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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德珩，1890年生于江西九江。早年加入同盟会， 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是著名青年学生领袖之一。新中国成立后，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主席等职。1990年2月病逝，享年100岁。
许德珩学贯中西，精通英、法两种语言，国内最早的《社会学方法论》一书，就是他译的。他曾两度当兵，并出任过黄埔军校的政治教官，可谓“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这样的经历，少有人为。
生活中的许德珩简朴淡泊，平生只有两大嗜好——一是练书法，二是写日记。他写的最后一幅字是“五四万岁”，这是他百岁之年的绝笔。
几十年来，许德珩鲜有惊人之举。人们从报纸上、广播中、电视里看到的许德珩，永远是胖胖的，面带笑容，给人谦和平稳、低调内敛、不事张扬的印象。然而，这并不是许德珩的全部，他还有性烈如火的一面。
最让陈独秀恼火，曾向孙中山“开炮”
在北大当学生时，许德珩就展现了他性烈如火的个性。
蔡元培执掌北大后，力邀陈独秀出任文学院院长，使之成为北大有名的“三只兔子”（即北大三个属兔的人）之一，另外两只是蔡元培和胡适。
陈独秀上任后，深恶学生萎靡松散的学风，他从整顿学风学纪开始，力除陈弊，禁止迟到早退、旷课逃课。凡发现有此种行为者，一律张榜公布。
整风开始，没想到的是许德珩榜上有名。原来，许德珩班上有一个学生是黎元洪的侄子，此人声色犬马，经常旷课，学业一塌糊涂。陈独秀误听人言，张冠李戴，把缺课的事记在了许德珩、俞平伯和杨振声三人身上，并张榜公布，给每人记一大过。三人得知这个消息后，都来看布告栏。这三人个性不同，表现迥异——俞平伯是双手背后，来回踱步，不知所措。杨振声一看布告，委屈地流下了眼泪。只有许德珩大怒，他对二人吼道：“哭什么！”上去便把记过牌给砸了。
刚刚挂出去的记过牌竟然被学生砸了，陈独秀听说后很是生气，命令把记过牌再挂出去。结果，记过牌刚挂在墙上，许德珩又跑过来给砸了。不仅砸了记过牌，他还跑到文学院办公室的门口，朝里面大喊：“陈独秀你出来，老子跟你拼命！”
这还得了！挑战校规，还辱骂师长，按照北大当时的规定，许德珩是要被除名的。
就在这关键时刻，蔡元培出来说话了：这个学生反应这么强烈，是不是你们搞错了，调查一下再说。结果一调查，发现这三个学生都是好学生，从来没有旷课或请人签到，是有人误报，才导致这场风波。弄清了原委，蔡元培请陈独秀收回成命，并对许德珩进行了劝慰，这件事情才算过去。
1919年8月的一天，许德珩和张国焘等几位负责全国学联工作的同学，去拜访孙中山（在此之前，他们曾在上海拜见过孙中山）。他们提前与陪同孙中山的廖仲恺约好，不想途中一阵暴雨，略有耽搁，等到了孙中山的寓所，他们几人的衣服已被淋得湿透。他们向看门人说明来意，想早点进去面见孙中山，结果看门人却推辞说：“今天总统不会客。”
闻听此言，大家很失望。许德珩大声表示不满：“我们是来拜访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不是求见总统，而且是事先约好的，为什么不见？”就这样，他们和看门人你一句我一句地吵了起来。
廖仲恺听到外面争吵的声音，急忙走出来，问明情况后，把许德珩一行人让到客厅里坐下，并去通知孙中山。孙中山出来与他们见面后，许德珩又开了一炮，他不满地说：“我们拿您当革命领袖，没想到您也是官僚。”
闻听此语，孙中山一愣，没有想到年轻人会这么直截了当。廖仲恺连忙打岔说：“你们几位不是有问题要谈吗？我们现在就开始谈吧！”
孙中山接着说：“我愿意听听你们的意见。”大家七嘴八舌地讲了个人的见解。
孙中山认真听了半天，说：“你们学生反抗北京政府的行动是很好的，你们的革命精神也是可佩服的。现在，我想给你们500支枪，去打北京的那些败类，如何？”
