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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北漂农民工父亲,他以卖姜为生,却在吆喝声此起彼伏的菜市场里埋头写字,20万字的手稿摞起来有1尺多高。他说,自己没能给孩子買过糖,也没送过礼物,他要把一家三代的故事写下来,留给孩子们,让人记住这个农民工家庭的故事。
每天早上,40岁的姚启中蹬自行车近8公里,来到北京西城的菜市场,从捡来的毯子底下翻出姜,摆好,然后翻出一个磨掉皮的笔记本,这个在北京卖了15年菜的男人,开始了一天中最重要的工作——写文章。
赶早市的人看着这个不吆喝的小摊贩,笑他:“你是不是在底下捣弄‘反革命’呢!”“你一个卖菜的卖一笔记一笔,是不是回去和媳妇交账?”
这时候,旁边卖菜的同行总会嘻嘻哈哈地抢着替他回答:“搞创作呢,写剧本!”
“边卖菜边写文,‘70后’家史。”姚启中在笔记本扉页上,用蓝色水彩笔大大地写着。破烂的封面用捆绑青菜的蓝色胶带粘了一层又一层。
个子不高的老姚脸上晒得黝黑,两只手长满了硬硬的茧,因为总去挖野菜,指甲又黑又秃。大家习惯了称老姚为“老姜”,因为他是菜市场的姜铺老板。在此之前,他还被叫过“咸菜”、“青菜”。他说当“青菜”的时候,日子最不好过,每天赶在天亮之前购置新菜,可等到太阳落山了,还赚不了几个钱。于是,老姚又成了“老姜”。
“老姜”说,自己最愧疚的是一直没能让孩子过上好日子。3个孩子从小没吃过糖,没玩过玩具,每年只能在大年初一出去玩一天,还只能去抗日英雄纪念馆,因为那里不收门票。所以,他想写一个剧本,留给孩子,如果以后他们成了明星要拍戏,就“可以直接拿来用”,拍自己家的故事。
说这话的时候,老姚一直把手放在膝盖处,黑乎乎的手指捂着裤子上磨出的一个巴掌大的破洞,那是他十几年来仅有的一条裤子。
虽然衣服脏兮兮的,但他却把“剧本”打理得有条有理。方格纸整齐地摞在一起,没有一页折角,担心有错字、涂改,每一页纸他都誊抄过三四遍,封面还用透明胶带粘着,写着“剧本”标题:《爱的呼唤》。“因为我们这个家庭,特别需要爱。 ”他说。
虽然叫“剧本”,但里面写的却是老姚一家三代的真人真事。从老姚的父辈在安徽老家只住得起泥房子,到老姚在北京最难的时候全家只有11块钱,再到自己的3个孩子从小跟着菜贩父母长大,老姚的“剧本”被媒体评价为“三代人的贫穷史”。
“剧本”一共有1000多页,摞在一起的手稿有1尺多高,这个不会打字也不会发短信的“作家”,从2009年开始,整整写了3年,大约有20万字。
在里面,他翔实地记着每天的经历。二儿子在北京学武术,获得了许多奖状,有“98份盖钢印的成绩”。他把所有的奖状用塑料纸包好,贴满房间的3面墙,每天晚上睡觉前“一直瞅,一直瞅到眼发酸为止”。
为了参加儿子的家长会,老姚特意穿上唯一的好鞋——一双左脚“张了嘴”的16块钱皮鞋。进校门以后,他一直“使劲儿用前脚压着走,免得露出脚趾头来”。
给儿子交学费的时候,老姚从鼓鼓囊囊的怀里掏出一大把零钱,花花绿绿的纸币掺杂着大大小小的硬币,像是他每天摆的姜块一样撒了一地。他说:“一屋子的学生哄堂大笑,我的脸热得发烫。 ”
但让他喜出望外的是,儿子并没有嫌弃卖姜的爸爸,还很多次当着一大群城里孩子的面,用手指着,大声宣布:“这就是我爸!”这让他“心里非常安慰”,高兴地回家破天荒地喝点小酒,不过,是超市特价的9.90元一桶的二锅头。
“只要能给孩子打开一扇门,能在首都蹬一天三轮车,就不会放弃,更不会抛弃。”老姚写道。
