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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前语：在特殊门诊的特殊岁月，是作者生活中一段值得反复品味的珍贵时光。世事的阴差阳错却让其有幸结识了络绎不绝的政要人物，社会精英。薄一波、高士其、吴文藻、薛暮桥……虽然事过境迁，但当年的情景却历历在目。浮现在作者眼前的这些人物，在其看来都是一本厚重的书，永远也读不完，读不透，也不一定全能读懂!
我自医学院毕业后，就留在了她的教学医院北大一院工作。当时正值旷日持久的政治沙尘暴，大批干部都未能幸免。不单单是惨遭人身的迫害，也失去了治病的权利。当时因产生了一起意外事件而改变了这一局面。
一机部长陈正人，突发心脏病，在偌大的北京城内竟然找不到肯为他进行治疗的医院，病情因辗转运输的颠簸，最终因未能及时有效的救治而死。此事引起周总理的高度重视，责令市内大医院立即开设“特殊门诊”，为尚处于政审期间的停职干部诊病。因此北大医院也有了“特殊门诊”。
“特殊门诊”设在医院东大门旁右手的一片平房内，既没有院墙，更没有标语。原有的碎砖铺成的甬道，将它隔成了“孤岛”。房子老旧、潮湿，最大的优点是与普通门诊不搭界，面积约一百多平方米。挂号、找病历、看病、简单治疗、做心电图 都是独立的，化验及取药去普通门诊。由于在单子上都盖有“特诊”的标志，不必排队。在检查及用药方面没有任何的优待，因为当时实行全民公费医疗。
与特殊人物的“亲密”接触
我是在“特殊门诊”开诊后一段时间才当班的。我们医院负责计委、组织部、地质部、统战部等单位司、局级行政职务的患者。我面对自己要诊治的“特诊”里的群体，觉得十分不适应，。我恪守一条原则，也可以说是我在诊病中所遵守的底限，只谈病情，一切都围绕着“病”。有时候也会从护士们的嘴里时不时地听到“××、×××是刚从秦城监狱出来”的议论。
亲耳听到这样的消息，是粉碎“四人帮”后，中央组织部长陈野苹同志告诉我的：“……在监狱中，我们没有名字，只有编号。记得我作过心电图，但从来没有告诉检查结果”。
来就诊的这些“特殊人物”，每次来时，寡言少语，主诉都很单一，没有太多的奢求。他们彼此在狭小的候诊室相遇仅点头示意，并不攀谈。十年浩劫中，肆虐的政治风暴，狂卷了人们的信仰、生活目标，不仅搞得天昏地暗，也将亲情、友情都刮得无影无踪了。
凡在我院“特诊”看病的人，全部有病历。由于门诊刚成立，患者人数不多，病历存放在诊室一头几个有分层隔板的木柜之中。
一天下午，天空飘着霏霏的雨丝，阴云密布。诊室是老式平房，虽然开着灯，光线依然很暗。突然来了一位患者，我不认识，护士出去取化验单，只有我一个人在诊室，赶紧起身找病历。当我站在柜子前，问：
“您是哪个单位?”
“组织部!…您的名字?”
