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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运用新历史主义核心概念“表述”的相关理论，对歷史文本《普利茅斯开发史》《英国人的新迦南》以及霍桑的短篇小说《快活山的五朔节花柱》，关于“快活山的五朔节花柱”事件的“表述”进行分析，探讨涉及同一历史事件的三个版本之间的差异和联系，阐明文字并不是一个透明的载体，可以重现一个作为完整的、真正的过去和物质性存在的历史;档案、史学家的历史专著并不是对客观存在的忠实记录，它们所宣称的真实只是一种权力话语建构的文本真实。无论是作为美国拓荒时代优秀历史学家威廉·布雷德福所撰写的历史文本《普利茅斯开发史》，还是他的政敌托马斯·莫顿的历史书写《英国人的新迦南》，或是小说家霍桑经典文学作品《快活山的五朔节花柱》，这三个文本关于“五朔节花柱”的书写在叙事语言、手法上并无二致。更重要的是，就其深层结构都是通过贬低、抬高、保存、涂抹和排除某些因素的选择从而赋予这一历史事件特定的意义，是基于自身的历史性与历史往事进行主体间性对话，都是关乎自身社会文化政治处境的“表述”。这种对历史的“表述”同时也作为一个历史事件建构了历史。
关键词：新历史主义; 《快活山的五朔节花柱》;权力话语;文本真实
一、新历史主义理论综述
新历史主义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1982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英文系教授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 受《文类》（Genre）之邀，编写了一个文艺复兴的专刊号。在此专刊上他使用了“新历史主义”这一概念来描述他为该专刊选编的文章的标准。[1]1-14自此，“新历史主义”在批评界滥觞开来。作为文艺批评术语，“新历史主义”是一个“没有确切指涉的词语”[2]9。这或许也正是诸多“新历史主义”实践者所希望的。他们从不系统地言说一套理论假设，惟恐将“新历史主义”建造成又一理论营垒，担心任何理论概括都会损坏、限制其批评实践的多样化、个性化。在《通向一种文化诗学》中格林布拉特明确强调“新历史主义”作为一种异质性、杂语式的存在，应该将“‘新历史主义’界定为一种实践，而不是一种教义”[1]1-2。由此可见格林布拉特反对将“新历史主义”纳入某个既定的规范系统，或将之视为一个静态的学术流派。
虽然“新历史主义”批评实践者抵制体系化、理论化，但在其多样化、杂语式的批评实践中仍可发现一套轴心批评概念的存在，如“表述”“历史的文本性”和“文本的历史性”。“新历史主义者”将其机关刊物命名为《表述》（Representation），体现“表述”是“新历史主义”关注的核心问题。“表述”“关乎我们如何关照自己，如何为他人所关照以及如何将我们自己投射到他人身上。新历史主义的一个宣言就是，正是我们如何被表述，形成了我们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处境”[3]219。而在“新历史主义”那里，所有的文本都是关于“表述”的。“新历史主义”关于“表述”的概念又是和“文本的历史性”“历史的文本性”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作为一种考量历史与文本关系的批评实践，“新历史主义”是对传统历史主义的实证主义历史观的反思。在“传统历史主义”那里，“历史进程是客观的，而人们很少能改变它;历史学家在研究过去时应该避免价值判断;对过去及传统保持尊崇”[4]。历史被认为是一个完整的、真正的过去和一个物质性的存在，而档案、史学家的历史专著是作为对这种客观存在的忠实记录，文字就成了一个透明的载体，使过去得以如实地再现。在历史与文学的关系上，“在文学前景与政治（历史）背景之间作截然划分”[5]，并且“总是假定这个语境-历史背景具有文学作品本身无法达到的真实性和具体性”[1]前言。在“新历史主义”看来，我们只有通过文本接近历史，但留传下来的文本只是对历史事件的一种表述和阐释，它与历史之间有着无法跨越的时间距离和文化距离。这种阐释的过程以及语言也远非如传统历史主义所认定的那样透明。“历史的语言虚构形式同文学上的语言虚构形式有许多相同的地方”[1]161。历史学家总是用故事的形式来整理叙述历史，使纷繁复杂的历史事实产生意义，就这一点而言，历史学家的手法与文学家并无二致。这些被“新历史主义”概括为“历史的文本性”。
“历史的文本性”首先是指不以我们所研究的社会的文本踪迹为媒介，我们就没有任何途径去接近一个完整的真正的过去和一个物质性的存在;而且，那些踪迹……应被设定至少是部分必然的源自选择性保存和涂抹的微妙过程。其次，那些在物质及意识形态斗争中获胜的文本踪迹，当其转化成“档案”并成为人们将人文学科阵地宣称为他们自己的描述和解释性文本的基础时，他们自身也充当后人的阐释媒介。[6]
与“历史的文本性”一同作为“新历史主义”轴心概念被提出的是“文本的历史性”。 “文本的历史性”是指所有书写形式的历史具体性和社会物质性内容，其中包括批评家研究的文本和“关于文本研究”的文本。可以具体解释为：任何文本都是特定历史、文化的产物，而且任何一种文本都不仅仅是对历史的“记录”和“反映”。文本本身就是历史事件，文本主动参与历史的塑造。
