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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寸土寸金、高楼林立的西安路上，有一幢二层红砖小楼立在道边，与周围的繁华混搭，显得老旧且不协调，但它是大连市及辽宁省工人运动值得纪念的地方。这就是大连沙河口区黄河路658号，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大连早期工人学习新文化、了解进步思想，同殖民者进行斗争的重要场所——大连中华工学会旧址。
大连的近代工业起步较早，从1880年代李鸿章在旅顺修建军港和各种修配厂开始，就有了工人。1923年初，京汉铁路在党的领导下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二七”大罢工，虽然持续时间短暂，但却第一次将工人运动推向高潮。在这次工人运动的影响下，当时只有20多岁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沙河口工场工人傅景阳、于景龙和唐宏经在一起秘密商量，要把大连的工人也组织起来，成立工会，开展斗争。在日本侵略者殖民统治下的大连，中国工人想要公开打出工会的旗帜，殖民当局是绝对不会允许的。于是，傅景阳提议：在“工会”中间加上一个“学”字，对日本人就说我们组织工人学习。
工会组织的名称确定下来了，但当时在大连公开结社，以工人的名义是不允许的。于是傅景阳又提出：聘请日本汉学家、《泰东日报》社长金子雪斋和该报主编、大连中华青年会会长傅立鱼为顾问，请他们到殖民当局帮助办理成立工学会许可证，两人欣然答应。
“许可证”发下来后，傅景阳等人租下了黄金町107号——也就是现在的黄河路658号的一栋二层红砖楼房，于当年12月2日成立“沙河口工场华人工学会”，这是东北地区最早的工会。
沙河口工场华人工学会是启发工人觉悟，学习文化的重要场所，也是大连工运领导人如傅景阳、王立功、唐韵超经常探讨问题，阅读《新青年》等进步杂志的地方。1924年党中央派工会领导人邓中夏来大连，吃住在这栋小楼里。他的到来对大连的工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他走进工人家庭，同工人谈心。改进八股文式的讲课，用朴素、通俗、大众化语言讲课。这样一来，原本那些坐不住的工人也能听进去、听明白了。傅景阳在讲台讲课，“帝国主义所以能欺负我们，任意宰割我们的同胞，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团结起来，像一盘散沙一样没有力量。如果我们组织起来，紧密团结，抱成团，就像吊车用的钢丝绳子一样，力量就大了，帝国主义就不敢欺负我们了。”赢得工人热烈的掌声。
后来，经邓中夏介绍，傅景阳成为大连市第一个共产党员，沙河口工场华人工学会接受了党的领导，改名为大连中华工学会，并制定了《大连中华工学会章程》，共28条，印刷出来发给会员广为宣传。大连中华工学会设救济部，负责中国工人临时困难的救助。
大连中华工学会最大的贡献就是带动并影响大连其他行业，如中华印刷职工联合会、中华店员协会的成立，使各行业工人紧密团结起来，接受新思想，学习新文化。他们遵照党的指示，深入瓦房店、本溪、鞍山、辽阳、大石桥、抚顺等铁路沿线的日本企业展开活动，动员工人同资本家作斗争，维护自身权益，产生了深刻而巨大的影响。
大连是一个具有斗争传统的地方。据蔡元培先生主编的《警示日报》报道：1904年旅顺海军工厂所雇华工2000余名皆以辞职方式，举行拒俄同盟罢工。这是大连有记录以来最早的罢工。殖民者侵占大连后，政治上的歧视，经济上的剥削，激起了华工的强烈不满。他们奋起反抗，采取多种形式维护自身权利，这种斗争在殖民时期从没停止过。由于当时没有统一组织领导，多是自发松散的，有很大局限性。
1926年4月27日，在大连党组织和大连中华工学会的直接领导下，福纺纱厂千余名工人举行了百日大罢工，取得了胜利，在中国工运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福纺纱厂全称为“满洲福岛纺绩株式会社” ，厂长为日本人角野久造。当时这个工厂有职工1200余人，其中女工占60%。福纺纱厂的工人生活和劳动待遇条件都异常恶劣，车间里棉絮粉尘飞扬，机器噪音震耳，白锭精纺机每小时断头250根以上（是现在细沙机断头率的25倍）。工人每天工作12小时，连续不停，连上厕所时间都没有。繁重的劳动和闷热的环境害得女工经常在车间晕倒，每天工资却只有两毛三分钱，打骂、克扣工资是常事。
1924年春天，工学会干部侯立鉴被派到福纺纱厂开辟工作，他深入了解福纺工人疾苦，多次找到厂长角野久造要求提高工资，改善工作环境。他把各种进步材料发到福纺工人手中，启发他们觉悟，宣传团结就是力量、斗争才能生存的道理。