“孙——杰。”
说实话，由于医护间的分工，我对于找病历并不太熟悉。当我正在翻找时，发现有人用折扇的柄，在轻轻地敲我的肩头，赶忙回过身，发现正是患者……
“不用找了!我在这里没有病历。”他出示了手中的粉红色三联单。这是他可以在这儿看病的凭证。这时诊室里又来了两位患者，他们静坐在沙发上。我真有点儿招架不住了，幸好护士赶回来替我解了围。患者没有讲话，只是默默地看着我们，他有一双浓重的长眉毛，已显得有些灰白了。
他走后，坐在诊室中的地质部副部长邹家尤告诉我，“他是薄一波，在怀仁堂听过他的报告。”
他常常是下午来，由中组部派车，由于没有专车，司机对他的情况也不了解。下午患者相对较少，在没有人的时候，我向他询问有关中央领导刘少奇等人的情况。十年浩劫中，中国大地上扬起的沙尘暴，将一切都蒙上了厚厚的尘埃，辨不清真伪，他谈话时的坦诚、直率，让我很感动。据说他刚从秦城监狱出来，“四人帮”要将他移送回原籍，他要求看病，暂住在组织部为他安排的招待所中。由于身体情况欠佳，儿女们轮流每天到招待所照顾他。因为是暂住招待所，也不属于组织部，他一直没有和我们医院建立合同关系，因此每次来看病还是用“孙杰”这个名字，据说他曾用过这个化名。后来他有了确定的归属，就再没有来了。
还有一位给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患者，曾任二机部副部长、科学家钱三强先生。那时“特殊门诊”已搬进了医院的石头楼内。时值下午，房间内光线非常充足。正在准备为他测血压，突然他从座位上栽了下来，吓了我一跳，急忙绕过桌子将他扶了起来。头脑里立即浮现出了几种可能突发脑血管病，突发心脏病，当然也不排除桌椅没有摆放好，不慎摔了，这第三点可能，我是应该承担责任的。
他解释说：“没有关系!是我自己的问题，我的瞳孔在猛地接受阳光照射后，就会产生瞬间的视力模糊，不能正确看出桌椅之间的距离!”
这时我才放心，急忙请他和我调换了一下座位。他却笑笑说：“不用了，现在我已经适应了!”
这事给了我很大的教训，遇到强光直射患者的眼睛时，我会想办法调换座位或者用东西遮挡住，万一因为自己的疏忽，给病人身体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后果不堪设想。
平心而论，“特殊门诊”就诊的患者中，无论是党内或党外的，态度都十分谦恭和蔼，从没有颐指气使的。在我的记忆中，发生的唯一冲突是与全国政协委员文强。那已是粉碎“四人帮”以后，他患急性泌尿系统感染，要求住院。当时院内没有司、局级病房，仅有副部级以上的床位，他的级别不够。也许当时我将话说得太直白了，引起了他的不满。他操着极重的家乡口音申斥我，让我深深感到了一位国民党高官的专横。当时我觉得十分委屈，只不过因为我讲了实话，触动了他军人的自尊心。庆幸自己没有在他所管辖的军队内服务，否则摸了老虎尾巴，真够我受的!后来他的夫人及女儿都曾来向我表示歉意，自己心中反而过意不去了!
在“特殊门诊”当班时，一般情况下是不出诊的，但也偶有例外。我们自己有一套功能齐全的救护车，特殊情况也会出诊。
西城三不老胡同是我们的救护车光顾频率较高的地方，那里住的都是统战部所属的干部，如黄鼎臣、孙起孟、聂轰等。
“特殊人物”帮大忙
粉碎“四人帮”前，唐山发生了大地震，计委副主任李人俊同志是中央派往唐山抗震救灾的领导。他来门诊取药时，我对他说我有一个亲戚的小孩在唐山，不知是否遇难，希望能帮我了解一下。提出要求后，觉得不仅十分唐突，也颇有些欠考虑，唐山灾情如此严重，他无论如何也没有可能去寻找一个孩子呀。
两周后，计委通知我，小孩活着，已随计委副主任顾秀莲的专车回到北京，要我去接孩子!这件事情深深地震撼了我，由于救险任务艰巨而繁重，李人俊同志一直留在唐山。后来他的医疗关系转到了北京医院，我连面谢的机会都失去了，不能不说是极大的憾事。
孙大光同志来就诊时，也是从秦城监狱出来不久。他正值壮年，伟岸的身躯，戴着眼镜，一派学者的风度，讲 话声音很响亮。十年浩劫前，他是政府中年纪最轻的交通部正部长，他已被审查清楚，准备调任地质总局局长。由于看病次数多了，他了解了我的情况。一次看完病后，他对我说：“地质部门工作的同志十分辛苦，他们的事迹应该让全国人民都了解、知道!如果你有兴趣，欢迎你来地质队体验生活，我们尽可能地为你提供方便!”
我原以为这只是一般的谈话，并没有放在心上。后来大光同志的秘书来找我说：“现在在藏北羊八井油田，活跃着一支混编的1243英雄钻井队，他们的先进事迹，非常需要进行宣传，扩大影响。我们能为你提供的是交通费和所到之处的接待工作 你愿意去西藏吗?”
