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有廷杖，朝堂之上，惹毛了皇帝，一句话，拉出去打！朝臣就被锦衣卫拖到午门打板子。行刑之处，戒备森严，高大的汉子，持丈把长的木杖，杖四十或者五十的谕旨，层层传递过来;一人说，百人和，声儿越来越大，胆子小的，屁股还没有挨上木杖子，就被吓破了胆。
　　行杖之时，管你是谁，官多大，地位多高，按在地上就是一顿好揍。最早廷杖打死人的不多，不过是一种羞辱。有东西厂之后，主持此事的多是太监，行刑的技术也日臻完善。

　　打人，必須扒裤子，露出屁股，让这班儿朝臣多一点羞辱。被打死的事儿也有。其实，无论打多打少，只要行刑者想让你死，就必死无疑，不想让你死，怎么打都死不了。
　　从锦衣卫到各个衙门的行杖之人，都受过专门的传授，深谙怎么样打得动静很大却没有几下着肉的技术。只要受了贿赂就这样打，否则就着实打，不仅皮开肉绽，而且骨断筋折。当然，如果得罪了刘瑾、魏忠贤这样的权阉，怎么都是一个死。
　　以往的朝代，也零星地听说过有在朝堂之上打人的，真正密集实行此法的，是元朝。可以说，明朝这么干，就是袭承了蒙古人的遗风。蒙古人在草原上是部落制，头人惩罚下面的人就是一个字——打。当然绝非想把人打死，只是让你皮肉多点痛楚而已。这样的打法，在进入中原之后行杖照旧，只是被打的对象，多为被统治的汉人。元代不仅打老百姓，也打官员。开会迟到，打;公务不谨，打;上命有违，打;一言不合，打。经常派出巡视官，因为一个事儿在辖区转一圈，打一圈。元朝著名的书法家赵孟頫被派到江南打人，结果一个人没打，回来之后，自己就要挨打。不止汉人汉臣，蒙古人、色目人也会挨打，这是元朝的常态。
　　进入明朝之后，到处开花似的打板子的风气似乎消失了，升格为廷杖。廷杖是新手段，但羞辱人的意思依旧。蒙古人在草原上生活，犯错是常事，挨揍也是常事，没有读书人，谁也不讲究。但是，汉人士大夫讲究的就是一个脸面，做官之后，在人前人五人六的，突然之间被按倒打屁股，虽说打完之后，官儿还照做，但这个脸丢不起。
　　杖的是人的屁股，伤的却是人的脸面。在太监主事之后，廷杖简直就成了太监的一种有意报复。朝臣们看不起被割掉关键零件的太监，太监则扒朝臣的裤子打板子，让你们在众人面前露出父母之遗羞，饱受责罚，两下扯平。
　　都说士可杀不可辱，朱元璋定下的廷杖之法，就是要辱。出身底层的皇帝，对士大夫骨子里，就是喜欢辱。不辱，不足以折服端着架子的士人。不仅要打屁股，而且要阉人来主持此事，用心不可谓不良苦。
　　由于明朝昏君多，谏臣多，因谏而被廷杖者越来越多。有时候，一下子拖下去百十号人，排起来一起行刑，非常壮观。但只要包袱递得及时，被打死的，毕竟是少数。文死谏，武死战，是一种顽固的信念。因谏而挨板子，每每成为一种别样的光荣，得到士人的追捧。竟然真的有人乐意得到这种光荣，刻意放言高论，不惧责罚。
　　但是，人毕竟是现实的。明朝的政治黑暗，伴随着昏君的前赴后继，越来越甚。随着廷杖的越来越残酷，打死的人越来越多，迎合乖巧之人和激进抗争之人同时都多了起来。
　　廷杖的羞辱，没有羞杀所有士大夫的脸皮，但有一部分人，的确变得没脸没皮了。晚明时节，权阉魏忠贤众多的干儿子，就是这么来的。而那些立志要跟阉党对着干的士人，也越来越激进，越来越矫情。一个朝廷所必须的理性温和之人，越来越少。大明朝，就这样在廷杖的吆喝声、斥责声和惨叫声中完了。历史上，读书人之所以为读书人，大半在于有廉耻。只要政治逼得读书人不要脸皮了，哪怕只有一部分，那么，无耻就会成为社会的流行病。
　　（摘自《廉政瞭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