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故事发生在十年前。老人家是20世纪50年代国家派遣留学欧洲的大学生，一段跨国恋情让年轻的她留在了那个东欧的小国。丈夫过世后，她旅居法国，改革开放时又辗转回到北京，把跨国时装企业的中国生意做得风生水起。
　　“我这一生过得丰富多彩，没有遗憾。”她向自己的主治医生这样说。她转到这家医院时，已经是肺癌晚期，十年前，这个阶段的肺癌，除了化疗没有更好的办法进行治疗，而化疗也只能延长有限的生命。
　　老人家开始曾听从医生的建议，做了两三个周期的化疗，被药物的副作用折磨得生不如死。她自己看书、上网查、和主治医生谈，明白了自己的病情，于是和医生商量，化疗不再做了。
　　“她是我碰到过的少有的几个好病人之一。”主治医生回忆起当年的病人，仍感慨万分，“医生完全可以和她平等、开放地交流病情，谈什么她都很接受。”
　　老人家选择这家综合医院度过她最后的岁月，是因为她读了医院肿瘤科主任的文章，对主任的人文思想非常赞赏。她非常配合医护人员的工作。“她很注意周围人的感受，一点也不过分。”主治医生回忆说。
　　唯一不同的是她的房间，这也是她住院时唯一的“特殊”要求——她希望有一个自己的空间，这个空间由她自己安排。
　　她将这间单人病房布置得非常温馨，墙上挂满了家人的照片，漂亮的混血孙辈让每一个到访者称赞不已。老人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也许不再能离开医院了，在医生的默许下，她请人把自己最喜欢的一张沙发和几件小家具从家中移到病房。圣诞节、春节，老人都会请人在房间摆上相应的饰物。她还亲手制作一些充满童趣的贺年小礼物，准备送给看望她的同事，让她们带回去給自己的孩子。
　　老人和善、开朗，主治医生也喜欢不时地和她聊聊。尽管在欧洲生活了大半生，她坦言自己没有宗教信仰。“我从宗教里吸取积极的东西，比如那种对死亡的豁达，但我不相信宗教，我不相信死后还有天堂。我觉得面对死亡要坦然，死前要平静。”
　　放弃化疗后，老人仅接受止痛和对症姑息治疗，她嘱托主治医生临终不做任何抢救、不做任何无谓的治疗，如果出现痛苦，请帮助她选择睡眠。老人的身体日渐衰弱，在疾病和药物的作用下，开始出现谵妄、烦躁。她对自己的状态感到不安，请求医生开始对她进行镇静治疗。
　　“镇静药和止痛药在药理学上是有协同作用的。欧洲和世界卫生组织的治疗原则里说，对于晚期肿瘤病人，在使用止痛药的同时，如必要，允许使用镇静药，这和安乐死无关，因为没有证据证明它能促进病人的死亡。”主治医生解释当时的治疗策略。
　　在生命的最后时间里，老人一直在镇静状态中度过，偶尔会醒来。醒来的时候，她总会很费力但非常真诚地向每一个查房的医生、护士微笑，有力气的时候，还努力摆摆手、点点头——所有这一切，都保持了她那独有的优雅。
　　十几天后，老人在睡眠中平静地离开，在周围人心中，留下的是她的优雅和从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