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读了《上学记》，何兆武先生娓娓道来一个远去的、恍若隔世的故事，他在书中写道：“姚从吾先生那时候是北大历史系主任，可是我们当年都觉得姚先生口才不好，讲得不能令人满意，所以不想上他的课。姚先生还教一门史学方法，也是历史系的必修课，我就听过两堂，总觉得还不如自己借本书，一个星期就看完了。而且我知道，好多同学都不上他的课，姚先生也从来不点名，到了学期末，我们把同学的笔记借来看看，应付考试。可后来姚先生到了台湾做了中央研究院的院士，而且台湾后来的一批中年骨干历史学家都是他培养出来的，真是出乎意料。可见以言取人、以貌取人是何等的不可靠。”
　　看似不经意的几句话，何兆武却还了北大历史系主任姚从吾一个公道。殊不知姚从吾1946年底曾经出任国立河南大学校长，他在两年任期的风雨中，可以说招致的污蔑与诽谤前所未有。譬如有人撰文公开打击：“田伯苍(即1945年～1946年任河大校长的田培林)和朱家骅(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是属一个小派系，不久他荣升了教育部次长。校长位置让与姚从吾。姚从吾是朱家骅的忠实奴仆，是田伯苍的小同乡。开封第一次解放后，他秉承朱、田意旨，把学校迁到苏州，妄图长期把持。”
　　但是，另一篇文中对姚从吾和“让与”他校长位置的田培林却另有所评：“1945年6月，田培林出任河南大学校长……田校长一方面扩充校舍，一方面将黄河水利工程学校并入河大组建水利系，并与土木工程系和机械工程系合为工学院，又将医学专科学校并入河大，增强了医学院，期望河大成为国内一所完备的大学。至此，河大有文、理、法、农、医、工六个学院，十五个学系，正副教授达一百二十六人之多，讲师助教一百一十人，学生达二千一百五十余人，成为华北地区院系最多、校园最大的学校之一，为新中国建立之前河南大学历史上最盛时期。”
　　1946年冬姚从吾接任河大校长后有文章记载：“他延聘名学者专家来校任教，并亲授《史学方法论》，领导师生埋头读书，努力研究学问……他常对学生说：‘学生的学问最后应该超过老师才对，不然国家的学术界怎能一代比一代进步呢?’这是他自谦也是勉励学生努力读书的话。”
　　同时，他的学生吴相湘在姚从吾逝世后的纪念文章《姚从吾尽瘁史学》中对他的人格有一段最为贴切的描述：“从吾先生是最敬佩胡适之、傅孟真两位先生的。在胡、傅两位先生相继辞世以后，从吾先生为求振兴中国史学，曾不顾嫌怨，与恶势力奋斗，对于培植后进更是鞠躬尽瘁，临死不懈，当其辞世前两小时，即4月15日(1960年)上午十时许尚与商务印书馆顾问杨树人教授通电话询问台大学生一篇论文刊行的事。当杨教授告诉他：论文已经付排，他异常兴奋地笑了。而不到两小时，忽被他得意门生发现他坐在台大历史系研究室已因心脏衰竭而气息奄奄。这和适之先生死在中央研究院蔡元培馆，傅孟真先生死在省议会议场，鼎足而三，为中国近代学术界留下鞠躬尽瘁的珍贵典型。”
　　写到这里，不禁令人想到才华横溢、特立独行、傲世无羁，宁做“真小人”，不做“伪君子”的台湾风云人物李敖在插科打诨之余，却偏偏对他在台大历史系的业师姚从吾老夫子情有独钟。在李敖1962年出道时的佳作《传统下的独白》一书的开场篇“十三年和十三月”中，曾经有一段发自内心的独自：“多少次，在太阳下山的时候，我坐在姚从吾先生的身边，望着他那脸上的皱纹与稀疏的白发，看着他编织成功的自首校书的图画，我忍不住油然而生的敬意，也忍不住油然而生的茫然。在一位辛勤努力的身教面前，我似乎不该不跟他走那纯学院的道路，但是每当我在天黑时锁上研究室，望着他那迟缓的背影在黑暗里消失，我竟忍不住要问我自己：也许有更适合我做的事……”
