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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工的母亲
因为工作变动,我从乡下来到了县城。一切都是新的开始。没有住房,用了两个下午的时间,在靠近城郊的地方租到了一间陈旧的小屋;以前从未接触过新闻采编工作,一切都得从头快马加鞭地学习;往日的朋友同事,大多都在乡下,新的工作环境中,人际关系也要从头开始;家在乡下,爱人还在乡下工作,孩子尚幼小,家和工作单位之间不停地往返,是必不可少的。
忙。以至于有几个月的时间都没有回山区的老家看望父母。
一天下午,一个陌生的电话号码突然显示在我的手机上,一接电话,我马上就听出是母亲的声音,她用别人的手机给我打电话。
母亲说,她和村上的一些人到了县城城郊的一个葱厂做活,已经来了好几天。她是直接从镇上做散工的人家中来葱厂的,所以很多东西都没带上。现在厂里吃大伙食,吃得不太习惯,味寡,想吃点腌豆腐之类的东西。村上一起来的人大多都带来了自家腌制的腌豆腐之类的咸菜。问我有没有,如果有就给她送一点去。
这些年,我和爱人每年都要做不少的腌制品,包括宾川特有的韭菜腌菜。母亲知道,我做的腌制品还好吃,而且基本上是一年四季都有。家里没有女孩,从小,母亲就教我们做一切家务活,包括腌制酸腌菜之类的很多人都认为就该女人干的事情。母亲给我打电话,就只是为了吃我腌制的腌豆腐!
挂了电话,我的心中五味杂陈。
一
连年的干旱,使我的老家——那个叫雄鲁么的高寒彝家山村和云南许多山区一样,到了冬春季节,连最起码的生活用水都成了严峻的问题。家里养的几头牲畜,饮一次水也要赶到离村子五六里远的大箐去,而且那箐里的水也眼看着越来越少。
滴水如油的山区,要搞生产几乎就是一种奢望。村子里的青壮年几乎都外出打工去了。山村在灰白的天空下显得很是萧条。山上的树无精打采地披着疲惫的灰绿色,灰头土脸的山地就像是旧衣服上的补丁。
母亲说,守着那几块没有指望的山地,日子恐怕难得过下去了。
五十多岁的时候,母亲开始了她的打工生活。“年轻人体力好,多挣点工钱,我们年纪大的就找轻一点的活计做,少挣一点工钱。”于是母亲和几个年龄相仿的彝家老姐妹就开始到离家十多公里下面的坝区帮工。
前些年,坝区里栽种稻谷的还不少,到了秋收时节,母亲和她的老姐妹们割稻谷都要割上个把月。吃住都由主人家提供,而且大多数人家伙食开得还不错。那时,每天能够挣三四十元钱。因为基本上不需要什么额外的开支,母亲便把所有的收入都认真地积攒了起来。
母亲是一个非常善于计划生活的人。虽然家里经济条件不好,但她通过精打细算,将一年中需要添置的家具、要办理的大一点的事情都安排得井井有条。母亲很要强,在我的记忆中,几十年来,除了万不得已的时候,她不会轻易向任何人求助。
我在乡村中学教书的这些年,母亲时常到中学所在的坝区做散工。因为在坝区中学里教了十多年书,有不少的学生家长认识我,而且通过口口相传,对我的经历和为人也有一定的了解。母亲到有些村庄做活时,主人家知道她们老姐妹几个是从雄鲁么山区来的,就偶尔会说起中学里有个从雄鲁么来的老师,听说还是很不错的。母亲听了,就会自豪地说,那个就是我家大儿子。
别人知道后,常常对他说,儿子都有工作领工资了,你就少辛苦一点吧。母亲笑笑说,老师的工资低,现在物价又高,况且他买房结婚基本上都是自己料理,我们也没有能力帮多少忙。现在他刚刚成家立业,正是用钱的时候,我们不能拖他的后腿。
我从别人那儿听到这些话的时候,鼻子酸酸的,有一种想流泪的感觉。
儿多母苦!这一点,我有着最深切的体会。抚育我们兄弟四人长大、供我们读书都到了高中以上,在那个贫瘠的山村里,这可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工程,父母在没有其它任何生财之道的情况下,硬是用勤劳苦累做到了。三十多年来,我是看着他们苦累长大成人的。现在,我爱好写一点小文章,但他们的那些苦累,却是无法用语言确切地表达出来的。所以,只好零零散散记下一些生活的片段。
二
我到达城郊的那个葱厂时,天色已经暗下来了。葱厂很陈旧,空气里飘荡着浓浓的油炸葱的气味,浓得有点呛鼻。我四下张望,希望看到母亲的身影。产区的车间里传来隆隆的机器声。大大的院子里,显得空落落的,见不到一个人影。
再往前走了几步,看到一处屋檐下亮着灯光,几个人坐在木长椅上闲聊。我走近后,发现其中两个是我们村在葱厂打工的年轻小伙子。他们也认出了我,便叫我坐下喝茶。
喝过一杯茶后,我说明了来意。一个小伙子说,哦,你母亲她们要到半夜两点上班,现在可能在睡觉。
小伙子带着我来到一间看起来像仓库的大房子前,说我母亲她们就住在里边。虽然天色已黑,但我还是能看清楚,房子的窗户是用剪开的蛇皮口袋蒙着的,门上挂着一块厚厚的旧帆布作遮挡。
那小伙子掀起帆布,在门口大声叫道:“大妈,我们要进来啦。”
没有回应。母亲她们可能都睡着了。想想半夜两点就要起来做工,别说累,光是睡眠都难以保证啊!
