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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北方一个极为特殊的王朝，辽朝（907-1125）对中国的一大贡献是推行了“一国两制”，启发了后人的治国智慧。如今，在河北、内蒙古、辽宁等地的辽代墓葬里，那些屡经劫难幸存的壁画，鲜活逼真地反映了辽代“一国两制”下与众不同的贵族生活与市井百象……
河北张家口市宣化辽墓里的壁画，犹如一幅幅推演千年前辽朝真相的“老照片”。这些“老照片”的出土，源于一个很偶然的插曲——当地农民在这块田野浇地时发现，无论怎么浇水，水都立刻渗漏得无影无踪。当考古工作者介入后，一个庞大的辽代古墓群就此浮出水面，一下轰动全国。这些古墓的主人，是宣化一个名为张世卿的汉人富贵豪族。
墓室里的“混搭艺术”
很多人惊讶于该墓葬出土的“一千年前的葡萄”和半瓶清香扑鼻的“葡萄酒”，更让人惊讶的是，这些汉人家族墓室，赫然出现了许多髡发的契丹人物形象：门吏、车夫、舞伎、侍者……还有髡顶垂髫的契丹孩童与梳双抓髻的汉人小儿一同嬉戏的场面。在一幅《备茶图》中，一名契丹男子正与一名青春妙龄的汉人女子眉目传情……
就在张世卿家族墓葬的附近，还出现了一座更加令人意外的墓葬：男性墓主人是契丹族，女性墓主人则是信仰佛教的汉族人，这是一座典型的胡汉通婚、各按其俗的合葬墓，在全国也是首例。
在辽代，宣化一直是汉人聚居的重镇，为何在宣化汉人辽墓里出现如此多的契丹族元素呢？那么在契丹人的墓葬里是否也会有大量汉族文化元素呢？
从宣化出发，向东北方向越过长城，在直线距离有500多公里的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奈曼旗青龙山镇——当年辽朝心脏地带、著名“五京”之一的上京地区，这里便是出土“黄金面具”的墓主人——被称为“东方睡美人”的辽朝陈国公主和驸马的合葬地。
这个墓室里果然出现了大量汉族文化元素：一个汉人装束、双髻垂于耳后的圆脸中年汉人女仆，正和一个契丹男仆一起为主人服务；陈国公主和驸马的银冠上，出现了道教的太极图和真武、元始天尊形象；墓志志盖四周刻有十二生肖图，都作人身汉式装束，宽衣博袖，袍笏拱立。此外还有80枚木质围棋子，一串蚕蛹形琥珀佩饰，让人想到“化蝶”的爱情故事。
在辽代，受汉文化影响，人死后都实行土葬，并将死者生前的生活方式一并带入坟墓中。相隔千里的这两处辽墓壁画，背后隐藏着中国历史上惊奇的一幕——在一个少数民族统治的国度里，汉人“土豪”生活里的契丹元素和契丹贵族生活里的汉族元素，竟然都自然地融合在一起。如果要寻找契丹和汉人之间这种“混搭习俗”的原因，恐怕还得从辽朝实行的“一国两制”说起。
千年前的“一国两制”
对现代中国人来说，“一国两制”早已耳熟能详。但是说起千年前辽朝就已实行“一国两制”，恐怕很多人并不知情。有人认为，辽朝对中国最大的贡献就是它推行的“一国两制”，它为后来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朝代，如元朝、清朝等，提供了一个最早的成熟的参照样板。
说起辽朝的“一国两制”，有一个名为韩知古的汉人不能不提。他是辽朝最早受到朝廷重用的汉人之一，而他的家族也是辽朝势力最为显赫的汉人家族，他的孙子韩德让甚至一度把持了辽朝的实质大权。
让汉人管理汉人，是辽朝立国之初就有的一个创举。当时契丹境内汉人很多，一部分是因避唐末之乱逃去的，一部分是被契丹掳掠的。韩知古6岁时就被掳去北方，但“因祸得福”，后来作为陪嫁的奴臣，随述律平（淳钦皇后）一起进入辽朝皇宫，得到皇帝耶律阿保机的赏识，成了高级参谋。之后阿保机又委任他总知汉儿司事，负责管理境内的汉人和制定礼仪。
不过，境内日渐增多的汉人以及汉文化的冲击，让阿保机有些始料不及。而客观存在的地理环境和“车马为家”的生活习俗，以及长城内外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巨大差异，也让阿保机不可能完全复制汉人的生活方式。于是他接受另一位汉人谋士韩延徽的建议，在境内建立了许多州县城堡（又名“头下军州”），将汉人集中起来，保留他们原有的习俗。头下军州是辽朝特别设置的一种行政机构。
早在唐朝末年，日益强大的契丹族屡屡南下侵扰汉地，并以俘掠的汉人建置城寨，这些早期的城寨大都隶属于各级军事贵族，成为头下军州的早期雏形。《辽史·地理志序》在解释头下军州的缘起时说：“以征伐俘户建州襟要之地，多因旧居名之，加以私奴，置投下州。”这里的“投下州”就是头下军州。可以说，头下军州管理模式的成功，为辽朝在征服的渤海国和燕云十六州实行“一国两制”奠定了基础。
