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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的人物品藻始于东汉时期。到魏晋时期，人物品藻在士大夫中盛行，深受清谈之风影响的画家将人物鉴识中所使用的描述语言变成了对人物画技术性判断的评价，对人物绘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人物绘画作品渗透了这种审美精神。
关键词：人物品藻；魏晋玄学；人物画；审美精神
一、人物品藻产生的背景及角度的转变
在魏晋六朝年代里，能产生“人物品藻”的现象并非偶然，魏晋时期人们仍然能执着地欣赏人物的个性和神韵之美，这与它身后的经济、政治背景有很大的关系。
审美、艺术与政治有着重要的内在联系。220年，曹丕以魏代汉。265年，司马氏以晋代魏。社会动乱引起政治制度的重要变化，即官僚选举制度由汉代的乡举里选代之以“九品中正制”。《宋书·恩幸传序》曰：“权立九品，盖以论人才优劣，非为世族高卑。”于是对人的品评议论便成为当时社会政治、文化的中心话题。到了魏晋时期，摆脱了汉代儒教统治下的礼法束缚，多数文人士大夫超脱礼法观念，直接欣赏人的个性美，尊重人的个性价值。人物品藻不再囿于政治范围，逐渐进入生活。这一时期对人的品评标准不再停留在东汉时代的道德、操守、儒学、气节的品评，而是通过人的可见之形、可见之才，发现内在的不可见之性，即发现人的真性情。于是，人的才情、气质、格调、风貌、能力便成了品评的重点。
此时的人物品藻显然不是实用的，而是从审美角度出发的。这种角度的转变对艺术理论和艺术批评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人们不再强调艺术的“成教化、助人伦”的实用功能，而是向着强调艺术审美的功能方向发展。从美术创作队伍来看，魏晋六朝时期文人士大夫们积极参与到绘画创作队伍中，丰富了绘画的内涵。他们大都有一定的社会地位，生活富足，他们可以按照自己感兴趣的题材自由创作，充分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根据自身的审美需要去追求艺术本身的价值，由此绘画也进入了自觉的审美时代。
二、形神兼备的魏晋人物品藻
魏晋人物品藻中，“形”与“神”的关系不是单纯的研究物体的外形和内在的精神之间的关系，而是探讨如何能通过对形的描绘表现其内在的精神。即刘邵所谓“夫色于貌，所谓征神。征神见貌，则情发于目”；“物生于形，形有神情，能知神情，则穷理尽性”等。所以，对“形”与“神”关系的研究要与美学研究联系在一起。因为对描绘对象的刻画，不能仅仅停留在外在的“形”的相似上，而是要通过对外形的描绘表现内在的精神气质，传达出描绘对象的内在情感。使观者达到心灵上的共鸣，能更好地体会绘画的韵味和对象的思绪、性格及情感。
顾恺之在评论《小烈女》时说：“面如恨，刻削为容仪，不尽生气。”即说明对人物内在本性刻画的不彻底。实际上，在审美文化的意义上，重视人的容貌声色之美，往往与自我价值的发现、个性情感的张扬、生命意义的重建等人文思潮的涌动息息相关。描绘自然事物成了一种审美品味，对自然美的发现和关注已成为一种社会风气。正因如此，自然意象的表现就成了人物品藻的一个重要背景。人物的风度、仪表和神气与自然美相互联系和比喻，由此促使现实人物成为一种审美对象，这种人物品藻风气自然而然地渗透到了当时的艺术领域。
三、弘扬人物之美成为人物画创作的主题
在顾恺之所处的时代，人物故事画从单纯说明事件发展到表现一定的感情、气氛，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为之后情节性绘画进一步通过形象的塑造明确表达主题思想开辟了道路，使发源于人物品藻的诸多美学观点在绘画创作中得以实践。所以，人物绘画中所表现的是形象之美，即在人物品藻中追求的人物形象中的“神”，在这种绘画思想的指导下，用绘画技巧把这种“神”表现出来。汉代石刻上的人物画是由画的故事表现其意义、价值，这是求意义、价值于绘画自身之外。这一传统在魏晋时代是有影响力的。魏晋及以后的人物画主要是通过形表现人物的“神”，并决定绘画的意味、价值。这是就绘画自身所作的价值判断，而且完全是艺术的判断。魏晋时代人物绘画的大进步，正在于此。
