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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12月26日，南方周末第一个年末特刊《再见，1997》和读者见面了。
作为主编，我只为这期报纸贡献了区区千把字的《主编寄语》，而把大样授权给了退休返聘的前主编老左（左方，南方周末创始人）签发。
当老左签发的清样送去付印时，我正好结束随新闻代表团出访美国的任务回到广州。报纸拿到手的一刻如释重负——这一年，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1997年是我出任南方周末主编的第二年。这一年发生了很多事情。有些人走了，邓小平、王小波、汪增祺……他们和这张报纸有着非同一般的渊源和关系；有些人来了，“打假英雄”王海、写《大连金州没有眼泪》的老榕……这张报纸让他们更广为人知；还有香港回归、三峡工程上马……编辑部一年到头的忙碌可想而知。
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的忙碌常常是，逾越规则而不自知，或明知逾越而犹自为之。很多年以后我才悟出，所有的逾越都是为了抵达，也是为了超越。
1997年的春天，因为一个人的去世而变得忧伤，对他的怀念也变得绵长。这个人就是邓小平。
如何报道国家领导人的讣闻一直有极严格的规定，地方媒体抢发这类新闻不仅大不敬，甚至可视之为忤逆。然而，真要打破禁忌作发自内心的表达，有时候只需要逾越既定范式的勇气。
1997年2月19日的夜晚，国内所有值夜班的报社老总和编辑都彻夜不眠，大家都在等新华社的“重要稿件”。虽然境外风传邓公去世，但没有国家通讯社的发布，一切传闻皆不足为据。这一晚恰好轮到我值南方日报夜班，等到凌晨2时45分，新华社正式公布邓小平去世消息，我急忙打电话通知南方周末的记者编辑赶回编辑部，在措手不及的情况下，决定撤下拼好的头版，换成整版图片表达哀思。
这件事令记者赵世龙至今无法释怀，几天前他从权威渠道获知邓公病危时，就提醒我和其他编辑及早做准备，但心存禁忌的我还是忽略了。
一周后，第681期《南方周末》以“我们的邓小平”为题补充报道来自民间的深切怀念，包括南方周末的怀念。年轻编辑陈菊红选用了南方周末创刊号作图，并写下一则配图短文。文曰：
“13年前的广州报界，诞生了一个婴儿，她取名南方周末。这期创刊号的头版刊登了一篇独家报道：《邓伯伯健步登上罗仙姑山》。
这是她第一次印上‘邓小平’三个字，也是第一次在全国读者面前亮相。那一年的阳光分外灿烂，那一年她以7000份的发行量蹒跚学步。
她踏过无数荆棘，终成一份百万大报。1997年的2月，她却听到一个震天撼地的消息，她重新凝视那第一次烙印过的名字如同用经过数次风雨的心灵抚摸一个与生俱来的印记，那烙印依然温暖而亲切。
印上第681期报头的她，哭了。”
不止一次听老左讲邓小平广东登山和南方周末创刊号的故事，讲邓小平南巡如何鼓舞南方周末勇闯言论禁区的往事。那是一段令人心驰神往的岁月，潜移默化之中，实事求是、改革开放的精魂悄然融入这张报纸的血液。“与生俱来”，何其贴切。
1997年在忙乱中度过，作为主编尚可一说的，或许就是和老左一起改革编辑部的分配制度吧。在当时，这也是一种逾越。
上世纪90年代以前，国有体制下的媒体只能按编制进人，编制就是终身制，就是铁饭碗，难有竞争活力可言。后来，“新闻临时工”出现了，他们一个接一个敲开报社大门，甚至成为主力记者，然而按当时的规定，他们只能拿在编人员薪酬的一半。于是尴尬的情形出现了，不遗余力鼓吹公平正义的南方周末，分配体制却成为内部最大的不公。