这个答复许德珩并不满意，说：“辛亥革命有多少条枪，有多少军队，但是没有取得彻底的胜利，原因是你没有发动工农群众，如此，枪再多也没有用。”
虽然话不投缘，但是双方的交谈还是很有意义的。当学生们告辞时，孙中山高兴地说：“我很喜欢这次痛快的谈话。”
与毛泽东的交往
1936年秋末初冬，许德珩和夫人劳君展在北平高校教书，过着相对优越的生活。一天，他们在法国的老同学徐冰、张晓梅夫妇前来拜访。这两位都是地下党员，对共产党的情况相当熟悉。在交谈中，客人不经意间提到，红军经过长征初到延安，情况不是很乐观，特别是由于国民党军队的封锁，延安的物资供应十分困难，吃的用的都很匮乏，许多人没有鞋子穿，领导人连只怀表都没有。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许德珩夫妇十分着急，因为他们二人和毛泽东都有关联——许德珩在北大时曾与毛泽东相识，而劳君展不仅与毛有同乡之谊，二人更是早期新民学会会员，有过并肩战斗之情。劳君展远赴法国留学时，毛泽东还和新民学会的其他同志一起到码头送别。加之许劳二人对共产党从心底里佩服，便想帮助他们做点事情。
后来听说朋友有车去延安，许德珩和劳君展当即用自己的薪水到东安市场买了12块怀表、十几根火腿和30多双布鞋，委托朋友给毛泽东送去，略表慰问之意。送东西的朋友问：“要不要毛泽东写个收条？”许德珩夫妇连忙摆手说：“这么点儿东西，还要毛润之亲自写收条？不要，不要。”
这些吃的、用的东西被带到了延安，毛泽东等人非常高兴。毛泽东没有小看这些礼物，1936年11月2日，他还为此专门写了一个收条。
1945年，毛泽东应邀赴重庆谈判，到重庆后，他特意请了一些老朋友相见，共叙别情，这中间就有许德珩夫妇。席间，许德珩夫妇提到了当年送给延安的礼物。收到礼物的毛泽东原先并不知道这件事的来龙去脉，经他们一说，才恍然大悟，大笑道：“原来那些东西是你们送的呀！早就收到了，让他们‘恰’了、用了，我也‘恰’了。”（湖南人把“吃”字读“恰”——编者注）
许德珩夫妇和毛泽东这层特殊的关系，在一般人眼中自是不同，然而，在他们夫妇看来，这是件小事，不值得小题大做。他们特别嘱咐家人说：“这件事你们知道就行了，不要对别人说，更不要炫耀。”
许德珩学贯中西，精通英、法两种语言，国内最早的《社会学方法论》一书，就是他译的。他曾两度当兵，并出任过黄埔军校的政治教官，可谓“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这样的经历，少有人为。
生活中的许德珩简朴淡泊，平生只有两大嗜好——一是练书法，二是写日记。他写的最后一幅字是“五四万岁”，这是他百岁之年的绝笔。
几十年来，许德珩鲜有惊人之举。人们从报纸上、广播中、电视里看到的许德珩，永远是胖胖的，面带笑容，给人谦和平稳、低调内敛、不事张扬的印象。然而，这并不是许德珩的全部，他还有性烈如火的一面。
最让陈独秀恼火，曾向孙中山“开炮”
在北大当学生时，许德珩就展现了他性烈如火的个性。
蔡元培执掌北大后，力邀陈独秀出任文学院院长，使之成为北大有名的“三只兔子”（即北大三个属兔的人）之一，另外两只是蔡元培和胡适。
陈独秀上任后，深恶学生萎靡松散的学风，他从整顿学风学纪开始，力除陈弊，禁止迟到早退、旷课逃课。凡发现有此种行为者，一律张榜公布。
整风开始，没想到的是许德珩榜上有名。原来，许德珩班上有一个学生是黎元洪的侄子，此人声色犬马，经常旷课，学业一塌糊涂。陈独秀误听人言，张冠李戴，把缺课的事记在了许德珩、俞平伯和杨振声三人身上，并张榜公布，给每人记一大过。三人得知这个消息后，都来看布告栏。这三人个性不同，表现迥异——俞平伯是双手背后，来回踱步，不知所措。杨振声一看布告，委屈地流下了眼泪。只有许德珩大怒，他对二人吼道：“哭什么！”上去便把记过牌给砸了。
刚刚挂出去的记过牌竟然被学生砸了，陈独秀听说后很是生气，命令把记过牌再挂出去。结果，记过牌刚挂在墙上，许德珩又跑过来给砸了。不仅砸了记过牌，他还跑到文学院办公室的门口，朝里面大喊：“陈独秀你出来，老子跟你拼命！”