就人物画来说，西汉、东汉时期画家的绘画创作依附性很强，他们更多地关注用绘画表现自己的情感，很少表现独立的人格美。而魏晋六朝的人物画着眼于表现人物的神气、容貌、风度、仪表等，通过品藻使得人自身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审美的对象，这就形成了魏晋六朝时期人物画的特有风貌。魏晋南北朝时期人物画表达思想和内涵发生了前所未有的转变，尤其是女性题材的绘画创作不再以“成教化、助人伦”为其功能，而是开始寻求能彰显人物神之美的个性、容貌、神韵等绘画语言。顾恺之的《女史箴图》就是一幅在传统教化功能统治下由女性题材绘画逐渐转向体现绘画审美功能的作品。例如此画局部《冯婕妤以身挡熊图》中，画家选择了一个瞬间、充满惊险的故事。画面的主人公冯婕妤长带宽衣，亭亭玉立。人物不仅形象美，而且展现了临危不惧的高尚品质。从人物的动势上，可以看出已经被吓得毛骨悚然，其他的人物也做惊若木鸡状和转身逃跑状。人物的懦弱、胆小的形象更加衬托出冯婕妤临危不惧的品德。但是在表现汉元帝的面部特征时，却没有表现为张嘴呼救、恐惧紧张的状态。这并不是画家绘画能力有限，也不是观察事物欠妥，而是由于受到魏晉六朝人物品藻的影响，在这一时期，人物画重要的是对人的风度仪表的欣赏。由此可以分析，顾恺之绘画作品在满足说教功能的同时，充分表现了人物的风度、仪表和神韵。
总之，人物品藻的贡献在于它将品评与审美结合在一起。魏晋六朝的人物品藻的形神兼备直接孕育了美学的形神之论，它成为美学范畴以后，不再是政治上的品评，而是具有了鉴赏和品鉴的审美活动。从魏晋六朝开始，中国绘画真正步入到一个自觉的时代，魏晋六朝的人物画深受魏晋人物品藻之风的影响，它不仅影响了这一时期的绘画理论，更指导着绘画创作。预示着中国绘画由重教化到重审美的转型，对我国人物画的审美具有着划时代的意义。
参考文献
[1]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2]陈绶祥.魏晋南北朝绘画史.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
[3]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作者简介
李明霞（1995-），女，聊城大学美术学院17级研究生，专业为艺术学，研究方向为设计史论。
（作者单位：聊城大学美术学院）
关键词：人物品藻；魏晋玄学；人物画；审美精神
一、人物品藻产生的背景及角度的转变
在魏晋六朝年代里，能产生“人物品藻”的现象并非偶然，魏晋时期人们仍然能执着地欣赏人物的个性和神韵之美，这与它身后的经济、政治背景有很大的关系。
审美、艺术与政治有着重要的内在联系。220年，曹丕以魏代汉。265年，司马氏以晋代魏。社会动乱引起政治制度的重要变化，即官僚选举制度由汉代的乡举里选代之以“九品中正制”。《宋书·恩幸传序》曰：“权立九品，盖以论人才优劣，非为世族高卑。”于是对人的品评议论便成为当时社会政治、文化的中心话题。到了魏晋时期，摆脱了汉代儒教统治下的礼法束缚，多数文人士大夫超脱礼法观念，直接欣赏人的个性美，尊重人的个性价值。人物品藻不再囿于政治范围，逐渐进入生活。这一时期对人的品评标准不再停留在东汉时代的道德、操守、儒学、气节的品评，而是通过人的可见之形、可见之才，发现内在的不可见之性，即发现人的真性情。于是，人的才情、气质、格调、风貌、能力便成了品评的重点。
此时的人物品藻显然不是实用的，而是从审美角度出发的。这种角度的转变对艺术理论和艺术批评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人们不再强调艺术的“成教化、助人伦”的实用功能，而是向着强调艺术审美的功能方向发展。从美术创作队伍来看，魏晋六朝时期文人士大夫们积极参与到绘画创作队伍中，丰富了绘画的内涵。他们大都有一定的社会地位，生活富足，他们可以按照自己感兴趣的题材自由创作，充分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根据自身的审美需要去追求艺术本身的价值，由此绘画也进入了自觉的审美时代。
二、形神兼备的魏晋人物品藻