小伙子又喊了一声。
“是哪个?”
我一听就是母亲的声音。母亲的睡眠一直都很浅,不大的声响也常常吵得她醒来。在我的记忆中,母亲历来都是在天还不亮就起床,把猪食等打整好后,便出去干活了。等到别人出工到地里时,她已经做了好大一阵子。
瓦数不大的灯泡亮了,我进屋一看偌大的一间屋子里,密密地排布着一些高低床。上铺上放着洗漱用具等东西,下铺挂了蚊帐或是用纸板等遮挡,隔出一个个小空间。我循声来到母亲的床铺前。母亲已经起来,看起来刚才也没有真正睡着。
母亲见到我,显得非常高兴。如今,我已为人父,女儿已四岁。我能真正体会母亲现在的心情。在异乡,母亲和我都在为生活而奔波。在苦累的间歇里,母子能够相聚一起说说话,我想,在母亲的心中一定也是一种慰藉。
葱厂一天二十四小时不停工,分两班倒,分别是凌晨两点和下午两点。母亲他们那班是凌晨两点上班,下午两点下班。他们做的活计是将油炸好的葱片装袋,并搬到相应的地点。母亲说,活计倒也不重,中间也有不少的休息时间,但比较零散,又不能回宿舍睡觉,所以熬眼是一个问题。
我劝母亲说,要不别在这儿做了,回家里吧,喂喂猪鸡得了。
母亲叹了一口气说,天这么干,都窝在家里也不是办法。反正你父亲不喜欢出门,他一个人在家里照管就够了。我知道,母亲现在最操心的就是我的小兄弟,他在外打工,挣到的钱基本也就够自己开销,眼看着年龄一天天大了,婚姻问题却一直没有着落。贫瘠的彝山,已经很难留住女孩子了。女孩子们可以通过嫁人的方式改变生活环境,改变命运,但在彝山里,越来越多的男孩子却只能在贫困和无奈中渐渐变老,甚至孤独一生。
小儿子没有成家,那是母亲最大的一块心病。我们有时也和母亲说,您就少操心吧,小兄弟经常在外,结识的人多,再说我们当哥的几个也多为他打听,成个家应该没问题的。母亲说,安排好子女的人家,那是做父母的责任,责任没有完成,哪里放得下心啊。再说,现在结一个婚要好几万块钱,不积攒一点,到时候怎么办得了事。
这就是母亲,一直卑微,一直操心,一直劳累。
三
每当我看到那些上了年纪的打工者,心里就会突然想到母亲。有时在路上看到戴着头巾、上了年纪的妇女,我会一下子恍惚地以为那就是母亲,好多次都有上前去喊一声的冲动。
我读过许多描写山区美丽景色和诗意生活的文章,现在许多媒体也在大量报道农民如何走上了幸福小康路,农民的生活如何变得“洋气”——开小车、用电脑、住洋楼……
是的,许多农民的生活正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这是不可否认的,也是令人欣喜的。只是,我还是常常为彝山的贫瘠而难受,为母亲的奔波劳累而心疼,更为自己无力改变父母的生活现状而痛苦。
如今,不知道像雄鲁么一样在贫困线上挣扎的山区还有多少,像我母亲一样上了年纪还要外出做工奔波的人又有多少?
