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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产业与金融融合最好的实践者，日本模式中融入了更多时代的特色
2011年3月11日，日本发生破坏性极强的9级地震之后，公众普遍认为日本的经济在一定时间内难以恢复。但在专家的眼中，在日本的产融结合的模式下，日本国内的损失不足以影响日本整个经济体，因为日本在海外投资所带来的经济体量远大于国内。
“日本的产业链条已经遍布世界范围。”中国社科院日本经济理事会理事白益民说，“很少有人知道，丰田、东芝以及‘7-11’、Versase等耳熟能详的品牌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三井物产。”
三井物产热衷于通过各种程度的持股形式，参与和渗透到产业链的上下游企业中，在保证对资源的充分占有的同时，又通过控制贸易端而获取利润的最大化。
它将财团关联企业推到台前，不断地扩大着市场、资源和疆土，而自己则隐藏起来，像极了‘影子帝国’里的王者，不动声色地观看着一幕幕城池的‘攻陷’和王国的扩张。”白益民在《瞄准日本财团》一书中如是描述。
日系产融进化历程
早期日本的财团并非现有模式，日本现代财团进化的催化剂源于二战。
二战以前，日本的企业都是以财阀（金融资本集团）的形式存在。财阀原本是日本战前的金融资本集团的通称，主是指日本19至20世纪的三井商社、住友商社、三菱商社及安田商社4大企业集团。由于金融资本集团是和浓厚的封建家族联系在一起的，因而人们习惯于把日本的金融资本集团称为财阀。在二战期间，鲇川、浅野、古河等6家新财阀崛起，总称为日本十大财阀。
日本战败之后，财阀模式也被打破。战胜国意识到，大型财阀是日本军国主义的背后支撑力量，工业化体系背后也是大型财阀。这一时期，日本出现了短暂的产、融分离的格局。很快，日本出现了经济衰退，失业率上升，政府也不稳定。
但几年后，这一局面就被打破。
朝鲜战争的爆发，适时地缓解了日本国内的经济衰退。参与了朝鲜战争的美国此时已无暇顾及改造日本经济了。潜在的另一个原因是，美国此时急需日本的支持。这给日本产融结合提供了机会。1955年加入关贸总协定的日本，产融开始聚合，财团重新出现。
“日本之所以产生财团，是他们不希望外资进入而失去对产业的掌控。”白益民分析说，“依附于外资势必造成产业的分散”。
此时重新聚集起来的财团已经不同于原来的财阀。“原来的家族成员被赶走之后，经营企业的都是职业经理人。”
一直担忧日本财团的美国开始动用《反垄断法》，规定金融公司持有一家公司的股权不得超过10%。而日本财团为了适应环境，发生了“基因转变”，由原来的一家公司直接控股转为持有不同公司的股权，进而通过不同的公司再联合持股，达到控制该家公司的目的。
但这还不是现今日本财团的真实面貌。事实上，在金融资本进入产业之后都面临一些问题，或是不懂产业，或是不懂市场。为了牢牢控制全产业链，日本财团又开始了基因突变。
白益民认为，日本财团发展到这一阶段时，已经由原来的金字塔持股形式，变成了网状的球体结构。而牢牢将产业和金融联系起来的，是商贸。
“日本的产商融模式是别的国家没有的。商贸是连接产业和金融的环节。”白益民指出，日本的财团开始向综合商社演变。他们的业务不仅限于贸易，还包括投资、给中小企业融资，由此带动成套设备的出口，做项目（事业投资）。这些商社的持股方都是金融机构，后来变成了产业投行——以贸易为平台，进行产业投资，不是为了控股，而是为了编织产业链。“通过和这些企业进行信息沟通，进而掌握企业本身的需求，为其服务。从你想要什么样的服务我做什么样的服务，到最后让你依赖于这种服务。商社的发达，最后变成了产商融的结合。”
编织产业链
不同于欧美等地的产融结合模式，日本的产融模式更像是修了一个水库，保护产业链内的企业旱涝保收。
