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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意识形态领域吹来宽容、宽松、宽厚的“三宽”之风,《唐山大地震》的发表碰上了难能可贵的“时间窗口”
从1976年“7·28”那天算起,到1986年3月《解放军文艺》杂志刊出《唐山大地震》,时间跨度长至十年。这篇报告文学的形成过程,可从一个侧面印证“文革”结束后最初十年的演变。
1976:《朝霞》派我去震区
我那时还不是记者。我是上海《朝霞》杂志一名穿军装的编辑。《朝霞》编辑部里,有工人、农民、解放军,这是那个年代的奇观——“工农兵占领上层建筑”。杂志名义上隶属上海人民出版社,主管者却是上海市委写作组。说这是一本认真执行张春桥、姚文元指示,全力宣传毛泽东“全面专政”思想的刊物,是合乎实情的。
我1969年3月入伍到上海警备区。16岁的我,怀揣着《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两报一刊”社论集到部队。那些红色语言,当时让我入迷。我在军中自学写作。从1972年开始,在《解放日报》也在《朝霞》发表过多篇文艺作品。1975年底,我被“借调”到《朝霞》,任“诗歌、散文、电影文学组”的组长。
那时,“批邓”已经开始。未几,周恩来逝世,“四五运动”爆发。包括在军中,人们私下对“四人帮”特别是江青怨声载道。我也参与这些议论,传看“李一哲大字报”等地下资料。但是,我当时仍拥护“文革”,怀念我参加过的红卫兵运动。1976年是“文革”十周年,7月号的《朝霞》刊登了我的长诗《献给十年的诗篇》。
这是唐山地震发生前的我。一个受“毛文化”影响很深的文学青年;对几年后将投身的新闻传媒,几无认识。
1976年7月28日,唐山7.8级大地震发生。我向编辑部请求,去参加抗震救灾。我与《朝霞》和出版社几位编辑获准组成一个小组,到震区组稿。那些稿件的主题,都是歌颂党和主义的。比如,我写过一首诗《烙饼的大娘》,用抒情的笔调,写一个夕阳下在路边架锅做饭的老人,她的锅是哪个省支援的,面、油又是哪个哪个省送来的。
在唐山,我见到一些记者,印象中,他们在震区的时间不很久。因为偶然的机会,我留了下来。我遇见了父母的老友、唐山民政局局長蒋忆潮。这是一位老宣传工作者,他有意识地带我参加赈灾工作,并到各处了解情况。在唐山的两个多月里,许多时间我就住在他家,感受了真实的灾区生活。最难忘的经历,是参加护送数百孤儿到石家庄和邢台。回到唐山,我向上海医疗队作了一次内部报告,医生护士泣不成声。这让我第一次感到,不带宣传色彩的如实报道是多么打动人心。
在唐山,我赶上一个时代的闭幕。毛泽东逝世,“四人帮”被捕,上海的张、姚体系瓦解。《朝霞》编辑部打了许多电话,才在震区找到我,命我速回。这也是《朝霞》的末日。“揭批查”开始了,编辑部里贴满了揭发市委写作组的大字报。在全市批判大会上,有人追问:市委写作组派人到唐山,是去搞什么特务活动?!
