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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钢琴艺术家的自我修养
谭赟一直在用行动来证明自己。有人说，这是一个看脸的时代，大大小小的事情都遵循着“颜值即正义”的定理，小到餐厅服务员的态度友善与否，大到找工作，甚至婚姻归属。观众对谭赟的关注往往也超出了音乐本身：出众的外貌，脱俗的气质，优雅的举止，端庄的言谈……谭赟在证明，美貌不过是侥幸得之，真诚和勤奋才是人生的本色存在。
这一点在我们初次见面时就能觉察得到。第一眼见到穿着蓝色大衣的谭赟时，我觉得自己见到了月亮：很多人的气质是很疲惫的，被生活折腾得往下沉，但谭赟的气质是向上的。尽管事实是，她已经忙得无暇洗头，有点“惨不忍睹”的头发只好盘起来。连着几天排练的她，这一次被临时拉来，在中国歌剧院准备的一部新作品中担当钢琴协奏，这对她的体力和精力都是巨大消耗。
原因在于，每次排练对谭赟来说都意味着100%的付出。因为不想辜负这些来之不易的机会，所以她会很努力，不管交给她什么任务，她都努力做到不让别人失望。而且她很庆幸她做了足够多的努力，这些努力让她在有所得的时候觉得很踏实，在结果不尽如人意的时候也不会有太多的遗憾，因为她已经全力以赴了。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她始终对钢琴、对舞台怀有敬畏之心。直到现在，谭赟每次上台前还是会紧张。对于一个表演者而言，不管你准备得多么充分，最有压力的就是走上舞台，面对听众。这一刻是相当激动的，因为一切发生在当下，不可复制。它会成为一段历史，所以表演者要做的就是调动出自己最佳的状态来创造历史。尽管因观众的瞩目和期待产生非常严重的紧张，从来都是谭赟要跨越的心理障碍，但也从没人觉察出这一点。当她端坐在钢琴前，她身上有一种沉静的力量，演奏清澈而深刻，典范而富有古典气息，总能带给观众“灵魂的共振”。
就个人风格这件事上，每个人的机能不一样，手指粗细不一样，因此弹奏出来的声音不可能一样，即便照抄别人也不可能很像。谭赟会非常严谨地看作曲家的谱子，我个人觉得有时候演奏者在台上其实不是给观众弹，而是在给作曲家弹。这就要花时间对作品进行理解。数学家、作家都得这样，得关起门来不断琢磨。但现在的社会又很难做到，太多喧嚣的东西分散了人们太多的注意力。练琴对谭赟这一代人和往后的人是越来越大的挑战。
从小开始学琴，二十多年过去了，谭赟从家里那个小小的舞台出发，一点点开启通往更为广阔的音乐世界的门，但当初那种紧张感在每次演出时仍会时不时袭来。现在的危机感来自对自己能有多大超越，跟自己之间的那种较量，就像一个罗马士兵一样，每次停下来，第一件事就是挖战壕。谭赟身上就有这种难得的审慎与自律。她说自己仍会坚持练琴，虽然热衷于旅行和美食，还是会在现实生活中给自己安置一道门，是为一种严苛和底线，并不完全放任自己。就好像天鹅的人生：在水面上看它们很美，其实在水底，脚一直在不停用力地划，外人看不出来，也不会让别人看出来。
在今天，一个毫无背景的年轻人靠自己的努力想在而立之年找到属于自己的立足之地，有所成绩，谈何容易。谭赟在音乐梦想、教育追求和世俗事务之间行走，并迅速做出了引人注目的成绩。这无关成功学，不是奋斗史，而是在这个浮躁的时代，她始终审视自我，保持着一个钢琴艺术家的底色。
