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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伪翻译”小说是清末民初翻译者常用的手段之一，他们将自己的创作冠上译作之名发表，而著名鸳鸯蝴蝶派小说家周瘦鹃也是其中一员。他的众多译作中便有“假托他人”之作，他的这些“伪翻译”小说是西方短篇小说的内容与中国儒家思想相融合的典型。虽然这些短篇小说是作家的假想之作，但它既具有民族特色又带有西方色彩，是儒家思想版图下的西方想象。
关键词：周瘦鹃;短篇小说;伪翻译;儒家思想
以“仁为核心”和“人为贵”的儒家思想体系不仅影响到国家治理体系，它对个人的思想、生活态度、行为方式，甚至是对作家的创作等等都产生影响。周瘦鹃在作“伪翻译”小说时，小说的思想内容便带有浓厚的儒家思想和鲜明的西方意识。
周瘦鹃是清末民初著名的翻译家，他借助译者的身份便利，早年创作了不少的“拟翻译”体小说，假借外国作家之名，敷衍外国之事。1914年，他曾借小说《断头台上》“附识”坦陈：“余为小说，雅好杜撰。年来近作，有述西事而非译自西文者，正复不少。如《铁血女儿》《鸳鸯血》《铁窗双鸳记》《盲虚无党员》《孝子碧血记》《卖花女郎》之类是也[1]。”“伪翻译”在清末民初的文坛可谓是稀松平常之事，但周瘦鹃却敢于自曝其假。我们在感叹他的勇气的同时，又不禁考虑他为什么要做“伪翻译”小说。他在《断头台上》的“附知”中直接说明：“盖移译辄为原文所束缚，殊苦其不自由著，则又病吾国事情多枯窘。乏味言情之作，直是千篇一律用是每喜杜撰随吾意想所至笔之于书颇觉醉，醉有味此作（断头台上）。一篇亦出于杜撰，初无原文可稽，自以为其事至奇特，未经人道惟是向壁虚造难免瑕疵夫惟，大雅幸垂谅之。”
翻译对周瘦鹃来说并不是一种“自由的创作”，因为他必须遵循原作者的构思来进行创作;而另一方面，自我创作虽然拥有较大的自主性，但是中国传统言情小说俗套情节模式又令他感到厌烦，喜欢求新求变的周瘦鹃决定在翻译和创作之间取长补短，自行“发明”一种外国作品来供读者欣赏。这些作品表现了周瘦鹃对更多样化的写作题材和更活泼的创作灵感的追求，从中也可察觉到他所接受的西方文学影响。
一、侠、孝、爱——伪翻译的三大主题
目前确知周瘦鹃的“伪翻译”作品是《绿衣女》《鸳鸯血》《铁血女儿》《卖花女郎》《孝子碧血记》《盲虚无党员》《铁窗双鸳记》。这些作品符合中国传统儒家思想所宣扬的侠义、仁爱、孝悌观念。
在武侠小说发展上，清代的侠义小说既有传承，又有创新，这一创新表现为在小说中侠的形象显现着儒家思想的烙印。这些侠回归于正常社会生活中，并担负起御辱保国的重任，表现出儒家知识分子的用世思想。侠对于自身道德、情感与责任的认识，对于民族、国家生存的关注，使武侠小说类型的品味得到提升，内涵更加丰富，这些影响了后代武侠小说的创作。
周瘦鹃的“伪翻译”小说中的侠是披着西方外壳的中国儒侠。比如《盲虚无党员》中的铁三是一位行踪诡异、擅长易容术的老人，平素行侠仗义，不仅帮助孝顺的女主角改扮男装报了父仇，还在她被捕受审后用计助她脱身，可谓是神通广大。这里的铁三就是一个关心国家、民族生存的儒侠，他是“虚无党”的党魁，带领“党员”，为推翻腐败的政府而努力，刺杀那些贪官污吏。他虽然不是直接走在观众面前的侠客，但他在暗中谋划布局、调动党员做了许多保国的事情，他是一名入世的侠客。铁三作为一名儒侠，他身上具备的不仅是儒家的济世精神，还有儒家的仁、义、信的思想。他是一个善良的人，听到女主角欲跳湖自杀，他急忙跑过去救下她，而全然不顾自己的瞎眼，在黑暗中凭借一腔仁爱之心救下他人。救下女主角摩丽娜并得知她的遭际后，果断将她带回自己的秘密基地，并允诺会帮她报父仇。摩丽娜相信这位素昧平生的老人，老人铁三也信守承诺，说到做到。他先是找到机会让摩丽娜前往仇人家中，借机杀了仇人，并告诉摩丽娜若是被抓尽管安心入狱，他一定会救她的。摩丽娜果然被抓入狱，并被流放西伯利亚，铁三伪装成押送犯人的军官，带着摩丽娜逃出生天。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铁三这位虚无党的党魁有勇有谋，讲究诚信，绝无虚言，又富有仁爱之心，是名副其实的儒侠。
周瘦鹃在塑造侠的形象时没有性别的限制，他对侠女的潇洒形象也有相当的描摹，他在“伪翻译”小说《绿衣女》之中，塑造了一位神出鬼没、“大爱无疆”的女侠。绿衣女行侠仗义，行走人世间，只要有不平之事她都会出手，遇到可怜之人她都会相助，在行侠路上，她还帮助男主泌尔斯救下他的好友，泌尔斯爱上这位侠女，绿衣女对他也有情，但她为了天下大义，决定放弃男女之情，继续仗剑走天涯。绿衣女身上也具有儒侠的特质，她的仁爱之心，她的大义，都闪烁着儒家思想的光辉。