在与日本资本家多次交涉无果后，侯立鉴带领800多名工人发动了罢工。他们组织工人纠察队围在厂门前，劝上班工人回家等候消息，给因罢工而出现困难的家庭捐款捐物，稳定了工人心态，粉碎了资本家引诱和分化工人的企图。福纺工人大罢工件坚持了3个月之久，最后取得了胜利。
大连中华工学会是大连第一个工会组织，是大连所有职工分会的领导者，它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作用是深远的。
大连是货物集散地，搬运和拉脚的人力车夫特别多，仅市内人力车夫合宿所就有1200多人。这个合宿所是日本殖民当局为加强管理和统治，盖些简易宿舍，强行要人力车夫搬进去居住，并收取管理费。如果不交钱，就被认定为非法揽客予以取缔。在车站码头自己找活，收入极其微薄的人力车夫尽管不满，却因为拉家带口只好忍气吞声，受尽盘剥和压榨。
大连的人力车夫多来自山东沂蒙贫穷农民家庭。沂蒙汉子力气大，民风淳朴人心齐，脾气倔强，“认准的理，十头牛拉不过”。他们都是亲戚套亲戚聚在一起，住在合宿所里。刘元成当时和母亲、妻子、两个孩子住在一起，全靠他微薄的收入维持生活。
在一次拉货中，刘元成被火车撞倒身亡，因为赔偿没有达成一致，亲族兄弟就扛着他的尸体去找社长山田三平。山田三平的办公楼就在合宿所门口，他十分蛮横地拒绝了家属的合理要求。家属悲痛欲绝，跪在尸体旁边不肯离去，堵住了出入的车辆。人越聚越多，不知谁喊了一声“不干了”，这些山东大汉便振臂齐呼“不干了，讲理去”。山田三平被眼前的阵仗吓得逃走了。
大连工学会得知人力车夫罢工事件后，立即派人到刘元成家看望并送去慰问金，后来干脆在他家召开会议部署罢工策略，此举获得全市各行业的大力支持，最后山田三平迫于压力，答应家属的赔偿要求，将人力车夫的宿舍费、管理费全部减半。
由于触动了日本殖民当局和资本家的利益，中华工学会的牌子仅存在了3年8个月，就被殖民当局查封，但它的影响力并没有被削弱，大连工人同殖民者资本家的斗争也从没停止。
2013年12月2日，大连中华工学会旧址纪念馆开馆暨辽宁省中共党史教育基地揭匾仪式隆重举行。
为了真实地再现历史，表现人物，大连中华工学会旧址纪念馆在200余平方米的展览面积中，复原了当年“中华工学会办公室”、“工人夜校教室”等4个展室，设了三个陈列室，使用历史照片近百幅，重点反映了中华工学会的活动和党领导下的福纺“4·27”大罢工等事件。
回顾历史，大连工学会从成立之初就接受中国工会的领导，所以它是中国工会发展史的一部分；大连曾是日本殖民地，所以大连工学会所领导的活动，就是反抗殖民统治的斗争历史；大连市的第一个共产党员也是在这里产生，所以，这个红砖小楼显得弥足珍贵。W 责编/王欢 wh@lnddgr.cn
大连的近代工业起步较早，从1880年代李鸿章在旅顺修建军港和各种修配厂开始，就有了工人。1923年初，京汉铁路在党的领导下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二七”大罢工，虽然持续时间短暂，但却第一次将工人运动推向高潮。在这次工人运动的影响下，当时只有20多岁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沙河口工场工人傅景阳、于景龙和唐宏经在一起秘密商量，要把大连的工人也组织起来，成立工会，开展斗争。在日本侵略者殖民统治下的大连，中国工人想要公开打出工会的旗帜，殖民当局是绝对不会允许的。于是，傅景阳提议：在“工会”中间加上一个“学”字，对日本人就说我们组织工人学习。
工会组织的名称确定下来了，但当时在大连公开结社，以工人的名义是不允许的。于是傅景阳又提出：聘请日本汉学家、《泰东日报》社长金子雪斋和该报主编、大连中华青年会会长傅立鱼为顾问，请他们到殖民当局帮助办理成立工学会许可证，两人欣然答应。
“许可证”发下来后，傅景阳等人租下了黄金町107号——也就是现在的黄河路658号的一栋二层红砖楼房，于当年12月2日成立“沙河口工场华人工学会”，这是东北地区最早的工会。
沙河口工场华人工学会是启发工人觉悟，学习文化的重要场所，也是大连工运领导人如傅景阳、王立功、唐韵超经常探讨问题，阅读《新青年》等进步杂志的地方。1924年党中央派工会领导人邓中夏来大连，吃住在这栋小楼里。他的到来对大连的工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他走进工人家庭，同工人谈心。改进八股文式的讲课，用朴素、通俗、大众化语言讲课。这样一来，原本那些坐不住的工人也能听进去、听明白了。傅景阳在讲台讲课，“帝国主义所以能欺负我们，任意宰割我们的同胞，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团结起来，像一盘散沙一样没有力量。如果我们组织起来，紧密团结，抱成团，就像吊车用的钢丝绳子一样，力量就大了，帝国主义就不敢欺负我们了。”赢得工人热烈的掌声。