这对于当时大学毕业后一直挣56.5元的医生来讲，已是十分优厚的待遇了。总局对我的要求，仅仅是在中央级的报纸杂志上发表一篇有关1243钻井队的先进事迹即可。后来地质总局晋升地质部，1978、1979年连续两年为我到西藏羊八井体验生活提供了帮助支持，这一友好合作一直持续到80年代。地质队的同志们都十分热情好客，而且在很大成分上，大家对我都另眼相看，他们常常说我是部长请来的客人，让我感到受宠若惊，颇有从地狱升入天堂的感觉。十年浩劫中，我一直被打人另册，几乎被剥夺了一切权利，已经泯灭了的自我，又被唤醒了!
此外，我应提到的是曾任计委主任的袁宝华同志。在我的印象中，似乎他没被停职审查过。当他是计委副主任时，就在我院看病。他对医院的情况比较了解，特别是他有呼吸道疾病，与呼吸科专家接触多了，了解实验室正准备进行北京地区居民肺功能正常值的测试，苦于没有钱去买必要的仪器、设备。在他的关照下，计委批了专款购置了一台肺功能机，使得这项科研题目得以完成，至今在肺功能领域仍在使用这一成果的研究数据。袁主任虽话语不多，但并不难伺候，要求也很简单。患者不多的时候，他还和我们聊天。改革开放时间不长，对于国外的情况十分好奇，他就给我们讲国外见闻。
“文革”中，在“特诊”工作的医护人员，唯一比其他科室的人优越之处是逢年过节，都会有一些免费的、娱乐性的招待票、游园票。演出多是在人民大会堂、中南海等地点的样板戏之类的节目。在当时能持有进出这些地方的门票，可以间接地表明一个人的政治地位：可以进出中南海、人大会堂……说明是可以信赖的人，无形中被涂上了“红”色，正像“文革”中，那些专案组的成员一样。看剧目的目的即已有了改变，虽然已看过多遍，但谁也不会轻易放弃这种权利。
80年代后，医学专业越分越细，我被分入内科呼吸专业，就绝少再到“特殊门诊”当班了。后来特殊门诊改名为“干部门诊”，耳边只是偶尔才会传来那里的一些消息。
编辑 李晖
我自医学院毕业后，就留在了她的教学医院北大一院工作。当时正值旷日持久的政治沙尘暴，大批干部都未能幸免。不单单是惨遭人身的迫害，也失去了治病的权利。当时因产生了一起意外事件而改变了这一局面。
一机部长陈正人，突发心脏病，在偌大的北京城内竟然找不到肯为他进行治疗的医院，病情因辗转运输的颠簸，最终因未能及时有效的救治而死。此事引起周总理的高度重视，责令市内大医院立即开设“特殊门诊”，为尚处于政审期间的停职干部诊病。因此北大医院也有了“特殊门诊”。
“特殊门诊”设在医院东大门旁右手的一片平房内，既没有院墙，更没有标语。原有的碎砖铺成的甬道，将它隔成了“孤岛”。房子老旧、潮湿，最大的优点是与普通门诊不搭界，面积约一百多平方米。挂号、找病历、看病、简单治疗、做心电图 都是独立的，化验及取药去普通门诊。由于在单子上都盖有“特诊”的标志，不必排队。在检查及用药方面没有任何的优待，因为当时实行全民公费医疗。
与特殊人物的“亲密”接触
我是在“特殊门诊”开诊后一段时间才当班的。我们医院负责计委、组织部、地质部、统战部等单位司、局级行政职务的患者。我面对自己要诊治的“特诊”里的群体，觉得十分不适应，。我恪守一条原则，也可以说是我在诊病中所遵守的底限，只谈病情，一切都围绕着“病”。有时候也会从护士们的嘴里时不时地听到“××、×××是刚从秦城监狱出来”的议论。
亲耳听到这样的消息，是粉碎“四人帮”后，中央组织部长陈野苹同志告诉我的：“……在监狱中，我们没有名字，只有编号。记得我作过心电图，但从来没有告诉检查结果”。
来就诊的这些“特殊人物”，每次来时，寡言少语，主诉都很单一，没有太多的奢求。他们彼此在狭小的候诊室相遇仅点头示意，并不攀谈。十年浩劫中，肆虐的政治风暴，狂卷了人们的信仰、生活目标，不仅搞得天昏地暗，也将亲情、友情都刮得无影无踪了。
凡在我院“特诊”看病的人，全部有病历。由于门诊刚成立，患者人数不多，病历存放在诊室一头几个有分层隔板的木柜之中。
一天下午，天空飘着霏霏的雨丝，阴云密布。诊室是老式平房，虽然开着灯，光线依然很暗。突然来了一位患者，我不认识，护士出去取化验单，只有我一个人在诊室，赶紧起身找病历。当我站在柜子前，问：
“您是哪个单位?”