……
母亲是卑微的,卑微得这个世界上没有几个人知道她的名字。她辛苦劳作,年复一年,为的只是尽一个母亲的责任。
春天来了,不知道山路边那些洁白馨香的野刺花有没有开放。
真希望能够年年风调雨顺,母亲,以及许许多多山里的乡亲们不必为饮水而发愁,不必为了生活而辛苦地四处奔波。
想起一个早逝的伙伴
我的这个伙伴叫老王黑。
许多年过去了,我已经记不起老王黑的学名叫什么,甚至连他的小名也忘记了。也许是他皮肤黝黑,再加之在班级中年龄最大、个头最高,大家便给他起了这个形象的外号。
二到四年级时,老王黑和我是同学,后来因为成绩太差,他便被安排留级了。在我的记忆中,那时我们的数学老师是很严格的,每做错一道题,就会被他用一根食指般粗细的棍子在头上敲一下。那时候,我们许多男孩子都戴一顶黄绿色的帽子。有一天中午,我一个人最先到了教室里,便开始做作业。正在思考的时候,就感觉一个身影从门口走了进来。我转头一看,是老王黑。老王黑嘿嘿地笑着向我走来,走到我旁边时,讨好地说:“学习委员,你可真用功啊!”我说,哪里,我也是想快做完作业后去玩的。老王黑突然凑近我,小声地说:“我想告诉你一个秘密,但你一定要帮我保守。”我说,好,我一定守口如瓶。老王黑摸摸头上的帽子,有点自卑地说:“我学习差,经常挨打。但现在我想了一个办法。”说着,他将头上的帽子脱下来,然后倒过来凑到我的眼前。我一看,他的帽子里垫了一团厚厚的发黄的棉花,估计是从旧被子里拆出来的。
我真的帮老王黑守住了秘密。小时候,我一直都体弱多病,但很多同学还是很愿意跟我玩。后来我才明白,这可能是因为我不喜欢向大人和老师告密的原因。
有一天下午,一节自习课没有老师来监督,一开始时,教室里静悄悄的。我做了不多的几题作业,突然听见教室的后面传来小鸟叫声。我回头一看,发现老王黑正蹲在地上抚弄一只小纸箱。呵呵,小鸟一定是在小纸箱里。我从座位上站起来,向老王黑走去。纸箱里的小鸟看起来很可怜,但在孩子的眼里,那也是十分有趣的事。我本来是要管管老王黑的,没想到竟和他玩了起来。因为我的放纵,教室里的气氛很快便骚乱起来。正在这时,班主任怒气冲冲地站在了教室门口。
班主任提起纸箱,迅速从窗口扔了出去。窗外传来一阵小鸟惊恐的惨叫声。而后,老王黑被揪着耳朵拉到了讲台上。班主任怒目圆睁,大声吼道:“安建雄,上来!”我乖乖地走到讲台上,等着他的责罚。他用食指戳了我的脑门一下,说:“你作为学习委员,上课时居然和差生在教室里玩!”我低着头,不敢争辩。这时,老王黑突然像鼓足了勇气地说:“杨老师,全都是我的错。学习委员是来管我的,他跟我说,即使上自习课,也应该遵守纪律。”班主任一向是宠我的。这样一来,他的怒气便很快集中到了老王黑身上。
那一次,老王黑很惨,腿肚上被班主任用树条抽起了许多红色的“泥鳅”。让我到现在都还心有愧疚的是,那时我竟然没有勇气承认自己的过错。
而老王黑丝毫没有怪我。第二天,他来上课时腿脚有些蹒跚,见到我,嘿嘿地笑笑,说:“还好,班主任是不兴打头的。”
不久之后,我升了五年级。老王黑留级了,因为成绩差。
后来,我上了初中,离家四十里。我和老王黑便很少见面了。即使在一个村里,他家在村北边,我家在村南头,两家隔着近三里的路程。
再后来,听说老王黑的父亲患了风湿性关节炎,几乎丧失了劳动能力。老王黑勉强小学毕业,便到“陡腿”小煤窑里采煤,开始扛起与他年龄不符的重担。
……
“陡腿”是彝山里的称呼,指小煤窑的洞口开了以后,发现煤栓是向下的,为了采煤,洞便一直向下。这种小煤窑,便叫“陡腿”。小煤窑最大的威胁,就是洞内的塌方。为了尽量减少塌方的威胁,许多小煤窑里,每隔上一米左右,就会架上一对厢木,顶上再用杯口粗细的平柴布好,这样,才就能避免一些小的塌方。
在“陡腿”小煤窑里采煤,是最为辛苦和危险的事情,但工钱会相对高一些。“陡腿”小煤窑里运煤的工具,叫“扛子”。“扛子”的做法很简单——两条结实的蛇皮口袋对口一缝,再在两边裁出合适的口子就成。煤炭往“扛子”里一装,胸前一坨,背后一坨,可以释放出双手向上攀援。
老王黑到“陡腿”小煤窑里背煤挣钱。那个小煤窑里的煤炭很多,但洞口也很陡。老王黑全身乌黑,闪动着两个稚嫩的眼珠,背着重重的一扛子煤炭,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往洞口的方向爬。过了磅后,他将煤炭一倒,把扛子一扔,躺在煤炭堆上,闭着眼睛歇息,就像一块硕大的煤炭。
那天,老王黑感觉特别有劲,背着一百斤左右的一扛子煤炭,呼呼地向洞口爬去,快到洞口的时候,脚下开始平坦起来。看着洞外清爽爽的亮光,那时老王黑的心中一定很痛快。