通过提出“历史的文本性”和“文本的历史性”， “新历史主义”消解了文学与历史资料之间的藩篱，拆除了“文学”与“非文学”文本之间的界线。文学文本与非文学文本共同建构了历史。这种建构不以“过去发生之种种”为终极目标，体现的是围绕文本纠缠的种种话语霸权。[7-8]笔者拟用“新历史主义”关于“表述”“历史文本性”与“文本的历史性”的阐释来分析作为文学文本的《快活山的五朔节花柱》（The Maypole of Merry Mount）与所谓“非文学文本”的《普利茅斯开发史》（Of Plymouth Plantation）、《英国人的新迦南》（New English Cannan）对同一历史事件的“表述”。这三个文本都对北美殖民地早期“快活山五朔节花柱事件” 形成关乎自身社会文化政治处境的“表述”，这种对历史的“表述”同时也作为历史事件建构了历史。 二、“历史档案”中的“快活山的五朔节花柱”
《普利茅斯开发史》寫于1630—1650年。该书作者威廉·布雷德福（William Bradford）被认为是这一历史时期“优秀的历史学家”[9]41。他在书中描写了脱离国教者（the Separatists）继詹姆斯敦之后在普利茅斯建立第二个永久性的英国殖民地的状况。此书被当作是对这段历史的“记载”并被赋予了“历史文献”的高度，在《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中该书被放到“历史与年代记”一章，在美国历史编纂上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换句话说，就对美国殖民地时期的记载而言，它是被划分到“正史”一类的。按照传统历史主义的观点，它拥有其他文本所不具备的客观性和权威性，是作为关于这段历史过往的“经典”书写。关于西方 “经典”文本界定，学者张驰的评论和此文关注的历史书写颇为契合。[10]
《普利茅斯开发史》写作时间并不连贯，它分两次著成，中间大约有十年的间隔。第一次写作是从1630年开始，第二次写作是从1646年开始。在第二部分布雷德福记述了1620年之后的事情。也就是在这一部分布雷德福讲述了“快活山的五朔节花柱事件”。书中托马斯·莫顿（Thomas Morton）被描述成亵渎圣灵的家伙——“胡作非为的一群人的首领”。
他们树立了五朔节花柱，接连几天围着这根柱子狂饮欢舞。竟然还邀来一些印第安女人，陪他们一道花天酒地，或者干一些更加不成体统的事。他们似乎已经使罗马花神重新复活并进行庆祝，他们又像在进行疯狂的酒神祭祀。莫顿为夸耀其文采，还做诗一首，诗中无非是些淫词浪调。这首轻佻的诗还被莫顿贴到他们拜为神物的五朔节花柱上，真是有伤风化，亵渎神灵，引人堕落。[11]141
除了亵渎神灵外，莫顿的恶行还包括收容从周边殖民地逃跑的仆役，向印第安人兜售枪支弹药，并且教授他们如何使用，甚至制造弹药。在布雷德福的书中，莫顿是一个给其邻居财产造成损失、威胁他们生命安全的危险分子，是腐化殖民地居民灵魂的恶魔。在1637年出版的《英国人的新迦南》中莫顿对这段历史的描述截然相反，那些敌视他的脱离国教者（the Separatists）被冠之“不学无术的蠢驴”，而他也绝非阴谋篡位的宵小之徒，而是一个坦坦荡荡的诚实君子、英武的勇士。这两部著作都是关于北美殖民地时期的描述，都是被归为“历史文献”一类的历史文本，然而对同一历史对象的描述却是南辕北辙。虽然对同一历史对象“快活山的五朔节花柱事件”两个文本进行了迥然不同的记述，但在记述的目标和手法上两者却有许多共通之处。
首先，两个文本对发生事件的记述都是为了赋予事件一定的意义。而意义并不是一种预先存在的客观物质，仅仅等待文本的记录和反映。“意义不仅是某种以语言‘表达’或‘反映’的东西：意义其实是被创造出来的。我们并不先有意义或经验，然后再为之穿上语词;我们能够拥有意义和经验，仅仅是因为我们拥有一种语言以容纳经验。”[12]在新历史主义那里，历史事件本身并无意义，历史事件只有在被以故事的形式加以整理、加以情节编排后才产生意义。其次，正因为两个文本都是以“让所记述的事件显现出明晰可辨的意义”为目标，两个文本都采用故事的形式来整理已发生的事件，而不是像他们所认为的那样给出了一个权威可信的“年代记”（chronology）。
《普利茅斯开发史》第一部分传达了这样的含义：殖民地的成就应归之于“英雄的成就和上帝的保佑”[9]41。在下半部，也就是记叙了“快活山的五朔节花柱事件”那部分，作者试图通过记叙过去从而为殖民地所面临的问题找出原因。文本中显示“这个殖民地濒临解体。恶兆四起，打击不断” [9]41。对应这样充满清教教义色彩的文本意义，文本采用了清教教义中的语言。在“快活山的五朔节花柱事件”这一章节中，布雷德福斥责莫顿与其领地成员无所事事、游手好闲、不务正业、亵渎神灵，用的一套词汇在加尔文教义中不乏其身影。这些“快活山的疯子”主要罪行被归纳为两条：不务正业、亵渎神灵（idle & idol）。这正是对加尔文教义关于“虔诚”“勤勉”德行规范的逆反。由此可见，在对“快活山的五朔节花柱事件”记述上，《普利茅斯开发史》所使用的语言并不具备传统历史主义关于历史编纂语言所假设的科学性。除了大量被引入教义中的语言，文本中还采用了文学作品中常见的叙事手法。这在其关于逮捕莫顿的描述中尤为突出。1628年，在劝导无效的情况下，普利茅斯周边殖民地的领袖们，经过商议决定不再姑息莫顿的胆大妄为，派斯丹狄仕上尉（Captain Standish）前去逮捕。