孝悌观念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讲究孝道是中国千百年来的传统美德，这一美德在周瘦鹃的“伪翻译”中也表现得淋漓尽致。比如小说《铁血女儿》《卖花女郎》《孝子碧血记》都具有厚重的孝道观念。《铁血女儿》中马蒂尔德以为父亲身亡，日日哭泣，后得知父亲被关在监狱里，决心前去救下父亲。她历经种种艰难，最后才见到父亲。可那时她的父亲已被送上断头台，她见父亲即将被砍头，冲上前去替父亲挡住那钢刀，可惜两人都命丧钢刀之下。这时的断头台上流了一地的血。但不知何为父之血，何为女之血。马蒂尔德是一位孝顺的女儿可以为了父亲牺牲自我，这样的孝女形象，在另一篇《卖花女郎》中也得到摹写。尤琪尼亚是位出了名的孝女，平日里卖花赡养祖母和酗酒的父亲，还要时时遭受父亲的打骂，可她毫无怨言。父亲多日未归，她心中暗道奇怪，前去打听得到的消息却是父亲醉酒误杀警署门前的看守，三天后要被处以死刑。尤琪尼亚一心想要救下父亲，于是化妆成牧师前往监牢中与父亲对换衣服，让父亲逃出生天，而自己代父亲死在断头台上。这类孝女不仅具备儒家思想中的孝道精神还有勇有谋，她们不畏死亡，勇于牺牲自我成全孝道。她们的孝义不是盲目的，她们在困难面前凭借的不仅仅是一腔孝心，更多的是她们的谋智，才使她们的孝道精神发挥出最大的效果。
爱国思想也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忠君爱国古已有之，只不过随着时间朝代的演变发生了变化，到清末民初时，爱国思想仍是主流思想，尤其是在当时内忧外患的情况下，爱国思想尤其重要。這一爱国意识在周瘦鹃创作的“伪翻译”小说中也有体现。他的《铁窗双鸳记》《鸳鸯血》虽然是在爱情的模式下，但讲述的却是爱国的故事。《铁窗双鸳记》中波兰爱国志士马德克里夫妇为国捐躯，以自我的牺牲来痛斥卖国奴。《鸳鸯血》中的莫罗司克为了国家为了政党，放弃自己的爱情，杀了出卖政党的女友，最后被抓上法庭，即使被判死刑也绝不供出政党所在地以及党员同志的消息，他用自己的生命和爱情成全自己的一腔爱国情。 二、中西思想作用下的“伪翻译”小说
清末民初的翻译潮，使得作家和读者都能受到西方文学的熏陶，这为“伪翻译”小说创作提供了文化基础。随着翻译作品大量涌入中国，“伪翻译”小说的创作也开始盛行。周瘦鹃作为著译一体的小说家，翻译是他文学实践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之所以会选择作“伪翻译”小说，不只是受当时文坛上的“伪译”潮的影响，更多的是中西思想作用下的结果。
“伪翻译”在我国晚清时期十分活跃，发挥的作用非同小可，这与当时复杂的社会背景与时代背景分不开。当时的国家处在内忧外患之中，学习西方成为一大批作家的自觉活动，而学习西方的重要途经之一就是翻译西方的著作。但很多翻译者其实并不精通外文。为了紧跟时代的潮流或者是为了创作出符合时代需要、市场需求的作品，大批的作家投身到“伪翻译”的创作中。周瘦鹃也是加入这股“伪翻译”热潮的作家之一，但他的翻译不是“因偏离源文本太远而导致信息传达不完整造成失真的翻译，而是借助翻译的名义而没有源文本存在实为创作的活动”[2]，他的“伪翻译”是作家自己选择的结果。
周瘦鹃曾担任过英文教员且精通英文，若想要翻译外国作品对他而言是件相对简单的事情，但他却作“伪翻译”小说。他的“伪翻译”“真创作”均作于1912年至1913年间，尚在少年时期的周瘦鹃便深谙外国小说的特征，并加以运用，可谓中西合璧短篇小说的典型。事实上，周瘦鹃的“伪翻译”小说是一种以西方国家故事叙述为主线的“中国异域小说”。
清末中国文坛接受虚无党小说主要是基于反对清朝专制统治的热情，当时的“虚无党小说”对社会影响极大，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致力于推翻清政府、刺杀满清官员、弘扬汉民族大义的风潮与之密切相连。“将西方国家想象成为满是中国“孝悌”思想充斥的场域，將中国的纲常伦理演绎为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规范，使中国读者藉此树立传统道德的普适感，巩固、维护孝道的统治地位。[3]”同时，周瘦鹃又通过这些小说将西方的自由恋爱、以命殉情的浪漫思想传入中国，为古老中国的小说输送了不少新鲜血液。逆向观之，“‘伪翻译’可说是周瘦鹃本人的一种‘易容扮装’，他透过读者想象的‘西方作家’之口，述说一些离奇甚至荒诞的故事，创造出一个与现实的西方世界平行的虚拟世界”[4]。