可以这样说,在那时,无论是手头掌握资料的完整性、确凿性,还是我自己的观念,都距后来的《唐山大地震》十分遥远。“文革”末期,不要说绝无可能出版那样一本书,连采写的构想也不可能产生。
1984:头脑风暴
一直到1984年。
用“天地翻覆”来形容那几年,一点也不过分。改革开放开始了。
1979年初,我被抽调到前线,参加中越边界战事报道,由此调入《解放军报》,开始从事新闻工作。那正好是一个转折点——报社在“拨乱反正”,批判林彪、四人帮的“假大空”新闻宣传恶习。发给新记者的学习资料,除了人大新闻系编的《外国新闻通讯选》,还有美国大学的新闻教材。
后人很难想象那样的情景:在还需要按比例吃“粗粮”的饭堂里,年轻军事记者们开始在饭桌上兴致勃勃切磋美国新闻的导语写法,什么“子弹式导语”“晒衣绳式导语”“延缓式导语”……;热烈讨论“大兵记者”欧尼派尔的报道风格。
和同龄人一样,我也天蒙蒙亮到书店排队抢购过文学名著,恶补解禁书籍。谁也忘不了《哥德巴赫猜想》发表,许多报纸用几个版,全文转载徐迟的这篇报告文学。一代新记者,谈起刘宾雁、理由、黄宗英的作品,如数家珍。我们飞快接受那些全新的又是最基本的理念:说真话,不说假话;说人话,不说鬼话;人性;人道主义;以“五个W”为标志的新闻真实性原则;还有最重要的,“改革”。
我们这代记者的“师傅”,多为1957年的“右派”,以及“文革”中吃够苦头的新闻工作者。他们方复出,尚年富,成了各大报社的骨干。他们痛定思痛,弃旧图新,是新闻改革的中坚力量。中央级党媒体一度让人刮目相看。
但是,新闻改革步履维艰,媒体的工具角色一如既往。当记者之初,我参加对越战事、发射火箭、审判“林、江反革命集团”等报道,起步顺利,但随后状态跌入低谷。许多反映军队基层实际的稿子无法写,或写了登不出;而一些被迫从命的政治任务,令我反感。
我们许多新记者,就是这样“逃”到报告文学去的。上世纪80年代初期,当新闻报道刚刚开始活跃便被套上枷锁时,一些呼唤人性、披露史实、触及现实的报告文学作品日益受到读者钟爱。这一“报告文学运动”的实质,是另辟蹊径,争取新闻自由。1981年,我和江永红合作采写了《蓝军司令》(《解放军文艺》1981年3月号),这篇赞扬一位说真话的指挥员的作品,在次年获得第二届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这对我们鼓舞极大。1984年,我们又合作采写了记录军队干部制度改革的《奔涌的潮头》(《昆仑》1984年第3期),当年获得第三届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
《解放军文艺》当时很活跃。第三届全国报告文学优秀奖刚公布,他们便萌生大手笔创意,约当时获全国奖的几位军队作者,每人写一部长篇报告文学,而且,一期杂志只刊登一位获奖作者的一部新作。编辑部和我商议,写唐山。
时间已经过去了八年。我保存着唐山救灾时的笔记本,蒋忆潮叔叔那些年也常寄资料给我,说别忘了大地震,有机会你要写!但是,除了应唐山市的征文,我写过一篇护送孤儿的回忆,写长篇作品的念头没有产生过。1984年,条件比较成熟了。
我的责任编辑是陶泰忠。他建议,两年后,就是唐山地震十周年,可以写一篇《一座城市的毁灭和新生》。我们商量过具体的框架,在大地震的背景下,写唐山的重建。其中,要突出改革。例如,当时参加唐山重建的邯郸第二建筑公司,正在推行责任制,是耀邦抓的改革典型,要重点采访。
当时,我离职进修。1984年,我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系主任徐怀中请来一位又一位知名的作家、评论家和学者,开阔我们的视野,冲击我们的观念。1984,这个乔治奥威尔笔下的虚构年份,在我的真实记忆里,充满头脑风暴的呼啸激荡。
我边读书,边一次次去唐山采访,1985年春节前后,在那里住了一个月。换句话说,边采访,边在用读书中得到的“新观念”重新审视唐山地震,用已经掌握的职业新闻手段重新调查事实。例如,我当时下决心找到“728”凌晨3点42分时的地震目击者。这样的人不多,淹没在人海中,但是,我还是寻找到了十位,有深夜值班的医院护士、电厂工人、火车站职工等。我用军报刚发给我的SONY微型录音机,录下他们的证言。我当时想,这些极其珍贵的资料,应该被大英博物馆收藏!可以用“狂”来形容我和同伴们1984年的模样。我当时决心,要达到基希报告文学的水准,要写一部约翰赫西《广岛》那样的作品。我坚信,唐山大地震属于人类;我的作品,不同国家的人都能看懂。我相信能,只要抓住全人类共有的人性。
很自然地,我想,为什么不能只写“毁灭”,不写“重建”?