突然,大地一阵颤抖。架在洞内的厢木一下子倾斜倒塌,老王黑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便被塌下来的泥土埋住了。洞外那片清爽爽的亮光,成了他生命中最后的光明,它隔着很近的距离,却突然间阴阳两界,无法逾越。
地震过去很久,工友们才敢去清理洞口的塌方。一扛子煤炭,还好好压在老王黑的身上。一身乌黑的老王黑,17岁的生命便永远地和煤炭融为了一体。
工友们烧了一大锅热水,用洗衣粉给老王黑干干净净地洗了一个澡。煤窑老板买来一口棺材,用搭床的两条板凳,临时把它安放在煤堆旁边的一块空地上。数十万年才见到光亮的煤炭,散发着幽深的黑光。鲜红的棺材在沉默黝黑的煤堆旁,如火一般热烈。
这一切,都是后来同村的一个伙伴告诉我的。这个伙伴也是煤窑上的工人,地震发生的时候,他刚好在洞外休息。现在二十多年过去了,那个绰号叫老王黑的山娃子,早已被绝大多数村民忘记了。但当我是在网上看到黑煤窑里那些凄惨的童工照片时,依然会一次次想起我那个又黑又大的小伙伴来。
远去的羊群
彝山深处,那是怎样的一个地方?白云轻绕、山泉叮咚、歌声回荡、如诗如画。可是,我的彝山,其实更多的是枯瘦。枯瘦的山路、枯瘦的庄稼、枯瘦的母亲,就连曾经惹人流连陶醉的山歌,也无可回避地走向枯瘦。
埋着我衣胞的彝山,与我渐去渐远,看着自己艰难的脚印,我说不出心中感受。
“啊,我的山路,啊,我的羊,那时候陪你满山转,现在还好吗?”每当听到山鹰组合的彝胞兄长们用略带伤感的声音演唱的那首《离开家的孩子》,脑海中便浮现出童年时彝山放牧的鲜活画面来。
如今,我的羊群早已不复存在。关于羊群,留下的就只有记忆。身边的风景越繁华,这些记忆就越浓烈。我也常常在内心里问自己:为什么我们千辛万苦求来物质的丰裕,心中的快乐却在不断消减?为什么我们想方设法使生活五光十色,而内心深处却常常渴望回归一种简单素朴的生活?
只是,我们回不去了。
羊群,是彝山中流动而快乐的音符。如今,放羊的山娃们,许多都已进了城里,在异乡艰辛地放牧自己的梦想。曾经闪动着清澈的眸子痛饮山风的泥土般质朴的少年,现在常常看不穿城市高楼下的阴影。
我曾经为羊群痛哭过。那是童年时的一个夏天,我们将羊群赶上一个山崖放牧。山崖陡峭,但上面长满各种灌木和野草。攀爬虽然并不容易,但对于喜欢吃百草百叶的山羊来说,那算不了什么。羊群吃得欢快,我们自然也就舒服。
夏季的天空,就如心情多变的少女,说生气马上就生气,根本不用酝酿。一场暴雨在我们毫无防范的情况下从天而降,世界突然就只剩下雨水打击大地的声音。羊群很快就被打散了,消失在茫茫无际的雨雾之中。按照以往的经验,羊群一旦散了,丢失羊的可能性就会很大。有时候,山羊在灌木丛中吃树叶,不小心失足,也有被山藤缠死的情况。起伏连绵、峭壁环生的彝山里,要寻找丢失的羊,会如大海里捞钉子般困难。羊群是山里养羊人家的命根子,丢失了羊,无疑会对生活造成较大的损失。
雨越下越大,眼前一片雾蒙蒙。此时,我们在山崖上毫无办法,根本不敢轻举妄动。心里想着丢失羊后将受到大人的责罚,忍不住便放声大哭起来。因为雨大,用来遮雨的油布,这时已经毫无用处。雨滴打在头上和脸上,和着泪水一起奔流而下。在我的记忆中,那是我有生以来哭得最为痛快的一次。在以后的生活历程中,曾有许多次,想要酣畅淋漓地痛哭一场,却已经做不到了。
来得快来得急,当然也消退得快。暴雨也一样。不久之后,云层散尽,彝山顶上的天空就如同碧玉般温润飘逸。被雨水强力清洗过的彝山,显得格外青翠。那些山崖,就如国画般意蕴深远。
“咩咩、咩咩……”啊,是我们的羊群!三只五只,从崖壁下钻出来,互相关切地呼唤着。我们迅速向羊群爬去,一只、两只、三只……一只都没有少!我们仰起头,向天空长长地呼啸。失而复得,那种心情,真是难以言喻。我搂着头羊,摇摇它脖子上得铃铛,笑出了眼泪。
……
我家养了十多年羊,但在我的记忆中,自己家中宰羊,也就一两次。杀羊,让人最不忍的是它死后眼睛依然圆睁着。母亲说,羊吃尽世间百草,唯独没能尝一尝月宫里的桂花叶,所以死不瞑目。这样的故事,肯定是人们一厢情愿的,但听了还是让人唏嘘不已。
其实,上山放牧的乐趣也很多。几个小伙伴在一起,总是能想出许多有创意的快乐点子来。彝山那些山谷山梁,留下过我们许多天真无邪的欢笑声。现在,偶尔回到那些地方,儿时的许多情景便如在眼前。只是,我们真的再也回不到那时的心境了。
我一直在想,每个人的内心里,应该都会有一群羊。在草原上,或在山野里,放牧自己的羊群,都会使自己的内心安定。可是,如果有一天,羊群丢失了,即使手中还握着牧鞭,心灵的原野,也便开始走向荒芜了。
我的羊群,那时候陪你满山转,现在,还好吗?