刻苦是获取机会的唯一方法
谭赟的家教是网上热议的“虎妈虎爸”标准。不过这也是所有钢琴手的必修课，他们的父母亲很清楚，一个8岁的小孩可以弹得很好，但不代表他能成为一个职业演奏家，所以要日复一日的练习，因而练琴的痛苦总大于快乐。上海音乐学院唐哲教授回忆过自己在父亲巴掌下练琴的童年：“总的说来，我的童年是浸在汗水、血水和泪水中的，是最真实的没有童年的童年。”七十多岁的钢琴大师刘诗昆曾说：“我不到3岁学琴，一直到12岁，可以说，这个世界上我最不喜欢的事情就是弹琴。”傅聪曾向杨绛诉说当年学琴之苦：“爸爸打我真痛啊。”一位美籍俄罗斯钢琴大师说起小时候学琴、奶奶用戒尺打他手心，六十多岁人的眼里仍然有泪。练琴也是童年谭赟的义务，“每天就是对着墙弹，也不知道是为什么要弹。”
谭赟的父母对她寄予了很高的希望。别人下课了，她要练琴；别人在玩，她在练琴。别的小朋友说起《灌篮高手》，说起柯南，她都不知道。“那时候我爸爸用自行车带我去学琴，风雨无阻，我在后面坐着经常就睡着了，然后一个惊颤，又醒了。那时候也没说会担心摔下来，就还是比较粗糙”，谭赟笑着说。练琴的痛苦到了准备考级时就会加倍。每天八个小时都要在钢琴前面坐着，人还没受不了，屁股先吃不消。夏天的南昌堪比火炉，空调又不是人人买得起，谭赟被捂出了褥疮。妈妈给她垫个冰袋，她就接着练。
“虎妈虎爸”式教育的果实是丰硕的。一方面，谭赟顺利考上了南昌最好的艺术高中——南昌市实验中学，另一方面，她把家教的严苛一直继承到了现在的学习工作中，甚至她的人生态度中。和她外表的柔弱相反，她是一个很舍得把自己给出去的人，那是幸福感的最主要来源。不是说她对自己有多狠，而是她认准要做一件事就一定会去做，如果不让她这样做，她觉得是不幸福的，所以一切到最后都是个人的选择，“所谓性格即命运可能说的就是这一点吧”。最能說明她这种性格的一个例子是她当年经历汶川大地震时做出的“惊人之举”。地震时跑到操场上的谭赟看见晃来晃去的旗杆眼看就要砸到自己停在旗杆下的车，她又冲回琴室，一边喊着其他老师，“我要拿我的车钥匙”。不知道谭赟把车从旗杆下开出来的时候有没有后怕，但肯定还是会觉得自己的决定是正确的，因为这个决定让她前一年为自己本命年生日买的礼物幸免于难。
高中三年谭赟依旧在刻苦学习中度过。高三艺术类考试后，她成绩名列年级第一。每天文化课晚自习结束，她爸爸会来接她，总要到光荣榜那里看看。能让自己的名字居于榜首，她已经完成了父母的期待，但发现自己已经停不下来了。她知道自己这么做究竟是为什么，原来是有原因的，就是要考音乐学院。这是一种奔跑的惯性，只能继续奔跑下去。 2000年，16岁的谭赟作为当时唯一一名来自江西省的钢琴艺术生进入西安音乐学院学习。其间有一段时间正值“非典”爆发，有些学生被“关”久了，总要编点理由出校，要么是出去买个口罩，要么就是买个体温计。谭赟反而有点自得其乐，每天都在练琴，“练得指甲都分层了，剪指甲那个声音是噼里啪啦的”。后来她的辅导员都看不下去了，主动跟她说，“你要不要出去一下，我给你两个小时，出去透透气。”但是因为不知道出去要干什么，辅导员批的假条一直都没有派上用场。
采访时谭赟一直说自己的音乐道路还算通畅，一路走来也没有经历跌宕起伏，机会总是在该出现的时候就出现了。但是机会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除了刻苦，谭赟不知道还有什么方法可以获取机会。
