水平等在平稳ADF检验基础上，获得了对应的协整关系，并建立了误差修正模型，应用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和方差分解分析探析国内生产总值、第二三产业产值比、社会从业人数、固定资产投资额、税收收入、税收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对财政收入影响的大小及响应方式，最后得出如下结论：（1）国内生产总值、第二三产业产值比、社会从业人数、固定资产投资额、税收收入、税收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对财政收入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协同关系，且这种均衡协同关系具有反向修正机制。（2）根据协整检验和误差修正模型可知，无论长期还是短期，财政收入的增加受到国内生产总值和税收水平的影响最大。在长期上，对其影响较小的是产业结构，影响最小的是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和社会从业人数。在短期上，社会从业人数对财政收入影响较小，产业结构和固定资产投资额对财政收入的影响最小。（3）根据脉冲响应函数可得，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社会就业人数、固定资产投资和税收水平对财政收入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的冲击对对财政收入具有持续明显的正向冲击效应，尤其是经济发展水平对财政收入产生的冲击响应最大，持续时间长。在前期，税收水平对财政收入的冲击是正面的，之后对财政收入的冲击响应不明显。（4）根据方差分解分析，社会从业人数对财政收入增加的贡献度最大，经济发展水平的贡献度次之，固定资产投资额和税收水平对财政收入的贡献度很小。
结合上述结果和广州市当前经济情况，对市政府增加财政收入提出如下相关政策建议：（1）提高经济发展水平，以经济增长带动财政收入增长。无论是长期还是短期，经济发展水平对财政收入的增加都具有显著影响，因此广州市政府应该大力发展生产力，才能通过增加国内生产总值，为财政收入增长提供的财源。（2）优化产业结构，构建现代产业体系。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经济的持续发展具有强相关性，加快结构调整步伐，坚持产业高端发展，全力建设现代产业体系[3～4]。广州市加快第三产业发展，尤其是现代物流、金融保险、商贸会展和文化旅游等税收量高的现代服务业蓬勃发展，积极培育新的财源增长点。（3）保持税收收入占GDP的合理比例，提高税收征管执行力度。税收收入是广州市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且税收水平对财政收入的冲击很大，因此收税征收部门应该提高税收征管执行力度[5～6]。税务机关要加强税源监控，强化税收业务知识培训，转变工作作风，依法治税、依法征税，通过加强各部门配合，不断提高税收征收率，保持税收随着经济的发展平稳增长。（4）实现充分就业，促进经济快速增长。促进就业作为中央和地方经济工作会议的重要议题，其重要性可想而知。广州市政府相关部门应优化就业环境，建立公平竞争的劳动力市场，引进高端技术人才，开展各种类型的教育培训，提高各层次就业人员的职业素质和专业技能，加大投入发展职业教育落实，从而增加财政收入。 参考文献：
[1] 龚三乐.地区财政收入水平与质量评价及影响因素分析——以广西为例[J].区域金融研究，2011，（4）：78-83.
[2] 李子奈，潘文卿.计量经济学（第3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
[3] 刘心竹，李昊，刘青青，等.中国地方财政收入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J].中国集体经济，2012，（9）：84-85.
[4] 周忠辉，丁建勋，王丽丽.中国财政收入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J].经济研究，2011，（4）：16-17.
[5] 张明艳.河北省财政收入影响因素分析[J].金融教学与研究，2012，（2）：40-43.
[6] 曹海娟，胡怡建，冯苏苇.城市转型期影响上海财政收入增长因素的实证分析[J].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11，（1）：90-97.
Empirical Analysis of Factor Affecting Financial Income in Guangzhou
——Base on VAR Model
HE Deng-jiao
（School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Guangdong Baiyun University，Guangzhou 510450，China）
Abstract：Fiscal revenue is an important indicator of a country’s financial resources.The impact factors of Guangzhou’s fiscal revenue were investigated with a VAR model based on the relevant data of 1978—2011.The results show that： Collabor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industrial structure，employment，investment in fixed assets and long-term stability of the tax level on financial income，and the balanced cooperative relation with reverse revision mechanism，various factors have different effect on the degree of fiscal revenue.