伪翻译的出现，显示翻译小说对读者已具有相当的吸引力，这些伪翻译的作品是一种特殊的想象产物。他们在主张学习西方文明的同时，也自觉维护孝道在中国的崇高地位。周瘦鹃在他的“伪翻译”中浓笔重彩地描写孝子孝女的故事，或许也希望藉由这些故事来反驳国外无孝子的观念。
生活在特定历史阶段和社会中的读者对他们阅读的对象具有期待，这一期待受读者的阅读水平和当时的社会环境以及作家创作的影响。一部作品在作者创作以后，它的终端必定是读者群，倘若没有读者的期待，那么“伪翻译”现象就不会存在，至少不会长期存在下去。伪译作品中符合了特定时代部分读者的期待。比如周瘦鹃的“伪翻译”小说中的虚无党小说就因其布局悬念迭生，情节曲折离奇，与侦探小说颇有相似之处而广受晚清读者的欢迎。他的“伪翻译”作品受欢迎还因为读者是受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他们对侠的观感、对孝悌的接受等都使得他们很容易接受作家创作的“伪翻译”小说，甚至可以说这是他们在儒家思想影响下对“伪翻译”小说的自觉接受。他们的接受行为对作家来说是直接刺激其创作“伪翻译”的源泉。
“周瘦鹃并未在他的伪翻译中刻意模仿西方小说的文字风格，因为他早期不论是创作、翻译或“伪翻译”，都带有浓重的中国色彩，这让他在作伪翻译作品时更加方便，无需刻意模仿西方语言[5]。”无需讲究语言形式上的殊异性，读者自然也就难以单单从周瘦鹃所使用的文体上去分辨何为创作、何为翻译，毕竟在读者眼中，周瘦鹃的“伪翻译”小说和他的翻译小说的思想内容都是相似的，都是儒家思想和西方内容、意识等的结合体。
周瘦鹃“伪翻译”小说的主角们往往具有侠义气概、孝顺父母和爱国保国的特质，他们的英勇事迹多半是与孝道相关的：有的人为了替父亲复仇而冒险刺杀官员，有的人则不忍见父亲犯罪受刑，以身代之。这类故事呈现了周瘦鹃心目中的孝道真谛，而他之所以将故事背景摆在西方，也隐然有借西方文化的强势力量来维护中国传统孝道地位的意思，这是受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影响的结果。儒家思想中的忠、义、侠、孝等思想从古至今依然强势地影响着中国人，所以作家在创作时有意无意地维护儒家思想既符合时代需求，又顺应读者的阅读需要。
三、新的文化意识形态下的交流与警示
晚清时期的翻译高潮，在中西民族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笔。这一时期，大量的翻译作品涌入中国，对中国近代社会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在这场翻译潮中大量虚无党小说、侦探小说、侠义小说、言情小说被引进中国语境，成为作家们西方想象的重要来源，也成为读者了解西方文学特征和文化形式的重要渠道。这些作品让读者对西方有了一定的印象。“当时所译介的西方小说同样为大众读者塑造了某些特定的西方想象（例如西方人生性浪漫、富于冒险精神等），而这些想象又通过报刊杂志，被翻译的小说，以及衍生性的文学创作（如“伪翻译”）等，持续地自我抄袭、复制和变异，形成一个距离真实的西方文化更为遥远、却也更反映出作为中国的‘他者’而存在的‘西方世界’”[6]。
虚无党小说的译介热潮和推翻满清的革命高潮几乎是同步出现的。周瘦鹃借用了虚无党小说的某些形式特征来帮助他写出心目中的侠义小说，虽然他在故事里放入了手枪、炸弹、易容术等西方事物，其基本情调仍是传统的侠客/刺客传奇。晚清文人著译的虚无党小说里所包含的激进革命意识，到了民初周瘦鹃的“伪翻译”中，已成为一种爱国主义。儒家思想中的爱国思想，多是一种狭隘的爱国观念。中国人的国家观念是在晚清中国被西方帝国主义欺侮以后才逐渐形成。孙中山建立中华民国，但不久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窃取。此后北洋政府时期，内部政局动荡，外部也战况频发。在这样的时局下，作为一个有民族良心的文人，周瘦鹃也时刻为国家民族的命运揪心。他的“伪翻译”小说在外国故事的外衣下发出不平之声，对于同声相求的读者有激励和警示的作用。他还翻译了许多爱国作品，他期望通过国外故事来激发国人的爱国之心，唤醒醉生梦死的中国人，并宣传新的家国观念。 伪翻译大量出现与社会文化形态有着密切的关系，它们集中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的意识形态及其需求，在一定程度也引领并反映特定时期的社会思潮。伪翻译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为社会研究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途径。“清末民初大量伪翻译的出现反映出由于长期的闭关锁国及由此造成的落后，使得读者对域外事物充满好奇，急需包括思想、道德乃至艺术形式在内的新鲜血液的输入，这种大范围的诉求可以解释为什么当时出现“伪翻译”的创作热潮，这些“伪翻译”作品为中西方思想交流提供了可能。”[7]