“组织部!…您的名字?”
“孙——杰。”
说实话，由于医护间的分工，我对于找病历并不太熟悉。当我正在翻找时，发现有人用折扇的柄，在轻轻地敲我的肩头，赶忙回过身，发现正是患者……
“不用找了!我在这里没有病历。”他出示了手中的粉红色三联单。这是他可以在这儿看病的凭证。这时诊室里又来了两位患者，他们静坐在沙发上。我真有点儿招架不住了，幸好护士赶回来替我解了围。患者没有讲话，只是默默地看着我们，他有一双浓重的长眉毛，已显得有些灰白了。
他走后，坐在诊室中的地质部副部长邹家尤告诉我，“他是薄一波，在怀仁堂听过他的报告。”
他常常是下午来，由中组部派车，由于没有专车，司机对他的情况也不了解。下午患者相对较少，在没有人的时候，我向他询问有关中央领导刘少奇等人的情况。十年浩劫中，中国大地上扬起的沙尘暴，将一切都蒙上了厚厚的尘埃，辨不清真伪，他谈话时的坦诚、直率，让我很感动。据说他刚从秦城监狱出来，“四人帮”要将他移送回原籍，他要求看病，暂住在组织部为他安排的招待所中。由于身体情况欠佳，儿女们轮流每天到招待所照顾他。因为是暂住招待所，也不属于组织部，他一直没有和我们医院建立合同关系，因此每次来看病还是用“孙杰”这个名字，据说他曾用过这个化名。后来他有了确定的归属，就再没有来了。
还有一位给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患者，曾任二机部副部长、科学家钱三强先生。那时“特殊门诊”已搬进了医院的石头楼内。时值下午，房间内光线非常充足。正在准备为他测血压，突然他从座位上栽了下来，吓了我一跳，急忙绕过桌子将他扶了起来。头脑里立即浮现出了几种可能突发脑血管病，突发心脏病，当然也不排除桌椅没有摆放好，不慎摔了，这第三点可能，我是应该承担责任的。
他解释说：“没有关系!是我自己的问题，我的瞳孔在猛地接受阳光照射后，就会产生瞬间的视力模糊，不能正确看出桌椅之间的距离!”
这时我才放心，急忙请他和我调换了一下座位。他却笑笑说：“不用了，现在我已经适应了!”
这事给了我很大的教训，遇到强光直射患者的眼睛时，我会想办法调换座位或者用东西遮挡住，万一因为自己的疏忽，给病人身体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后果不堪设想。
平心而论，“特殊门诊”就诊的患者中，无论是党内或党外的，态度都十分谦恭和蔼，从没有颐指气使的。在我的记忆中，发生的唯一冲突是与全国政协委员文强。那已是粉碎“四人帮”以后，他患急性泌尿系统感染，要求住院。当时院内没有司、局级病房，仅有副部级以上的床位，他的级别不够。也许当时我将话说得太直白了，引起了他的不满。他操着极重的家乡口音申斥我，让我深深感到了一位国民党高官的专横。当时我觉得十分委屈，只不过因为我讲了实话，触动了他军人的自尊心。庆幸自己没有在他所管辖的军队内服务，否则摸了老虎尾巴，真够我受的!后来他的夫人及女儿都曾来向我表示歉意，自己心中反而过意不去了!