Key words：Guangzhou；finance income；VAR model；impulse response；variance decomposition
[责任编辑 陈凤雪]
关键词：广州市；财政收入；VAR模型；脉冲响应；方差分解
中图分类号：F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15-0104-04
一、引言
财政收入是政府支配的使其公共政策、公共职能得以落实和公共服务得以实现的财力保障[1]。自从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广州市财政收入得到迅速增长，但与其他发达城市相比无论是总量上还是增长速度上相差甚远。为保证广州市在经济转型期财政收入总量的平稳增长，有必要研究广州市财政收入的影响因素，这对于促进中国区域经济社会长期稳定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二、广州市财政收入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近年来，广州市财政收入的总体规模逐年上升，但与其他大城市的财政收入水平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本文建立模型分析影响广州市财政收入水平的因素，并进一步分析其影响程度。
（一）变量的选择和数据处理
财政收入的影响因素很多，依据相关理论及文献，结合广州市实际情况，以广州市国内生产总值（X1）表示经济发展水平，以第二三产业产值比（X2）表示产业结构，再考虑社会从业人数（X3）和固定资产投资额（X4），以税收收入（X5）和税收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X6）表示税收水平，以上6个为解释变量；以广州市财政收入（Y）为被解释变量，为了消除Y与X序列的异方差，对上述序列均取自然对数，为了后续工作的方便，对数据处理后均采用原符号表示。初步构建广州市财政收入影响因素回归模型：
Y=β0+∑βiXi +μ （1）
式中，Y表示广州市财政收入，Xi，（i=1，2，……，6）为影响财政收入的各种因素，β0是常数项，βi，（i=1，2，……，6）分别是Xi，（i=1，2，……，6）对财政收入的弹性系数，μ是残差项。
所有数据来源于历年的《广州市统计年鉴》和《广州市财政统计年鉴》，时间跨度为1978—2011年，采用Eviews7.2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和计量实证研究。
（二）单位根检验
为防止出现伪回归现象，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对序列Y与Xi分别进行ADF检验。根据单位根检验结果，Y与Xi序列的ADF值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大于Mackinnon临界值，不能拒绝单位根假设。但经过一阶差分后除了X1其他均平稳，X1经过二阶差分后平稳，故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时间序列Y与Xi均二阶单整，服从I（2）过程。
（三）VAR 模型的估计与稳定性检验
向量自回归模型（VAR）是一种非结构化的模型，即变量之间的关系不是以经济理论为基础的[2]。VAR模型把系统每一个内生变量作为系统中所有内生变量的滞后项的函数来构造模型，其一般形式为：
Yt=A1Yt-1+A2Yt-2+……+ApYt-p+B0Xt+……+BrXt-r+ηt （2）
其中，Yt 是k维内生变量向量，Yt-i（i=1，2，…p）是滞后内生变量向量，Xt-i （i=0，1，…r）是d维外生变量向量或滞后外生变量向量，p，r分别是内生变量和外生变量的滞后阶数。At 是k×k维系数矩阵，Bi 是k×d 维系数矩阵，这些矩阵都是待估计的参数矩阵。ηt 是由k维随机误差项构成的向量。根据AIC信息准则和SC准则取值确定VAR模型最优的滞后项数为3阶，本文VAR模型结果由于篇幅原因不在此输出。再对VAR模型进行稳定性检验，经检验VAR所有根的倒数的模都小于1，AR特征多项式的根全部位于单位圆内，说明所设定的VAR模型是稳定。
（四）协整检验
通过ADF检验可知，时间序列Y与Xi都是I（2）的时间序列，符合协整检验的条件，利用Johansen协整检验对上述时间序列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进行检验。在无约束VAR模型条件下，VAR模型滞后期为3，所以协整检验的VAR模型滞后项数为2。选取“协整方程有截距项和线性趋势向”的Johansen协整检验形式，其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从表1可知，在5%显著水平下，Y与X1、X2、X3、X4、X5、X6之间存在4个协整向量，一般而言，第一个协整向量具有较强的经济解释能力，对该协整向量进行正规化后，得到标准化协整向量和协整方程如下：
Y= 37.06864-12.64184X1+2.296903X2-0.285105X3+0.825545X4+
8.242711X5-10.91818X6+0.281870t
标准误差=（0.71743） （0.04888） （0.15337） （0.02446）
（0.67747） （0.69787） （0.00704） （3）