在产商融的模式下，日本造就了5万多家百年企业，以及新一代的财团，丰田财团就是其中一个。“丰田在日本被称作丰田银行。它的现金流达到了200亿美元。”白益民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汽车只是丰田财团旗下的一个公司。
而从丰田汽车进入中国市场的历程，就可以看出产业、商贸、金融之间是如何紧密作战的。
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以后重新焕发生机，德国大众等一批公司看准时机进入中国合资办厂。这其中却未见丰田汽车的“身影”。
直到1998年，丰田汽车才迈出了进军中国的第一步，在成都合资建立了四川丰田汽车有限公司，丰田通商为其合资方之一。
四川丰田投产不到一年，就产销“柯斯达”客车2000多辆，几乎没有库存。在其后相当一段长时间里，丰田“柯斯达”一直占据中国各级领导的公务活动用车市场。
此后，在丰田通商帮助下的丰田汽车，又建立了沈阳沈飞日野汽车制造有限公司、天津丰田汽车、广州丰田有限公司，仅2005年一年就生产了18.5万台以上的汽车。
白益民指出，表面上丰田汽车按兵不动，实际上，其背后的丰田商社早已开始了中国的布局。正是因为丰田通商的小心布局，丰田汽车才能在中国创造如此好的销售成绩。
实际上，1987年，丰田通商与札幌啤酒合资成立了华乐种苗有限公司。华乐的存在，更深的一层目的，是为了深入研究中国内地汽车市场，为丰田汽车日后可能的发展奠定基础。
在近距离观察中国市场的两年后，丰田通商与小糸制作所合资成立上海小糸车灯有限公司，专门生产汽车灯具。这家公司日后发展成为中国本土最大的汽车灯具制造商，2005年时的市场份额超过50%。
从1993年至1998年期间，丰田通商共建成28家企业，其中24家为汽车生产服务的企业，4家主营进口贸易及销售。这些贸易公司以及汽车零部件配套生产企业，顺利地解决了丰田汽车的销售问题。
事实上，人们熟知的丰田汽车只是丰田财团旗下5家世界500强企业（丰田汽车、丰田自动织机、丰田通商、爱信精机、日本电装）之一。丰田财团还拥有十几家财团一级企业，均是世界知名企业，产业链覆盖汽车产业从上游原料到下游物流的所有环节。
在日本，丰田财团的地位可以视为与三大财团（三菱、三井、住友）集团及三大银行财团（芙蓉、三和、第一劝银）并立的较独立的企业集团。受东南亚金融危机拖累，1997年三井财团的樱花银行出现经营不善情况时，曾向丰田要求增资。制造商援助银行无论是在哪里都是一个特例，丰田财团强大的实力可见一斑。
财团模式被复制
日本的产融模式很快被韩国复制。三星便是其中较为经典的一家。
韩国三星财团的创始人李秉哲少年时期留学日本，就读早稻田大学专门部政经科。
1941年三星商会改称“株式会社三星商会”，由一个私人商会初步具备了现代企业雏形。李秉哲在汉城经营国际贸易，开始了他的财富积累。1948年三星商会改称三星物产公司，这是真正意义上的股份制企业。
1953年8月，三星建立了“第一制糖株式会社”，从商业资本转变为产业资本。当时三星通过日本三井物产，引进了田中机械的成套设备。后来的肥料厂建设，李秉哲最后也是同日本的三井物产就引进资金和技术达成了协议。
三星物产综合贸易商社的建立，三星重化工及三星半导体技术产品的飞跃发展，无不模仿日本企业的经营管理制度并与日本有关企业保持密切的关系。特别是在经营合理化方面，三星几乎是定期向日本商社进行咨询。
三星作为先导企业，比政府先行一步积累了国内外有关经济和法律方面的大量资料和情报。韩国政府建立“综合商社”的方案几乎全是以三星提供的资料为基础制定的，三星物产公司因此被政府指定为“综合商社1号”，成为韩国综合商社的先驱和样板。
此时，三星物产作为综合商社，主导着韩国的对外贸易，为韩国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和世界化发挥着“火车头”的先导作用。