郭国松是南方周末第一个聘用记者，他到报社的时间是1996年7月。到1997年底，聘用记者的名单越来越长：孙保罗、曹西弘、赵世龙、余刘文、徐钟、蔡菁、何保胜……对他们薪酬减半的身份歧视，很是挫伤这批人的积极性，而薪酬改革是主编职权范围能做的事，想到了就该去做。感谢在编同事的理解，也拜老左威望所赐，改革没有遇到什么阻力。其实老左早已有此念头，常常在编辑部内鼓吹，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拿一个半人的工资。一拍即合的改革很快水到渠成。原本每个月只拿5000多元的聘用记者，终于也和在编记者一样，拿到1万多元，甚至比“正式工”拿得还多。因为他们优秀。因为他们拼命。
这是一群天生热爱新闻的人。报社给他们一份公平体面的收入，他们的回报是，像守护生命一样守护职业的尊严。
转眼到了1997年12月。一年将尽的日子，编辑部总能感受到一种特别的躁动和兴奋，就像一群孩子雀跃着巴望过年一样——南方周末史上第一个年末特刊正在紧张筹备，主创者正是一群在老左眼里、在我眼里都是孩子的年轻人。放手让年轻人拿一张百万大报做一份特刊，他们的兴奋可想而知。
充分发扬业务民主是南方周末的传统。1992年从四版扩八版，1996年从八版扩十六版，都不是领导拍脑袋，更不是领导说了算。有市场分析，有读者调查，有内部研讨，还有一绝——谁能拿出好的版面方案，谁就做版主（即责任编辑）。做年末特刊是沈颢的提议，他自然成了担纲者，一群年轻人在他的指挥下，对采访过的人物做回访，对重大事件作回顾，对1998年作展望，奔走四方。
就在年末特刊准备投入制作时，我参加了一个国内新闻代表团出访美国。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出国，看大样的任务委托给了老左，但出国前必须为年末特刊写一篇《主编寄语》，这也是我平生第一次写“主编寄语”。初稿改了无数次，直到搭乘飞机出行那一天，伏案写到天快亮，在文章结尾处写下两行字：“希望从来也不抛弃弱者”“希望就是我们自己”，搁笔长舒一口气，匆匆把稿件放到报社传达室，提着行李就直奔机场。
在美国待了半个月，心里一直对年末特刊牵肠挂肚的。因为时差和省钱的缘故，常常只能半夜溜出酒店，到街頭电话亭给老左打越洋长途，老人家总是语气笃定，叫我放心。
访问美国的最后一站是纽约。在纽约，我们最后访问的人是陈婉莹。这位华人女记者当时正在纽约自由论坛基金会的媒体研究中心做研究员，她的记者生涯充满传奇——她是最早揭露华人黑帮组织偷渡的记者，黑帮曾经要用5万美元买她的人头；她是勇敢报道台湾巨额献金案的记者，被台湾当局控以刑事诽谤罪，最终她赢了官司。
时值圣诞节前夕，访问陈婉莹那天，陈婉莹的老东家《纽约每日新闻》正好做了32个版专刊，报道戴安娜王妃的两个小王子过第一个没有妈妈的圣诞节。陈婉莹对老东家表达了强烈的不满：“这是滥用公众传媒！”
陈婉莹对媒体滥用话语权的极度警惕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而她秉持独立人格、秉持公正立场、秉持公众利益的坚定态度，则让我想起张季鸾先生著名的立报理念：不党，不卖，不私，不盲。
没想到，几年后陈婉莹会来到香港大学创办新闻传播学院，还邀请了南方周末前常务副主编钱钢前去任教，一起推动传媒事业的进步。他们所做的研究和他们搭建的平台，令我和内地许多同行不断从中受益。这些都是后话了。
访美任务结束了，眼看就要回国。掐指算来年末特刊的大样已经送审完毕，我最后一次往广州拨通了老左办公室的电话，大洋彼岸传来老人爽朗开怀的笑声：“这期报纸就等着开机印刷了。不用担心，这帮年轻人做得非常精彩！”
老左很少轻易夸奖人。放下纽约街头电话亭的电话，我为年末特刊悬挂着的心也稳稳地放下了。
