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五四”算起，新文学走过百余年的征程;从改革开放算起，新文学已过40载;进入21世纪，新文学也有近二十年的时光。应该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新文学具有引领作用，这在“五四”、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改革开放初期，文学都以独特的敏锐与理性自觉对时代起到引领作用，并取得巨大成就。但进入20世纪九十年代尤其是21世纪以来，文学开始出现退守甚至滞后于社会时代发展的状况。作为相对保守的文体，散文更是如此。在21世纪前二十年即将收官，马上进入第三个十年之际，散文应更新观念，发挥其独特功能作用，成为包括诗歌、小说、戏剧等在内的文学发展的轻骑兵。

一、参与国家社会战略发展进程

　　整体而言，新时期散文具有探索性、创新性和发展性，它与其他文体一起参与了改革开放的发展。不过，放在百年中国新文学特别是近二十年中国社会飞速发展的进径看，散文具有明显的滞后性。这主要表现在背对时代、沉溺历史，历史文化散文呈泛滥之势，而对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视和参与不够，更不要说关注国家民族命运和战略发展。散文创作整体呈疏离、远离甚至背离时代、社会、政治的趋向，在所谓的审美“向内转”和历史的回望中，有自我迷失甚至自我丧失的局限。未来散文发展必须突破这一瓶颈，成为时代、社会、文化、精神的风向标和巨大引擎。
　　与时代、社会、政治同呼共吸，直接参与到国家的战略发展进程，这是散文创新的基本前提。中华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不论是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还是杨朔、刘白羽、秦牧的为祖国歌唱，都是站在时代制高点为国家和人民发声。然而，新时期以来，“杨朔模式”受到质疑甚至批判，散文与政治的关系受到挑战，宏大叙事不断贬值，于是出现个人化叙事、碎片化写作，甚至零度写作，而无价值判断则成为不少作家学者的追求。一方面，散文不是关注现实，而是热衷于历史书写;另一方面，知识写作代替价值追问，于是书斋化、一地鸡毛式的散文大行其道。与有限的关注现实的散文相比，太多的散文缺乏现实感、时代性、政治意识，而进入一种名之为“审美”个性化的书写。有的散文甚至羞于谈论现实主义、宏大叙事和政治意识。这必然违背“文学当随时代”的基本准则，也会失去读者，丧失文学震撼人心的力量。或许这些远离现实和时代的散文，在艺术技巧上有所探索创新，也有借古鉴今和吸取社会人生智慧的功用;但很难产生杨朔等人散文的巨大影响力，因为不接地气，人民性不足，国家、民族、社会意识不强。因此，要真正获得观念创新，散文必须面对现实和时代，既能“入”乎其中，又能“出”于其外，以文学的独特方式和魅力彰显时代、社会、政治的风采。
　　关注社会重大问题，尤其是对人类命运要有思考，这是散文观念创新的要义所在。让散文关注社会现实并不是无所作为，或作表面文章，而是要真正有穿透力，为时代、社会把脉，尤其能把握国家、民族、人类的发展命运，这是时代赋予敏感的文学的特殊使命。目前，历史文化散文、乡土散文、学者散文往往都缺乏这样的理性自觉，也难对时代和社会做出具有前瞻性的预想与构想，也就不可能指出前行的方向。比如，不少乡土散文仍醉心于传统文化的审美趣味，对都市文明采取简单、机械甚至非理性的拒斥和反对态度;底层写作虽有一定的问题意识，但缺乏现代意识、方向感和预见性，往往被细部和现象困扰，在消极写作中充满唉叹、抱怨、否定和绝望。今天，我们特别缺乏能为这个时代和社会把脉的散文，尤其缺乏以超前性眼光穿透时代和社会，并给国家、民族、人类提供价值参照和指明进路的散文。从这个方面说，这是散文最大的遗憾和失职。当然，要做到这一点，既需要理性自觉和使命担当，又需要认知能力水平和文化自觉意识，更需要有前瞻性眼光和超常的智慧。
　　充满积极进取、奋发有为、明朗健康的时代气息，而非低沉悲观甚至虚无主义的个人写作，这是散文观念更新的理想状态。在新文学初期，像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李大钊的《青春》、鲁迅的《救救孩子》等都是热情洋溢、流光溢彩的政治文化散文，直到今天它们仍不失时代风骨。新时期特别是21世纪以来，我们缺乏这样的散文作品：能把握时代脉搏、有现实主义分量、充满浪漫主义理想、震撼人的灵魂。相反，更多的是站在“小我”甚至一己感受所进行的自我表达。真正有创新性的散文，应通过“个我”的鼓与呼，穿越现实的大地天空，在时代回音壁上回荡着关于国家、民族、人类的思考的最强音。
　　我不反对在艺术技巧上进行创新，也不反对将历史作为鉴镜，甚至用传统文化的自信与优雅反思现代化局限亦无不可。但无论如何，散文离不开时代和社会，也不可能与政治无关，更不能无视现实存在的重要重大问题，还不可不顾国家民族和人类的发展走向。至于如何以审美方式进行反映，而不是简单地进行时代与政治的表达，这是需要进一步思考的关键问题。