不断跳出舒适区
一路走来，可以说，对钢琴的热爱一直是谭赟人生道路的指向标。2004年，20岁的谭赟从西安音乐学院毕业，紧接着就来到成都，进入西南交通大学艺术和传播学院任教钢琴课。来之前她对于成都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都没有足够的认识，这个地方没有亲戚，没有认识的人，更谈不上有朋友，以后独立打拼的生活会怎么样，她也没有仔细想过，凭借的就是心口一个勇字。这种勇气足够驱走不安和无助，包括帮助她收拾起最初突然崩溃的情绪。但她对即将到来的职业前景是清楚的。生活就是一个不断充实自己的过程，一个阶段走过，然后会有新的转机出现，你的选择会变得越来越清晰。事实证明，许多事情就是一念之差，许多结果也只有一步之遥。
去中央音乐学院读研是谭赟为自己人生做出的最大的选择。首先是中断已经进行了10年的高校教学去读研这件事本身，放在很多人身上，也许无法理解，但在谭赟这里，对于钢琴学习的专注投入，从来就是有增无减，再加上学院领导对此也给予了大力支持。但是对于院校的选择，很多人就会觉得奇怪，“为什么不去西安音乐学院呢？母校的话考起来还是会容易一些，毕竟老师们对你有所了解……”“为什么不考四川音乐学院呢？你先前积累的资源都在这边，到时候演出也不会受到多大影响……”谭赟一直都对中央音乐学院有所向往，其中最吸引她的还是首都深厚的文化底蕴，“而古典乐演奏恰恰是一门讲求底蕴的艺术”。
谭赟进入中央音乐学院深造时，学校实行的是双导师制，她的第一导师是中国优秀的声乐艺术指导、著名钢琴音乐家胡适熙教授，第二导师是郭沫若的四子、当代著名钢琴音乐家郭志鸿教授。显然，对于跟着德高望重却又严厉非常的导师学习这件事，谭赟已经做了最大限度的心理预设，但当最后发现自己的自信被击得粉碎时依然恐慌。胡老师一开始就给她打预防针：“对你真正的考验是从你在这里学习的第一天开始，我希望的是你三年以后能有脱胎换骨的变化。”
这个过程回想起来，谭赟还是会感慨并不容易。你不能说像重生，它像在打磨你的心灵。老师说仅仅有乐感是不够的，你的乐感必须要是高级的，谭赟则觉得自己怎么也做不到弹出来的每一个乐句都达到老师要求。现在想来，“是那个时候自己还没有达到老师那种高度，听老师的指导也总是一知半解，却硬要去够那个标准”，那个时候已经在磨炼了，内心也在翻滚，也在煎熬，第二天要上课，前一天晚上都睡不好，满心都是恐惧和担忧。到了第二天上课，胡老师一句“你今天还是很让我失望”就让谭赟觉得实在是“扎心”。这种难受不仅仅是学习带来的压力，还有觉得自己失去自己最引以为豪的优势的恐慌。她对钢琴的热爱一方面来自于从小到大的兴趣，另一方面则是因为音乐带给她的成就感。她给家里人打了个电话，妈妈就开导她，“你要坚持，你现在吃的苦将来都会有所回报。”慢慢地，她从自我怀疑里走出来，这个自我怀疑是什么？说穿了，无非是老师给自己的批评的一种恐惧。但谭赟知道自己是在走上坡路，是在进步，于是就会强迫自己去做一种改变，去学习、去思考、去寻找新的方向，去为未来成为更好的自己做准备。
胡老师的意图是，通过这种近乎严苛的训练，量变积累质变，“开窍”就会适时到来。到了研二时，谭赟就感觉自己上道了，还在老师的推荐下在声乐歌剧系担任钢琴艺术指导。她在西安音乐学院时也有过相同的工作经验，同样有课时费收入，但前者拿到手上更觉得沉甸甸的。