1997年，南方周末尝试过许多逾越，破天荒由一群年轻人推出年末特刊是其中一次。逾越是为了抵达，也是为了超越。超越的结果之一，就有了后来著名的“新年献词”。
作为主编，我只为这期报纸贡献了区区千把字的《主编寄语》，而把大样授权给了退休返聘的前主编老左（左方，南方周末创始人）签发。
当老左签发的清样送去付印时，我正好结束随新闻代表团出访美国的任务回到广州。报纸拿到手的一刻如释重负——这一年，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1997年是我出任南方周末主编的第二年。这一年发生了很多事情。有些人走了，邓小平、王小波、汪增祺……他们和这张报纸有着非同一般的渊源和关系；有些人来了，“打假英雄”王海、写《大连金州没有眼泪》的老榕……这张报纸让他们更广为人知；还有香港回归、三峡工程上马……编辑部一年到头的忙碌可想而知。
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的忙碌常常是，逾越规则而不自知，或明知逾越而犹自为之。很多年以后我才悟出，所有的逾越都是为了抵达，也是为了超越。
1997年的春天，因为一个人的去世而变得忧伤，对他的怀念也变得绵长。这个人就是邓小平。
如何报道国家领导人的讣闻一直有极严格的规定，地方媒体抢发这类新闻不仅大不敬，甚至可视之为忤逆。然而，真要打破禁忌作发自内心的表达，有时候只需要逾越既定范式的勇气。
1997年2月19日的夜晚，国内所有值夜班的报社老总和编辑都彻夜不眠，大家都在等新华社的“重要稿件”。虽然境外风传邓公去世，但没有国家通讯社的发布，一切传闻皆不足为据。这一晚恰好轮到我值南方日报夜班，等到凌晨2时45分，新华社正式公布邓小平去世消息，我急忙打电话通知南方周末的记者编辑赶回编辑部，在措手不及的情况下，决定撤下拼好的头版，换成整版图片表达哀思。
这件事令记者赵世龙至今无法释怀，几天前他从权威渠道获知邓公病危时，就提醒我和其他编辑及早做准备，但心存禁忌的我还是忽略了。
一周后，第681期《南方周末》以“我们的邓小平”为题补充报道来自民间的深切怀念，包括南方周末的怀念。年轻编辑陈菊红选用了南方周末创刊号作图，并写下一则配图短文。文曰：
“13年前的广州报界，诞生了一个婴儿，她取名南方周末。这期创刊号的头版刊登了一篇独家报道：《邓伯伯健步登上罗仙姑山》。
这是她第一次印上‘邓小平’三个字，也是第一次在全国读者面前亮相。那一年的阳光分外灿烂，那一年她以7000份的发行量蹒跚学步。
她踏过无数荆棘，终成一份百万大报。1997年的2月，她却听到一个震天撼地的消息，她重新凝视那第一次烙印过的名字如同用经过数次风雨的心灵抚摸一个与生俱来的印记，那烙印依然温暖而亲切。
印上第681期报头的她，哭了。”
不止一次听老左讲邓小平广东登山和南方周末创刊号的故事，讲邓小平南巡如何鼓舞南方周末勇闯言论禁区的往事。那是一段令人心驰神往的岁月，潜移默化之中，实事求是、改革开放的精魂悄然融入这张报纸的血液。“与生俱来”，何其贴切。
1997年在忙乱中度过，作为主编尚可一说的，或许就是和老左一起改革编辑部的分配制度吧。在当时，这也是一种逾越。
上世纪90年代以前，国有体制下的媒体只能按编制进人，编制就是终身制，就是铁饭碗，难有竞争活力可言。后来，“新闻临时工”出现了，他们一个接一个敲开报社大门，甚至成为主力记者，然而按当时的规定，他们只能拿在编人员薪酬的一半。于是尴尬的情形出现了，不遗余力鼓吹公平正义的南方周末，分配体制却成为内部最大的不公。
