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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关于刑事责任年龄的争论长期存在，但各方观点时常偏离法学的轨迹，误陷于价值观的相互争辩。究其原因，缘于我国法学长期以来对于逻辑分析的不够重视，以及对科学的方法论缺乏足够了解。
关键词：刑事责任年龄;逻辑;方法论
现代意义的刑事责任年龄制度，产生于欧洲启蒙运动，又随19世纪心理学的产生不断丰富。这往往令人产生错觉：刑事责任年龄是近现代文明和法治社会的产物，其规定和理念具有天然的合法性、科学性和稳定性。受其影响，在刑事责任年龄的调整及对未成年人的保护等问题上，争论双方时常陷入逻辑误区，难以有效指导法治实践。正确认识刑事责任年龄，首先应考查其研究方法，逻辑分析则是贯穿始终的基础方法。
一、刑事责任年龄的发端
基于现有资料，刑事责任年龄在我国最早见于《周礼》中的三赦之法;在西方，一般认为最早见于古罗马《十二铜表法》中适婚人的规定。若以此为起点至启蒙运动前，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普遍存在于世界的不同文化区域。但因此认为刑事责任年龄的产生晚于刑事法律的产生，则缺乏足够的逻辑根据。在进一步的考古学证据和人类学研究出现之前，我们仍可基于经验与逻辑，对刑事责任年龄的发端做一些合理推断。
首先应明确的是，成年与未成年的划分，从来不存在普适的标准。因此，古代不同文化区域普遍存在的刑事责任年龄，不是出自各自独特的价值标准，而是出自人类共同的生活经验，即：受客观因素的限制，未成年人与高龄老人等特殊人群，其智能与体能有限，预谋和实施能力有限，运用工具（武器）延伸的能力也有限，即便存在例外，总体而言对他人和社会的危险性偏小。因此，将未成年人、高龄老人等与一般人的作恶行为区别对待，易于为民众理解和期待，也利于维护统治者形象。有刑事责任必有刑事责任的排除，而刑事责任年龄是最不易出现例外，也最容易首先考虑到的情况。综上可以推断，刑事责任年龄的产生，未必晚于刑事法律的产生，而是有可能同时产生。
二、正确辨别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
按科学的狭义定义，尤其按最严格的科学方法论的定义，法学不属于科学范畴——这是常识，尽管时常有学者试图否认这一点。但正如其他社会学科一样，这并不妨碍法学在可能的范围内合理运用科学方法。还有的学者将法学定义为社会科学，阐述的理由却是在尽力向自然科学的方法和特征靠拢。这本为应然之事，但有的学者对科学方法论缺乏足够的了解，或是片面借用科学概念，引申出似是而非的观点。探讨刑事责任年龄问题时常见此类情况，例如：调整刑事责任年龄会对青少年犯罪产生什么影响？这是一个实证问题，首先需要基于一定的标准确立对照的参数，可以是某种公认的标准，或是特定区域不同时期的参数组;其次设定时间间隔，选择定量与定性观察的方法步骤;还有对观察获得的数据和描述进行分析，排除不相关因素，或是考虑到必要参数获取不全面而不得出结论等。但就现有的文献来看并非如此，往往跳过实证，直接给出论点。有的学者引用国外的调查，但至少从引用的內容看，其科学性值得怀疑。如刘俊杰在《论降低刑事责任年龄起点的不可行性》中所称，“一项由宾夕法尼亚大学马汶·沃尔夫冈教授主持的少年犯罪跟踪调查……证明，逮捕和判刑都没能对实施严重犯罪的少年成为累犯产生阻遏作用。事实上，愈是严厉的惩罚，愈有可能使他们再犯。”从引用内容无法得知：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这项调查，如何选取研究参数，如何证明逮捕和判刑对重罪少年再犯罪的作用是阻遏，促进还是毫无？跟踪调查的对象是否跨性别、种族、阶层？重罪少年再犯罪的情况差异有多大？原因分析是否准确？是否将家庭背景、受教育状况、经济状况等作为必要因素全部涵盖？等等。更遑论如何得出“愈是严厉的惩罚，愈有可能使他们再犯”的结论。也许调查者做到了充分全面的考量，但引用者并不清楚一项调查的科学性应如何体现。总之，纵观相关文献，无论观点如何，多将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相混淆，用预设的价值判断取代了科学性的事实判断。
三、谨慎引用心理学观点