　　以上寥寥数语，真真切切勾勒出姚从吾的人品和在台湾几代文坛乃至在中国文史界的学术地位。最近，中国社科院一位研究员到台湾讲学，返京后谈到台湾一些中生代历史学者对导师姚从吾推崇备至，他们将姚先生的有点木纳、讲课时对学生们称“兄弟”的口头禅都视为姚先生忠厚、谦逊的美德。
　　毋宁置疑，仅以政治需要强加在姚从吾头上所谓的“小派系”、“小同乡”、“忠实奴仆”，以及什么“让与”、“妄图长期把持”等深文巧诋的妄言，就不攻自破、不值一提了。
　　但是，使人不解的是在《上学记》中，何兆武先生却对留在大陆的冯友兰先生采取和姚从吾先生不一样的评价标准，在该书的第二章“几个难忘的人”中“5、冯友兰先生”的专题中，竟以不负责任的偏见和误解连篇累牍向冯友兰发难，使笔者好像又回到对知识分子求全责备、揪辫子、打棍子的那个远去的时代。
　　如果脱离了历史的大格局而对一位备受煎熬、在夹缝里求生存还能作出大学问，以九十余岁高龄达到“天地境界”，全世界公认的哲学家、国学大师冯友兰，仅凭何兆武的臆想就能随意地指指戳戳，是极不公正的。作为对冯先生望尘莫及的晚辈，不由得心生一种难以名状的悲哀，不知我们在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化要走向世界时，国人该如何评价国学的“一代文化托命之人”冯友兰。
　　首先，对冯先生的政治身份认知问题，何兆武在文中写道：“1945年国民党在重庆开全党的代表大会，主席团有十几个人，自然都是国民党最重量级的人物了，冯友兰也躬逢其盛，赫然名列其中。后来听说国民党要他做中央委员，他没有接受，还是留在学校教书。那时候在民间，民主的气氛还是占上风，所以大家跟冯先生的思想就拉开距离了。”以上何先生所述冯友兰“还是留在学校教书”这件事中，莫非认为冯友兰不识抬举、没有出息，拒当中央委员而当穷酸教员，“大家跟冯先生的思想就拉开距离了”?这与何先生看法的初衷，似乎是矛盾的。
　　无疑，这就牵涉到冯友兰是否是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问题。几年前笔者曾经向《道通天地——冯友兰》一书的作者范鹏请教，范先生在研究冯友兰时，提出一个“文化场效应”现象，对笔者颇有启发。冯友兰出生于内地河南省南阳府唐河县，在娘胎里就背负着中原文化厚重的十字架，“烙”上了中原“士”文化的胎记。由于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以及沿海文化的差异，他不可能像胡适那样个性化、那样超脱。在冯友兰的精神世界里只有“社稷”、“家国”，而个人前途一定是融合在其中的。正如冯友兰1949年拒绝到台湾的原因，他在《三松堂自序》中说得明明白白：“无论什么党派当权，只要它能把中国治理好，我都拥护。”据笔者查询，说这番话前后的背景之一，是在因战事而南迁苏州的国立河南大学，冯友兰和当年绝大多数学贯中西的河大教授们的“故乡事”，不外乎在中国知识分子面临着一次重大历史性的抉择时，以冯友兰为代表留在大陆的一代中国学人，是惟“家国”的前途马首是瞻的。笔者在《国立河南大学之命运》一文中，对这一代背负着中原文化传承的土著文人是这样评说的：“他们心目中的‘爱国’和政客嘴中的‘爱国’是不一样的，融进 这一代文人血脉中的‘家国’，始终是那一片生养他们的土地与这片土地孕育出来的中华民族文化。”
　　以笔者之愚见，维系中华民族立足世界之林号称五千年文明的纽带，不能舍弃的就是这么一点中华民族的“共”性。当前在世界要了解中国、认识中国文化时，这就是中国本土优秀文化的“正宗”!