938年，后晋皇帝石敬瑭给他的“父皇帝”辽太宗耶律德光献上一份大礼——登记燕云十六州田产和户口的“图籍”，从此辽朝按籍索赋，按图征税，正式成为该地的新主人。
燕云十六州包括了今天的北京、天津、河北和山西北部的范围，它的最北面是以北太行山、长城与游牧的契丹人为界，汉人人口超过40万户，人口总数远远超过了辽朝腹地的10万多户契丹族，成为辽朝第一大民族。因此如何有效管理汉人，成为辽朝统治者面临的重大课题。
在这种背景下，“因俗而治”的政策出炉：燕云十六州启动汉人管理模式，契丹则延续部落式旧制，这就是《辽史·百官志一》里所记载的“以国制（辽朝固有的制度）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辽朝自此正式开始了“一国两制”的管理模式。
“官分南北”是“一国两制”的基本行政框架，“北面治宫帐、部族、属国之政，南面治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事”。也就是说，“北面官”统领契丹各族，“南面官”管理汉人事务。韩知古的儿子韩匡嗣，便是辽朝“一国两制”实行后最早任命的一批汉官之一，从上京留守到南京（今北京）留守，最后做到西南面招讨使。
辽朝灭亡100年后，契丹皇族后裔、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九世孙耶律楚材，已成为一个地道的儒者。当时蒙古贵族以征服者的姿态驾临中原，有人向成吉思汗第三子窝阔台建议：“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幸亏耶律楚材极力劝阻，中原才免遭成为蒙古人马场的厄运——耶律楚材老祖宗的治国理念在百年之后依旧产生着影响。
辽朝的“一国两制”，也为后来中国的大一统奠定了某种制度基础，在元朝、清朝乃至今日中国的“一国两制”上，也能看到辽朝的影子，比如说元朝在西南地区实行的“土司制度”、清朝在蒙古推行的“盟旗制度”，都被视为辽朝“一国两制”治国思想的延续。
让习俗迥异的民族在社会进程中自然融合，辽朝较好地把握了分寸，从而延续了200多年的国运，“一国两制”的治国理念注定会在中国历史上写下光辉一页。而它留给世人的诸多惊叹，也以壁画的形式得以留存，成为值得后人挖掘、借鉴的珍贵遗产……
河北张家口市宣化辽墓里的壁画，犹如一幅幅推演千年前辽朝真相的“老照片”。这些“老照片”的出土，源于一个很偶然的插曲——当地农民在这块田野浇地时发现，无论怎么浇水，水都立刻渗漏得无影无踪。当考古工作者介入后，一个庞大的辽代古墓群就此浮出水面，一下轰动全国。这些古墓的主人，是宣化一个名为张世卿的汉人富贵豪族。
墓室里的“混搭艺术”
很多人惊讶于该墓葬出土的“一千年前的葡萄”和半瓶清香扑鼻的“葡萄酒”，更让人惊讶的是，这些汉人家族墓室，赫然出现了许多髡发的契丹人物形象：门吏、车夫、舞伎、侍者……还有髡顶垂髫的契丹孩童与梳双抓髻的汉人小儿一同嬉戏的场面。在一幅《备茶图》中，一名契丹男子正与一名青春妙龄的汉人女子眉目传情……
就在张世卿家族墓葬的附近，还出现了一座更加令人意外的墓葬：男性墓主人是契丹族，女性墓主人则是信仰佛教的汉族人，这是一座典型的胡汉通婚、各按其俗的合葬墓，在全国也是首例。
在辽代，宣化一直是汉人聚居的重镇，为何在宣化汉人辽墓里出现如此多的契丹族元素呢？那么在契丹人的墓葬里是否也会有大量汉族文化元素呢？
从宣化出发，向东北方向越过长城，在直线距离有500多公里的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奈曼旗青龙山镇——当年辽朝心脏地带、著名“五京”之一的上京地区，这里便是出土“黄金面具”的墓主人——被称为“东方睡美人”的辽朝陈国公主和驸马的合葬地。
这个墓室里果然出现了大量汉族文化元素：一个汉人装束、双髻垂于耳后的圆脸中年汉人女仆，正和一个契丹男仆一起为主人服务；陈国公主和驸马的银冠上，出现了道教的太极图和真武、元始天尊形象；墓志志盖四周刻有十二生肖图，都作人身汉式装束，宽衣博袖，袍笏拱立。此外还有80枚木质围棋子，一串蚕蛹形琥珀佩饰，让人想到“化蝶”的爱情故事。
在辽代，受汉文化影响，人死后都实行土葬，并将死者生前的生活方式一并带入坟墓中。相隔千里的这两处辽墓壁画，背后隐藏着中国历史上惊奇的一幕——在一个少数民族统治的国度里，汉人“土豪”生活里的契丹元素和契丹贵族生活里的汉族元素，竟然都自然地融合在一起。如果要寻找契丹和汉人之间这种“混搭习俗”的原因，恐怕还得从辽朝实行的“一国两制”说起。