与法学类似，心理学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精神活动，其中有些具有一定的模式，能够运用包括统计学在内的方法进行研究，但更多的则难以通过现有科学方法确定。所以心理学有大量定性的描述，甚至假说。更不用说坊间充斥的所谓心理学观点。作为法学研究者，如果缺乏必要的科学常识和素养，凭个人偏见引用一些所谓心理学的观点，是令人尴尬的。在刑事责任年龄问题上的一个典型例子是：以某些关于心理成熟的说法为依据，判定调整刑事责任年龄的合理性。如前所述，成年与未成年的划分包含诸多复杂的环境和文化因素，心理学从未对人的心理成熟给出统一的定义，更不可能提供任何科学的标准。用这种远不成熟的学说去判断当代未成年人的生理与心理发育状况？这严重偏离了法学的严谨，近乎伪科学了。
四、合理区分刑事责任年龄与未成年人保护
如前所述，成年与未成年的区分，并非如液体的沸点般是某种确定的客观规律，而是多因素作用下的文化现象，因此从原理上讲，根据多方面因素的变化情况，适当调整刑事责任年龄以相适应，是可能且合理的。哪些因素决定一个国家的刑事责任年龄？这些因素是否已经有了显著变化？这些问题属于事实判断;另一方面，对未成年人应当予以更多的保护，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普遍共识，这属于价值判断。两者的性质截然不同。
从国家亲权理论到少年司法制度，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已有不短的历史，形成了相当的共识并体现于法律制度中。从逻辑上讲，刑事责任年龄调整与未成年人保护分属不同范畴，不存在重合（恶意补足年龄原则仅为特殊情况下的变通）。作为人类社会生活的一个方面，刑事责任年龄的调整也许会影响对成年与否的区分，但不会影响对未成年人的保护。有的学者就此方面提出种种不合逻辑的观点，值得我们注意。
参考文献
[1]马克昌主编：《刑法通论》，武汉大学出版。
[2]张明楷著：《刑法学》，法律出版社 第 2 版。
[3] 余茵竹：《刑事责任年龄的科学探究》，载《昆明民族干部学院学报》2016年第4期。
[4]刘俊杰：《论降低刑事责任年龄起点的不可行性》，载《青年法苑》2020年第7期。
[5]张寒玉、王英：《应对未成年人犯罪低龄化问题之制度建构与完善》，载《青少年犯罪问题》2016年第 1 期。
作者简介：
吴孟川，1979年10月，男，汉族，乐山市，研究生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攀枝花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法学。
关键词：刑事责任年龄;逻辑;方法论
现代意义的刑事责任年龄制度，产生于欧洲启蒙运动，又随19世纪心理学的产生不断丰富。这往往令人产生错觉：刑事责任年龄是近现代文明和法治社会的产物，其规定和理念具有天然的合法性、科学性和稳定性。受其影响，在刑事责任年龄的调整及对未成年人的保护等问题上，争论双方时常陷入逻辑误区，难以有效指导法治实践。正确认识刑事责任年龄，首先应考查其研究方法，逻辑分析则是贯穿始终的基础方法。
一、刑事责任年龄的发端
基于现有资料，刑事责任年龄在我国最早见于《周礼》中的三赦之法;在西方，一般认为最早见于古罗马《十二铜表法》中适婚人的规定。若以此为起点至启蒙运动前，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普遍存在于世界的不同文化区域。但因此认为刑事责任年龄的产生晚于刑事法律的产生，则缺乏足够的逻辑根据。在进一步的考古学证据和人类学研究出现之前，我们仍可基于经验与逻辑，对刑事责任年龄的发端做一些合理推断。
首先应明确的是，成年与未成年的划分，从来不存在普适的标准。因此，古代不同文化区域普遍存在的刑事责任年龄，不是出自各自独特的价值标准，而是出自人类共同的生活经验，即：受客观因素的限制，未成年人与高龄老人等特殊人群，其智能与体能有限，预谋和实施能力有限，运用工具（武器）延伸的能力也有限，即便存在例外，总体而言对他人和社会的危险性偏小。因此，将未成年人、高龄老人等与一般人的作恶行为区别对待，易于为民众理解和期待，也利于维护统治者形象。有刑事责任必有刑事责任的排除，而刑事责任年龄是最不易出现例外，也最容易首先考虑到的情况。综上可以推断，刑事责任年龄的产生，未必晚于刑事法律的产生，而是有可能同时产生。
二、正确辨别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