只有小学三年级文化水平的他,形容自己是“打肿脸充胖子的人”。儿子的老师打电话告诉他:“影视发展机会对孩子是很好的平台。”他只在听筒里“嗯,嗯”。其实,什么叫做“平台、机会”,他一点都不理解。
“我只是个老粗,袖筒子里抡棒槌,直来直去,有啥说啥。”姚启中说。
看不懂的东西,老姚就去翻孩子的字典,字典都被弄破好几次。“朴实:朴素踏实。不卑不亢:既不自卑,也不高傲。”老姚的笔记本里抄着这样的释义。
为了让“剧本”显得有文化,老姚还跑到超市里,躲在书柜后面,蹲在地上看书,抄写着上面的句子。
“一个人若不敢向命运挑战,不敢在生活中开创自己的蓝天,命运给予他的也许仅是一个枯井的地盘,举目所见只是蜘蛛网和尘埃。”这是老姚抄下的句子。
一家只有6双鞋的老姚说,动辄数十元的书对他来说太贵了。他家里唯一一件“高档服装”,也不过是趁着超市“拆迁大甩卖”的时候淘来的26元的裤子。
但在他8块钱从工地门口淘来的马甲上,每个口袋里都装着笔,随时准备记录。有时候忘带纸,他就抄在手心上,一路小跑回家,认真誊写在本子上。
在路边餐馆的电视机里,在便利店卖的贺卡前,在路上随风飘的标语上,老姚记着各种“名言”,比如兔年广告里的“牛气冲天,兔飞猛进”。
他活学活用,他这么写着:“看着咱们国家这几年多么牛气冲天、兔(突,编者注)飞猛进,自己也希望姚家能把家庭‘苦情’、‘清贫’的标签,统统换掉。 ”
从那时起,老姚早上卖菜又多了一项任务:背诵这些抄来的词语。在近一个小时自行车车程的路上,老姚把巴掌大的小本夹在他那辆55块钱卖来的二手“老飞鸽”自行车的车筐前,一手翻着页,一手握在已经只剩铁架的车把上。
北京地铁7号线在菜市场外面修建,轰隆的起重机声音混杂着菜场此起彼伏的吆喝声,是老姚每天写字的伴奏。
虽然嘈杂,但似乎谁也打扰不到这位决心写家史的父亲。他把从两元店买来的方格纸拿出来,放在菜摊的台子上。那是一个用4块运输青菜的泡沫盒子搭起来的平台,上面盖着半块捡来的瓷砖。老姚用黑乎乎的手指敲着擦得发亮的瓷砖,咧嘴笑着:“这就是俺的书桌台。”
每天早市,老姚就会趴在“书桌台”上,握着孩子上课的笔,聚精会神地写字。只有有人来买姜的时候,老姚才会抬起头,放下笔,帮顾客抓起一把把的姜。 除了记录自家的柴米油盐,老姚还会记录一些“大事”:“2010年北京高考录取率创历史最高纪录”,“国务院网开通了‘直通中南海’栏目”,“1860年,英法联军毁圆明园”,“火车票实名制了”。
他还会把日常开销记在笔记本的边边角角上。转悠了4个超市,淘到一件6.90元的老年款的衣服,穿了4年。虽然在西单卖了好几年的青菜,他却从来不知道,几步之遥的菜市场后面,是北京最繁华的购物中心。
可有时候,这个从未在菜市场买过一瓶水、一根冰棍的抠门父亲,又大方得惊人——儿子参加国际武术比赛单程机票6890元,学费7000元,动辄出国一趟,就能花去两三万元……
在老姚家租住的北京郊区不足7平方米的平房里,早市结束回家的他继续写。他坐在小板凳上,床当书桌。小屋照不到太阳,可他还是不舍得打开那盏他站起身就能用头顶碰到的灯泡。
他写给自己的孩子:“富裕家庭有七彩迷人的照明灯,可是咱家租住的小院上空有无数颗繁星;他们家有自己的私家路,咱们家门前有一直延伸的地平线。”
有时候他还会黑色幽默一把:“他们家有私家豪华轿车,可是咱們家也有符合国家环保、绿色环保不烧油的人力三轮车。”
在菜市场写“剧本”的老姚引来了不少记者采访,人们对他的称呼从“老姜”一下子变成“姚编”、“姚导”。老姚还接受了美联社的采访,可他不知道“美联社”并不是自己理解的“美丽联合的合作社”,而是一家国际知名通讯社。
“俺写的这些事,在国外也能看到?”听到消息的他瞪大眼睛,“让外国也看看,在咱们中国,也能‘咸鱼翻身’!”