周瘦鹃的“伪翻译”作品缺少激进的政治意图，而增加了浪漫的异国想象和激情的道德训诫。他不愿用话语言说政治诉求，更多的是希望通过“伪翻译”作品的描写，让国人了解西方的思想文化，并在此基础上给予国人以道德训诫和警示。
在晚清民初的译界，周瘦鹃“拟翻译”体创作并非个案，而是常见现象。翻译具有相当强的文化建构能力，“当某一外国语言的翻译小说数量累计达到相当程度时，它们便反过来拥有形塑这种外国文化之形象的力量，足以影响诸多本国读者对此一文化的观感”[7]，而“拟翻译体”正好可把创作者想表达的对外国形象的理解或期待国人了解的外国形象潜藏于其间。周瘦鹃就是将自己对西方文化的理解融合进儒家思想中，或者可以说他的“伪翻译”小说是在儒家思想版图下的西方想象。这一想象是为了促進文化意识的交流，尤其是希望通过这类“伪翻译”的小说对国人进行警示，这种作用可以从他拟作中的主题得知。
他的“伪翻译”小说主题大致有三：一是承接晚清虚无党的风潮，这类虚无党人身上具有中国儒家思想中的侠、孝、信。二是张扬孝行孝道，借西人证明孝之意义。其本质是“一种建立在西方的东方主义与中国的西方主义达成共识基础上的自我东方主义行为”[8]。三是爱国报国思想，忠君爱国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周瘦鹃在“伪翻译”小说中也塑造了一批具有浓厚爱国思想的爱国者。
周瘦鹃的“伪翻译”小说，一方面构建起了自己的现代民族国家想象;另一方面又塑造了一些外国人形象，通过丰富多彩的异域风情，“较为客观冷静地为中国文学，带来了全新的审美景观”[9]。他对短篇小说的偏爱也始于此时。周瘦鹃在中西文化间调和、斡旋的想象力和激情奠定了他一生小说创作的基础，为他在传统中国、现实中国与现代西方三者之间创作中西合璧的短篇小说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此外，“伪翻译”创作中大多数伪翻译行文简单，用语朴素形象，鲜有十分拗口的文字，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阅读者的门槛，增加了作品的趣味性，使得更多的人有阅读机会，并乐意去阅读，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文化的交流与传播。
从作者的翻译主题、思想内容中可看出周瘦鹃期望通过“伪翻译”小说的创作，促使中西方文化意识形态下的交流，并通过这一交流对国人产生警示作用并激起国人的一片爱国之情。他企望“伪翻译”这一途径让读者更好地接受西方文化的熏陶，了解西方文化。在西方文学大量进入中国，翻译形成大潮的情况下，作家想要读者能够更快接受自己的思想就需要选择一条既符合中国儒家思想特质又具备西方意识的创作道路，那就是“伪翻译”。所以周瘦鹃在儒家思想的版图下对西方进行想象，他的这一想象不是凭空而来，而是他在大量翻译西方文学，了解西方文学的基础下的创作，是融合中西思想的佳作。
作者简介：夏玉婷（1995—），女，福建宁德人，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代小说。
参考文献：
〔1〕周瘦鹃.说部：断头台上[J].游戏杂志，1914（5）：87-101.
〔2〕李昆明.伪翻译的社会价值研究[J].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学报，2012，12（01）：73-76.
〔3〕季淑凤.翻译与借鉴：论周瘦鹃中西合璧的短篇小说[J].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31（04）：80-85.
〔4〕潘少瑜.想象西方：论周瘦鹃的伪翻译小说[J].编译论丛，2011，4（02）：1-24.
〔5〕张惠.反古、雅化与催化——周瘦鹃《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的取材、译风与影响[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9（10）：100-116.
〔6〕潘少瑜.想象西方：论周瘦鹃的伪翻译小说[J].编译论丛，2011，4（02）：1-24.