郭国松是南方周末第一个聘用记者，他到报社的时间是1996年7月。到1997年底，聘用记者的名单越来越长：孙保罗、曹西弘、赵世龙、余刘文、徐钟、蔡菁、何保胜……对他们薪酬减半的身份歧视，很是挫伤这批人的积极性，而薪酬改革是主编职权范围能做的事，想到了就该去做。感谢在编同事的理解，也拜老左威望所赐，改革没有遇到什么阻力。其实老左早已有此念头，常常在编辑部内鼓吹，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拿一个半人的工资。一拍即合的改革很快水到渠成。原本每个月只拿5000多元的聘用记者，终于也和在编记者一样，拿到1万多元，甚至比“正式工”拿得还多。因为他们优秀。因为他们拼命。
这是一群天生热爱新闻的人。报社给他们一份公平体面的收入，他们的回报是，像守护生命一样守护职业的尊严。
转眼到了1997年12月。一年将尽的日子，编辑部总能感受到一种特别的躁动和兴奋，就像一群孩子雀跃着巴望过年一样——南方周末史上第一个年末特刊正在紧张筹备，主创者正是一群在老左眼里、在我眼里都是孩子的年轻人。放手让年轻人拿一张百万大报做一份特刊，他们的兴奋可想而知。
充分发扬业务民主是南方周末的传统。1992年从四版扩八版，1996年从八版扩十六版，都不是领导拍脑袋，更不是领导说了算。有市场分析，有读者调查，有内部研讨，还有一绝——谁能拿出好的版面方案，谁就做版主（即责任编辑）。做年末特刊是沈颢的提议，他自然成了担纲者，一群年轻人在他的指挥下，对采访过的人物做回访，对重大事件作回顾，对1998年作展望，奔走四方。
就在年末特刊准备投入制作时，我参加了一个国内新闻代表团出访美国。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出国，看大样的任务委托给了老左，但出国前必须为年末特刊写一篇《主编寄语》，这也是我平生第一次写“主编寄语”。初稿改了无数次，直到搭乘飞机出行那一天，伏案写到天快亮，在文章结尾处写下两行字：“希望从来也不抛弃弱者”“希望就是我们自己”，搁笔长舒一口气，匆匆把稿件放到报社传达室，提着行李就直奔机场。
在美国待了半个月，心里一直对年末特刊牵肠挂肚的。因为时差和省钱的缘故，常常只能半夜溜出酒店，到街頭电话亭给老左打越洋长途，老人家总是语气笃定，叫我放心。
访问美国的最后一站是纽约。在纽约，我们最后访问的人是陈婉莹。这位华人女记者当时正在纽约自由论坛基金会的媒体研究中心做研究员，她的记者生涯充满传奇——她是最早揭露华人黑帮组织偷渡的记者，黑帮曾经要用5万美元买她的人头；她是勇敢报道台湾巨额献金案的记者，被台湾当局控以刑事诽谤罪，最终她赢了官司。
时值圣诞节前夕，访问陈婉莹那天，陈婉莹的老东家《纽约每日新闻》正好做了32个版专刊，报道戴安娜王妃的两个小王子过第一个没有妈妈的圣诞节。陈婉莹对老东家表达了强烈的不满：“这是滥用公众传媒！”
陈婉莹对媒体滥用话语权的极度警惕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而她秉持独立人格、秉持公正立场、秉持公众利益的坚定态度，则让我想起张季鸾先生著名的立报理念：不党，不卖，不私，不盲。
没想到，几年后陈婉莹会来到香港大学创办新闻传播学院，还邀请了南方周末前常务副主编钱钢前去任教，一起推动传媒事业的进步。他们所做的研究和他们搭建的平台，令我和内地许多同行不断从中受益。这些都是后话了。
访美任务结束了，眼看就要回国。掐指算来年末特刊的大样已经送审完毕，我最后一次往广州拨通了老左办公室的电话，大洋彼岸传来老人爽朗开怀的笑声：“这期报纸就等着开机印刷了。不用担心，这帮年轻人做得非常精彩！”
老左很少轻易夸奖人。放下纽约街头电话亭的电话，我为年末特刊悬挂着的心也稳稳地放下了。
1997年，南方周末尝试过许多逾越，破天荒由一群年轻人推出年末特刊是其中一次。逾越是为了抵达，也是为了超越。超越的结果之一，就有了后来著名的“新年献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