　　何兆武对冯先生释今古之“三史”、纪贞元之“六书”的巨著评说时强调：“1942年，教育部举办过一次全国学术评奖……当时评出一等奖两名，一是冯友兰的《新理学》，也是《贞元六书》的第一本，另一部是华罗庚关于数论的著作。冯书的评审者是张君劢，对冯书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冯先生在学术上是有贡献的，但是否即如张君劢所推崇的那么高，恐怕不无疑问。”何兆武质疑之后，就其本人来说并未在学术上对《新理学》提出质疑的论据，对此“不无疑问”的空头质疑，笔者认为在学术界是最为不可取的“风”气了。文中何兆武又对冯先生另一部著作评价：“像他《新世训》的最后一篇《应帝王》鲜明地表现出想作‘王者师’的心态。在我们看来，一个学者这样做不但没有必要，而且有失身份。”这就奇怪了，“学而致用”人人皆知。何兆武代表的“我们”是认为冯友兰要以他的满腹经纶服务于政府、社会而当“王者师”是“有失身份”?按何兆武的逻辑，是否所有出任政府智囊、顾问、咨询的专家、学者都为此“有失身份”了。
　　这不是宽容的问题，这是公正与良知的大是大非问题。冯友兰留在大陆、坚守在清华大学的教学岗位上错了吗?从西南联大、清华大学一路走来的一位忠诚于教育事业的著名教授，该不该受到如此求全责备的苛求?
　　对于冯友兰一生宏富的著作，如果用只争朝夕来感悟冯友兰的勤奋，那就用宁弯不折来理悟冯友兰的韧性。冯友兰在抗战时期陆续出版的《贞元六书》，是他“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的爱国主义的集中表现。在艰难困苦、生命攸关的战争年代，冯友兰奋发有为著书立说，并不在于得“奖”。冯友兰、华罗庚一文一理、一代双骄，出类拔萃。这种在“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激励下，焕发出的精神境界是任何奖赏都无法比拟的。在飞机轰炸、流离失所的战乱中，能将生死置之度外而潜心研究学问者，精英也。
　　冯友兰在之后一波又一波严酷的政治“运动”中，他能屈能伸，大气磅礴化腐朽为神奇，将生命融进他一生追求的学术，晚年在失明后仍用心在写、用口在述，有始有终、善始善终，用毕生的精力和生命将《中国哲学史新编》奉献给世人的就是冯友兰的人格魅力，在困境中，只有具备卓越逆境的智商，才能成大气候。
　　这种精神恰恰是目前急功近利、浮躁的学术界最应当认真借鉴的。
　　记得2003年前后在新加坡大众书局的新书展示柜中，看到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出版的《中国哲学小史》(大师小作丛书)，署名冯友兰著，在该书的首页有一篇介绍《大师小作》的出版说明，中间一段写道：“大师多有启蒙之愿。皇皇巨著之外，每每有小作发表。志在训练学子，普及文化，启迪民智。这些作品都是精心之作，写作时并不比著撰学术文章省力和容易。因此往往能融会贯通、深入浅出，挥洒自如中显露真知灼见。与其后坊间出现的辗转编撰之作相比，这些作品实在更值得传之久远，成为后学的必读。”
　　俗话说“隔行如隔山”，笔者没有研究过哲学，本不在“行”，可哲学又无所不在；三人行必有吾师，何况面对的是“大师”。一本薄薄的六十九页的《中国哲学小史》，竟能浓缩中华数千年哲人之精华，在两岸三地、东南亚的华人世界里，冯友兰大名如雷贯耳。笔者作为“后学”只有“必读”，被“普及”、“启迪”的份。人贵有自知之明，站在巨人肩上学习、继承、求发展和将巨人踩在脚下哗众取宠，毕竟是两码事，这其中牵涉的何止是学风?!