二、以“天地之道”修正“人的文学”

　　纵观一个世纪以来的新文学，我们基本遵循的是“人的文学”观，即坚信“人是万物的主宰，是天地的精华”。应该说，“人的文学”观对突破中国传统文学文化对“人”的异化，是有益也是有价值的;但它最大的问题是，失去了对于天地自然的尊重和敬畏，将人的个性、欲望强调得无以复加，致使文学受到异化。散文写作也是如此，在“人的文学”观念下，我们很难真正获得创新性发展。
　　过于强调“人的文学”，忽略天地自然尤其是天地之道的规约，极易导致散文创作的倾斜，这主要表现在：
　　首先，将笔力主要放在写“人”上，忽略了更广大、丰富、复杂的天地自然。其实，天地宇宙包罗万象，是远不能用“人”的认知进行解释和抵达的。如天地万物就无法在“人的文学”观底下得到更好的描写和阐释，这也是长期以来我们的散文贫乏无力的原因。即使有的散文写“物”，往往也多用拟人手法，难以真正潜入其内在本性，理解其独特价值魅力。 　　其次，难以抵达天地自然的道心，即“万物有道”的层面。其实，即使是一块石头，它也有“道”存矣，不要说其生命是人所无法比拟的，就是它的智慧也值得人类好好学习。因此，从“物”身上能格物致知，进入“道”中，并获得智慧，这是今后散文观念创新应努力的方向。以杜怀超为例，他曾写过一句话：“每一棵植物都是一盏灯，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它的光照里。”这是句智慧语，是超越了“人的文学”观，进入天地大道的全新感悟。可惜，当前这样的散文太少了。
　　再次，缺乏天地情怀，尤其失去了谦卑与敬畏之心。在“人的文学”观牵引下，许多散文的个人主义思想膨胀，有的甚至成为暴力化写作，温暖、仁慈、博大、优雅等也就无从谈起，这势必影响散文的境界与品质。有了天地情怀的散文写作则不同，它会进入绿色的审美状态，也成为一个带着谦卑与爱心的智者。如朱以撒的散文《进入》是写钉子的，他发现我们目及所到之处，树木、墙壁、木板上都被钉上钉子，于是为万物感到伤痛。最重要的是，朱以撒将矗立的高楼大厦比成钉子，它钉在大地之上，于是发出了悲悯的感动。还有，写宣纸、墨汁、毛笔以及与人心的融汇、对话与创造，朱以撒散文都进入一种天地境界，于是超出了“人的文学”观，有了新的观念变革。遗憾的是，整体而言，当下散文仍受制于“人的文学”观，即使是诸多生态环保散文也不例外，它们在天地自然尤其是“大道”面前多是失语的，也是缺乏生命的智慧的。
　　在此，最重要的是，应辩证理解“人的文学”与“天地大道”的关系，以突破当前散文的困境，从而解开许多散文存在的死结。“人的文学”强调的是人性解放和个性解放，“天地情怀”重在天地自然之道对人的规约，二者辩证融通后的再造，才是未来散文观念突破创新的要点所在。