可以说，绕过“谦逊”的壁垒，除了“努力”这个宇宙公理，“热爱”是最贴合谭赟的艺术追求的形容词。一旦把钢琴视为终身的目标和追求，谭赟的努力便不再以环境为限制。
有爱的教育，源于感恩
胡适熙教授和郭志鸿教授对谭赟一直进行悉心栽培和磨砺，这种恩师对门生的关照是全方位的，既有上文提及的专业传授，还包括日常修养的教化。
今年10月31日，胡适熙教授从教55周年音乐会在中央音乐学院王府音乐厅举办，在舞台上演唱、演奏的音乐家们只有一个身份——胡老师的学生，所有人都希望用自己的歌声、琴声来表达对老师的感激之情！55年来在声乐艺术指导的岗位上，胡适熙为两代年轻歌唱家们的成长付出了无数心血，并给他们非常重要的指导和帮助，包括迪里拜尔、张立萍、孙媛媛、王燕、谢天、柯绿娃、冯国栋、张璋、雷明杰等在内的学生，后来都成长为非常优秀的歌唱家。为了更多更好地培养钢琴伴奏人才，她和她的同事们创建了声乐钢琴伴奏研究生专业，已陆续培养了张佳林、韦蔚、蒋璐、千红、冉楠楠、秦瑜、谭赟、郭佳音、仇澜锡等不少人才，在全国各大音乐学院都成为骨干力量。回首这55年的从教生涯，胡老师感慨：“我这一生都是一个红花背后的绿叶。”
为人师者，大抵如此，从来想到的都是学生。谭赟备战研究生考试时去北京见胡老师，胡老师把她带到中央音乐学院琴管中心，对负责人说，“这是灾区来的孩子，有机会你让她多练练琴。”“成都哪里是灾区呀，胡老师这么说，就是想尽可能给我创造条件，让我安心备考。”谭赟毕业演出结束后，胡老师自费请所有为帮助谭赟学习出过力的人吃饭，这种情况并不常见，“但胡老师就会觉得这是她应该做的，你们帮助了我的学生，我就应该感谢你们。”谭赟一直说能成为胡老师的学生真的是一生都要感激的事，胡老师不仅拔高了她的音乐格局，更直接影响了她以后待人接物的方式。因为考虑到学生大多都是外地人，胡老师就经常邀请他们到家里吃饭。谭赟还能记起自己第一次到胡老师家里做客的场景，有些拘束的她把随身带的包放在了沙发上，胡老师立刻指出，“我觉得把包放在别人家的沙发上并不是一个礼貌的行为。”到现在，谭赟到了别人家里，都会把包放在地上。郭志鸿教授也是如此，对学生言行举止的影响是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谭赟有一次因为等电梯耽误了几分钟，郭老师只说了一句“请你下次要准时”。这次采访见面时，谭赟提前十五分钟就到了约定地点，还发微信给我：你慢慢来，不着急。
从两位导师身上，谭赟深刻体会到了“老師”两个字的分量。它不是来自老师所处的地位，而是来源于老师教学上的魅力，来源于老师能否真正给予学生成长所需的养分。这样建立起来的师生情谊，才是最长久、最稳固的。谭赟多次被学院授予优秀教师奖，就是因为她把这种理念真正贯彻落实到了自己的教学中。谭赟有一个学生曾对她吐露心声，“谭老师，您做过一件事，让我印象特别深刻。”这个学生有一次考试成绩并不理想，谭赟看到他发给自己的成绩后就说这样不行，你要怎么怎么提高，“其实我们学生真正需要的就是老师的真实想法，你打我也可以，你骂我也可以，相反，‘挺好的’‘慢慢努力’，这些都不是我们想要的。”
谭赟敏锐地觉察到自己所带的学生的不同，“90后，95后，甚至00后，跟我们80后上学那会是完全不一样的”，面对这些改变，她及时调整自己的教学方式，并把心得体会总结出来。她把这份心得的备忘录笔记给我看时，我感觉到她的严谨与认真。就像她的采访录音，自连成文，有意隔绝了“水词”。