李秉哲认为，同样缺乏资源的韩国，尤其要学习日本的经验，发展高技术产业。有意思的是，作为学生，三星的目标是，超越日本半导体业者。
2011年3月11日，日本发生破坏性极强的9级地震之后，公众普遍认为日本的经济在一定时间内难以恢复。但在专家的眼中，在日本的产融结合的模式下，日本国内的损失不足以影响日本整个经济体，因为日本在海外投资所带来的经济体量远大于国内。
“日本的产业链条已经遍布世界范围。”中国社科院日本经济理事会理事白益民说，“很少有人知道，丰田、东芝以及‘7-11’、Versase等耳熟能详的品牌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三井物产。”
三井物产热衷于通过各种程度的持股形式，参与和渗透到产业链的上下游企业中，在保证对资源的充分占有的同时，又通过控制贸易端而获取利润的最大化。
它将财团关联企业推到台前，不断地扩大着市场、资源和疆土，而自己则隐藏起来，像极了‘影子帝国’里的王者，不动声色地观看着一幕幕城池的‘攻陷’和王国的扩张。”白益民在《瞄准日本财团》一书中如是描述。
日系产融进化历程
早期日本的财团并非现有模式，日本现代财团进化的催化剂源于二战。
二战以前，日本的企业都是以财阀（金融资本集团）的形式存在。财阀原本是日本战前的金融资本集团的通称，主是指日本19至20世纪的三井商社、住友商社、三菱商社及安田商社4大企业集团。由于金融资本集团是和浓厚的封建家族联系在一起的，因而人们习惯于把日本的金融资本集团称为财阀。在二战期间，鲇川、浅野、古河等6家新财阀崛起，总称为日本十大财阀。
日本战败之后，财阀模式也被打破。战胜国意识到，大型财阀是日本军国主义的背后支撑力量，工业化体系背后也是大型财阀。这一时期，日本出现了短暂的产、融分离的格局。很快，日本出现了经济衰退，失业率上升，政府也不稳定。
但几年后，这一局面就被打破。
朝鲜战争的爆发，适时地缓解了日本国内的经济衰退。参与了朝鲜战争的美国此时已无暇顾及改造日本经济了。潜在的另一个原因是，美国此时急需日本的支持。这给日本产融结合提供了机会。1955年加入关贸总协定的日本，产融开始聚合，财团重新出现。
“日本之所以产生财团，是他们不希望外资进入而失去对产业的掌控。”白益民分析说，“依附于外资势必造成产业的分散”。
此时重新聚集起来的财团已经不同于原来的财阀。“原来的家族成员被赶走之后，经营企业的都是职业经理人。”
一直担忧日本财团的美国开始动用《反垄断法》，规定金融公司持有一家公司的股权不得超过10%。而日本财团为了适应环境，发生了“基因转变”，由原来的一家公司直接控股转为持有不同公司的股权，进而通过不同的公司再联合持股，达到控制该家公司的目的。
但这还不是现今日本财团的真实面貌。事实上，在金融资本进入产业之后都面临一些问题，或是不懂产业，或是不懂市场。为了牢牢控制全产业链，日本财团又开始了基因突变。
白益民认为，日本财团发展到这一阶段时，已经由原来的金字塔持股形式，变成了网状的球体结构。而牢牢将产业和金融联系起来的，是商贸。
“日本的产商融模式是别的国家没有的。商贸是连接产业和金融的环节。”白益民指出，日本的财团开始向综合商社演变。他们的业务不仅限于贸易，还包括投资、给中小企业融资，由此带动成套设备的出口，做项目（事业投资）。这些商社的持股方都是金融机构，后来变成了产业投行——以贸易为平台，进行产业投资，不是为了控股，而是为了编织产业链。“通过和这些企业进行信息沟通，进而掌握企业本身的需求，为其服务。从你想要什么样的服务我做什么样的服务，到最后让你依赖于这种服务。商社的发达，最后变成了产商融的结合。”
编织产业链
不同于欧美等地的产融结合模式，日本的产融模式更像是修了一个水库，保护产业链内的企业旱涝保收。
在产商融的模式下，日本造就了5万多家百年企业，以及新一代的财团，丰田财团就是其中一个。“丰田在日本被称作丰田银行。它的现金流达到了200亿美元。”白益民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汽车只是丰田财团旗下的一个公司。