上述协整方程Xi（i=1，2，……，6）的系数都显著地进入协整方程，这表明，广州市财政收入与国内生产总值、第二三产业产值比、社会从业人数、固定资产投资额、税收收入、税收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之间存在某种长期均衡关系。从各变量的系数绝对值来看，国内生产总值对财政收入的影响最大，其次是税收收入和税收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二三产业产值比对财政收入影响较小，对财政收入影响最小的是社会从业人数和固定资产投资额。也就是说，经济发展水平和税收水平对财政收入影响很大，其次是产业结构，社会从业人数和固定投资影响很小。
（五）向量误差修正模型
由于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也就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不过，从短期来看这种关系可能失衡。下面通过VEC模型来进一步检验广州市国内生产总值、二三产业产值比、社会从业人数、固定资产投资额、税收水平对广州市财政收入的长期和短期关系。运用Eviews7.2软件对这7个变量进行VEC模型的结果，可得如下向量误差修正模型： dYt=0.31-0.78dYt-1-0.03dYt-2-6.61dX1t-1-6.35dX1t-2+0.41dX2t-1-0.01dX2t-2+2.16dX3t-1+2.32dX3t-2+0.48dX4t-1-0.22dX4t-2 +
t=（1.17） （-2.35） （-0.07） （-1.21） （-1.08） （1.00）
（-0.02） （1.17） （1.59）
5.78dX5t-1+5.61 dX5t-2-6.26dX6t-1-5.84 dX6t-2-0.32VECMt-1 （4）
（1.01） （-0.82） （1.04） （0.97） （-1.15） （-0.97） （-1.02）
R2=0.921379 R2=0.803446 F=7.812783 AIC=-5.258479 SC=-4.379584
式（4）中二期滞后的数据一般都不显著，只有各解释变量在滞后1阶的回归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具有统计显著性，模型总体效果良好。上述模型的AIC和SC分别为
-5.258479和-4.379584都很小，说明模型的整体效果显著。从上述误差修正模型（4）可看出，从短期来看，对财政收入影响最大的还是经济发展水平和税收水平，其次是社会从业人数，影响最小是产业结构和固定资产投资。方程误差修正项系数为负，说明存在反向修正机制。
（六）脉冲响应分析
脉冲响应分析用于衡量来自某个内生变量的随机扰动项的一个标准差冲击对VAR模型中所有内生变量当前值和未来取值的影响。对各个变量做脉冲影响分析，结果（见下页图1）：
从下页图1中可得知：X1的冲击在前4期内给财政收入带来先正面后负面较小的响应，从第4期后，将对财政收入带来持续很强的正面影响。当在本期给产业结构X2一个正冲击后，财政收入扰动在前2期并未立即做出了响应，第2期后逐渐出现正响应，在第3期达到最大，这种响应持续到第8期后震荡下降并向零收敛。X3对财政收入扰动立即做出了响应，前两期的响应最大（0.01），第3期后逐渐回落，从第8期后财政收入又开始平稳增长。X4的冲击在前3期内给财政收入带来先正面后负面较小的响应，从第3期后，对财政收入的响应逐渐增强，第4期开始带来持续很强的正面影响。X5、X6对财政收入的扰动都立即做出了响应，第1期的响应最大（0.08），之后这种响应正负波动，在第10期趋于平稳。因此，根据脉冲响应分析，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社会就业、固定资产投资和税收水平对财政收入的影响和前面分析基本一样。
（七）方差分解分析
前面分析了利用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各因素变量对财政收入扰动冲击变化的响应，下面再利用方差分解方法分析各因素变量对财政收入的贡献度。对各个变量做方差分解分析，结果（见图2）：
从上图2可得出如下结论：X1和X3对财政收入的贡献率最大，且X1对财政收入的贡献率存在一个上升的阶段，X3在4期后处于平稳状态；X2对财政收入的贡献率较小；X4、X5对财政收入的贡献率在滞后期间基本保持不变的趋势；X6对财政收入的贡献率最小。上述分析结果与脉冲响应分析的结果一致。
三、研究结论
本文运用中国1978—2011年的数据，对财政收入与经济发展水、产业结构、税收水平等在平稳ADF检验基础上，获得了对应的协整关系，并建立了误差修正模型，应用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和方差分解分析探析国内生产总值、第二三产业产值比、社会从业人数、固定资产投资额、税收收入、税收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对财政收入影响的大小及响应方式，最后得出如下结论：（1）国内生产总值、第二三产业产值比、社会从业人数、固定资产投资额、税收收入、税收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对财政收入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协同关系，且这种均衡协同关系具有反向修正机制。（2）根据协整检验和误差修正模型可知，无论长期还是短期，财政收入的增加受到国内生产总值和税收水平的影响最大。