老姚喜欢在儿子放假的时候,带着他在市场转悠,只要遇到认识的人,就扯着嗓门儿,用手比划着,大声宣布:“这是俺二儿子。”
菜市场许多商贩都知道老姚有个了不起的儿子,练武术拿过好多比赛第一名。在他对面摆摊的布店老板都能准确地背出老姚儿子去过的地方:“香港、澳门,美国,出过好几次国。”
“你看咱们家和下棋一样,走到这一步多不容易。”老姚对孩子说,“我不会低调,就会男高音。”
站在熙熙攘攘的菜市场角落,现在的老姚已经能像个大作家一样,面对着举着话筒的电视台记者,有模有样地说着自己的“创作计划”:“目前我写了20万字了,这是第一部分,以后还要写儿子的大学生活,最后能有50万字。”
就在他说话的间隙,他身旁的同行高声吆喝着:“大葱便宜卖了!”还时不时会有背着购物袋的大妈皱着眉头挑选着老姚的姜,嘟嘟囔囔地要砍价。
姚启中厚厚的手稿被记者和出版社翻了个遍,可最重要的读者——3个孩子却都还从没机会仔细读过父亲的“著作”。因为老姚说:“这是秘密。 ”
而这秘密早已经被这位农民工父亲藏在密密麻麻的日记里了:“我姚启中40岁的人了,从未穿过一双暖脚的棉鞋。我不奢望孩子成名,我希望孩子每年冬天,到小摊上买一双棉拖鞋暖脚,行吗?”
(摘自《中国青年报》) (责编 达溪河)
每天早上,40岁的姚启中蹬自行车近8公里,来到北京西城的菜市场,从捡来的毯子底下翻出姜,摆好,然后翻出一个磨掉皮的笔记本,这个在北京卖了15年菜的男人,开始了一天中最重要的工作——写文章。
赶早市的人看着这个不吆喝的小摊贩,笑他:“你是不是在底下捣弄‘反革命’呢!”“你一个卖菜的卖一笔记一笔,是不是回去和媳妇交账?”
这时候,旁边卖菜的同行总会嘻嘻哈哈地抢着替他回答:“搞创作呢,写剧本!”
“边卖菜边写文,‘70后’家史。”姚启中在笔记本扉页上,用蓝色水彩笔大大地写着。破烂的封面用捆绑青菜的蓝色胶带粘了一层又一层。
个子不高的老姚脸上晒得黝黑,两只手长满了硬硬的茧,因为总去挖野菜,指甲又黑又秃。大家习惯了称老姚为“老姜”,因为他是菜市场的姜铺老板。在此之前,他还被叫过“咸菜”、“青菜”。他说当“青菜”的时候,日子最不好过,每天赶在天亮之前购置新菜,可等到太阳落山了,还赚不了几个钱。于是,老姚又成了“老姜”。
“老姜”说,自己最愧疚的是一直没能让孩子过上好日子。3个孩子从小没吃过糖,没玩过玩具,每年只能在大年初一出去玩一天,还只能去抗日英雄纪念馆,因为那里不收门票。所以,他想写一个剧本,留给孩子,如果以后他们成了明星要拍戏,就“可以直接拿来用”,拍自己家的故事。
说这话的时候,老姚一直把手放在膝盖处,黑乎乎的手指捂着裤子上磨出的一个巴掌大的破洞,那是他十几年来仅有的一条裤子。
虽然衣服脏兮兮的,但他却把“剧本”打理得有条有理。方格纸整齐地摞在一起,没有一页折角,担心有错字、涂改,每一页纸他都誊抄过三四遍,封面还用透明胶带粘着,写着“剧本”标题:《爱的呼唤》。“因为我们这个家庭,特别需要爱。 ”他说。
虽然叫“剧本”,但里面写的却是老姚一家三代的真人真事。从老姚的父辈在安徽老家只住得起泥房子,到老姚在北京最难的时候全家只有11块钱,再到自己的3个孩子从小跟着菜贩父母长大,老姚的“剧本”被媒体评价为“三代人的贫穷史”。
