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训“富”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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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赋之为体,昔贤考源及义,必勘“赋”字本义,其有同声假借法,如王念孙《广雅疏证》云“赋、布、敷、铺,并声近而义同”,刘勰《文心雕龙·诠赋》谓“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则已由赋“义”转向赋“体”。缘此声近义同,后人又有延展,其中一例就是训“赋”为“富”。例如清人陆次云《北墅绪言》卷四《与友论作赋书》曾提出“赋”代“志乘”之说,颇为人所关注,而在此书信中涉及到“赋”“富”互训,人或罕觏。其书中云:“足下又谓赋者,富也,宜以富丽为工。愚谓富于辞不若富于意也。缀难字以矜奇,砌类书以诩博,老生素习,竖子咸能。使人刺目不休、展卷欲卧者,其得谓之富乎?若夫其篇弥约,其意弥长,童而习之,终身味之而无尽者,其中之蕴藉深矣。孰富敦否,足下于焉可自识也。”陆氏针对友人“赋者,富也”的训释,又提出“富于辞”与“富于意”,且劣“辞”而优“意”,颇有见地。然则约“辞”而富“意”,于诗体或更贴切,于赋体未必契合。
  我们先看两则古人有关“赋”之训“富”的具体评说:
  一则是祝尧《古赋辩体》评司马相如《子虚赋》:“取天地百神之奇怪,使其词夸;取风云山川之形态,使其词媚;取鸟兽草木之名物,使其词赡;取金璧彩缯之容色,使其词藻;取宫室城阙之制度,使其词壮。”所谓“一扫山林草野之气息,全仿冠冕佩玉之步骤”。
  一则是魏谦升《赋品·宏富》:“丽辞雅义,错彩镂金。阊阖迷梦,经籍醉心。选言有路,宝若球琳。斋宫肃肃,武库森森。能读千首,博古通今。董醇贾茂,著作之林。”
  合观两则评论,皆形象地描述了“赋”之于“富”的关联,其或谓“经籍醉心”以明内涵,或谓“错彩镂金”以彰形态,至于“词”之“夸”“媚”“赡”“藻”“壮”等,无不富“辞”而及“意”,“辞”与“意”乃一体之呈现,很难区分。因为赋家不富于词,又安能富于意?前述陆氏所倡约词而富意,实乃以“诗”(《诗经》为主)代“赋”批评的长期浸渎之因,故于赋训“富”之本义或有遗缺。
  考“赋”之本义,周礼取用在于“田赋”(及“军赋”),即“赋敛”,敛必有物,敛必有财,施之于用,则转为“敷”(铺),敷布需物,敷必有财。倘训释以“富”,又一在征用田赋(税)以“赋牺牲”而供宗庙;一在外交礼宾以“赋物事”而通有无。先观“赋牺牲”,《礼记·月令》载:“天子乃与公卿大夫共饬国典,论时令,以待来岁之宜。乃命太史次诸侯之列,赋之牺牲,以共皇天、上帝、社稷之飨。乃命同姓之邦,共寝庙之刍豢。命宰历卿大夫至于庶民,土田之数,而赋牺牲,以共山林名川之祀。”据《左传》记载,所谓“国之大事”,就在“祀”(祭礼)与“戎”(用兵),这里所言祭皇天、上帝、社稷、山林、名川等,皆要“赋牺牲”(牛色纯者为牺,体全为牲),孔颖达疏解“牺赋”,亦以征集田赋为前提,所谓“牺牲玉帛”,是以物质为保障的。这一点正与赋创作之体物而铺采具有原始性的契合。