责任编辑 彭琼瑶
因为工作变动,我从乡下来到了县城。一切都是新的开始。没有住房,用了两个下午的时间,在靠近城郊的地方租到了一间陈旧的小屋;以前从未接触过新闻采编工作,一切都得从头快马加鞭地学习;往日的朋友同事,大多都在乡下,新的工作环境中,人际关系也要从头开始;家在乡下,爱人还在乡下工作,孩子尚幼小,家和工作单位之间不停地往返,是必不可少的。
忙。以至于有几个月的时间都没有回山区的老家看望父母。
一天下午,一个陌生的电话号码突然显示在我的手机上,一接电话,我马上就听出是母亲的声音,她用别人的手机给我打电话。
母亲说,她和村上的一些人到了县城城郊的一个葱厂做活,已经来了好几天。她是直接从镇上做散工的人家中来葱厂的,所以很多东西都没带上。现在厂里吃大伙食,吃得不太习惯,味寡,想吃点腌豆腐之类的东西。村上一起来的人大多都带来了自家腌制的腌豆腐之类的咸菜。问我有没有,如果有就给她送一点去。
这些年,我和爱人每年都要做不少的腌制品,包括宾川特有的韭菜腌菜。母亲知道,我做的腌制品还好吃,而且基本上是一年四季都有。家里没有女孩,从小,母亲就教我们做一切家务活,包括腌制酸腌菜之类的很多人都认为就该女人干的事情。母亲给我打电话,就只是为了吃我腌制的腌豆腐!
挂了电话,我的心中五味杂陈。
一
连年的干旱,使我的老家——那个叫雄鲁么的高寒彝家山村和云南许多山区一样,到了冬春季节,连最起码的生活用水都成了严峻的问题。家里养的几头牲畜,饮一次水也要赶到离村子五六里远的大箐去,而且那箐里的水也眼看着越来越少。
滴水如油的山区,要搞生产几乎就是一种奢望。村子里的青壮年几乎都外出打工去了。山村在灰白的天空下显得很是萧条。山上的树无精打采地披着疲惫的灰绿色,灰头土脸的山地就像是旧衣服上的补丁。
母亲说,守着那几块没有指望的山地,日子恐怕难得过下去了。
五十多岁的时候,母亲开始了她的打工生活。“年轻人体力好,多挣点工钱,我们年纪大的就找轻一点的活计做,少挣一点工钱。”于是母亲和几个年龄相仿的彝家老姐妹就开始到离家十多公里下面的坝区帮工。
前些年,坝区里栽种稻谷的还不少,到了秋收时节,母亲和她的老姐妹们割稻谷都要割上个把月。吃住都由主人家提供,而且大多数人家伙食开得还不错。那时,每天能够挣三四十元钱。因为基本上不需要什么额外的开支,母亲便把所有的收入都认真地积攒了起来。
母亲是一个非常善于计划生活的人。虽然家里经济条件不好,但她通过精打细算,将一年中需要添置的家具、要办理的大一点的事情都安排得井井有条。母亲很要强,在我的记忆中,几十年来,除了万不得已的时候,她不会轻易向任何人求助。
我在乡村中学教书的这些年,母亲时常到中学所在的坝区做散工。因为在坝区中学里教了十多年书,有不少的学生家长认识我,而且通过口口相传,对我的经历和为人也有一定的了解。母亲到有些村庄做活时,主人家知道她们老姐妹几个是从雄鲁么山区来的,就偶尔会说起中学里有个从雄鲁么来的老师,听说还是很不错的。母亲听了,就会自豪地说,那个就是我家大儿子。
别人知道后,常常对他说,儿子都有工作领工资了,你就少辛苦一点吧。母亲笑笑说,老师的工资低,现在物价又高,况且他买房结婚基本上都是自己料理,我们也没有能力帮多少忙。现在他刚刚成家立业,正是用钱的时候,我们不能拖他的后腿。
我从别人那儿听到这些话的时候,鼻子酸酸的,有一种想流泪的感觉。
儿多母苦!这一点,我有着最深切的体会。抚育我们兄弟四人长大、供我们读书都到了高中以上,在那个贫瘠的山村里,这可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工程,父母在没有其它任何生财之道的情况下,硬是用勤劳苦累做到了。三十多年来,我是看着他们苦累长大成人的。现在,我爱好写一点小文章,但他们的那些苦累,却是无法用语言确切地表达出来的。所以,只好零零散散记下一些生活的片段。
二
我到达城郊的那个葱厂时,天色已经暗下来了。葱厂很陈旧,空气里飘荡着浓浓的油炸葱的气味,浓得有点呛鼻。我四下张望,希望看到母亲的身影。产区的车间里传来隆隆的机器声。大大的院子里,显得空落落的,见不到一个人影。
再往前走了几步,看到一处屋檐下亮着灯光,几个人坐在木长椅上闲聊。我走近后,发现其中两个是我们村在葱厂打工的年轻小伙子。他们也认出了我,便叫我坐下喝茶。
喝过一杯茶后,我说明了来意。一个小伙子说,哦,你母亲她们要到半夜两点上班,现在可能在睡觉。
小伙子带着我来到一间看起来像仓库的大房子前,说我母亲她们就住在里边。虽然天色已黑,但我还是能看清楚,房子的窗户是用剪开的蛇皮口袋蒙着的,门上挂着一块厚厚的旧帆布作遮挡。
那小伙子掀起帆布,在门口大声叫道:“大妈,我们要进来啦。”
没有回应。母亲她们可能都睡着了。想想半夜两点就要起来做工,别说累,光是睡眠都难以保证啊!