谭赟一直在用行动来证明自己。有人说，这是一个看脸的时代，大大小小的事情都遵循着“颜值即正义”的定理，小到餐厅服务员的态度友善与否，大到找工作，甚至婚姻归属。观众对谭赟的关注往往也超出了音乐本身：出众的外貌，脱俗的气质，优雅的举止，端庄的言谈……谭赟在证明，美貌不过是侥幸得之，真诚和勤奋才是人生的本色存在。
这一点在我们初次见面时就能觉察得到。第一眼见到穿着蓝色大衣的谭赟时，我觉得自己见到了月亮：很多人的气质是很疲惫的，被生活折腾得往下沉，但谭赟的气质是向上的。尽管事实是，她已经忙得无暇洗头，有点“惨不忍睹”的头发只好盘起来。连着几天排练的她，这一次被临时拉来，在中国歌剧院准备的一部新作品中担当钢琴协奏，这对她的体力和精力都是巨大消耗。
原因在于，每次排练对谭赟来说都意味着100%的付出。因为不想辜负这些来之不易的机会，所以她会很努力，不管交给她什么任务，她都努力做到不让别人失望。而且她很庆幸她做了足够多的努力，这些努力让她在有所得的时候觉得很踏实，在结果不尽如人意的时候也不会有太多的遗憾，因为她已经全力以赴了。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她始终对钢琴、对舞台怀有敬畏之心。直到现在，谭赟每次上台前还是会紧张。对于一个表演者而言，不管你准备得多么充分，最有压力的就是走上舞台，面对听众。这一刻是相当激动的，因为一切发生在当下，不可复制。它会成为一段历史，所以表演者要做的就是调动出自己最佳的状态来创造历史。尽管因观众的瞩目和期待产生非常严重的紧张，从来都是谭赟要跨越的心理障碍，但也从没人觉察出这一点。当她端坐在钢琴前，她身上有一种沉静的力量，演奏清澈而深刻，典范而富有古典气息，总能带给观众“灵魂的共振”。
就个人风格这件事上，每个人的机能不一样，手指粗细不一样，因此弹奏出来的声音不可能一样，即便照抄别人也不可能很像。谭赟会非常严谨地看作曲家的谱子，我个人觉得有时候演奏者在台上其实不是给观众弹，而是在给作曲家弹。这就要花时间对作品进行理解。数学家、作家都得这样，得关起门来不断琢磨。但现在的社会又很难做到，太多喧嚣的东西分散了人们太多的注意力。练琴对谭赟这一代人和往后的人是越来越大的挑战。
从小开始学琴，二十多年过去了，谭赟从家里那个小小的舞台出发，一点点开启通往更为广阔的音乐世界的门，但当初那种紧张感在每次演出时仍会时不时袭来。现在的危机感来自对自己能有多大超越，跟自己之间的那种较量，就像一个罗马士兵一样，每次停下来，第一件事就是挖战壕。谭赟身上就有这种难得的审慎与自律。她说自己仍会坚持练琴，虽然热衷于旅行和美食，还是会在现实生活中给自己安置一道门，是为一种严苛和底线，并不完全放任自己。就好像天鹅的人生：在水面上看它们很美，其实在水底，脚一直在不停用力地划，外人看不出来，也不会让别人看出来。
在今天，一个毫无背景的年轻人靠自己的努力想在而立之年找到属于自己的立足之地，有所成绩，谈何容易。谭赟在音乐梦想、教育追求和世俗事务之间行走，并迅速做出了引人注目的成绩。这无关成功学，不是奋斗史，而是在这个浮躁的时代，她始终审视自我，保持着一个钢琴艺术家的底色。
刻苦是获取机会的唯一方法