〔7〕周瘦鹃.笔墨生涯雨林爪[N].香港文汇报，1963-06-11.
〔8〕[美]史书美.现代的诱惑：书写半殖民地中国的现代主义（1917-1937），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426.
〔9〕沈庆利.现代中国异域小说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关键词：周瘦鹃;短篇小说;伪翻译;儒家思想
以“仁为核心”和“人为贵”的儒家思想体系不仅影响到国家治理体系，它对个人的思想、生活态度、行为方式，甚至是对作家的创作等等都产生影响。周瘦鹃在作“伪翻译”小说时，小说的思想内容便带有浓厚的儒家思想和鲜明的西方意识。
周瘦鹃是清末民初著名的翻译家，他借助译者的身份便利，早年创作了不少的“拟翻译”体小说，假借外国作家之名，敷衍外国之事。1914年，他曾借小说《断头台上》“附识”坦陈：“余为小说，雅好杜撰。年来近作，有述西事而非译自西文者，正复不少。如《铁血女儿》《鸳鸯血》《铁窗双鸳记》《盲虚无党员》《孝子碧血记》《卖花女郎》之类是也[1]。”“伪翻译”在清末民初的文坛可谓是稀松平常之事，但周瘦鹃却敢于自曝其假。我们在感叹他的勇气的同时，又不禁考虑他为什么要做“伪翻译”小说。他在《断头台上》的“附知”中直接说明：“盖移译辄为原文所束缚，殊苦其不自由著，则又病吾国事情多枯窘。乏味言情之作，直是千篇一律用是每喜杜撰随吾意想所至笔之于书颇觉醉，醉有味此作（断头台上）。一篇亦出于杜撰，初无原文可稽，自以为其事至奇特，未经人道惟是向壁虚造难免瑕疵夫惟，大雅幸垂谅之。”
翻译对周瘦鹃来说并不是一种“自由的创作”，因为他必须遵循原作者的构思来进行创作;而另一方面，自我创作虽然拥有较大的自主性，但是中国传统言情小说俗套情节模式又令他感到厌烦，喜欢求新求变的周瘦鹃决定在翻译和创作之间取长补短，自行“发明”一种外国作品来供读者欣赏。这些作品表现了周瘦鹃对更多样化的写作题材和更活泼的创作灵感的追求，从中也可察觉到他所接受的西方文学影响。
一、侠、孝、爱——伪翻译的三大主题
目前确知周瘦鹃的“伪翻译”作品是《绿衣女》《鸳鸯血》《铁血女儿》《卖花女郎》《孝子碧血记》《盲虚无党员》《铁窗双鸳记》。这些作品符合中国传统儒家思想所宣扬的侠义、仁爱、孝悌观念。
在武侠小说发展上，清代的侠义小说既有传承，又有创新，这一创新表现为在小说中侠的形象显现着儒家思想的烙印。这些侠回归于正常社会生活中，并担负起御辱保国的重任，表现出儒家知识分子的用世思想。侠对于自身道德、情感与责任的认识，对于民族、国家生存的关注，使武侠小说类型的品味得到提升，内涵更加丰富，这些影响了后代武侠小说的创作。
周瘦鹃的“伪翻译”小说中的侠是披着西方外壳的中国儒侠。比如《盲虚无党员》中的铁三是一位行踪诡异、擅长易容术的老人，平素行侠仗义，不仅帮助孝顺的女主角改扮男装报了父仇，还在她被捕受审后用计助她脱身，可谓是神通广大。这里的铁三就是一个关心国家、民族生存的儒侠，他是“虚无党”的党魁，带领“党员”，为推翻腐败的政府而努力，刺杀那些贪官污吏。他虽然不是直接走在观众面前的侠客，但他在暗中谋划布局、调动党员做了许多保国的事情，他是一名入世的侠客。铁三作为一名儒侠，他身上具备的不仅是儒家的济世精神，还有儒家的仁、义、信的思想。他是一个善良的人，听到女主角欲跳湖自杀，他急忙跑过去救下她，而全然不顾自己的瞎眼，在黑暗中凭借一腔仁爱之心救下他人。救下女主角摩丽娜并得知她的遭际后，果断将她带回自己的秘密基地，并允诺会帮她报父仇。摩丽娜相信这位素昧平生的老人，老人铁三也信守承诺，说到做到。他先是找到机会让摩丽娜前往仇人家中，借机杀了仇人，并告诉摩丽娜若是被抓尽管安心入狱，他一定会救她的。摩丽娜果然被抓入狱，并被流放西伯利亚，铁三伪装成押送犯人的军官，带着摩丽娜逃出生天。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铁三这位虚无党的党魁有勇有谋，讲究诚信，绝无虚言，又富有仁爱之心，是名副其实的儒侠。
周瘦鹃在塑造侠的形象时没有性别的限制，他对侠女的潇洒形象也有相当的描摹，他在“伪翻译”小说《绿衣女》之中，塑造了一位神出鬼没、“大爱无疆”的女侠。绿衣女行侠仗义，行走人世间，只要有不平之事她都会出手，遇到可怜之人她都会相助，在行侠路上，她还帮助男主泌尔斯救下他的好友，泌尔斯爱上这位侠女，绿衣女对他也有情，但她为了天下大义，决定放弃男女之情，继续仗剑走天涯。绿衣女身上也具有儒侠的特质，她的仁爱之心，她的大义，都闪烁着儒家思想的光辉。