魏晋人物品藻中，“形”与“神”的关系不是单纯的研究物体的外形和内在的精神之间的关系，而是探讨如何能通过对形的描绘表现其内在的精神。即刘邵所谓“夫色于貌，所谓征神。征神见貌，则情发于目”；“物生于形，形有神情，能知神情，则穷理尽性”等。所以，对“形”与“神”关系的研究要与美学研究联系在一起。因为对描绘对象的刻画，不能仅仅停留在外在的“形”的相似上，而是要通过对外形的描绘表现内在的精神气质，传达出描绘对象的内在情感。使观者达到心灵上的共鸣，能更好地体会绘画的韵味和对象的思绪、性格及情感。
顾恺之在评论《小烈女》时说：“面如恨，刻削为容仪，不尽生气。”即说明对人物内在本性刻画的不彻底。实际上，在审美文化的意义上，重视人的容貌声色之美，往往与自我价值的发现、个性情感的张扬、生命意义的重建等人文思潮的涌动息息相关。描绘自然事物成了一种审美品味，对自然美的发现和关注已成为一种社会风气。正因如此，自然意象的表现就成了人物品藻的一个重要背景。人物的风度、仪表和神气与自然美相互联系和比喻，由此促使现实人物成为一种审美对象，这种人物品藻风气自然而然地渗透到了当时的艺术领域。
三、弘扬人物之美成为人物画创作的主题
在顾恺之所处的时代，人物故事画从单纯说明事件发展到表现一定的感情、气氛，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为之后情节性绘画进一步通过形象的塑造明确表达主题思想开辟了道路，使发源于人物品藻的诸多美学观点在绘画创作中得以实践。所以，人物绘画中所表现的是形象之美，即在人物品藻中追求的人物形象中的“神”，在这种绘画思想的指导下，用绘画技巧把这种“神”表现出来。汉代石刻上的人物画是由画的故事表现其意义、价值，这是求意义、价值于绘画自身之外。这一传统在魏晋时代是有影响力的。魏晋及以后的人物画主要是通过形表现人物的“神”，并决定绘画的意味、价值。这是就绘画自身所作的价值判断，而且完全是艺术的判断。魏晋时代人物绘画的大进步，正在于此。
就人物画来说，西汉、东汉时期画家的绘画创作依附性很强，他们更多地关注用绘画表现自己的情感，很少表现独立的人格美。而魏晋六朝的人物画着眼于表现人物的神气、容貌、风度、仪表等，通过品藻使得人自身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审美的对象，这就形成了魏晋六朝时期人物画的特有风貌。魏晋南北朝时期人物画表达思想和内涵发生了前所未有的转变，尤其是女性题材的绘画创作不再以“成教化、助人伦”为其功能，而是开始寻求能彰显人物神之美的个性、容貌、神韵等绘画语言。顾恺之的《女史箴图》就是一幅在传统教化功能统治下由女性题材绘画逐渐转向体现绘画审美功能的作品。例如此画局部《冯婕妤以身挡熊图》中，画家选择了一个瞬间、充满惊险的故事。画面的主人公冯婕妤长带宽衣，亭亭玉立。人物不仅形象美，而且展现了临危不惧的高尚品质。从人物的动势上，可以看出已经被吓得毛骨悚然，其他的人物也做惊若木鸡状和转身逃跑状。人物的懦弱、胆小的形象更加衬托出冯婕妤临危不惧的品德。但是在表现汉元帝的面部特征时，却没有表现为张嘴呼救、恐惧紧张的状态。这并不是画家绘画能力有限，也不是观察事物欠妥，而是由于受到魏晉六朝人物品藻的影响，在这一时期，人物画重要的是对人的风度仪表的欣赏。由此可以分析，顾恺之绘画作品在满足说教功能的同时，充分表现了人物的风度、仪表和神韵。
总之，人物品藻的贡献在于它将品评与审美结合在一起。魏晋六朝的人物品藻的形神兼备直接孕育了美学的形神之论，它成为美学范畴以后，不再是政治上的品评，而是具有了鉴赏和品鉴的审美活动。从魏晋六朝开始，中国绘画真正步入到一个自觉的时代，魏晋六朝的人物画深受魏晋人物品藻之风的影响，它不仅影响了这一时期的绘画理论，更指导着绘画创作。预示着中国绘画由重教化到重审美的转型，对我国人物画的审美具有着划时代的意义。
参考文献
[1]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2]陈绶祥.魏晋南北朝绘画史.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
[3]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作者简介
李明霞（1995-），女，聊城大学美术学院17级研究生，专业为艺术学，研究方向为设计史论。
（作者单位：聊城大学美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