小伙子又喊了一声。
“是哪个?”
我一听就是母亲的声音。母亲的睡眠一直都很浅,不大的声响也常常吵得她醒来。在我的记忆中,母亲历来都是在天还不亮就起床,把猪食等打整好后,便出去干活了。等到别人出工到地里时,她已经做了好大一阵子。
瓦数不大的灯泡亮了,我进屋一看偌大的一间屋子里,密密地排布着一些高低床。上铺上放着洗漱用具等东西,下铺挂了蚊帐或是用纸板等遮挡,隔出一个个小空间。我循声来到母亲的床铺前。母亲已经起来,看起来刚才也没有真正睡着。
母亲见到我,显得非常高兴。如今,我已为人父,女儿已四岁。我能真正体会母亲现在的心情。在异乡,母亲和我都在为生活而奔波。在苦累的间歇里,母子能够相聚一起说说话,我想,在母亲的心中一定也是一种慰藉。
葱厂一天二十四小时不停工,分两班倒,分别是凌晨两点和下午两点。母亲他们那班是凌晨两点上班,下午两点下班。他们做的活计是将油炸好的葱片装袋,并搬到相应的地点。母亲说,活计倒也不重,中间也有不少的休息时间,但比较零散,又不能回宿舍睡觉,所以熬眼是一个问题。
我劝母亲说,要不别在这儿做了,回家里吧,喂喂猪鸡得了。
母亲叹了一口气说,天这么干,都窝在家里也不是办法。反正你父亲不喜欢出门,他一个人在家里照管就够了。我知道,母亲现在最操心的就是我的小兄弟,他在外打工,挣到的钱基本也就够自己开销,眼看着年龄一天天大了,婚姻问题却一直没有着落。贫瘠的彝山,已经很难留住女孩子了。女孩子们可以通过嫁人的方式改变生活环境,改变命运,但在彝山里,越来越多的男孩子却只能在贫困和无奈中渐渐变老,甚至孤独一生。
小儿子没有成家,那是母亲最大的一块心病。我们有时也和母亲说,您就少操心吧,小兄弟经常在外,结识的人多,再说我们当哥的几个也多为他打听,成个家应该没问题的。母亲说,安排好子女的人家,那是做父母的责任,责任没有完成,哪里放得下心啊。再说,现在结一个婚要好几万块钱,不积攒一点,到时候怎么办得了事。
这就是母亲,一直卑微,一直操心,一直劳累。
三
每当我看到那些上了年纪的打工者,心里就会突然想到母亲。有时在路上看到戴着头巾、上了年纪的妇女,我会一下子恍惚地以为那就是母亲,好多次都有上前去喊一声的冲动。
我读过许多描写山区美丽景色和诗意生活的文章,现在许多媒体也在大量报道农民如何走上了幸福小康路,农民的生活如何变得“洋气”——开小车、用电脑、住洋楼……
是的,许多农民的生活正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这是不可否认的,也是令人欣喜的。只是,我还是常常为彝山的贫瘠而难受,为母亲的奔波劳累而心疼,更为自己无力改变父母的生活现状而痛苦。
如今,不知道像雄鲁么一样在贫困线上挣扎的山区还有多少,像我母亲一样上了年纪还要外出做工奔波的人又有多少?
