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拥有悠久文明历史的古国，在5000年的文明演化史中，中国所独有的思想文化影响着各个方面的发展与推进，诸多思想理论为整个人类发展史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其中，美学思想对设计的影响尤其显著。历经数千年历史的更迭，我们的祖先对于世界宇宙观的摸索使得知识结构体系不断完善，对于自身所处社会的意义与价值也做出了深入的总结，艺术创作探索步伐不断深入，使得人们对设计的社会地位给予了充分的认识与肯定。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是在社会的物质生活与精神文化生活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古代奴隶社会，古代的思想家对美与艺术问题所作的哲学探讨，对艺术实践经验的总结与研究，是美学思想的起源与萌芽。
　　人类设计行为的发生是伴随着“能够制造工具的人”的出现而开始的。在原始社会的设计中，美不是关键，也不是目的，为了生存而追求的实用才是人类原始初期设计的唯一目的。有思想底蕴的设计作品直到先秦才真正出现，先秦是中国美学的发端期。中国古代美学思想一度出现百家争鸣之势，中国传统美学核心思想源于礼乐传统的儒家美学，在发展中逐渐与老庄、佛禅、玄学、等美学思想相融合。这些思想家对功能与形式的关系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孔、老、庄、墨、荀、韩都从不同角度对此发表了不同看法。
　　《论语·雍也》：“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孔子此言“文”，指合乎礼的外在表现；“质”，指内在的仁德，只有具备“仁”的内在品格，同时又能合乎“礼”地表现出来，方能成为“君子”。孔子认为要“文质兼备”，强调“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应当不偏不倚，内在与外在相互协调。老子抽象地提出“有”与“无”，“利”与“用”之间的关系，他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防。是圣人为腹不目，故去彼取此”。他将形式美全盘否定，以实用为核心。庄子也赞同老子“无为”的观点，反对装饰，崇尚返朴归真的艺术原则。墨子更以实用来衡量一切，否定文采美饰。他认为“先质而后文”，极力反对在实用之外追求外观形式的美。荀子则不同于墨子，他在强调实用的同时并不否定装饰的衬托作用，但强调装饰要掌握一个“度”，要追求“万物之美可以养乐”，对美的内容和美的形式都要重视。韩非子同样重视事物的实用性，其观点重质轻文，好质恶饰。总体上，诸子各家都认为实用是关键，是否有用是衡量事物美与不美的标准。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的美学思想一直影响着古代设计的发展。战国时期的《考工记》中提出：“天有时，地有气，工有巧，材有美，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的重要观点。所谓“天有时”是指时间，“地有气”是指空间，“工有巧”是指制作条件，而“材有美”是指材料性能。文与质相统一，美与用相统一，然后才可以为良。
　　以中国古代青铜器的设计为例，中国自新石器时代就开始使用小件的铜质工具与饰物，到了商代晚期和西周早期，青铜器的设计铸造更是登峰造极。青铜器具都遵循实用的原则进行设计，根据功能的不同在造型设计、材料及铸造上都有所不同。值得一提的是，青铜器的设计更多的体现出它们所产生的社会的礼仪制度。鼎原是饮食器，外形规整威严，在商代和西周早期演变为体现权力的礼器。这一时期的鼎以体现上层社会至高无上的权威为主要功能，因此，其造型大都稳重而庄严，多以饕餮纹作为装饰，商代后期的司母戊鼎就是这一时期的典型作品。司母戊鼎以饕餮纹和夔纹作为装饰，外形雄伟高大，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青铜铸鼎。大的社会变革发生在春秋战国时期，随着旧制度的衰落，青铜器礼器的作用逐渐淡化，成为上层社会的日常生活用具。功能发生了变化，其形式也随之改变。原本威严厚重的造型被轻灵奇巧的形式所取代，纹饰不再狰狞抽象，趋向写实。这一时期的青铜器由于功能的转变设计风格也变得清新自由、繁缛精美了。
　　汉代的长信宫灯更是文与质相统一的典范。它的设计十分巧妙，宫女着广袖内衣和长袍，左手持灯座，右臂高举，与灯顶部相通，形成烟道，用以吸收油烟，不仅能够防止了空气污染，而且造型优美而生动，不乏审美价值。灯罩由两片弧形板合拢而成，可活动，以调节光照度和方向，功能与形式得到了有机的结合。
　　中国古代美学思想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对中国古代设计领域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国古代设计的形式功能因素和审美意趣浑然天成，互为因果，可谓“必有其质，乃有其文”。中国所独有的美学思想引导着中国古代设计的风格与方向，是中国古代设计的精神文化根基之所在。在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引领之下，中国古代的设计日趋成熟，形成了独具魅力的东方设计文化神韵，为人类文明书写下了灿烂的篇章。
　　作者简介： 张驰（1992—），女，内蒙古人，在读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设计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