千年前的“一国两制”
对现代中国人来说，“一国两制”早已耳熟能详。但是说起千年前辽朝就已实行“一国两制”，恐怕很多人并不知情。有人认为，辽朝对中国最大的贡献就是它推行的“一国两制”，它为后来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朝代，如元朝、清朝等，提供了一个最早的成熟的参照样板。
说起辽朝的“一国两制”，有一个名为韩知古的汉人不能不提。他是辽朝最早受到朝廷重用的汉人之一，而他的家族也是辽朝势力最为显赫的汉人家族，他的孙子韩德让甚至一度把持了辽朝的实质大权。
让汉人管理汉人，是辽朝立国之初就有的一个创举。当时契丹境内汉人很多，一部分是因避唐末之乱逃去的，一部分是被契丹掳掠的。韩知古6岁时就被掳去北方，但“因祸得福”，后来作为陪嫁的奴臣，随述律平（淳钦皇后）一起进入辽朝皇宫，得到皇帝耶律阿保机的赏识，成了高级参谋。之后阿保机又委任他总知汉儿司事，负责管理境内的汉人和制定礼仪。
不过，境内日渐增多的汉人以及汉文化的冲击，让阿保机有些始料不及。而客观存在的地理环境和“车马为家”的生活习俗，以及长城内外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巨大差异，也让阿保机不可能完全复制汉人的生活方式。于是他接受另一位汉人谋士韩延徽的建议，在境内建立了许多州县城堡（又名“头下军州”），将汉人集中起来，保留他们原有的习俗。头下军州是辽朝特别设置的一种行政机构。
早在唐朝末年，日益强大的契丹族屡屡南下侵扰汉地，并以俘掠的汉人建置城寨，这些早期的城寨大都隶属于各级军事贵族，成为头下军州的早期雏形。《辽史·地理志序》在解释头下军州的缘起时说：“以征伐俘户建州襟要之地，多因旧居名之，加以私奴，置投下州。”这里的“投下州”就是头下军州。可以说，头下军州管理模式的成功，为辽朝在征服的渤海国和燕云十六州实行“一国两制”奠定了基础。
938年，后晋皇帝石敬瑭给他的“父皇帝”辽太宗耶律德光献上一份大礼——登记燕云十六州田产和户口的“图籍”，从此辽朝按籍索赋，按图征税，正式成为该地的新主人。
燕云十六州包括了今天的北京、天津、河北和山西北部的范围，它的最北面是以北太行山、长城与游牧的契丹人为界，汉人人口超过40万户，人口总数远远超过了辽朝腹地的10万多户契丹族，成为辽朝第一大民族。因此如何有效管理汉人，成为辽朝统治者面临的重大课题。
在这种背景下，“因俗而治”的政策出炉：燕云十六州启动汉人管理模式，契丹则延续部落式旧制，这就是《辽史·百官志一》里所记载的“以国制（辽朝固有的制度）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辽朝自此正式开始了“一国两制”的管理模式。
“官分南北”是“一国两制”的基本行政框架，“北面治宫帐、部族、属国之政，南面治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事”。也就是说，“北面官”统领契丹各族，“南面官”管理汉人事务。韩知古的儿子韩匡嗣，便是辽朝“一国两制”实行后最早任命的一批汉官之一，从上京留守到南京（今北京）留守，最后做到西南面招讨使。
辽朝灭亡100年后，契丹皇族后裔、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九世孙耶律楚材，已成为一个地道的儒者。当时蒙古贵族以征服者的姿态驾临中原，有人向成吉思汗第三子窝阔台建议：“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幸亏耶律楚材极力劝阻，中原才免遭成为蒙古人马场的厄运——耶律楚材老祖宗的治国理念在百年之后依旧产生着影响。
辽朝的“一国两制”，也为后来中国的大一统奠定了某种制度基础，在元朝、清朝乃至今日中国的“一国两制”上，也能看到辽朝的影子，比如说元朝在西南地区实行的“土司制度”、清朝在蒙古推行的“盟旗制度”，都被视为辽朝“一国两制”治国思想的延续。
让习俗迥异的民族在社会进程中自然融合，辽朝较好地把握了分寸，从而延续了200多年的国运，“一国两制”的治国理念注定会在中国历史上写下光辉一页。而它留给世人的诸多惊叹，也以壁画的形式得以留存，成为值得后人挖掘、借鉴的珍贵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