他们（斯丹狄仕上尉一方）发现莫顿已做好了防卫，摆出一副玩命抵抗的架势。他把门关得死死的，给同伙配上了枪支。火药和子弹整盘整盘地码在桌上。要不是这伙人灌多了“黄汤”，估计还真会造成不小的伤亡。斯丹狄仕上尉他们要求他投降，可这家伙躲在房子里，对他们破口大骂。但最终害怕房子受到损伤，他和几个手下走出了屋子向斯丹狄仕上尉他们开火。可是这班家伙肚子里装了太多酒，弄得连枪都拿不动了。莫顿拿的是卡宾枪，装了一半的火药，上了膛，后来发现是想向斯丹狄仕上尉开枪。不过斯丹狄仕上尉一个箭步过去，就缴了他的械。双方没有伤亡，除了一个醉醺醺的家伙，一头扎到眼前的剑上，洒了一点点“热血”。[11]144
这段文字采用的是文学中喜剧或是闹剧的表现手法，对描写对象的讥讽与戏谑相较于文学作品有过之而无不及，有趣的是莫顿对这一次冲突的描述在语言风格、叙事效果上看与布雷德福极为相似，只不过谁被捧为英雄、谁被贬为狗熊调了个儿。
在确立其文本权威性方面，两个文本采用了相同的手法。《普利茅斯开发史》在宗教上把莫顿划为“不尊神灵”的“异教徒”，在政治上把莫顿划为叛徒。同样，《英国人的新迦南》 也把敌对的势力划为“他者”进行边缘化。在文字上莫顿引经据典，以显示脱离国教者（the Separatists）在文化上的愚昧无知，不过是“一群连罗马神话中花神和智慧之神都分不清的蠢驴”。至于脱离国教者（the Separatists）对他树立“五朔节花柱”“异端”行为的指控，莫顿在《英国人的新迦南》中声明他所组织的欢庆活动“是按照古老的英国风俗”“顺应时节”的。而他本人也非篡权夺位的叛逆，而是一个“竭力维护英国教会尊严”的“诚实君子”。那些指控他目无君主、亵渎神灵、阴谋篡位、侵犯邻居财产的脱离国教者（the Separatists）才是“无法无天”“渎神背经”“觊觎快活山领地财富”的“妖孽”。[13] 通过借用宗教、政治、经济领域的话语，两个文本都将异己的力量进行压制、贬低。可见两者对“过去发生之种种”绝非是纯粹的记录、反映，而是在政治、宗教、经济多种权力关系交汇下的“表述”，“这种博弈与争斗，凸现了其中复杂的政治关系”[14]。同时，这两个文本不仅体现了这些权力话语，也在“表述”的过程中建构了这些权力关系。[15]如同新历史主义宣言所表达的那样，“正是我们如何被表述，形成了我们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处境”[3]219。 虽然布雷德福的《普利茅斯开发史》与莫顿的《英国人的新迦南》在叙述上都采用了“歷史文献”中典型的“第三人称”，以示其叙述的透明性、客观性，但它们对历史事件的记录实质上都经过“选择性地保存和涂抹的微妙过程”，都存在“压制和贬低一些因素，以抬高和重视别的因素”。两个文本的写作过程事实上是通过“我们在小说或戏剧中的情节编织的技巧”才产生了所记述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从而构造文本意义的过程。“情节编织”是指“从时间顺序表中取出事实，然后把他们作为特殊情节结构而进行编码，这同弗莱所说的一般虚构的方式一模一样”[16]。也就是说这两个所谓的“历史文本”有着和“文学文本”相似的虚构性。
三、霍桑小说中的“快活山的五朔节花柱”
同传统历史主义不同，新历史主义反对在“文学前景与政治（历史）背景之间”划出泾渭分明的界线，否认这个“语境-历史背景具有文学作品本身无法达到的真实性”。在“快活山的五朔节花柱事件”的历史编纂上，美国历史学家约翰·德默斯（John Demos）对文学文本所持有的观点正是新历史主义所驳斥的。在把这一事件编入历史中时，对于霍桑等围绕“快活山的五朔节花柱”所创作的文学作品，德默斯不仅没有考虑将之纳入参考范围，还指责这些创作“违背了历史的真实”[17]。在做这番评论时，德默斯没有意识到任何关于历史的记载，哪怕是简单地列举事件都是一种阐释而不是“纯粹”的记录。没有哪个文本可以将“过去发生之种种”如实地再现。两个文本都是“真实事件重构和解读的结果，其真实性是选择性真实，说到底是文本真实”[18]。他所编撰的“历史文本”与霍桑的文学创作都是一种“适当取舍一些事实范围来制造的关于过去的故事”[19]。正因为“历史文本”与“文学文本”在深层结构上这种共通的“诗性”，“历史文本”与“文学文本”间才会交往流通。虽然霍桑不可能知道“新历史主义”，他在《快活山的五朔节花柱》这篇小说开篇的题记却印证了新历史主义关于“历史文本”与“文学文本”之间通约性的阐释。
在渥拉斯特山或快活山早期殖民时期的奇特历史中，我们可以找到一些适合写哲理浪漫故事的精彩题材。在以下寥寥几笔的简单描写中，那些记载在我们新英格兰编年史作家的沉重页码中各种史实几乎自然而然地演变成了某种寓言故事。[20]407
“编年史作家的沉重页码中各种史实”之所以能够“自然而然地演变成某种寓言故事”是因为这些“历史文本”在深层结构上是寓言模式。由于“历史叙事利用真实事件和虚构中常规结构之间的隐喻式的类似性来使过去产生意义”，历史叙事从深层结构上来讲是“扩展了的隐喻”[19] 。