在“特殊门诊”当班时，一般情况下是不出诊的，但也偶有例外。我们自己有一套功能齐全的救护车，特殊情况也会出诊。
西城三不老胡同是我们的救护车光顾频率较高的地方，那里住的都是统战部所属的干部，如黄鼎臣、孙起孟、聂轰等。
“特殊人物”帮大忙
粉碎“四人帮”前，唐山发生了大地震，计委副主任李人俊同志是中央派往唐山抗震救灾的领导。他来门诊取药时，我对他说我有一个亲戚的小孩在唐山，不知是否遇难，希望能帮我了解一下。提出要求后，觉得不仅十分唐突，也颇有些欠考虑，唐山灾情如此严重，他无论如何也没有可能去寻找一个孩子呀。
两周后，计委通知我，小孩活着，已随计委副主任顾秀莲的专车回到北京，要我去接孩子!这件事情深深地震撼了我，由于救险任务艰巨而繁重，李人俊同志一直留在唐山。后来他的医疗关系转到了北京医院，我连面谢的机会都失去了，不能不说是极大的憾事。
孙大光同志来就诊时，也是从秦城监狱出来不久。他正值壮年，伟岸的身躯，戴着眼镜，一派学者的风度，讲 话声音很响亮。十年浩劫前，他是政府中年纪最轻的交通部正部长，他已被审查清楚，准备调任地质总局局长。由于看病次数多了，他了解了我的情况。一次看完病后，他对我说：“地质部门工作的同志十分辛苦，他们的事迹应该让全国人民都了解、知道!如果你有兴趣，欢迎你来地质队体验生活，我们尽可能地为你提供方便!”
我原以为这只是一般的谈话，并没有放在心上。后来大光同志的秘书来找我说：“现在在藏北羊八井油田，活跃着一支混编的1243英雄钻井队，他们的先进事迹，非常需要进行宣传，扩大影响。我们能为你提供的是交通费和所到之处的接待工作 你愿意去西藏吗?”
这对于当时大学毕业后一直挣56.5元的医生来讲，已是十分优厚的待遇了。总局对我的要求，仅仅是在中央级的报纸杂志上发表一篇有关1243钻井队的先进事迹即可。后来地质总局晋升地质部，1978、1979年连续两年为我到西藏羊八井体验生活提供了帮助支持，这一友好合作一直持续到80年代。地质队的同志们都十分热情好客，而且在很大成分上，大家对我都另眼相看，他们常常说我是部长请来的客人，让我感到受宠若惊，颇有从地狱升入天堂的感觉。十年浩劫中，我一直被打人另册，几乎被剥夺了一切权利，已经泯灭了的自我，又被唤醒了!
此外，我应提到的是曾任计委主任的袁宝华同志。在我的印象中，似乎他没被停职审查过。当他是计委副主任时，就在我院看病。他对医院的情况比较了解，特别是他有呼吸道疾病，与呼吸科专家接触多了，了解实验室正准备进行北京地区居民肺功能正常值的测试，苦于没有钱去买必要的仪器、设备。在他的关照下，计委批了专款购置了一台肺功能机，使得这项科研题目得以完成，至今在肺功能领域仍在使用这一成果的研究数据。袁主任虽话语不多，但并不难伺候，要求也很简单。患者不多的时候，他还和我们聊天。改革开放时间不长，对于国外的情况十分好奇，他就给我们讲国外见闻。
“文革”中，在“特诊”工作的医护人员，唯一比其他科室的人优越之处是逢年过节，都会有一些免费的、娱乐性的招待票、游园票。演出多是在人民大会堂、中南海等地点的样板戏之类的节目。在当时能持有进出这些地方的门票，可以间接地表明一个人的政治地位：可以进出中南海、人大会堂……说明是可以信赖的人，无形中被涂上了“红”色，正像“文革”中，那些专案组的成员一样。看剧目的目的即已有了改变，虽然已看过多遍，但谁也不会轻易放弃这种权利。
80年代后，医学专业越分越细，我被分入内科呼吸专业，就绝少再到“特殊门诊”当班了。后来特殊门诊改名为“干部门诊”，耳边只是偶尔才会传来那里的一些消息。
编辑 李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