而从丰田汽车进入中国市场的历程，就可以看出产业、商贸、金融之间是如何紧密作战的。
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以后重新焕发生机，德国大众等一批公司看准时机进入中国合资办厂。这其中却未见丰田汽车的“身影”。
直到1998年，丰田汽车才迈出了进军中国的第一步，在成都合资建立了四川丰田汽车有限公司，丰田通商为其合资方之一。
四川丰田投产不到一年，就产销“柯斯达”客车2000多辆，几乎没有库存。在其后相当一段长时间里，丰田“柯斯达”一直占据中国各级领导的公务活动用车市场。
此后，在丰田通商帮助下的丰田汽车，又建立了沈阳沈飞日野汽车制造有限公司、天津丰田汽车、广州丰田有限公司，仅2005年一年就生产了18.5万台以上的汽车。
白益民指出，表面上丰田汽车按兵不动，实际上，其背后的丰田商社早已开始了中国的布局。正是因为丰田通商的小心布局，丰田汽车才能在中国创造如此好的销售成绩。
实际上，1987年，丰田通商与札幌啤酒合资成立了华乐种苗有限公司。华乐的存在，更深的一层目的，是为了深入研究中国内地汽车市场，为丰田汽车日后可能的发展奠定基础。
在近距离观察中国市场的两年后，丰田通商与小糸制作所合资成立上海小糸车灯有限公司，专门生产汽车灯具。这家公司日后发展成为中国本土最大的汽车灯具制造商，2005年时的市场份额超过50%。
从1993年至1998年期间，丰田通商共建成28家企业，其中24家为汽车生产服务的企业，4家主营进口贸易及销售。这些贸易公司以及汽车零部件配套生产企业，顺利地解决了丰田汽车的销售问题。
事实上，人们熟知的丰田汽车只是丰田财团旗下5家世界500强企业（丰田汽车、丰田自动织机、丰田通商、爱信精机、日本电装）之一。丰田财团还拥有十几家财团一级企业，均是世界知名企业，产业链覆盖汽车产业从上游原料到下游物流的所有环节。
在日本，丰田财团的地位可以视为与三大财团（三菱、三井、住友）集团及三大银行财团（芙蓉、三和、第一劝银）并立的较独立的企业集团。受东南亚金融危机拖累，1997年三井财团的樱花银行出现经营不善情况时，曾向丰田要求增资。制造商援助银行无论是在哪里都是一个特例，丰田财团强大的实力可见一斑。
财团模式被复制
日本的产融模式很快被韩国复制。三星便是其中较为经典的一家。
韩国三星财团的创始人李秉哲少年时期留学日本，就读早稻田大学专门部政经科。
1941年三星商会改称“株式会社三星商会”，由一个私人商会初步具备了现代企业雏形。李秉哲在汉城经营国际贸易，开始了他的财富积累。1948年三星商会改称三星物产公司，这是真正意义上的股份制企业。
1953年8月，三星建立了“第一制糖株式会社”，从商业资本转变为产业资本。当时三星通过日本三井物产，引进了田中机械的成套设备。后来的肥料厂建设，李秉哲最后也是同日本的三井物产就引进资金和技术达成了协议。
三星物产综合贸易商社的建立，三星重化工及三星半导体技术产品的飞跃发展，无不模仿日本企业的经营管理制度并与日本有关企业保持密切的关系。特别是在经营合理化方面，三星几乎是定期向日本商社进行咨询。
三星作为先导企业，比政府先行一步积累了国内外有关经济和法律方面的大量资料和情报。韩国政府建立“综合商社”的方案几乎全是以三星提供的资料为基础制定的，三星物产公司因此被政府指定为“综合商社1号”，成为韩国综合商社的先驱和样板。
此时，三星物产作为综合商社，主导着韩国的对外贸易，为韩国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和世界化发挥着“火车头”的先导作用。
李秉哲认为，同样缺乏资源的韩国，尤其要学习日本的经验，发展高技术产业。有意思的是，作为学生，三星的目标是，超越日本半导体业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