“剧本”一共有1000多页,摞在一起的手稿有1尺多高,这个不会打字也不会发短信的“作家”,从2009年开始,整整写了3年,大约有20万字。
在里面,他翔实地记着每天的经历。二儿子在北京学武术,获得了许多奖状,有“98份盖钢印的成绩”。他把所有的奖状用塑料纸包好,贴满房间的3面墙,每天晚上睡觉前“一直瞅,一直瞅到眼发酸为止”。
为了参加儿子的家长会,老姚特意穿上唯一的好鞋——一双左脚“张了嘴”的16块钱皮鞋。进校门以后,他一直“使劲儿用前脚压着走,免得露出脚趾头来”。
给儿子交学费的时候,老姚从鼓鼓囊囊的怀里掏出一大把零钱,花花绿绿的纸币掺杂着大大小小的硬币,像是他每天摆的姜块一样撒了一地。他说:“一屋子的学生哄堂大笑,我的脸热得发烫。 ”
但让他喜出望外的是,儿子并没有嫌弃卖姜的爸爸,还很多次当着一大群城里孩子的面,用手指着,大声宣布:“这就是我爸!”这让他“心里非常安慰”,高兴地回家破天荒地喝点小酒,不过,是超市特价的9.90元一桶的二锅头。
“只要能给孩子打开一扇门,能在首都蹬一天三轮车,就不会放弃,更不会抛弃。”老姚写道。
只有小学三年级文化水平的他,形容自己是“打肿脸充胖子的人”。儿子的老师打电话告诉他:“影视发展机会对孩子是很好的平台。”他只在听筒里“嗯,嗯”。其实,什么叫做“平台、机会”,他一点都不理解。
“我只是个老粗,袖筒子里抡棒槌,直来直去,有啥说啥。”姚启中说。
看不懂的东西,老姚就去翻孩子的字典,字典都被弄破好几次。“朴实:朴素踏实。不卑不亢:既不自卑,也不高傲。”老姚的笔记本里抄着这样的释义。
为了让“剧本”显得有文化,老姚还跑到超市里,躲在书柜后面,蹲在地上看书,抄写着上面的句子。
“一个人若不敢向命运挑战,不敢在生活中开创自己的蓝天,命运给予他的也许仅是一个枯井的地盘,举目所见只是蜘蛛网和尘埃。”这是老姚抄下的句子。
一家只有6双鞋的老姚说,动辄数十元的书对他来说太贵了。他家里唯一一件“高档服装”,也不过是趁着超市“拆迁大甩卖”的时候淘来的26元的裤子。
但在他8块钱从工地门口淘来的马甲上,每个口袋里都装着笔,随时准备记录。有时候忘带纸,他就抄在手心上,一路小跑回家,认真誊写在本子上。
在路边餐馆的电视机里,在便利店卖的贺卡前,在路上随风飘的标语上,老姚记着各种“名言”,比如兔年广告里的“牛气冲天,兔飞猛进”。
他活学活用,他这么写着:“看着咱们国家这几年多么牛气冲天、兔(突,编者注)飞猛进,自己也希望姚家能把家庭‘苦情’、‘清贫’的标签,统统换掉。 ”
从那时起,老姚早上卖菜又多了一项任务:背诵这些抄来的词语。在近一个小时自行车车程的路上,老姚把巴掌大的小本夹在他那辆55块钱卖来的二手“老飞鸽”自行车的车筐前,一手翻着页,一手握在已经只剩铁架的车把上。
北京地铁7号线在菜市场外面修建,轰隆的起重机声音混杂着菜场此起彼伏的吆喝声,是老姚每天写字的伴奏。
虽然嘈杂,但似乎谁也打扰不到这位决心写家史的父亲。他把从两元店买来的方格纸拿出来,放在菜摊的台子上。那是一个用4块运输青菜的泡沫盒子搭起来的平台,上面盖着半块捡来的瓷砖。老姚用黑乎乎的手指敲着擦得发亮的瓷砖,咧嘴笑着:“这就是俺的书桌台。”