　　冯友兰通释古今、纵横中西，坚守“教授”之节操，是“士”文化的顽强坚守者，“士”文化竞争核心是“节”。纵观冯友兰一生不离本土，不为权利所左右，不受官位、金钱所诱惑，顽强坚持一生一世做学问，而且以刚柔相济的韧性做出大学问，毫不含糊的他是一位纯粹的哲人，自觉地担当着中华文化道义的使命，这就是冯友兰的大节。在二十世纪纷纭复杂的政治形势下，能够终身恪守学术阵地，为哲学而鞠躬尽瘁，可以说他是中华“士”文化在近代史上一位杰出的代表人物，这是中国文化传承的“根”!
　　冯友兰在“文革”中不过是二位“教授”，他自贬为“哲学工作者”或人称“臭老九”的一介草民，这就够了。即便曾经被点名在“梁效”的写作班子当过顾问，也并没有改变他被批判、遭迫害的地位和命运。“文革”中，冯友兰在小组讨论会上的一席发言，有人因政治需要，以“对于孔子的批判和对于我过去的尊孔思想的自我批判”而见诸1973年《北大学报》第四期，据说该文还上了《光明日报》、《北京日报》。这些批孔文章出笼的背景，正如冯先生《三松堂自序》中所述：“1973年，批林批孔运动转向批孔运动。批孔还要批尊孔。当时我心里又紧张起来，觉得自己又要成为‘众矢之的’了。后来又想，我何必一定要站在群众的对立面呢。要相信党，相信群众嘛，我和群众一同批孔批尊孔，这不就没有问题了吗……”冯友兰这番表白是“自救”还是捞到了什么权与利，明眼人应当一目了然。
　　但是，笔者不能不说的是，冯友兰以哲学家的睿智，有意无意地以他的声望与学识和“政治”开了一个大玩笑。那是在阶级斗争月月讲、天天讲的紧箍咒念到极端，惶惶不可终日的老九们处境艰险，不知下一个被抛出去的“罪羊”是你、是我还是他的时候，冯友兰对批孔推波助澜，一时间，几亿人“唰”的一声将脑袋扭向了几千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金睛火眼个个盯住了“孔仲尼”，人称“孔老二”，顿时身边刀光剑影、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的气氛松弛下来了。因孔老夫子占用了这段至关重要阶级斗争的时空，转移了“大批判”的目标，而使一些老九安然过了这个“村”、又过了那个“店”，幸运也。
　　儒家学说能不能包装到“个人崇拜”的绝对地步，孔子在和叶公对话时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也不能容人质疑!
　　中国要走中国自己的路，国人就必须对中华民族数千年文化的精髓无限热爱、充满信心，这才是中国要崛起的真正底蕴。如果我们在学习西方先进经验时，不重视自己祖先留下的智慧结晶，这将是一个民族的悲哀。民族的就是世界的。毋宁置疑，冯友兰在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上“融贯中西、通释古今”，展现给世界的中国近代哲学思想就是中华民族史不绝书的一个“图腾”。
　　哲人远去了吗?!
　　在北大燕南园的三松堂，如今三松挺拔。冯老夫子的女儿钟璞仍然守护着这座幽幽静谧、苍凉肃穆的小园。偶尔笔者从燕南园走过，似乎呼吸到这里的灵气，感觉到冯友兰做学问的那份执著与深沉。
　　是的，在这纷纭复杂的大千世界中，人生会有太多的无奈。在不伤害别人的前提下，人人都应该有选择、放弃甚至于妥协的自由。人活着为了什么，也会有不同的感悟。但是，不是所有的人最终都会被“把名字写在水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