后来，经邓中夏介绍，傅景阳成为大连市第一个共产党员，沙河口工场华人工学会接受了党的领导，改名为大连中华工学会，并制定了《大连中华工学会章程》，共28条，印刷出来发给会员广为宣传。大连中华工学会设救济部，负责中国工人临时困难的救助。
大连中华工学会最大的贡献就是带动并影响大连其他行业，如中华印刷职工联合会、中华店员协会的成立，使各行业工人紧密团结起来，接受新思想，学习新文化。他们遵照党的指示，深入瓦房店、本溪、鞍山、辽阳、大石桥、抚顺等铁路沿线的日本企业展开活动，动员工人同资本家作斗争，维护自身权益，产生了深刻而巨大的影响。
大连是一个具有斗争传统的地方。据蔡元培先生主编的《警示日报》报道：1904年旅顺海军工厂所雇华工2000余名皆以辞职方式，举行拒俄同盟罢工。这是大连有记录以来最早的罢工。殖民者侵占大连后，政治上的歧视，经济上的剥削，激起了华工的强烈不满。他们奋起反抗，采取多种形式维护自身权利，这种斗争在殖民时期从没停止过。由于当时没有统一组织领导，多是自发松散的，有很大局限性。
1926年4月27日，在大连党组织和大连中华工学会的直接领导下，福纺纱厂千余名工人举行了百日大罢工，取得了胜利，在中国工运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福纺纱厂全称为“满洲福岛纺绩株式会社” ，厂长为日本人角野久造。当时这个工厂有职工1200余人，其中女工占60%。福纺纱厂的工人生活和劳动待遇条件都异常恶劣，车间里棉絮粉尘飞扬，机器噪音震耳，白锭精纺机每小时断头250根以上（是现在细沙机断头率的25倍）。工人每天工作12小时，连续不停，连上厕所时间都没有。繁重的劳动和闷热的环境害得女工经常在车间晕倒，每天工资却只有两毛三分钱，打骂、克扣工资是常事。
1924年春天，工学会干部侯立鉴被派到福纺纱厂开辟工作，他深入了解福纺工人疾苦，多次找到厂长角野久造要求提高工资，改善工作环境。他把各种进步材料发到福纺工人手中，启发他们觉悟，宣传团结就是力量、斗争才能生存的道理。
在与日本资本家多次交涉无果后，侯立鉴带领800多名工人发动了罢工。他们组织工人纠察队围在厂门前，劝上班工人回家等候消息，给因罢工而出现困难的家庭捐款捐物，稳定了工人心态，粉碎了资本家引诱和分化工人的企图。福纺工人大罢工件坚持了3个月之久，最后取得了胜利。
大连中华工学会是大连第一个工会组织，是大连所有职工分会的领导者，它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作用是深远的。
大连是货物集散地，搬运和拉脚的人力车夫特别多，仅市内人力车夫合宿所就有1200多人。这个合宿所是日本殖民当局为加强管理和统治，盖些简易宿舍，强行要人力车夫搬进去居住，并收取管理费。如果不交钱，就被认定为非法揽客予以取缔。在车站码头自己找活，收入极其微薄的人力车夫尽管不满，却因为拉家带口只好忍气吞声，受尽盘剥和压榨。
大连的人力车夫多来自山东沂蒙贫穷农民家庭。沂蒙汉子力气大，民风淳朴人心齐，脾气倔强，“认准的理，十头牛拉不过”。他们都是亲戚套亲戚聚在一起，住在合宿所里。刘元成当时和母亲、妻子、两个孩子住在一起，全靠他微薄的收入维持生活。
在一次拉货中，刘元成被火车撞倒身亡，因为赔偿没有达成一致，亲族兄弟就扛着他的尸体去找社长山田三平。山田三平的办公楼就在合宿所门口，他十分蛮横地拒绝了家属的合理要求。家属悲痛欲绝，跪在尸体旁边不肯离去，堵住了出入的车辆。人越聚越多，不知谁喊了一声“不干了”，这些山东大汉便振臂齐呼“不干了，讲理去”。山田三平被眼前的阵仗吓得逃走了。
大连工学会得知人力车夫罢工事件后，立即派人到刘元成家看望并送去慰问金，后来干脆在他家召开会议部署罢工策略，此举获得全市各行业的大力支持，最后山田三平迫于压力，答应家属的赔偿要求，将人力车夫的宿舍费、管理费全部减半。
由于触动了日本殖民当局和资本家的利益，中华工学会的牌子仅存在了3年8个月，就被殖民当局查封，但它的影响力并没有被削弱，大连工人同殖民者资本家的斗争也从没停止。
2013年12月2日，大连中华工学会旧址纪念馆开馆暨辽宁省中共党史教育基地揭匾仪式隆重举行。
为了真实地再现历史，表现人物，大连中华工学会旧址纪念馆在200余平方米的展览面积中，复原了当年“中华工学会办公室”、“工人夜校教室”等4个展室，设了三个陈列室，使用历史照片近百幅，重点反映了中华工学会的活动和党领导下的福纺“4·27”大罢工等事件。
回顾历史，大连工学会从成立之初就接受中国工会的领导，所以它是中国工会发展史的一部分；大连曾是日本殖民地，所以大连工学会所领导的活动，就是反抗殖民统治的斗争历史；大连市的第一个共产党员也是在这里产生，所以，这个红砖小楼显得弥足珍贵。W 责编/王欢 wh@lnddgr.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