  再看“赋物事”,最典型地体现于邦国聘礼之“问君之富”。《礼记·曲礼下》记周制聘礼云:“问国君之富,数地以对,山泽之所出。”孔颖达疏:“数地以对者,数土地广狭对之也;山泽之所出者,又以鱼盐、蜃蛤、金银、锡石之属随有而对也。”这使我们联想到刘师培《论文杂记》所说“诗赋之学,亦出行人之官”,一般理解为春秋时行人交聘赋诗言志,然若结合刘氏同书又说的“骋词之赋,其源出于纵横家”,乃源《汉志》“从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则又翻出一层意思,就是行人聘礼“问君之富”的物态铺陈。于是对应赋的夸饰,如司马相如《子虚赋》描写“云梦”所述“其山”(山势)、“其土”(矿产)、“其石”(玉石)、“其东”(香草)、“其南”(平原物产)、“其高燥”、“其埤湿”(蒿草)、“其西”(池塘)、“其中”(鱼鳖)、“其北”(果实)、“其上”(飞禽)、“其下”(虎豹)等等,正与《礼记》所载相埒,无非描绘物产丰富而已。
  原始究本,古之宾祭礼既富物,又富辞(祝辞与辞令),“物”富方能媚神以娱人,“辞”富才能感神而动人。这又由祭祝与聘问之擅于“辞令”演进到辞赋的文本书写,而昭示其传统。所以落实到赋体创作,则表现出既富于“物”(事),又富于“辞”。观古人赋,无论浩瀚大篇的“铺采摛文,体物写志”,如汉代扬、马、班、张之游猎、京都之赋,以展现“体国经野”的气象,还是短章小制的“因变取会,拟诸形容”,如魏晋以降例如张华《鹪鹩赋》类的咏物小品,以得到“象其物宜”的精致,皆取其物质,拟其物容,究其物体,而聚其物类。于是美之则曰“写物图貌,蔚似雕画”,戒之则云“繁华损枝,膏腴害骨”(刘勰《文心雕龙·诠赋》)。由于描绘物态成为赋体传统,后人颇多就其创作而质疑,如袁枚为浦铣《历代赋话》作《序》批评《三都》《两京》诸赋“叙风土物产之美,山则某某,水则某某,草木、鸟兽、虫鱼则某某,必加穷搜博访”,可作“志书、类书读”,并推导出后世志书、类书出赋已“立可成篇”,言谈中不无轻蔑意。也有论其体制而明辨,如刘熙载《艺概·赋概》说“赋起于情事杂沓,诗不能驭,故为赋以铺陈之。斯于千态万状,层见迭出者,吐无不畅,畅无或竭”,正所谓“吞吐溟渤,黼黻云际,良金美玉,无施不可”(祝尧语),表彰的是赋家驾驭纷繁事物的能力与风采。
  赋因体物叙事故富辞,“崇盛丽辞”为其特色,学者之辨,在“丽则”与“丽淫”,“丽”之取意,不可轻忽。文学必重情,而赋之言情,诚如《困学纪闻》引李仲蒙说:“叙物以言情,谓之赋情尽物也。”赋情尽物,在散体大赋创作中通过丽辞描绘,又有二法,一是“多识博物,有可观采”(班固评司马相如赋语),或感物造端,或体物言志,或体物浏亮,物因辞显;一是“捃摭经史,华实布濩”(《文心雕龙·事类》),或用语典,或用事典,要在富于“典”而观才学。不仅大赋,即如唐宋闱场考试的短篇律赋,也倡导以丽辞涵物、事。清人张世焘《味兰轩百篇赋钞序》云:“敷陈事理,兼综六义,律赋与古赋无殊。大而象纬、时令、风土、建置、兵农、礼乐,铺张扬厉,可以资经济、广学问;小而名物、象数、言情、体物,可以助穷理、博见闻。”具体来看,如宋人郑起潜《声律关键》讨论八韵律赋之“第四韵”是“虽贴下截,须承上截,意庶得贯通体贴,最要周备”,所言“周备”,又如清人赵楫论当时翰苑律赋须“选材益富,取法益宏”。当然,律赋极重句法,事物之美又见警策,如李调元《雨村赋话》评浩虚舟《盆池赋》“空庭欲曙,通宵之瑞露盈盘;幽径无风,一片之春冰在地”谓“细腻风光,不露刻画痕迹”(卷三),以明体“物”之妙意;评范仲淹《用天下心为赋》“审民之好恶,察政之否臧,有疾苦必为之去,有灾害必为之防,苟诚意从乎亿姓,则风行化乎八荒,如天听卑乎惟大,若水善下兮孰当?