我把这个想法告诉陶泰忠。我们一拍即合!重新调整了视角,内心的闸门被打开了。当年震区笔记本里的故事、细节,在重新采访核查后一一复活,又引出更多的大灾难实况。我当时还没有听过“口述历史”这个术语,事后看,《唐山大地震》中口述历史的比重很大。采访的后半段,我开始追踪唐山地震的预报问题。当时也还不知道何谓“调查报道”,但所做的,无疑已是错综复杂的调查。
写作《唐山大地震》,有缺一不可的三个条件:一是我当年在震区两个多月的亲身经历;二是80年代思想解放和我个人所受的影响;三是我担任记者后受到的新闻采写训练。
作品在1985年底写成,1986年3月发表。当时,意识形态领域吹来宽容、宽松、宽厚的“三宽”之风,《唐山大地震》的发表,碰上了难能可贵的“时间窗口”。稍早不行,还在“清除精神污染”;稍迟也不成,新一轮“反自由化运动”又开始了。
1986:解冻效应
以灾难为核心,而不是以救灾为核心,这样的写法,在当年是突破。作品按照新闻的规范,记述了大量确凿的事实:地震前的奇异自然现象,地震发生时的实况,震后的惨烈景象,幸存者的自述,救援者的亲历,艰难时日各种人的命运,地震工作者的痛楚……其实,这只是回到事实的本来面目,报道了在十年前就该报道的东西。然而,这么做,在1986年已足以使《唐山大地震》引起轰动。报告文学作家理由说:“这是冰冻新闻的解冻效应。”
在没有互联网的年代,一部作品的流传,除了报刊杂志的刊登与转载,很重要的渠道是广播。当时,北京、上海、天津等地的电台,都有优秀的播音员或著名演员在连日播送《唐山大地震》。我也因此遇到作品发表后最初的麻烦。
《唐山大地震》的第七章“大震前后的国家地震局”,触及了地震预报这个敏感问题,以及国家地震局内部的矛盾。地震局有人向《解放军报》和《解放军文艺》社反映我的作品有错误。但是,领导认为是学术争论,只是要我到国家地震局去,与持不同意见的同志座谈、解释。后来,国家地震局向正在播送这部作品的中央人民廣播电台发去公函,要求不要播送第七章。《唐山大地震》在中央台播到第六章,戛然而止。
又有一天,报社领导找我谈话,说总政领导对我有批示。原来,国家地震局老局长、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的胡克实写信反映,《唐山大地震》对“四人帮”搞“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破坏地震预报和抗震救灾的事实揭露不够。总政主任余秋里批示,大意为:请钱钢同志去采访胡克实同志,向他请教,在再版时对作品作出修改。我很快见到了胡克实,这位和善的老人,又让我了解到许多史实。
总之,《唐山大地震》发表后,有麻烦,但不算大。我没有遇到张庆洲先生的坎坷——他的《唐山警示录》在2005年出版不久即被停止重印;也比2008年采访汶川大地震的一些记者朋友幸运——他们想查明一些真相,却见厉禁高悬。
2008年,有记者采访我,要我比较汶川和唐山。我说,2008,无疑比1976开放了很多。但与80年代比呢?以《唐山大地震》为例,你们比较一下吧。■
钱钢: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中国传媒研究计划主任
从1976年“7·28”那天算起,到1986年3月《解放军文艺》杂志刊出《唐山大地震》,时间跨度长至十年。这篇报告文学的形成过程,可从一个侧面印证“文革”结束后最初十年的演变。
1976:《朝霞》派我去震区
我那时还不是记者。我是上海《朝霞》杂志一名穿军装的编辑。《朝霞》编辑部里,有工人、农民、解放军,这是那个年代的奇观——“工农兵占领上层建筑”。杂志名义上隶属上海人民出版社,主管者却是上海市委写作组。说这是一本认真执行张春桥、姚文元指示,全力宣传毛泽东“全面专政”思想的刊物,是合乎实情的。
我1969年3月入伍到上海警备区。16岁的我,怀揣着《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两报一刊”社论集到部队。那些红色语言,当时让我入迷。我在军中自学写作。从1972年开始,在《解放日报》也在《朝霞》发表过多篇文艺作品。1975年底,我被“借调”到《朝霞》,任“诗歌、散文、电影文学组”的组长。
那时,“批邓”已经开始。未几,周恩来逝世,“四五运动”爆发。包括在军中,人们私下对“四人帮”特别是江青怨声载道。我也参与这些议论,传看“李一哲大字报”等地下资料。但是,我当时仍拥护“文革”,怀念我参加过的红卫兵运动。1976年是“文革”十周年,7月号的《朝霞》刊登了我的长诗《献给十年的诗篇》。
这是唐山地震发生前的我。一个受“毛文化”影响很深的文学青年;对几年后将投身的新闻传媒,几无认识。
1976年7月28日,唐山7.8级大地震发生。我向编辑部请求,去参加抗震救灾。我与《朝霞》和出版社几位编辑获准组成一个小组,到震区组稿。那些稿件的主题,都是歌颂党和主义的。比如,我写过一首诗《烙饼的大娘》,用抒情的笔调,写一个夕阳下在路边架锅做饭的老人,她的锅是哪个省支援的,面、油又是哪个哪个省送来的。
在唐山,我见到一些记者,印象中,他们在震区的时间不很久。因为偶然的机会,我留了下来。我遇见了父母的老友、唐山民政局局長蒋忆潮。这是一位老宣传工作者,他有意识地带我参加赈灾工作,并到各处了解情况。在唐山的两个多月里,许多时间我就住在他家,感受了真实的灾区生活。最难忘的经历,是参加护送数百孤儿到石家庄和邢台。回到唐山,我向上海医疗队作了一次内部报告,医生护士泣不成声。这让我第一次感到,不带宣传色彩的如实报道是多么打动人心。
在唐山,我赶上一个时代的闭幕。毛泽东逝世,“四人帮”被捕,上海的张、姚体系瓦解。《朝霞》编辑部打了许多电话,才在震区找到我,命我速回。这也是《朝霞》的末日。“揭批查”开始了,编辑部里贴满了揭发市委写作组的大字报。在全市批判大会上,有人追问:市委写作组派人到唐山,是去搞什么特务活动?!