每天早市,老姚就会趴在“书桌台”上,握着孩子上课的笔,聚精会神地写字。只有有人来买姜的时候,老姚才会抬起头,放下笔,帮顾客抓起一把把的姜。 除了记录自家的柴米油盐,老姚还会记录一些“大事”:“2010年北京高考录取率创历史最高纪录”,“国务院网开通了‘直通中南海’栏目”,“1860年,英法联军毁圆明园”,“火车票实名制了”。
他还会把日常开销记在笔记本的边边角角上。转悠了4个超市,淘到一件6.90元的老年款的衣服,穿了4年。虽然在西单卖了好几年的青菜,他却从来不知道,几步之遥的菜市场后面,是北京最繁华的购物中心。
可有时候,这个从未在菜市场买过一瓶水、一根冰棍的抠门父亲,又大方得惊人——儿子参加国际武术比赛单程机票6890元,学费7000元,动辄出国一趟,就能花去两三万元……
在老姚家租住的北京郊区不足7平方米的平房里,早市结束回家的他继续写。他坐在小板凳上,床当书桌。小屋照不到太阳,可他还是不舍得打开那盏他站起身就能用头顶碰到的灯泡。
他写给自己的孩子:“富裕家庭有七彩迷人的照明灯,可是咱家租住的小院上空有无数颗繁星;他们家有自己的私家路,咱们家门前有一直延伸的地平线。”
有时候他还会黑色幽默一把:“他们家有私家豪华轿车,可是咱們家也有符合国家环保、绿色环保不烧油的人力三轮车。”
在菜市场写“剧本”的老姚引来了不少记者采访,人们对他的称呼从“老姜”一下子变成“姚编”、“姚导”。老姚还接受了美联社的采访,可他不知道“美联社”并不是自己理解的“美丽联合的合作社”,而是一家国际知名通讯社。
“俺写的这些事,在国外也能看到?”听到消息的他瞪大眼睛,“让外国也看看,在咱们中国,也能‘咸鱼翻身’!”
老姚喜欢在儿子放假的时候,带着他在市场转悠,只要遇到认识的人,就扯着嗓门儿,用手比划着,大声宣布:“这是俺二儿子。”
菜市场许多商贩都知道老姚有个了不起的儿子,练武术拿过好多比赛第一名。在他对面摆摊的布店老板都能准确地背出老姚儿子去过的地方:“香港、澳门,美国,出过好几次国。”
“你看咱们家和下棋一样,走到这一步多不容易。”老姚对孩子说,“我不会低调,就会男高音。”
站在熙熙攘攘的菜市场角落,现在的老姚已经能像个大作家一样,面对着举着话筒的电视台记者,有模有样地说着自己的“创作计划”:“目前我写了20万字了,这是第一部分,以后还要写儿子的大学生活,最后能有50万字。”
就在他说话的间隙,他身旁的同行高声吆喝着:“大葱便宜卖了!”还时不时会有背着购物袋的大妈皱着眉头挑选着老姚的姜,嘟嘟囔囔地要砍价。
姚启中厚厚的手稿被记者和出版社翻了个遍,可最重要的读者——3个孩子却都还从没机会仔细读过父亲的“著作”。因为老姚说:“这是秘密。 ”
而这秘密早已经被这位农民工父亲藏在密密麻麻的日记里了:“我姚启中40岁的人了,从未穿过一双暖脚的棉鞋。我不奢望孩子成名,我希望孩子每年冬天,到小摊上买一双棉拖鞋暖脚,行吗?”
(摘自《中国青年报》) (责编 达溪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