这还得了！挑战校规，还辱骂师长，按照北大当时的规定，许德珩是要被除名的。
就在这关键时刻，蔡元培出来说话了：这个学生反应这么强烈，是不是你们搞错了，调查一下再说。结果一调查，发现这三个学生都是好学生，从来没有旷课或请人签到，是有人误报，才导致这场风波。弄清了原委，蔡元培请陈独秀收回成命，并对许德珩进行了劝慰，这件事情才算过去。
1919年8月的一天，许德珩和张国焘等几位负责全国学联工作的同学，去拜访孙中山（在此之前，他们曾在上海拜见过孙中山）。他们提前与陪同孙中山的廖仲恺约好，不想途中一阵暴雨，略有耽搁，等到了孙中山的寓所，他们几人的衣服已被淋得湿透。他们向看门人说明来意，想早点进去面见孙中山，结果看门人却推辞说：“今天总统不会客。”
闻听此言，大家很失望。许德珩大声表示不满：“我们是来拜访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不是求见总统，而且是事先约好的，为什么不见？”就这样，他们和看门人你一句我一句地吵了起来。
廖仲恺听到外面争吵的声音，急忙走出来，问明情况后，把许德珩一行人让到客厅里坐下，并去通知孙中山。孙中山出来与他们见面后，许德珩又开了一炮，他不满地说：“我们拿您当革命领袖，没想到您也是官僚。”
闻听此语，孙中山一愣，没有想到年轻人会这么直截了当。廖仲恺连忙打岔说：“你们几位不是有问题要谈吗？我们现在就开始谈吧！”
孙中山接着说：“我愿意听听你们的意见。”大家七嘴八舌地讲了个人的见解。
孙中山认真听了半天，说：“你们学生反抗北京政府的行动是很好的，你们的革命精神也是可佩服的。现在，我想给你们500支枪，去打北京的那些败类，如何？”
这个答复许德珩并不满意，说：“辛亥革命有多少条枪，有多少军队，但是没有取得彻底的胜利，原因是你没有发动工农群众，如此，枪再多也没有用。”
虽然话不投缘，但是双方的交谈还是很有意义的。当学生们告辞时，孙中山高兴地说：“我很喜欢这次痛快的谈话。”
与毛泽东的交往
1936年秋末初冬，许德珩和夫人劳君展在北平高校教书，过着相对优越的生活。一天，他们在法国的老同学徐冰、张晓梅夫妇前来拜访。这两位都是地下党员，对共产党的情况相当熟悉。在交谈中，客人不经意间提到，红军经过长征初到延安，情况不是很乐观，特别是由于国民党军队的封锁，延安的物资供应十分困难，吃的用的都很匮乏，许多人没有鞋子穿，领导人连只怀表都没有。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许德珩夫妇十分着急，因为他们二人和毛泽东都有关联——许德珩在北大时曾与毛泽东相识，而劳君展不仅与毛有同乡之谊，二人更是早期新民学会会员，有过并肩战斗之情。劳君展远赴法国留学时，毛泽东还和新民学会的其他同志一起到码头送别。加之许劳二人对共产党从心底里佩服，便想帮助他们做点事情。
后来听说朋友有车去延安，许德珩和劳君展当即用自己的薪水到东安市场买了12块怀表、十几根火腿和30多双布鞋，委托朋友给毛泽东送去，略表慰问之意。送东西的朋友问：“要不要毛泽东写个收条？”许德珩夫妇连忙摆手说：“这么点儿东西，还要毛润之亲自写收条？不要，不要。”
这些吃的、用的东西被带到了延安，毛泽东等人非常高兴。毛泽东没有小看这些礼物，1936年11月2日，他还为此专门写了一个收条。
1945年，毛泽东应邀赴重庆谈判，到重庆后，他特意请了一些老朋友相见，共叙别情，这中间就有许德珩夫妇。席间，许德珩夫妇提到了当年送给延安的礼物。收到礼物的毛泽东原先并不知道这件事的来龙去脉，经他们一说，才恍然大悟，大笑道：“原来那些东西是你们送的呀！早就收到了，让他们‘恰’了、用了，我也‘恰’了。”（湖南人把“吃”字读“恰”——编者注）
许德珩夫妇和毛泽东这层特殊的关系，在一般人眼中自是不同，然而，在他们夫妇看来，这是件小事，不值得小题大做。他们特别嘱咐家人说：“这件事你们知道就行了，不要对别人说，更不要炫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