谭赟的家教是网上热议的“虎妈虎爸”标准。不过这也是所有钢琴手的必修课，他们的父母亲很清楚，一个8岁的小孩可以弹得很好，但不代表他能成为一个职业演奏家，所以要日复一日的练习，因而练琴的痛苦总大于快乐。上海音乐学院唐哲教授回忆过自己在父亲巴掌下练琴的童年：“总的说来，我的童年是浸在汗水、血水和泪水中的，是最真实的没有童年的童年。”七十多岁的钢琴大师刘诗昆曾说：“我不到3岁学琴，一直到12岁，可以说，这个世界上我最不喜欢的事情就是弹琴。”傅聪曾向杨绛诉说当年学琴之苦：“爸爸打我真痛啊。”一位美籍俄罗斯钢琴大师说起小时候学琴、奶奶用戒尺打他手心，六十多岁人的眼里仍然有泪。练琴也是童年谭赟的义务，“每天就是对着墙弹，也不知道是为什么要弹。”
谭赟的父母对她寄予了很高的希望。别人下课了，她要练琴；别人在玩，她在练琴。别的小朋友说起《灌篮高手》，说起柯南，她都不知道。“那时候我爸爸用自行车带我去学琴，风雨无阻，我在后面坐着经常就睡着了，然后一个惊颤，又醒了。那时候也没说会担心摔下来，就还是比较粗糙”，谭赟笑着说。练琴的痛苦到了准备考级时就会加倍。每天八个小时都要在钢琴前面坐着，人还没受不了，屁股先吃不消。夏天的南昌堪比火炉，空调又不是人人买得起，谭赟被捂出了褥疮。妈妈给她垫个冰袋，她就接着练。
“虎妈虎爸”式教育的果实是丰硕的。一方面，谭赟顺利考上了南昌最好的艺术高中——南昌市实验中学，另一方面，她把家教的严苛一直继承到了现在的学习工作中，甚至她的人生态度中。和她外表的柔弱相反，她是一个很舍得把自己给出去的人，那是幸福感的最主要来源。不是说她对自己有多狠，而是她认准要做一件事就一定会去做，如果不让她这样做，她觉得是不幸福的，所以一切到最后都是个人的选择，“所谓性格即命运可能说的就是这一点吧”。最能說明她这种性格的一个例子是她当年经历汶川大地震时做出的“惊人之举”。地震时跑到操场上的谭赟看见晃来晃去的旗杆眼看就要砸到自己停在旗杆下的车，她又冲回琴室，一边喊着其他老师，“我要拿我的车钥匙”。不知道谭赟把车从旗杆下开出来的时候有没有后怕，但肯定还是会觉得自己的决定是正确的，因为这个决定让她前一年为自己本命年生日买的礼物幸免于难。
高中三年谭赟依旧在刻苦学习中度过。高三艺术类考试后，她成绩名列年级第一。每天文化课晚自习结束，她爸爸会来接她，总要到光荣榜那里看看。能让自己的名字居于榜首，她已经完成了父母的期待，但发现自己已经停不下来了。她知道自己这么做究竟是为什么，原来是有原因的，就是要考音乐学院。这是一种奔跑的惯性，只能继续奔跑下去。 2000年，16岁的谭赟作为当时唯一一名来自江西省的钢琴艺术生进入西安音乐学院学习。其间有一段时间正值“非典”爆发，有些学生被“关”久了，总要编点理由出校，要么是出去买个口罩，要么就是买个体温计。谭赟反而有点自得其乐，每天都在练琴，“练得指甲都分层了，剪指甲那个声音是噼里啪啦的”。后来她的辅导员都看不下去了，主动跟她说，“你要不要出去一下，我给你两个小时，出去透透气。”但是因为不知道出去要干什么，辅导员批的假条一直都没有派上用场。
采访时谭赟一直说自己的音乐道路还算通畅，一路走来也没有经历跌宕起伏，机会总是在该出现的时候就出现了。但是机会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除了刻苦，谭赟不知道还有什么方法可以获取机会。
不断跳出舒适区