在这里，文学创作者对历史文本中“史实素材”的使用并不是一种机械性的原样照搬，也不是对历史文本所记述之历史的“纯粹”反映。同历史文本一样，文学作品关于过去的描述是一种阐释历史的权力行为，是基于自身的历史性与历史文化进行“主体间性”对话，“与久已湮没的逝者对话，进而对自己所处的历史文化作出反思和判断”[6]160。与《普利茅斯开发史》《英国人的新迦南》两个历史文本一样，霍桑的小说《快活山的五朔节花柱》对于“快活山的五朔节花柱”这个发生在过去的事件，“久已湮没的逝者”，所作的阐释都是关乎“现在”的，通过对“过去之种种”的叙述来形成对“现在之种种”的解释、反思与判断。
作为第一个以“快活山的五朔节花柱”事件为素材的文学创作，霍桑的《快活山的五朔节花柱》所能参考的“历史资料”寥寥无几。发表于1837年的《英国人的新迦南》应该在霍桑的参考范围之内。虽然从写作时间上看，在创作这篇短篇小说时，霍桑不太可能参阅布雷德福的《普利茅斯开发史》，因为《普利茅斯开发史》直到1856年才得以出版，而霍桑的小说发表于1836年。“但他显然读过其他以布雷德福的手稿为依据的著作”[9]41。布雷德福与莫顿之间的冲突使霍桑深感兴趣。这篇短篇小说便是关于这两种冲突力量之间对抗、征服关系的阐释、表述。霍桑将自己的小说定义为“寓言”。他将承载于“历史文本”中的这两种冲突力量用寓言的模式重新阐释，从而形成对“现在”的反思。
小说中布雷德福和莫顿的名字被隐去，逮捕莫顿这个场景在两个“历史文本”中被浓墨重彩地渲染，但在小说中却完全省去了。小说想象了在“历史文本”中缺失的关于快活山的五朔节花柱庆祝活动本身的细节。将两种冲突力量演化成“快乐”和“阴郁”之间的冲突。在这对被二元对立的力量中，小说家用了大量悖论来表明没有哪一种力量代表的是不可辩驳的真理。“荒唐”“愚蠢”和“欢乐”“灿烂”同时被用来描述膜拜“五朔节花柱”、把快乐当作至高无上原则的快活山居民。“死板”“严酷”和“圣徒”“品行高尚”并置于对清教徒的修饰语中。小说虽然以“快乐”被征服甚至被感化为结局，但伴随征服感化过程中的暴力、残暴却让人不得不怀疑清教徒征服者自我标榜的“正义”。五朔节花柱被前往剿灭“快乐”教徒的清教徒首领恩迪科特（Endicott）乱刀砍倒，颇通人性的熊被怀疑会巫术而被一枪打死。至于快乐山的居民，恩迪科特也是毫不留情地施以刑罚：“我现在倒挺想再竖上一根，好让这些下贱的异教徒再围着他们的偶像跳舞。把他们的花柱拿来当鞭笞柱用那才叫过瘾呢！”“把这些异教徒给我捆起来，每人再赏他们几鞭子……到时候把这些无赖给我铐上几个。今后我还要考虑使用更加严厉的惩治手段，比如打烙印，割耳朵。”[20]418
小说分析了“快乐”和“阴郁”两种力量冲突背后复杂的权力关系：“无论是欢乐还是阴郁都在为建立一个自己的帝国而奋争……一旦这些令人生畏的圣徒们掌握了裁决生杀的大权，那么他们的意志就会让一年四季都变得昏暗起来。”[20]407-415这场斗争不仅仅是关乎快活山的居民是否有伤风化、亵渎神灵，而且关系到新英格兰的命运。这是一场争夺裁决权也就是统治话语的斗争，是争夺一个帝国的斗争。小说将“快活山的五朔节花柱”表述成一个宗教、政治、道德的力量交汇的场所。
通过对“快活山的五朔节花柱”事件未被记载的细节加以想象，小说家表述了他对清教教义的反思。一方面，他质疑清教徒对异己教派的排斥与残杀、清教教规对人性的压抑与摧残;另一方面，他又肯定清教教义中关于通过善行和自忏来洗刷罪恶、净化心灵， 从而得到拯救的观念。这种反思与判断不仅是对自身家族历史的反思，也是对美国历史的反思。这种对历史表述、反思、判断的过程也构成了历史事件，也就是说塑造了历史。“文学不是消极地反映历史事实，而是积极参与创造历史意义的过程。”[19]182通过审视“快活山的五朔节花柱”事件背后的权力关系，小说“参与对政治话语、权力操纵和等级秩序的重新检视”[19]182。 不同于《英国人的新迦南》《普利茅斯开发史》单一的叙述视角，霍桑的小说《快活山的五朔节花柱》采用的是对话式的叙事来表述冲突力量双方的斗争。按照新历史主义观点，这种对话的叙事更符合历史“杂语性”的特点。然而不论是两个“独白式”的“历史文本”，还是“对话式”的“文学文本”，都是通过贬低、抬高、保存、涂抹和排除某些因素的选择过程，对历史进行文本建构。作为“快活山的五朔节花柱”事件中至关重要的第三方力量美洲土著居民，在三个文本中就是属于被“贬低”“涂抹”或是被完全“排除”的因素。这种“贬低”“涂抹”或“排除”无论在美国文学性文本抑或非文学性文本中比比皆是。[21]与美洲土著居民同时被“贬低”“涂抹”或“排除”还有那只 “颇通人性”“被怀疑会巫术”的熊。这里熊与自然之间的隐喻关系不言而喻。对熊会巫术的担忧不过是文本中清教徒对自然神力恐惧的一个表征。这种恐惧追其根源不外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对这种“人类中心主义”的界定及反思历来是生态批评的研究主旨。其核心是反思人类因以自身利益为中心对自然的破坏力，提出尊重、保护生物的多样性、统一性。持生态批评主流思想的学者有陈丽屏[22]、韩启群[23]、黄雯怡[24-25]、杨喜刚[26-27]。无论是将熊一枪毙命的“人类中心主义”，还是将印第安人在文本中的踪迹“涂抹”“排除”的“白人中心主义”，都是通过文本（文学的/非文学的）的话语建构，表述一个关于所发生种种的言说。如同威瑟在总结新历史主义成员共同恪守的“五个假设”时所指出的那样，“没有任何话语可以引导我们走向固定不变的真理”[2]9-10。任何文本都不能引导我们到达一个完整的物质性的历史真实[28]。作为对“过去发生之种种”的表述，三个文本就像拉着手围着五朔节花柱跳舞的快活山居民，谁也不能到达“快活山的五朔节花柱”这个作为发生在过去的物质性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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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古东）