彼惧烦苛,我则崇简易之道;彼患穷夭,我则修富寿之方”谓“此中大有经济,不知费几许学问,才得此境界,勿以平易而忽之”(卷五),以彰用“事”之胸襟。集散汇总,“赋侈富丽”“赋之有声有色,望之如火如荼”(林联桂《见星庐赋话》),诚为其体貌,非其他文类可望其项背。   富物与辞,则必富材,与赋之藏蓄(敛)之本义遥协,故清人徐斗光《赋学仙丹》论储材料云:“贵收材料。于平时宜取新丽之典之出自子、史、古文,并诗话、说部中者,分类摘录备用。且古人诗歌、词调……堂联、屏幅,果古出处,亦并取资。……及拈一题,四面八方选取,正面之料,原逢有限,妙于比类、烘衬、假借、附会之法,熟为之而巧得之。”储材需富,骋辞大赋自不待言,即科场律赋,宋人亦多夸富,如孙何《论诗赋取士》“诗赋之学,非学优材高,不能当也。破钜题期于百中,压强韵示有余地。驱驾典故,浑然无迹,引用经籍,若己有之。……观其命句,可见学殖之浅深;即其构思,可以觇器业之大小”。虽合论诗赋,然落实到具体,显然指赋而非诗。
  由于富于“材”而易生零散、乱杂之弊,所以赋家又富于“形”,即重视构篇艺术。《西京杂记》引述“相如曰”有“赋迹”“赋心”之说,其在推崇“苞括宇宙,总揽人物”的“赋心”时,也重视“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的“赋迹”。读汉大赋,无论横写,如游猎题材之相如《子虚》《上林》的上、下、左、右、东、西、南、北、高、埤的描绘,还是纵写,如京都题材之班固《西都赋》有关地理位置、历史沿革、城市格局、京畿人物、群体建筑、未央主殿以及狩猎、游乐等叙述,无不以宏整之结构容纳丰富之资材。虽如即兴小篇,如欧阳修的《秋声赋》,其描绘“秋之为状”,也是从“其色”“其容”“其气”“其声”多层次、全方位地构画,具体书写,也是不厌其辞。赋体如此,故而有葛洪《抱朴子·钧世》的赞叹:“毛诗者,华彩之辞也,然不及《上林》《羽猎》《二京》《三都》之汪秽博富也。”
  赋之言“富”,赋家对自己的要求并非如富家翁“富财”而敛财、炫财,而是于富物、富辞、富材、富形(体)间更重富有胸襟,富于气象,班固称赋为“雅颂之亚”(《两都赋序》),朱鹤龄说“《雅》《颂》诸诗,凡舂容大篇皆赋”(《读文选诸赋》),陈山毓直谓“赋也者,篇章之象箸,而讴谣之黄钟”,雍容大雅,乃为体性。读汉代京都大赋,不仅在“九真之麟,大宛之马,黄支之犀,条支之鸟,逾昆仑,越巨海,殊方异类,至于三万里”(班固《西都赋》)的物质朝贡,而更在“惠风广被,泽洎幽荒,北燮丁令,南谐越裳,西包大秦,东过乐浪,重舌之人九译,佥稽首而来王”(张衡《东京赋》)的盛德光辉,这才是帝国书写的时代气象。
  当然,赋家确实有斗“富”的习惯,与诗人相比,诗对风骚的推尊自不待说,即如陶渊明,后人评说唐人仿效也是“王右丞有其清腴,孟山人有其闲远,储太祝有其朴实,韦左司有其冲和,柳仪曹有其峻洁”(沈德潜《说诗晬语》);赋则不同,如张衡《二京赋》说当朝“富有之业,莫我大也”,左思《三都赋》批评汉人马、扬、班、张赋“于义则虚而无征”,李白《大猎赋序》斥汉大赋是“龌龊之甚”,元代黄文仲《大都赋》开篇就说“大元之盛,两汉万不及”,贬抑前人,凸显当代,诚与时代之发展与物质的进步相关。
  古人说“诗穷而后工”,于“赋”则不然。赋者,富也,无物质供其侈靡,何以谲谏?无富足与盛德可以形容,又何谓“盛世作赋”,讴歌时代呢!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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