孝悌观念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讲究孝道是中国千百年来的传统美德，这一美德在周瘦鹃的“伪翻译”中也表现得淋漓尽致。比如小说《铁血女儿》《卖花女郎》《孝子碧血记》都具有厚重的孝道观念。《铁血女儿》中马蒂尔德以为父亲身亡，日日哭泣，后得知父亲被关在监狱里，决心前去救下父亲。她历经种种艰难，最后才见到父亲。可那时她的父亲已被送上断头台，她见父亲即将被砍头，冲上前去替父亲挡住那钢刀，可惜两人都命丧钢刀之下。这时的断头台上流了一地的血。但不知何为父之血，何为女之血。马蒂尔德是一位孝顺的女儿可以为了父亲牺牲自我，这样的孝女形象，在另一篇《卖花女郎》中也得到摹写。尤琪尼亚是位出了名的孝女，平日里卖花赡养祖母和酗酒的父亲，还要时时遭受父亲的打骂，可她毫无怨言。父亲多日未归，她心中暗道奇怪，前去打听得到的消息却是父亲醉酒误杀警署门前的看守，三天后要被处以死刑。尤琪尼亚一心想要救下父亲，于是化妆成牧师前往监牢中与父亲对换衣服，让父亲逃出生天，而自己代父亲死在断头台上。这类孝女不仅具备儒家思想中的孝道精神还有勇有谋，她们不畏死亡，勇于牺牲自我成全孝道。她们的孝义不是盲目的，她们在困难面前凭借的不仅仅是一腔孝心，更多的是她们的谋智，才使她们的孝道精神发挥出最大的效果。
爱国思想也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忠君爱国古已有之，只不过随着时间朝代的演变发生了变化，到清末民初时，爱国思想仍是主流思想，尤其是在当时内忧外患的情况下，爱国思想尤其重要。這一爱国意识在周瘦鹃创作的“伪翻译”小说中也有体现。他的《铁窗双鸳记》《鸳鸯血》虽然是在爱情的模式下，但讲述的却是爱国的故事。《铁窗双鸳记》中波兰爱国志士马德克里夫妇为国捐躯，以自我的牺牲来痛斥卖国奴。《鸳鸯血》中的莫罗司克为了国家为了政党，放弃自己的爱情，杀了出卖政党的女友，最后被抓上法庭，即使被判死刑也绝不供出政党所在地以及党员同志的消息，他用自己的生命和爱情成全自己的一腔爱国情。 二、中西思想作用下的“伪翻译”小说
清末民初的翻译潮，使得作家和读者都能受到西方文学的熏陶，这为“伪翻译”小说创作提供了文化基础。随着翻译作品大量涌入中国，“伪翻译”小说的创作也开始盛行。周瘦鹃作为著译一体的小说家，翻译是他文学实践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之所以会选择作“伪翻译”小说，不只是受当时文坛上的“伪译”潮的影响，更多的是中西思想作用下的结果。
“伪翻译”在我国晚清时期十分活跃，发挥的作用非同小可，这与当时复杂的社会背景与时代背景分不开。当时的国家处在内忧外患之中，学习西方成为一大批作家的自觉活动，而学习西方的重要途经之一就是翻译西方的著作。但很多翻译者其实并不精通外文。为了紧跟时代的潮流或者是为了创作出符合时代需要、市场需求的作品，大批的作家投身到“伪翻译”的创作中。周瘦鹃也是加入这股“伪翻译”热潮的作家之一，但他的翻译不是“因偏离源文本太远而导致信息传达不完整造成失真的翻译，而是借助翻译的名义而没有源文本存在实为创作的活动”[2]，他的“伪翻译”是作家自己选择的结果。
周瘦鹃曾担任过英文教员且精通英文，若想要翻译外国作品对他而言是件相对简单的事情，但他却作“伪翻译”小说。他的“伪翻译”“真创作”均作于1912年至1913年间，尚在少年时期的周瘦鹃便深谙外国小说的特征，并加以运用，可谓中西合璧短篇小说的典型。事实上，周瘦鹃的“伪翻译”小说是一种以西方国家故事叙述为主线的“中国异域小说”。
清末中国文坛接受虚无党小说主要是基于反对清朝专制统治的热情，当时的“虚无党小说”对社会影响极大，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致力于推翻清政府、刺杀满清官员、弘扬汉民族大义的风潮与之密切相连。“将西方国家想象成为满是中国“孝悌”思想充斥的场域，將中国的纲常伦理演绎为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规范，使中国读者藉此树立传统道德的普适感，巩固、维护孝道的统治地位。[3]”同时，周瘦鹃又通过这些小说将西方的自由恋爱、以命殉情的浪漫思想传入中国，为古老中国的小说输送了不少新鲜血液。逆向观之，“‘伪翻译’可说是周瘦鹃本人的一种‘易容扮装’，他透过读者想象的‘西方作家’之口，述说一些离奇甚至荒诞的故事，创造出一个与现实的西方世界平行的虚拟世界”[4]。
伪翻译的出现，显示翻译小说对读者已具有相当的吸引力，这些伪翻译的作品是一种特殊的想象产物。他们在主张学习西方文明的同时，也自觉维护孝道在中国的崇高地位。周瘦鹃在他的“伪翻译”中浓笔重彩地描写孝子孝女的故事，或许也希望藉由这些故事来反驳国外无孝子的观念。