关键词：新历史主义; 《快活山的五朔节花柱》;权力话语;文本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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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历史主义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1982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英文系教授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 受《文类》（Genre）之邀，编写了一个文艺复兴的专刊号。在此专刊上他使用了“新历史主义”这一概念来描述他为该专刊选编的文章的标准。[1]1-14自此，“新历史主义”在批评界滥觞开来。作为文艺批评术语，“新历史主义”是一个“没有确切指涉的词语”[2]9。这或许也正是诸多“新历史主义”实践者所希望的。他们从不系统地言说一套理论假设，惟恐将“新历史主义”建造成又一理论营垒，担心任何理论概括都会损坏、限制其批评实践的多样化、个性化。在《通向一种文化诗学》中格林布拉特明确强调“新历史主义”作为一种异质性、杂语式的存在，应该将“‘新历史主义’界定为一种实践，而不是一种教义”[1]1-2。由此可见格林布拉特反对将“新历史主义”纳入某个既定的规范系统，或将之视为一个静态的学术流派。
虽然“新历史主义”批评实践者抵制体系化、理论化，但在其多样化、杂语式的批评实践中仍可发现一套轴心批评概念的存在，如“表述”“历史的文本性”和“文本的历史性”。“新历史主义者”将其机关刊物命名为《表述》（Representation），体现“表述”是“新历史主义”关注的核心问题。“表述”“关乎我们如何关照自己，如何为他人所关照以及如何将我们自己投射到他人身上。新历史主义的一个宣言就是，正是我们如何被表述，形成了我们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处境”[3]219。而在“新历史主义”那里，所有的文本都是关于“表述”的。“新历史主义”关于“表述”的概念又是和“文本的历史性”“历史的文本性”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作为一种考量历史与文本关系的批评实践，“新历史主义”是对传统历史主义的实证主义历史观的反思。在“传统历史主义”那里，“历史进程是客观的，而人们很少能改变它;历史学家在研究过去时应该避免价值判断;对过去及传统保持尊崇”[4]。历史被认为是一个完整的、真正的过去和一个物质性的存在，而档案、史学家的历史专著是作为对这种客观存在的忠实记录，文字就成了一个透明的载体，使过去得以如实地再现。在历史与文学的关系上，“在文学前景与政治（历史）背景之间作截然划分”[5]，并且“总是假定这个语境-历史背景具有文学作品本身无法达到的真实性和具体性”[1]前言。在“新历史主义”看来，我们只有通过文本接近历史，但留传下来的文本只是对历史事件的一种表述和阐释，它与历史之间有着无法跨越的时间距离和文化距离。这种阐释的过程以及语言也远非如传统历史主义所认定的那样透明。“历史的语言虚构形式同文学上的语言虚构形式有许多相同的地方”[1]161。历史学家总是用故事的形式来整理叙述历史，使纷繁复杂的历史事实产生意义，就这一点而言，历史学家的手法与文学家并无二致。这些被“新历史主义”概括为“历史的文本性”。
“历史的文本性”首先是指不以我们所研究的社会的文本踪迹为媒介，我们就没有任何途径去接近一个完整的真正的过去和一个物质性的存在;而且，那些踪迹……应被设定至少是部分必然的源自选择性保存和涂抹的微妙过程。其次，那些在物质及意识形态斗争中获胜的文本踪迹，当其转化成“档案”并成为人们将人文学科阵地宣称为他们自己的描述和解释性文本的基础时，他们自身也充当后人的阐释媒介。[6]
与“历史的文本性”一同作为“新历史主义”轴心概念被提出的是“文本的历史性”。 “文本的历史性”是指所有书写形式的历史具体性和社会物质性内容，其中包括批评家研究的文本和“关于文本研究”的文本。可以具体解释为：任何文本都是特定历史、文化的产物，而且任何一种文本都不仅仅是对历史的“记录”和“反映”。文本本身就是历史事件，文本主动参与历史的塑造。
通过提出“历史的文本性”和“文本的历史性”， “新历史主义”消解了文学与历史资料之间的藩篱，拆除了“文学”与“非文学”文本之间的界线。文学文本与非文学文本共同建构了历史。这种建构不以“过去发生之种种”为终极目标，体现的是围绕文本纠缠的种种话语霸权。[7-8]笔者拟用“新历史主义”关于“表述”“历史文本性”与“文本的历史性”的阐释来分析作为文学文本的《快活山的五朔节花柱》（The Maypole of Merry Mount）与所谓“非文学文本”的《普利茅斯开发史》（Of Plymouth Plantation）、《英国人的新迦南》（New English Cannan）对同一历史事件的“表述”。这三个文本都对北美殖民地早期“快活山五朔节花柱事件” 形成关乎自身社会文化政治处境的“表述”，这种对历史的“表述”同时也作为历史事件建构了历史。 二、“历史档案”中的“快活山的五朔节花柱”