按科学的狭义定义，尤其按最严格的科学方法论的定义，法学不属于科学范畴——这是常识，尽管时常有学者试图否认这一点。但正如其他社会学科一样，这并不妨碍法学在可能的范围内合理运用科学方法。还有的学者将法学定义为社会科学，阐述的理由却是在尽力向自然科学的方法和特征靠拢。这本为应然之事，但有的学者对科学方法论缺乏足够的了解，或是片面借用科学概念，引申出似是而非的观点。探讨刑事责任年龄问题时常见此类情况，例如：调整刑事责任年龄会对青少年犯罪产生什么影响？这是一个实证问题，首先需要基于一定的标准确立对照的参数，可以是某种公认的标准，或是特定区域不同时期的参数组;其次设定时间间隔，选择定量与定性观察的方法步骤;还有对观察获得的数据和描述进行分析，排除不相关因素，或是考虑到必要参数获取不全面而不得出结论等。但就现有的文献来看并非如此，往往跳过实证，直接给出论点。有的学者引用国外的调查，但至少从引用的內容看，其科学性值得怀疑。如刘俊杰在《论降低刑事责任年龄起点的不可行性》中所称，“一项由宾夕法尼亚大学马汶·沃尔夫冈教授主持的少年犯罪跟踪调查……证明，逮捕和判刑都没能对实施严重犯罪的少年成为累犯产生阻遏作用。事实上，愈是严厉的惩罚，愈有可能使他们再犯。”从引用内容无法得知：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这项调查，如何选取研究参数，如何证明逮捕和判刑对重罪少年再犯罪的作用是阻遏，促进还是毫无？跟踪调查的对象是否跨性别、种族、阶层？重罪少年再犯罪的情况差异有多大？原因分析是否准确？是否将家庭背景、受教育状况、经济状况等作为必要因素全部涵盖？等等。更遑论如何得出“愈是严厉的惩罚，愈有可能使他们再犯”的结论。也许调查者做到了充分全面的考量，但引用者并不清楚一项调查的科学性应如何体现。总之，纵观相关文献，无论观点如何，多将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相混淆，用预设的价值判断取代了科学性的事实判断。
三、谨慎引用心理学观点
与法学类似，心理学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精神活动，其中有些具有一定的模式，能够运用包括统计学在内的方法进行研究，但更多的则难以通过现有科学方法确定。所以心理学有大量定性的描述，甚至假说。更不用说坊间充斥的所谓心理学观点。作为法学研究者，如果缺乏必要的科学常识和素养，凭个人偏见引用一些所谓心理学的观点，是令人尴尬的。在刑事责任年龄问题上的一个典型例子是：以某些关于心理成熟的说法为依据，判定调整刑事责任年龄的合理性。如前所述，成年与未成年的划分包含诸多复杂的环境和文化因素，心理学从未对人的心理成熟给出统一的定义，更不可能提供任何科学的标准。用这种远不成熟的学说去判断当代未成年人的生理与心理发育状况？这严重偏离了法学的严谨，近乎伪科学了。
四、合理区分刑事责任年龄与未成年人保护
如前所述，成年与未成年的区分，并非如液体的沸点般是某种确定的客观规律，而是多因素作用下的文化现象，因此从原理上讲，根据多方面因素的变化情况，适当调整刑事责任年龄以相适应，是可能且合理的。哪些因素决定一个国家的刑事责任年龄？这些因素是否已经有了显著变化？这些问题属于事实判断;另一方面，对未成年人应当予以更多的保护，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普遍共识，这属于价值判断。两者的性质截然不同。
从国家亲权理论到少年司法制度，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已有不短的历史，形成了相当的共识并体现于法律制度中。从逻辑上讲，刑事责任年龄调整与未成年人保护分属不同范畴，不存在重合（恶意补足年龄原则仅为特殊情况下的变通）。作为人类社会生活的一个方面，刑事责任年龄的调整也许会影响对成年与否的区分，但不会影响对未成年人的保护。有的学者就此方面提出种种不合逻辑的观点，值得我们注意。
参考文献
[1]马克昌主编：《刑法通论》，武汉大学出版。
[2]张明楷著：《刑法学》，法律出版社 第 2 版。
[3] 余茵竹：《刑事责任年龄的科学探究》，载《昆明民族干部学院学报》2016年第4期。
[4]刘俊杰：《论降低刑事责任年龄起点的不可行性》，载《青年法苑》2020年第7期。
[5]张寒玉、王英：《应对未成年人犯罪低龄化问题之制度建构与完善》，载《青少年犯罪问题》2016年第 1 期。
作者简介：
吴孟川，1979年10月，男，汉族，乐山市，研究生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攀枝花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法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