生活在特定历史阶段和社会中的读者对他们阅读的对象具有期待，这一期待受读者的阅读水平和当时的社会环境以及作家创作的影响。一部作品在作者创作以后，它的终端必定是读者群，倘若没有读者的期待，那么“伪翻译”现象就不会存在，至少不会长期存在下去。伪译作品中符合了特定时代部分读者的期待。比如周瘦鹃的“伪翻译”小说中的虚无党小说就因其布局悬念迭生，情节曲折离奇，与侦探小说颇有相似之处而广受晚清读者的欢迎。他的“伪翻译”作品受欢迎还因为读者是受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他们对侠的观感、对孝悌的接受等都使得他们很容易接受作家创作的“伪翻译”小说，甚至可以说这是他们在儒家思想影响下对“伪翻译”小说的自觉接受。他们的接受行为对作家来说是直接刺激其创作“伪翻译”的源泉。
“周瘦鹃并未在他的伪翻译中刻意模仿西方小说的文字风格，因为他早期不论是创作、翻译或“伪翻译”，都带有浓重的中国色彩，这让他在作伪翻译作品时更加方便，无需刻意模仿西方语言[5]。”无需讲究语言形式上的殊异性，读者自然也就难以单单从周瘦鹃所使用的文体上去分辨何为创作、何为翻译，毕竟在读者眼中，周瘦鹃的“伪翻译”小说和他的翻译小说的思想内容都是相似的，都是儒家思想和西方内容、意识等的结合体。
周瘦鹃“伪翻译”小说的主角们往往具有侠义气概、孝顺父母和爱国保国的特质，他们的英勇事迹多半是与孝道相关的：有的人为了替父亲复仇而冒险刺杀官员，有的人则不忍见父亲犯罪受刑，以身代之。这类故事呈现了周瘦鹃心目中的孝道真谛，而他之所以将故事背景摆在西方，也隐然有借西方文化的强势力量来维护中国传统孝道地位的意思，这是受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影响的结果。儒家思想中的忠、义、侠、孝等思想从古至今依然强势地影响着中国人，所以作家在创作时有意无意地维护儒家思想既符合时代需求，又顺应读者的阅读需要。
三、新的文化意识形态下的交流与警示
晚清时期的翻译高潮，在中西民族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笔。这一时期，大量的翻译作品涌入中国，对中国近代社会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在这场翻译潮中大量虚无党小说、侦探小说、侠义小说、言情小说被引进中国语境，成为作家们西方想象的重要来源，也成为读者了解西方文学特征和文化形式的重要渠道。这些作品让读者对西方有了一定的印象。“当时所译介的西方小说同样为大众读者塑造了某些特定的西方想象（例如西方人生性浪漫、富于冒险精神等），而这些想象又通过报刊杂志，被翻译的小说，以及衍生性的文学创作（如“伪翻译”）等，持续地自我抄袭、复制和变异，形成一个距离真实的西方文化更为遥远、却也更反映出作为中国的‘他者’而存在的‘西方世界’”[6]。
虚无党小说的译介热潮和推翻满清的革命高潮几乎是同步出现的。周瘦鹃借用了虚无党小说的某些形式特征来帮助他写出心目中的侠义小说，虽然他在故事里放入了手枪、炸弹、易容术等西方事物，其基本情调仍是传统的侠客/刺客传奇。晚清文人著译的虚无党小说里所包含的激进革命意识，到了民初周瘦鹃的“伪翻译”中，已成为一种爱国主义。儒家思想中的爱国思想，多是一种狭隘的爱国观念。中国人的国家观念是在晚清中国被西方帝国主义欺侮以后才逐渐形成。孙中山建立中华民国，但不久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窃取。此后北洋政府时期，内部政局动荡，外部也战况频发。在这样的时局下，作为一个有民族良心的文人，周瘦鹃也时刻为国家民族的命运揪心。他的“伪翻译”小说在外国故事的外衣下发出不平之声，对于同声相求的读者有激励和警示的作用。他还翻译了许多爱国作品，他期望通过国外故事来激发国人的爱国之心，唤醒醉生梦死的中国人，并宣传新的家国观念。 伪翻译大量出现与社会文化形态有着密切的关系，它们集中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的意识形态及其需求，在一定程度也引领并反映特定时期的社会思潮。伪翻译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为社会研究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途径。“清末民初大量伪翻译的出现反映出由于长期的闭关锁国及由此造成的落后，使得读者对域外事物充满好奇，急需包括思想、道德乃至艺术形式在内的新鲜血液的输入，这种大范围的诉求可以解释为什么当时出现“伪翻译”的创作热潮，这些“伪翻译”作品为中西方思想交流提供了可能。”[7]