在长期上，对其影响较小的是产业结构，影响最小的是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和社会从业人数。在短期上，社会从业人数对财政收入影响较小，产业结构和固定资产投资额对财政收入的影响最小。（3）根据脉冲响应函数可得，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社会就业人数、固定资产投资和税收水平对财政收入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的冲击对对财政收入具有持续明显的正向冲击效应，尤其是经济发展水平对财政收入产生的冲击响应最大，持续时间长。在前期，税收水平对财政收入的冲击是正面的，之后对财政收入的冲击响应不明显。（4）根据方差分解分析，社会从业人数对财政收入增加的贡献度最大，经济发展水平的贡献度次之，固定资产投资额和税收水平对财政收入的贡献度很小。
结合上述结果和广州市当前经济情况，对市政府增加财政收入提出如下相关政策建议：（1）提高经济发展水平，以经济增长带动财政收入增长。无论是长期还是短期，经济发展水平对财政收入的增加都具有显著影响，因此广州市政府应该大力发展生产力，才能通过增加国内生产总值，为财政收入增长提供的财源。（2）优化产业结构，构建现代产业体系。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经济的持续发展具有强相关性，加快结构调整步伐，坚持产业高端发展，全力建设现代产业体系[3～4]。广州市加快第三产业发展，尤其是现代物流、金融保险、商贸会展和文化旅游等税收量高的现代服务业蓬勃发展，积极培育新的财源增长点。（3）保持税收收入占GDP的合理比例，提高税收征管执行力度。税收收入是广州市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且税收水平对财政收入的冲击很大，因此收税征收部门应该提高税收征管执行力度[5～6]。税务机关要加强税源监控，强化税收业务知识培训，转变工作作风，依法治税、依法征税，通过加强各部门配合，不断提高税收征收率，保持税收随着经济的发展平稳增长。（4）实现充分就业，促进经济快速增长。促进就业作为中央和地方经济工作会议的重要议题，其重要性可想而知。广州市政府相关部门应优化就业环境，建立公平竞争的劳动力市场，引进高端技术人才，开展各种类型的教育培训，提高各层次就业人员的职业素质和专业技能，加大投入发展职业教育落实，从而增加财政收入。 参考文献：
[1] 龚三乐.地区财政收入水平与质量评价及影响因素分析——以广西为例[J].区域金融研究，2011，（4）：78-83.
[2] 李子奈，潘文卿.计量经济学（第3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
[3] 刘心竹，李昊，刘青青，等.中国地方财政收入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J].中国集体经济，2012，（9）：84-85.
[4] 周忠辉，丁建勋，王丽丽.中国财政收入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J].经济研究，2011，（4）：16-17.
[5] 张明艳.河北省财政收入影响因素分析[J].金融教学与研究，2012，（2）：40-43.
[6] 曹海娟，胡怡建，冯苏苇.城市转型期影响上海财政收入增长因素的实证分析[J].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11，（1）：90-97.
Empirical Analysis of Factor Affecting Financial Income in Guangzhou
——Base on VAR Model
HE Deng-jiao
（School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Guangdong Baiyun University，Guangzhou 510450，China）
Abstract：Fiscal revenue is an important indicator of a country’s financial resources.The impact factors of Guangzhou’s fiscal revenue were investigated with a VAR model based on the relevant data of 1978—2011.The results show that： Collabor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industrial structure，employment，investment in fixed assets and long-term stability of the tax level on financial income，and the balanced cooperative relation with reverse revision mechanism，various factors have different effect on the degree of fiscal revenue.
Key words：Guangzhou；finance income；VAR model；impulse response；variance decomposition
[责任编辑 陈凤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