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振新和戴志康只是众多金融大鳄的缩影，在中国金融业长达近20年多年的狂飙之中，还有更多的枭雄式人物，他们或半路坠马，锒铛入狱。当然，更多人都笑到最后，在英美加澳或者新加坡的豪宅和高尔夫球场闲庭信步，遥控国内资产版图。
　　显然，中国富人以上这种创富、暴富和藏富的逻辑，到了需要改变的时候。

反思金融的“中国式”狂飙

　　大多数资本大鳄、大佬的发迹故事，基本上都植根于金融体系的某些特殊性。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金融体系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通过中央银行法和商业银行法的颁布，以及一系列的坏账剥离，金融和财政分家，银行体系得到重塑，它们逐渐成为利润导向的金融机构。二是随着沪深交易所开市和中国证监会的设立，资本市场开始按照一种特殊逻辑崛起。中国金融业步入了狂飙时代，至今已有20多年时间。

显然，中国富人以上这种创富、暴富和藏富的逻辑，到了需要改变的时候。

　　银行的利润导向是银行改革的一大成绩，但改革很难说是完全彻底的。改革之后，甚至是上市之后的银行依然存在两大问题：一是对预算软约束的国企存在过度放贷的现象，二是对民企的放贷过程中依然存在着一些寻租行为。每一家民营财团和资本大佬的背后，很可能都站着一家或数家“主力银行”。在近年的反腐行动中，落马的银行人士很多都和民营大佬间有着很深的利益往来。
　　在经济高速腾飞的时代，民企大佬从银行体系汲取发展之资，至少有两种途径。一是“贷款特权”。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银行对民企尚缺乏认知，国企依然是银行的主要融资对象，大量民企只能通过高成本的民间灰色市场融资。在这一时期，一家民营企业如果能通过关系或其他手段从银行贷到款，那么就等于获得了相对于其他民企的资金成本优势。可以说，当时的民企贷款更类似于是一种“贷款特权”。
　　这种“贷款特权”在房地产市场尤为突出，房地产是典型的资金密集产业。观察20世纪90年代即开始崛起的那一批地产公司，它们主要是两类，一类是国企类，所谓“招保万金”四大金刚—招商、保利、万科和金地四家，它们要么背靠中央国企，要么背靠地方国资。总之，国有信用保证了它们在地产这个资金密集特殊产业率先崛起。
　　另外一些民营地产公司的创始人，则多半都有着独特的资源优势，他们可能有着大院背景。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某些品牌价值一般、规模效应也不强的中小型地产公司，之所以能在多次中央政府的地产调控大潮中岿然不动，必然是因为有着某家或数家银行的全力支持。背后故事，耐人寻味。
　　民企大佬崛起的另一种方式是“跨市场套利”，即他们从银行获得贷款之后，用于直接投资，比如进入资本市场。这种操作本身是违规的，但金融大鳄和银行之间有着不断进行“金融创新”的动力和默契。
　　比如，银行贷款不能拿去炒股，但银行作为掌握高净值人群信息最多的金融机构，它们可以作为私募和理财产品的“通道”，于是资金依然会流入大佬手中，在银行体系和资本市场之间进行套利。对银行来说，它们可以提取丰厚的佣金，而且还能提升中间业务收入的占比，而这一占比的提高，又刚好是银行经营改革的“成绩”。
　　在20多年的时间通道之中，民营企业家们借助于银行体系的创富故事，可以说风起云涌。在中国各种富豪榜的榜单上，地产商长期都是第一阵营，不容挑战。

金融改革仍然在路上

　　富豪榜的第二阵营则是“技术富豪”，但这一群体必须一分为二。一是马云、马化腾和刘强东等互联网富豪，他们的企业在海外上市，并受全球的投资者追捧。即使他们很大程度是因为商业模式，而非原创性技术革命而致富，但他们至少是最市场化的技术富豪和真正的企业家。
　　而另一群“技术富豪”则是某些在A股上市的“创新富豪”，由于A股特殊的发行机制和二级市场结构，一旦上市就意味着成为百亿千亿级富豪。其实，他们很多人不但没有技术创新，甚至连商业模式的创新都没有。
　　2015年6月，腾讯公司创始人、董事会主席兼CEO马化腾在中国证监会的一次演讲中表达了这类人的不屑。他说，自己对那些股价飙升的A股互联网妖股无法理解，这些企业在互联网行业中，根本就排不上号。一向谨言慎行、崇尚闷声发大财的潮汕人马化腾，终于也有了“态度”。

《决定》中，对金融改革的着墨从字数上看并不多，但提到的几个关键词，非常值得关注。

　　在财经舆论场之中，有两种耳熟能详的排行榜：一种是根据企业销售收入的排序，如世界500强的排行榜；另一种是根据股权市值的排序，这是富豪榜。在中国，第一种排行榜彰显了国有企业的强大，而第二种排行榜则折射了金融体系的某些特殊性，或者说它需要改革的必要性。
　　造富能力最强的市场，一直都是资本市场，即是作为“银行宠儿”的某些房地产商，他们在富豪榜单上的位置，依然是根据所拥有企业股权的市值来计算的。可以说，资本市场是一个既事关公平正义，也关乎国家创新后劲的改革突破口。
　　资本市场应该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它既有着融资功能，也有投资功能。在融资端，发行制度的市场化是一条必由之路，科创板开板是一个开始。让那些真正创新的企业上市，让资金要素流入那些真正愿意创新的企业家，而不是套利者。在投资端，投资者的投资所获绝非仅仅是让二级市场玩“零和游戏”的资本利得，它还包括了上市公司的必要分红。
　　在《决定》中，对金融改革的着墨从字数上看并不多，但提到的几个关键词，非常值得关注。《决定》指出，“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完善基础货币投放机制，健全基准利率和市场化利率体系。”这一提法指向了银行体系资金供应的源头，取向依然是市场决定资源的配置。
　　《决定》还指出，“加强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健全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现代金融体系，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其中，“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的重点在于“基础”二字，它意味着监管已经从更高、更深的层面来看待资本市场的改革，科创板发行制度改革显然是一种基础制度建设。
　　此外，“普惠性”的表述则有着更广泛的内涵和外延。比如，中小企业是中國社会稳定的基石，也是实体经济的根基，而它们获得金融体系的融资平等权或国民待遇，既事关效率问题，也指向公平正义。与此同时，资本市场也同样存在着“普惠性”问题。一级市场的寻租股东、二级市场的资本大鳄和富人理财计划的持有者们可以日进斗金，而中小投资者也有投资获利的权利。
　　效率和公平，从来都不是此消彼长的问题，很多时候，它们是互相促进的。随着经济结构的转型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这一点将愈发毋庸置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