周瘦鹃的“伪翻译”作品缺少激进的政治意图，而增加了浪漫的异国想象和激情的道德训诫。他不愿用话语言说政治诉求，更多的是希望通过“伪翻译”作品的描写，让国人了解西方的思想文化，并在此基础上给予国人以道德训诫和警示。
在晚清民初的译界，周瘦鹃“拟翻译”体创作并非个案，而是常见现象。翻译具有相当强的文化建构能力，“当某一外国语言的翻译小说数量累计达到相当程度时，它们便反过来拥有形塑这种外国文化之形象的力量，足以影响诸多本国读者对此一文化的观感”[7]，而“拟翻译体”正好可把创作者想表达的对外国形象的理解或期待国人了解的外国形象潜藏于其间。周瘦鹃就是将自己对西方文化的理解融合进儒家思想中，或者可以说他的“伪翻译”小说是在儒家思想版图下的西方想象。这一想象是为了促進文化意识的交流，尤其是希望通过这类“伪翻译”的小说对国人进行警示，这种作用可以从他拟作中的主题得知。
他的“伪翻译”小说主题大致有三：一是承接晚清虚无党的风潮，这类虚无党人身上具有中国儒家思想中的侠、孝、信。二是张扬孝行孝道，借西人证明孝之意义。其本质是“一种建立在西方的东方主义与中国的西方主义达成共识基础上的自我东方主义行为”[8]。三是爱国报国思想，忠君爱国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周瘦鹃在“伪翻译”小说中也塑造了一批具有浓厚爱国思想的爱国者。
周瘦鹃的“伪翻译”小说，一方面构建起了自己的现代民族国家想象;另一方面又塑造了一些外国人形象，通过丰富多彩的异域风情，“较为客观冷静地为中国文学，带来了全新的审美景观”[9]。他对短篇小说的偏爱也始于此时。周瘦鹃在中西文化间调和、斡旋的想象力和激情奠定了他一生小说创作的基础，为他在传统中国、现实中国与现代西方三者之间创作中西合璧的短篇小说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此外，“伪翻译”创作中大多数伪翻译行文简单，用语朴素形象，鲜有十分拗口的文字，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阅读者的门槛，增加了作品的趣味性，使得更多的人有阅读机会，并乐意去阅读，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文化的交流与传播。
从作者的翻译主题、思想内容中可看出周瘦鹃期望通过“伪翻译”小说的创作，促使中西方文化意识形态下的交流，并通过这一交流对国人产生警示作用并激起国人的一片爱国之情。他企望“伪翻译”这一途径让读者更好地接受西方文化的熏陶，了解西方文化。在西方文学大量进入中国，翻译形成大潮的情况下，作家想要读者能够更快接受自己的思想就需要选择一条既符合中国儒家思想特质又具备西方意识的创作道路，那就是“伪翻译”。所以周瘦鹃在儒家思想的版图下对西方进行想象，他的这一想象不是凭空而来，而是他在大量翻译西方文学，了解西方文学的基础下的创作，是融合中西思想的佳作。
作者简介：夏玉婷（1995—），女，福建宁德人，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代小说。
参考文献：
〔1〕周瘦鹃.说部：断头台上[J].游戏杂志，1914（5）：87-101.
〔2〕李昆明.伪翻译的社会价值研究[J].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学报，2012，12（01）：73-76.
〔3〕季淑凤.翻译与借鉴：论周瘦鹃中西合璧的短篇小说[J].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31（04）：80-85.
〔4〕潘少瑜.想象西方：论周瘦鹃的伪翻译小说[J].编译论丛，2011，4（02）：1-24.
〔5〕张惠.反古、雅化与催化——周瘦鹃《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的取材、译风与影响[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9（10）：100-116.
〔6〕潘少瑜.想象西方：论周瘦鹃的伪翻译小说[J].编译论丛，2011，4（02）：1-24.
〔7〕周瘦鹃.笔墨生涯雨林爪[N].香港文汇报，1963-06-11.
〔8〕[美]史书美.现代的诱惑：书写半殖民地中国的现代主义（1917-1937），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426.
〔9〕沈庆利.现代中国异域小说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