一路走来，可以说，对钢琴的热爱一直是谭赟人生道路的指向标。2004年，20岁的谭赟从西安音乐学院毕业，紧接着就来到成都，进入西南交通大学艺术和传播学院任教钢琴课。来之前她对于成都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都没有足够的认识，这个地方没有亲戚，没有认识的人，更谈不上有朋友，以后独立打拼的生活会怎么样，她也没有仔细想过，凭借的就是心口一个勇字。这种勇气足够驱走不安和无助，包括帮助她收拾起最初突然崩溃的情绪。但她对即将到来的职业前景是清楚的。生活就是一个不断充实自己的过程，一个阶段走过，然后会有新的转机出现，你的选择会变得越来越清晰。事实证明，许多事情就是一念之差，许多结果也只有一步之遥。
去中央音乐学院读研是谭赟为自己人生做出的最大的选择。首先是中断已经进行了10年的高校教学去读研这件事本身，放在很多人身上，也许无法理解，但在谭赟这里，对于钢琴学习的专注投入，从来就是有增无减，再加上学院领导对此也给予了大力支持。但是对于院校的选择，很多人就会觉得奇怪，“为什么不去西安音乐学院呢？母校的话考起来还是会容易一些，毕竟老师们对你有所了解……”“为什么不考四川音乐学院呢？你先前积累的资源都在这边，到时候演出也不会受到多大影响……”谭赟一直都对中央音乐学院有所向往，其中最吸引她的还是首都深厚的文化底蕴，“而古典乐演奏恰恰是一门讲求底蕴的艺术”。
谭赟进入中央音乐学院深造时，学校实行的是双导师制，她的第一导师是中国优秀的声乐艺术指导、著名钢琴音乐家胡适熙教授，第二导师是郭沫若的四子、当代著名钢琴音乐家郭志鸿教授。显然，对于跟着德高望重却又严厉非常的导师学习这件事，谭赟已经做了最大限度的心理预设，但当最后发现自己的自信被击得粉碎时依然恐慌。胡老师一开始就给她打预防针：“对你真正的考验是从你在这里学习的第一天开始，我希望的是你三年以后能有脱胎换骨的变化。”
这个过程回想起来，谭赟还是会感慨并不容易。你不能说像重生，它像在打磨你的心灵。老师说仅仅有乐感是不够的，你的乐感必须要是高级的，谭赟则觉得自己怎么也做不到弹出来的每一个乐句都达到老师要求。现在想来，“是那个时候自己还没有达到老师那种高度，听老师的指导也总是一知半解，却硬要去够那个标准”，那个时候已经在磨炼了，内心也在翻滚，也在煎熬，第二天要上课，前一天晚上都睡不好，满心都是恐惧和担忧。到了第二天上课，胡老师一句“你今天还是很让我失望”就让谭赟觉得实在是“扎心”。这种难受不仅仅是学习带来的压力，还有觉得自己失去自己最引以为豪的优势的恐慌。她对钢琴的热爱一方面来自于从小到大的兴趣，另一方面则是因为音乐带给她的成就感。她给家里人打了个电话，妈妈就开导她，“你要坚持，你现在吃的苦将来都会有所回报。”慢慢地，她从自我怀疑里走出来，这个自我怀疑是什么？说穿了，无非是老师给自己的批评的一种恐惧。但谭赟知道自己是在走上坡路，是在进步，于是就会强迫自己去做一种改变，去学习、去思考、去寻找新的方向，去为未来成为更好的自己做准备。
胡老师的意图是，通过这种近乎严苛的训练，量变积累质变，“开窍”就会适时到来。到了研二时，谭赟就感觉自己上道了，还在老师的推荐下在声乐歌剧系担任钢琴艺术指导。她在西安音乐学院时也有过相同的工作经验，同样有课时费收入，但前者拿到手上更觉得沉甸甸的。
可以说，绕过“谦逊”的壁垒，除了“努力”这个宇宙公理，“热爱”是最贴合谭赟的艺术追求的形容词。一旦把钢琴视为终身的目标和追求，谭赟的努力便不再以环境为限制。