可以这样说,在那时,无论是手头掌握资料的完整性、确凿性,还是我自己的观念,都距后来的《唐山大地震》十分遥远。“文革”末期,不要说绝无可能出版那样一本书,连采写的构想也不可能产生。
1984:头脑风暴
一直到1984年。
用“天地翻覆”来形容那几年,一点也不过分。改革开放开始了。
1979年初,我被抽调到前线,参加中越边界战事报道,由此调入《解放军报》,开始从事新闻工作。那正好是一个转折点——报社在“拨乱反正”,批判林彪、四人帮的“假大空”新闻宣传恶习。发给新记者的学习资料,除了人大新闻系编的《外国新闻通讯选》,还有美国大学的新闻教材。
后人很难想象那样的情景:在还需要按比例吃“粗粮”的饭堂里,年轻军事记者们开始在饭桌上兴致勃勃切磋美国新闻的导语写法,什么“子弹式导语”“晒衣绳式导语”“延缓式导语”……;热烈讨论“大兵记者”欧尼派尔的报道风格。
和同龄人一样,我也天蒙蒙亮到书店排队抢购过文学名著,恶补解禁书籍。谁也忘不了《哥德巴赫猜想》发表,许多报纸用几个版,全文转载徐迟的这篇报告文学。一代新记者,谈起刘宾雁、理由、黄宗英的作品,如数家珍。我们飞快接受那些全新的又是最基本的理念:说真话,不说假话;说人话,不说鬼话;人性;人道主义;以“五个W”为标志的新闻真实性原则;还有最重要的,“改革”。
我们这代记者的“师傅”,多为1957年的“右派”,以及“文革”中吃够苦头的新闻工作者。他们方复出,尚年富,成了各大报社的骨干。他们痛定思痛,弃旧图新,是新闻改革的中坚力量。中央级党媒体一度让人刮目相看。
但是,新闻改革步履维艰,媒体的工具角色一如既往。当记者之初,我参加对越战事、发射火箭、审判“林、江反革命集团”等报道,起步顺利,但随后状态跌入低谷。许多反映军队基层实际的稿子无法写,或写了登不出;而一些被迫从命的政治任务,令我反感。
我们许多新记者,就是这样“逃”到报告文学去的。上世纪80年代初期,当新闻报道刚刚开始活跃便被套上枷锁时,一些呼唤人性、披露史实、触及现实的报告文学作品日益受到读者钟爱。这一“报告文学运动”的实质,是另辟蹊径,争取新闻自由。1981年,我和江永红合作采写了《蓝军司令》(《解放军文艺》1981年3月号),这篇赞扬一位说真话的指挥员的作品,在次年获得第二届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这对我们鼓舞极大。1984年,我们又合作采写了记录军队干部制度改革的《奔涌的潮头》(《昆仑》1984年第3期),当年获得第三届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
《解放军文艺》当时很活跃。第三届全国报告文学优秀奖刚公布,他们便萌生大手笔创意,约当时获全国奖的几位军队作者,每人写一部长篇报告文学,而且,一期杂志只刊登一位获奖作者的一部新作。编辑部和我商议,写唐山。
时间已经过去了八年。我保存着唐山救灾时的笔记本,蒋忆潮叔叔那些年也常寄资料给我,说别忘了大地震,有机会你要写!但是,除了应唐山市的征文,我写过一篇护送孤儿的回忆,写长篇作品的念头没有产生过。1984年,条件比较成熟了。
我的责任编辑是陶泰忠。他建议,两年后,就是唐山地震十周年,可以写一篇《一座城市的毁灭和新生》。我们商量过具体的框架,在大地震的背景下,写唐山的重建。其中,要突出改革。例如,当时参加唐山重建的邯郸第二建筑公司,正在推行责任制,是耀邦抓的改革典型,要重点采访。
当时,我离职进修。1984年,我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系主任徐怀中请来一位又一位知名的作家、评论家和学者,开阔我们的视野,冲击我们的观念。1984,这个乔治奥威尔笔下的虚构年份,在我的真实记忆里,充满头脑风暴的呼啸激荡。