《普利茅斯开发史》寫于1630—1650年。该书作者威廉·布雷德福（William Bradford）被认为是这一历史时期“优秀的历史学家”[9]41。他在书中描写了脱离国教者（the Separatists）继詹姆斯敦之后在普利茅斯建立第二个永久性的英国殖民地的状况。此书被当作是对这段历史的“记载”并被赋予了“历史文献”的高度，在《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中该书被放到“历史与年代记”一章，在美国历史编纂上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换句话说，就对美国殖民地时期的记载而言，它是被划分到“正史”一类的。按照传统历史主义的观点，它拥有其他文本所不具备的客观性和权威性，是作为关于这段历史过往的“经典”书写。关于西方 “经典”文本界定，学者张驰的评论和此文关注的历史书写颇为契合。[10]
《普利茅斯开发史》写作时间并不连贯，它分两次著成，中间大约有十年的间隔。第一次写作是从1630年开始，第二次写作是从1646年开始。在第二部分布雷德福记述了1620年之后的事情。也就是在这一部分布雷德福讲述了“快活山的五朔节花柱事件”。书中托马斯·莫顿（Thomas Morton）被描述成亵渎圣灵的家伙——“胡作非为的一群人的首领”。
他们树立了五朔节花柱，接连几天围着这根柱子狂饮欢舞。竟然还邀来一些印第安女人，陪他们一道花天酒地，或者干一些更加不成体统的事。他们似乎已经使罗马花神重新复活并进行庆祝，他们又像在进行疯狂的酒神祭祀。莫顿为夸耀其文采，还做诗一首，诗中无非是些淫词浪调。这首轻佻的诗还被莫顿贴到他们拜为神物的五朔节花柱上，真是有伤风化，亵渎神灵，引人堕落。[11]141
除了亵渎神灵外，莫顿的恶行还包括收容从周边殖民地逃跑的仆役，向印第安人兜售枪支弹药，并且教授他们如何使用，甚至制造弹药。在布雷德福的书中，莫顿是一个给其邻居财产造成损失、威胁他们生命安全的危险分子，是腐化殖民地居民灵魂的恶魔。在1637年出版的《英国人的新迦南》中莫顿对这段历史的描述截然相反，那些敌视他的脱离国教者（the Separatists）被冠之“不学无术的蠢驴”，而他也绝非阴谋篡位的宵小之徒，而是一个坦坦荡荡的诚实君子、英武的勇士。这两部著作都是关于北美殖民地时期的描述，都是被归为“历史文献”一类的历史文本，然而对同一历史对象的描述却是南辕北辙。虽然对同一历史对象“快活山的五朔节花柱事件”两个文本进行了迥然不同的记述，但在记述的目标和手法上两者却有许多共通之处。
首先，两个文本对发生事件的记述都是为了赋予事件一定的意义。而意义并不是一种预先存在的客观物质，仅仅等待文本的记录和反映。“意义不仅是某种以语言‘表达’或‘反映’的东西：意义其实是被创造出来的。我们并不先有意义或经验，然后再为之穿上语词;我们能够拥有意义和经验，仅仅是因为我们拥有一种语言以容纳经验。”[12]在新历史主义那里，历史事件本身并无意义，历史事件只有在被以故事的形式加以整理、加以情节编排后才产生意义。其次，正因为两个文本都是以“让所记述的事件显现出明晰可辨的意义”为目标，两个文本都采用故事的形式来整理已发生的事件，而不是像他们所认为的那样给出了一个权威可信的“年代记”（chronology）。
《普利茅斯开发史》第一部分传达了这样的含义：殖民地的成就应归之于“英雄的成就和上帝的保佑”[9]41。在下半部，也就是记叙了“快活山的五朔节花柱事件”那部分，作者试图通过记叙过去从而为殖民地所面临的问题找出原因。文本中显示“这个殖民地濒临解体。恶兆四起，打击不断” [9]41。对应这样充满清教教义色彩的文本意义，文本采用了清教教义中的语言。在“快活山的五朔节花柱事件”这一章节中，布雷德福斥责莫顿与其领地成员无所事事、游手好闲、不务正业、亵渎神灵，用的一套词汇在加尔文教义中不乏其身影。这些“快活山的疯子”主要罪行被归纳为两条：不务正业、亵渎神灵（idle & idol）。这正是对加尔文教义关于“虔诚”“勤勉”德行规范的逆反。由此可见，在对“快活山的五朔节花柱事件”记述上，《普利茅斯开发史》所使用的语言并不具备传统历史主义关于历史编纂语言所假设的科学性。除了大量被引入教义中的语言，文本中还采用了文学作品中常见的叙事手法。这在其关于逮捕莫顿的描述中尤为突出。1628年，在劝导无效的情况下，普利茅斯周边殖民地的领袖们，经过商议决定不再姑息莫顿的胆大妄为，派斯丹狄仕上尉（Captain Standish）前去逮捕。
他们（斯丹狄仕上尉一方）发现莫顿已做好了防卫，摆出一副玩命抵抗的架势。他把门关得死死的，给同伙配上了枪支。火药和子弹整盘整盘地码在桌上。要不是这伙人灌多了“黄汤”，估计还真会造成不小的伤亡。斯丹狄仕上尉他们要求他投降，可这家伙躲在房子里，对他们破口大骂。但最终害怕房子受到损伤，他和几个手下走出了屋子向斯丹狄仕上尉他们开火。可是这班家伙肚子里装了太多酒，弄得连枪都拿不动了。莫顿拿的是卡宾枪，装了一半的火药，上了膛，后来发现是想向斯丹狄仕上尉开枪。不过斯丹狄仕上尉一个箭步过去，就缴了他的械。双方没有伤亡，除了一个醉醺醺的家伙，一头扎到眼前的剑上，洒了一点点“热血”。[11]144