……
母亲是卑微的,卑微得这个世界上没有几个人知道她的名字。她辛苦劳作,年复一年,为的只是尽一个母亲的责任。
春天来了,不知道山路边那些洁白馨香的野刺花有没有开放。
真希望能够年年风调雨顺,母亲,以及许许多多山里的乡亲们不必为饮水而发愁,不必为了生活而辛苦地四处奔波。
想起一个早逝的伙伴
我的这个伙伴叫老王黑。
许多年过去了,我已经记不起老王黑的学名叫什么,甚至连他的小名也忘记了。也许是他皮肤黝黑,再加之在班级中年龄最大、个头最高,大家便给他起了这个形象的外号。
二到四年级时,老王黑和我是同学,后来因为成绩太差,他便被安排留级了。在我的记忆中,那时我们的数学老师是很严格的,每做错一道题,就会被他用一根食指般粗细的棍子在头上敲一下。那时候,我们许多男孩子都戴一顶黄绿色的帽子。有一天中午,我一个人最先到了教室里,便开始做作业。正在思考的时候,就感觉一个身影从门口走了进来。我转头一看,是老王黑。老王黑嘿嘿地笑着向我走来,走到我旁边时,讨好地说:“学习委员,你可真用功啊!”我说,哪里,我也是想快做完作业后去玩的。老王黑突然凑近我,小声地说:“我想告诉你一个秘密,但你一定要帮我保守。”我说,好,我一定守口如瓶。老王黑摸摸头上的帽子,有点自卑地说:“我学习差,经常挨打。但现在我想了一个办法。”说着,他将头上的帽子脱下来,然后倒过来凑到我的眼前。我一看,他的帽子里垫了一团厚厚的发黄的棉花,估计是从旧被子里拆出来的。
我真的帮老王黑守住了秘密。小时候,我一直都体弱多病,但很多同学还是很愿意跟我玩。后来我才明白,这可能是因为我不喜欢向大人和老师告密的原因。
有一天下午,一节自习课没有老师来监督,一开始时,教室里静悄悄的。我做了不多的几题作业,突然听见教室的后面传来小鸟叫声。我回头一看,发现老王黑正蹲在地上抚弄一只小纸箱。呵呵,小鸟一定是在小纸箱里。我从座位上站起来,向老王黑走去。纸箱里的小鸟看起来很可怜,但在孩子的眼里,那也是十分有趣的事。我本来是要管管老王黑的,没想到竟和他玩了起来。因为我的放纵,教室里的气氛很快便骚乱起来。正在这时,班主任怒气冲冲地站在了教室门口。
班主任提起纸箱,迅速从窗口扔了出去。窗外传来一阵小鸟惊恐的惨叫声。而后,老王黑被揪着耳朵拉到了讲台上。班主任怒目圆睁,大声吼道:“安建雄,上来!”我乖乖地走到讲台上,等着他的责罚。他用食指戳了我的脑门一下,说:“你作为学习委员,上课时居然和差生在教室里玩!”我低着头,不敢争辩。这时,老王黑突然像鼓足了勇气地说:“杨老师,全都是我的错。学习委员是来管我的,他跟我说,即使上自习课,也应该遵守纪律。”班主任一向是宠我的。这样一来,他的怒气便很快集中到了老王黑身上。
那一次,老王黑很惨,腿肚上被班主任用树条抽起了许多红色的“泥鳅”。让我到现在都还心有愧疚的是,那时我竟然没有勇气承认自己的过错。
而老王黑丝毫没有怪我。第二天,他来上课时腿脚有些蹒跚,见到我,嘿嘿地笑笑,说:“还好,班主任是不兴打头的。”
不久之后,我升了五年级。老王黑留级了,因为成绩差。
后来,我上了初中,离家四十里。我和老王黑便很少见面了。即使在一个村里,他家在村北边,我家在村南头,两家隔着近三里的路程。
再后来,听说老王黑的父亲患了风湿性关节炎,几乎丧失了劳动能力。老王黑勉强小学毕业,便到“陡腿”小煤窑里采煤,开始扛起与他年龄不符的重担。
……
“陡腿”是彝山里的称呼,指小煤窑的洞口开了以后,发现煤栓是向下的,为了采煤,洞便一直向下。这种小煤窑,便叫“陡腿”。小煤窑最大的威胁,就是洞内的塌方。为了尽量减少塌方的威胁,许多小煤窑里,每隔上一米左右,就会架上一对厢木,顶上再用杯口粗细的平柴布好,这样,才就能避免一些小的塌方。
在“陡腿”小煤窑里采煤,是最为辛苦和危险的事情,但工钱会相对高一些。“陡腿”小煤窑里运煤的工具,叫“扛子”。“扛子”的做法很简单——两条结实的蛇皮口袋对口一缝,再在两边裁出合适的口子就成。煤炭往“扛子”里一装,胸前一坨,背后一坨,可以释放出双手向上攀援。
老王黑到“陡腿”小煤窑里背煤挣钱。那个小煤窑里的煤炭很多,但洞口也很陡。老王黑全身乌黑,闪动着两个稚嫩的眼珠,背着重重的一扛子煤炭,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往洞口的方向爬。过了磅后,他将煤炭一倒,把扛子一扔,躺在煤炭堆上,闭着眼睛歇息,就像一块硕大的煤炭。
那天,老王黑感觉特别有劲,背着一百斤左右的一扛子煤炭,呼呼地向洞口爬去,快到洞口的时候,脚下开始平坦起来。看着洞外清爽爽的亮光,那时老王黑的心中一定很痛快。