有爱的教育，源于感恩
胡适熙教授和郭志鸿教授对谭赟一直进行悉心栽培和磨砺，这种恩师对门生的关照是全方位的，既有上文提及的专业传授，还包括日常修养的教化。
今年10月31日，胡适熙教授从教55周年音乐会在中央音乐学院王府音乐厅举办，在舞台上演唱、演奏的音乐家们只有一个身份——胡老师的学生，所有人都希望用自己的歌声、琴声来表达对老师的感激之情！55年来在声乐艺术指导的岗位上，胡适熙为两代年轻歌唱家们的成长付出了无数心血，并给他们非常重要的指导和帮助，包括迪里拜尔、张立萍、孙媛媛、王燕、谢天、柯绿娃、冯国栋、张璋、雷明杰等在内的学生，后来都成长为非常优秀的歌唱家。为了更多更好地培养钢琴伴奏人才，她和她的同事们创建了声乐钢琴伴奏研究生专业，已陆续培养了张佳林、韦蔚、蒋璐、千红、冉楠楠、秦瑜、谭赟、郭佳音、仇澜锡等不少人才，在全国各大音乐学院都成为骨干力量。回首这55年的从教生涯，胡老师感慨：“我这一生都是一个红花背后的绿叶。”
为人师者，大抵如此，从来想到的都是学生。谭赟备战研究生考试时去北京见胡老师，胡老师把她带到中央音乐学院琴管中心，对负责人说，“这是灾区来的孩子，有机会你让她多练练琴。”“成都哪里是灾区呀，胡老师这么说，就是想尽可能给我创造条件，让我安心备考。”谭赟毕业演出结束后，胡老师自费请所有为帮助谭赟学习出过力的人吃饭，这种情况并不常见，“但胡老师就会觉得这是她应该做的，你们帮助了我的学生，我就应该感谢你们。”谭赟一直说能成为胡老师的学生真的是一生都要感激的事，胡老师不仅拔高了她的音乐格局，更直接影响了她以后待人接物的方式。因为考虑到学生大多都是外地人，胡老师就经常邀请他们到家里吃饭。谭赟还能记起自己第一次到胡老师家里做客的场景，有些拘束的她把随身带的包放在了沙发上，胡老师立刻指出，“我觉得把包放在别人家的沙发上并不是一个礼貌的行为。”到现在，谭赟到了别人家里，都会把包放在地上。郭志鸿教授也是如此，对学生言行举止的影响是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谭赟有一次因为等电梯耽误了几分钟，郭老师只说了一句“请你下次要准时”。这次采访见面时，谭赟提前十五分钟就到了约定地点，还发微信给我：你慢慢来，不着急。
从两位导师身上，谭赟深刻体会到了“老師”两个字的分量。它不是来自老师所处的地位，而是来源于老师教学上的魅力，来源于老师能否真正给予学生成长所需的养分。这样建立起来的师生情谊，才是最长久、最稳固的。谭赟多次被学院授予优秀教师奖，就是因为她把这种理念真正贯彻落实到了自己的教学中。谭赟有一个学生曾对她吐露心声，“谭老师，您做过一件事，让我印象特别深刻。”这个学生有一次考试成绩并不理想，谭赟看到他发给自己的成绩后就说这样不行，你要怎么怎么提高，“其实我们学生真正需要的就是老师的真实想法，你打我也可以，你骂我也可以，相反，‘挺好的’‘慢慢努力’，这些都不是我们想要的。”
谭赟敏锐地觉察到自己所带的学生的不同，“90后，95后，甚至00后，跟我们80后上学那会是完全不一样的”，面对这些改变，她及时调整自己的教学方式，并把心得体会总结出来。她把这份心得的备忘录笔记给我看时，我感觉到她的严谨与认真。就像她的采访录音，自连成文，有意隔绝了“水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