这段文字采用的是文学中喜剧或是闹剧的表现手法，对描写对象的讥讽与戏谑相较于文学作品有过之而无不及，有趣的是莫顿对这一次冲突的描述在语言风格、叙事效果上看与布雷德福极为相似，只不过谁被捧为英雄、谁被贬为狗熊调了个儿。
在确立其文本权威性方面，两个文本采用了相同的手法。《普利茅斯开发史》在宗教上把莫顿划为“不尊神灵”的“异教徒”，在政治上把莫顿划为叛徒。同样，《英国人的新迦南》 也把敌对的势力划为“他者”进行边缘化。在文字上莫顿引经据典，以显示脱离国教者（the Separatists）在文化上的愚昧无知，不过是“一群连罗马神话中花神和智慧之神都分不清的蠢驴”。至于脱离国教者（the Separatists）对他树立“五朔节花柱”“异端”行为的指控，莫顿在《英国人的新迦南》中声明他所组织的欢庆活动“是按照古老的英国风俗”“顺应时节”的。而他本人也非篡权夺位的叛逆，而是一个“竭力维护英国教会尊严”的“诚实君子”。那些指控他目无君主、亵渎神灵、阴谋篡位、侵犯邻居财产的脱离国教者（the Separatists）才是“无法无天”“渎神背经”“觊觎快活山领地财富”的“妖孽”。[13] 通过借用宗教、政治、经济领域的话语，两个文本都将异己的力量进行压制、贬低。可见两者对“过去发生之种种”绝非是纯粹的记录、反映，而是在政治、宗教、经济多种权力关系交汇下的“表述”，“这种博弈与争斗，凸现了其中复杂的政治关系”[14]。同时，这两个文本不仅体现了这些权力话语，也在“表述”的过程中建构了这些权力关系。[15]如同新历史主义宣言所表达的那样，“正是我们如何被表述，形成了我们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处境”[3]219。 虽然布雷德福的《普利茅斯开发史》与莫顿的《英国人的新迦南》在叙述上都采用了“歷史文献”中典型的“第三人称”，以示其叙述的透明性、客观性，但它们对历史事件的记录实质上都经过“选择性地保存和涂抹的微妙过程”，都存在“压制和贬低一些因素，以抬高和重视别的因素”。两个文本的写作过程事实上是通过“我们在小说或戏剧中的情节编织的技巧”才产生了所记述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从而构造文本意义的过程。“情节编织”是指“从时间顺序表中取出事实，然后把他们作为特殊情节结构而进行编码，这同弗莱所说的一般虚构的方式一模一样”[16]。也就是说这两个所谓的“历史文本”有着和“文学文本”相似的虚构性。
三、霍桑小说中的“快活山的五朔节花柱”
同传统历史主义不同，新历史主义反对在“文学前景与政治（历史）背景之间”划出泾渭分明的界线，否认这个“语境-历史背景具有文学作品本身无法达到的真实性”。在“快活山的五朔节花柱事件”的历史编纂上，美国历史学家约翰·德默斯（John Demos）对文学文本所持有的观点正是新历史主义所驳斥的。在把这一事件编入历史中时，对于霍桑等围绕“快活山的五朔节花柱”所创作的文学作品，德默斯不仅没有考虑将之纳入参考范围，还指责这些创作“违背了历史的真实”[17]。在做这番评论时，德默斯没有意识到任何关于历史的记载，哪怕是简单地列举事件都是一种阐释而不是“纯粹”的记录。没有哪个文本可以将“过去发生之种种”如实地再现。两个文本都是“真实事件重构和解读的结果，其真实性是选择性真实，说到底是文本真实”[18]。他所编撰的“历史文本”与霍桑的文学创作都是一种“适当取舍一些事实范围来制造的关于过去的故事”[19]。正因为“历史文本”与“文学文本”在深层结构上这种共通的“诗性”，“历史文本”与“文学文本”间才会交往流通。虽然霍桑不可能知道“新历史主义”，他在《快活山的五朔节花柱》这篇小说开篇的题记却印证了新历史主义关于“历史文本”与“文学文本”之间通约性的阐释。
在渥拉斯特山或快活山早期殖民时期的奇特历史中，我们可以找到一些适合写哲理浪漫故事的精彩题材。在以下寥寥几笔的简单描写中，那些记载在我们新英格兰编年史作家的沉重页码中各种史实几乎自然而然地演变成了某种寓言故事。[20]407
“编年史作家的沉重页码中各种史实”之所以能够“自然而然地演变成某种寓言故事”是因为这些“历史文本”在深层结构上是寓言模式。由于“历史叙事利用真实事件和虚构中常规结构之间的隐喻式的类似性来使过去产生意义”，历史叙事从深层结构上来讲是“扩展了的隐喻”[19] 。
在这里，文学创作者对历史文本中“史实素材”的使用并不是一种机械性的原样照搬，也不是对历史文本所记述之历史的“纯粹”反映。同历史文本一样，文学作品关于过去的描述是一种阐释历史的权力行为，是基于自身的历史性与历史文化进行“主体间性”对话，“与久已湮没的逝者对话，进而对自己所处的历史文化作出反思和判断”[6]160。与《普利茅斯开发史》《英国人的新迦南》两个历史文本一样，霍桑的小说《快活山的五朔节花柱》对于“快活山的五朔节花柱”这个发生在过去的事件，“久已湮没的逝者”，所作的阐释都是关乎“现在”的，通过对“过去之种种”的叙述来形成对“现在之种种”的解释、反思与判断。