三、将人类健全幸福作为宗旨

　　中国古人有“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说，又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之理想，讲的都是由“小我”升华为“大我”的过程。长期以来，我们的散文也包含着这种精神，像“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谁是最可爱的人》对英雄的赞颂，都可作如是观。然而，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许多散文的境界和品位开始走低，呈现出“小我”被放大，“大我”贬值的不良倾向。
　　在不少著名散文家那里，有的斤斤于个人得失，停留于历史暗角的书写和关于“小人”的评说不能自拔;有的进入百无聊赖的阿猫阿狗描摹，失去了最基本的作家情怀和人文精神;有的遵循丛林法则，相信强力与蛮横为天理，于是使散文充满暴力情结;有的形成金钱至上和权力崇拜，从而陷入世俗化与虚假的散文写作;还有的被淹没于历史的碎片与逻辑概念的缠绕，更有以创新和突破禁区为名渲染性爱，于是使散文变得呆滞死气。总之，在散文家自己内心变得封闭与粗劣，于作品也就日益下滑甚至坠落，散文的异化也就在所难免。
　　其实，横亘于新时代散文创新面前的最大障碍还是作家自己，即他们如何从自我修养和自我革命开始，摆脱低级趣味和世俗功利，进入“大我”、民族精神、国家发展和人类命运的思考。如有的底层散文写作，在叙述经由自己努力，从煤矿工人变为作家的苦旅中，自有一种值得珍视的奋斗精神;然而，当作者对这种角色转换怀有庆幸，却看不到矿工劳作的意义，甚至以摆脱其困境为荣和快心之事，那就被“小我”甚至“私心”束缚了，作品的价值也就大打了折扣。又如有的散文写到敦煌壁画的辉煌灿烂不被重视，于是发出急切召唤：“我国的作家、画家、艺术家和考古学家们，你们都在哪里呵？你们难道听不到大西北在对你们的殷殷呼唤吗？你们难道看不到古西域艺术在向你们频频招手吗？你们都躺到哪个鬼旮旯去了？”这种吁求当然无可厚非。然而，作者又说，当她看到日本学者井上靖在《人民日报》发表关于西域敦煌的文章，却有这样的话：“他老人家惬意了，我却窝下了心病。”（王英琦：《大唐的太阳，你沉落了吗？》）这个“心病”就是民族主义情结在作怪，是缺乏人类文化情怀所导致的结果。因为从文化的意义上说，日本学者有了对于敦煌的研究成果是好事，作家应高兴才是，应有开放的心态，不能用狭隘的心理对待人类文化。当然，有的散文是有人类情怀的，像季羡林的《喜雨》，因北京喜降甘霖，于是他表示，“我的幻想，从燕园飞到故乡，又从故乡飞越了千山万水，飞到了非洲”。这是一种希望干旱的故乡以及非洲都普降“喜雨”的愿景。
　　以往，我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甚至以GDP为绝对追求目标。今天，我们应以环保生态、文化发展、人类美好生活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中心，推动国家民族伟大复兴和实现中国梦。这就要求散文改变观念，进入一个像马克思所说的“一切为了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追求和价值遵循，即立足长远、重视人的身心健康、幸福指数、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富裕，以及人类社会健康发展福祉。与此同时，让散文克服狭隘的功利主义，特别是摆脱以西方为价值旨归、进入一个更具价值合理性的人类理想境界。没有这样的宏大视野，散文不可能获得真正的创新，也不可能超越自我的狭小格局。
　　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必然与世界进步发展连在一起，中国的前途命运当然也离不开人类正确的价值选择。也许中国和世界都处在探索中，有些问题至今还不明确，特别是不一定有答案;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西方特别是美国道路一定不是中国的正确选择，也未必是人類健康幸福的希望所在。关于这一点，林语堂等许多智者在半个世纪前都做过系统阐述。在中国未来的发展过程中，散文不能置身事外，而应参与其中，并发挥特殊的价值功能。要达到这一点，改变散文观念就变得尤其重要，这主要包括：超越长期以来散文的狭小格局，确立中国立场，强调问题意识，抓住战略发展机遇，放眼全球，有人类视野和天地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