突然,大地一阵颤抖。架在洞内的厢木一下子倾斜倒塌,老王黑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便被塌下来的泥土埋住了。洞外那片清爽爽的亮光,成了他生命中最后的光明,它隔着很近的距离,却突然间阴阳两界,无法逾越。
地震过去很久,工友们才敢去清理洞口的塌方。一扛子煤炭,还好好压在老王黑的身上。一身乌黑的老王黑,17岁的生命便永远地和煤炭融为了一体。
工友们烧了一大锅热水,用洗衣粉给老王黑干干净净地洗了一个澡。煤窑老板买来一口棺材,用搭床的两条板凳,临时把它安放在煤堆旁边的一块空地上。数十万年才见到光亮的煤炭,散发着幽深的黑光。鲜红的棺材在沉默黝黑的煤堆旁,如火一般热烈。
这一切,都是后来同村的一个伙伴告诉我的。这个伙伴也是煤窑上的工人,地震发生的时候,他刚好在洞外休息。现在二十多年过去了,那个绰号叫老王黑的山娃子,早已被绝大多数村民忘记了。但当我是在网上看到黑煤窑里那些凄惨的童工照片时,依然会一次次想起我那个又黑又大的小伙伴来。
远去的羊群
彝山深处,那是怎样的一个地方?白云轻绕、山泉叮咚、歌声回荡、如诗如画。可是,我的彝山,其实更多的是枯瘦。枯瘦的山路、枯瘦的庄稼、枯瘦的母亲,就连曾经惹人流连陶醉的山歌,也无可回避地走向枯瘦。
埋着我衣胞的彝山,与我渐去渐远,看着自己艰难的脚印,我说不出心中感受。
“啊,我的山路,啊,我的羊,那时候陪你满山转,现在还好吗?”每当听到山鹰组合的彝胞兄长们用略带伤感的声音演唱的那首《离开家的孩子》,脑海中便浮现出童年时彝山放牧的鲜活画面来。
如今,我的羊群早已不复存在。关于羊群,留下的就只有记忆。身边的风景越繁华,这些记忆就越浓烈。我也常常在内心里问自己:为什么我们千辛万苦求来物质的丰裕,心中的快乐却在不断消减?为什么我们想方设法使生活五光十色,而内心深处却常常渴望回归一种简单素朴的生活?
只是,我们回不去了。
羊群,是彝山中流动而快乐的音符。如今,放羊的山娃们,许多都已进了城里,在异乡艰辛地放牧自己的梦想。曾经闪动着清澈的眸子痛饮山风的泥土般质朴的少年,现在常常看不穿城市高楼下的阴影。
我曾经为羊群痛哭过。那是童年时的一个夏天,我们将羊群赶上一个山崖放牧。山崖陡峭,但上面长满各种灌木和野草。攀爬虽然并不容易,但对于喜欢吃百草百叶的山羊来说,那算不了什么。羊群吃得欢快,我们自然也就舒服。
夏季的天空,就如心情多变的少女,说生气马上就生气,根本不用酝酿。一场暴雨在我们毫无防范的情况下从天而降,世界突然就只剩下雨水打击大地的声音。羊群很快就被打散了,消失在茫茫无际的雨雾之中。按照以往的经验,羊群一旦散了,丢失羊的可能性就会很大。有时候,山羊在灌木丛中吃树叶,不小心失足,也有被山藤缠死的情况。起伏连绵、峭壁环生的彝山里,要寻找丢失的羊,会如大海里捞钉子般困难。羊群是山里养羊人家的命根子,丢失了羊,无疑会对生活造成较大的损失。
雨越下越大,眼前一片雾蒙蒙。此时,我们在山崖上毫无办法,根本不敢轻举妄动。心里想着丢失羊后将受到大人的责罚,忍不住便放声大哭起来。因为雨大,用来遮雨的油布,这时已经毫无用处。雨滴打在头上和脸上,和着泪水一起奔流而下。在我的记忆中,那是我有生以来哭得最为痛快的一次。在以后的生活历程中,曾有许多次,想要酣畅淋漓地痛哭一场,却已经做不到了。
来得快来得急,当然也消退得快。暴雨也一样。不久之后,云层散尽,彝山顶上的天空就如同碧玉般温润飘逸。被雨水强力清洗过的彝山,显得格外青翠。那些山崖,就如国画般意蕴深远。
“咩咩、咩咩……”啊,是我们的羊群!三只五只,从崖壁下钻出来,互相关切地呼唤着。我们迅速向羊群爬去,一只、两只、三只……一只都没有少!我们仰起头,向天空长长地呼啸。失而复得,那种心情,真是难以言喻。我搂着头羊,摇摇它脖子上得铃铛,笑出了眼泪。
……
我家养了十多年羊,但在我的记忆中,自己家中宰羊,也就一两次。杀羊,让人最不忍的是它死后眼睛依然圆睁着。母亲说,羊吃尽世间百草,唯独没能尝一尝月宫里的桂花叶,所以死不瞑目。这样的故事,肯定是人们一厢情愿的,但听了还是让人唏嘘不已。
其实,上山放牧的乐趣也很多。几个小伙伴在一起,总是能想出许多有创意的快乐点子来。彝山那些山谷山梁,留下过我们许多天真无邪的欢笑声。现在,偶尔回到那些地方,儿时的许多情景便如在眼前。只是,我们真的再也回不到那时的心境了。
我一直在想,每个人的内心里,应该都会有一群羊。在草原上,或在山野里,放牧自己的羊群,都会使自己的内心安定。可是,如果有一天,羊群丢失了,即使手中还握着牧鞭,心灵的原野,也便开始走向荒芜了。
我的羊群,那时候陪你满山转,现在,还好吗?
责任编辑 彭琼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