作为第一个以“快活山的五朔节花柱”事件为素材的文学创作，霍桑的《快活山的五朔节花柱》所能参考的“历史资料”寥寥无几。发表于1837年的《英国人的新迦南》应该在霍桑的参考范围之内。虽然从写作时间上看，在创作这篇短篇小说时，霍桑不太可能参阅布雷德福的《普利茅斯开发史》，因为《普利茅斯开发史》直到1856年才得以出版，而霍桑的小说发表于1836年。“但他显然读过其他以布雷德福的手稿为依据的著作”[9]41。布雷德福与莫顿之间的冲突使霍桑深感兴趣。这篇短篇小说便是关于这两种冲突力量之间对抗、征服关系的阐释、表述。霍桑将自己的小说定义为“寓言”。他将承载于“历史文本”中的这两种冲突力量用寓言的模式重新阐释，从而形成对“现在”的反思。
小说中布雷德福和莫顿的名字被隐去，逮捕莫顿这个场景在两个“历史文本”中被浓墨重彩地渲染，但在小说中却完全省去了。小说想象了在“历史文本”中缺失的关于快活山的五朔节花柱庆祝活动本身的细节。将两种冲突力量演化成“快乐”和“阴郁”之间的冲突。在这对被二元对立的力量中，小说家用了大量悖论来表明没有哪一种力量代表的是不可辩驳的真理。“荒唐”“愚蠢”和“欢乐”“灿烂”同时被用来描述膜拜“五朔节花柱”、把快乐当作至高无上原则的快活山居民。“死板”“严酷”和“圣徒”“品行高尚”并置于对清教徒的修饰语中。小说虽然以“快乐”被征服甚至被感化为结局，但伴随征服感化过程中的暴力、残暴却让人不得不怀疑清教徒征服者自我标榜的“正义”。五朔节花柱被前往剿灭“快乐”教徒的清教徒首领恩迪科特（Endicott）乱刀砍倒，颇通人性的熊被怀疑会巫术而被一枪打死。至于快乐山的居民，恩迪科特也是毫不留情地施以刑罚：“我现在倒挺想再竖上一根，好让这些下贱的异教徒再围着他们的偶像跳舞。把他们的花柱拿来当鞭笞柱用那才叫过瘾呢！”“把这些异教徒给我捆起来，每人再赏他们几鞭子……到时候把这些无赖给我铐上几个。今后我还要考虑使用更加严厉的惩治手段，比如打烙印，割耳朵。”[20]418
小说分析了“快乐”和“阴郁”两种力量冲突背后复杂的权力关系：“无论是欢乐还是阴郁都在为建立一个自己的帝国而奋争……一旦这些令人生畏的圣徒们掌握了裁决生杀的大权，那么他们的意志就会让一年四季都变得昏暗起来。”[20]407-415这场斗争不仅仅是关乎快活山的居民是否有伤风化、亵渎神灵，而且关系到新英格兰的命运。这是一场争夺裁决权也就是统治话语的斗争，是争夺一个帝国的斗争。小说将“快活山的五朔节花柱”表述成一个宗教、政治、道德的力量交汇的场所。
通过对“快活山的五朔节花柱”事件未被记载的细节加以想象，小说家表述了他对清教教义的反思。一方面，他质疑清教徒对异己教派的排斥与残杀、清教教规对人性的压抑与摧残;另一方面，他又肯定清教教义中关于通过善行和自忏来洗刷罪恶、净化心灵， 从而得到拯救的观念。这种反思与判断不仅是对自身家族历史的反思，也是对美国历史的反思。这种对历史表述、反思、判断的过程也构成了历史事件，也就是说塑造了历史。“文学不是消极地反映历史事实，而是积极参与创造历史意义的过程。”[19]182通过审视“快活山的五朔节花柱”事件背后的权力关系，小说“参与对政治话语、权力操纵和等级秩序的重新检视”[19]182。 不同于《英国人的新迦南》《普利茅斯开发史》单一的叙述视角，霍桑的小说《快活山的五朔节花柱》采用的是对话式的叙事来表述冲突力量双方的斗争。按照新历史主义观点，这种对话的叙事更符合历史“杂语性”的特点。然而不论是两个“独白式”的“历史文本”，还是“对话式”的“文学文本”，都是通过贬低、抬高、保存、涂抹和排除某些因素的选择过程，对历史进行文本建构。作为“快活山的五朔节花柱”事件中至关重要的第三方力量美洲土著居民，在三个文本中就是属于被“贬低”“涂抹”或是被完全“排除”的因素。这种“贬低”“涂抹”或“排除”无论在美国文学性文本抑或非文学性文本中比比皆是。[21]与美洲土著居民同时被“贬低”“涂抹”或“排除”还有那只 “颇通人性”“被怀疑会巫术”的熊。这里熊与自然之间的隐喻关系不言而喻。对熊会巫术的担忧不过是文本中清教徒对自然神力恐惧的一个表征。这种恐惧追其根源不外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对这种“人类中心主义”的界定及反思历来是生态批评的研究主旨。其核心是反思人类因以自身利益为中心对自然的破坏力，提出尊重、保护生物的多样性、统一性。持生态批评主流思想的学者有陈丽屏[22]、韩启群[23]、黄雯怡[24-25]、杨喜刚[26-27]。无论是将熊一枪毙命的“人类中心主义”，还是将印第安人在文本中的踪迹“涂抹”“排除”的“白人中心主义”，都是通过文本（文学的/非文学的）的话语建构，表述一个关于所发生种种的言说。如同威瑟在总结新历史主义成员共同恪守的“五个假设”时所指出的那样，“没有任何话语可以引导我们走向固定不变的真理”[2]9-10。任何文本都不能引导我们到达一个完整的物质性的历史真实[28]。作为对“过去发生之种种”的表述，三个文本就像拉着手围着五朔节花柱跳舞的快活山居民，谁也不能到达“快活山的五朔节花柱”这个作为发生在过去的物质性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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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古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