我边读书,边一次次去唐山采访,1985年春节前后,在那里住了一个月。换句话说,边采访,边在用读书中得到的“新观念”重新审视唐山地震,用已经掌握的职业新闻手段重新调查事实。例如,我当时下决心找到“728”凌晨3点42分时的地震目击者。这样的人不多,淹没在人海中,但是,我还是寻找到了十位,有深夜值班的医院护士、电厂工人、火车站职工等。我用军报刚发给我的SONY微型录音机,录下他们的证言。我当时想,这些极其珍贵的资料,应该被大英博物馆收藏!可以用“狂”来形容我和同伴们1984年的模样。我当时决心,要达到基希报告文学的水准,要写一部约翰赫西《广岛》那样的作品。我坚信,唐山大地震属于人类;我的作品,不同国家的人都能看懂。我相信能,只要抓住全人类共有的人性。
很自然地,我想,为什么不能只写“毁灭”,不写“重建”?
我把这个想法告诉陶泰忠。我们一拍即合!重新调整了视角,内心的闸门被打开了。当年震区笔记本里的故事、细节,在重新采访核查后一一复活,又引出更多的大灾难实况。我当时还没有听过“口述历史”这个术语,事后看,《唐山大地震》中口述历史的比重很大。采访的后半段,我开始追踪唐山地震的预报问题。当时也还不知道何谓“调查报道”,但所做的,无疑已是错综复杂的调查。
写作《唐山大地震》,有缺一不可的三个条件:一是我当年在震区两个多月的亲身经历;二是80年代思想解放和我个人所受的影响;三是我担任记者后受到的新闻采写训练。
作品在1985年底写成,1986年3月发表。当时,意识形态领域吹来宽容、宽松、宽厚的“三宽”之风,《唐山大地震》的发表,碰上了难能可贵的“时间窗口”。稍早不行,还在“清除精神污染”;稍迟也不成,新一轮“反自由化运动”又开始了。
1986:解冻效应
以灾难为核心,而不是以救灾为核心,这样的写法,在当年是突破。作品按照新闻的规范,记述了大量确凿的事实:地震前的奇异自然现象,地震发生时的实况,震后的惨烈景象,幸存者的自述,救援者的亲历,艰难时日各种人的命运,地震工作者的痛楚……其实,这只是回到事实的本来面目,报道了在十年前就该报道的东西。然而,这么做,在1986年已足以使《唐山大地震》引起轰动。报告文学作家理由说:“这是冰冻新闻的解冻效应。”
在没有互联网的年代,一部作品的流传,除了报刊杂志的刊登与转载,很重要的渠道是广播。当时,北京、上海、天津等地的电台,都有优秀的播音员或著名演员在连日播送《唐山大地震》。我也因此遇到作品发表后最初的麻烦。
《唐山大地震》的第七章“大震前后的国家地震局”,触及了地震预报这个敏感问题,以及国家地震局内部的矛盾。地震局有人向《解放军报》和《解放军文艺》社反映我的作品有错误。但是,领导认为是学术争论,只是要我到国家地震局去,与持不同意见的同志座谈、解释。后来,国家地震局向正在播送这部作品的中央人民廣播电台发去公函,要求不要播送第七章。《唐山大地震》在中央台播到第六章,戛然而止。
又有一天,报社领导找我谈话,说总政领导对我有批示。原来,国家地震局老局长、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的胡克实写信反映,《唐山大地震》对“四人帮”搞“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破坏地震预报和抗震救灾的事实揭露不够。总政主任余秋里批示,大意为:请钱钢同志去采访胡克实同志,向他请教,在再版时对作品作出修改。我很快见到了胡克实,这位和善的老人,又让我了解到许多史实。
总之,《唐山大地震》发表后,有麻烦,但不算大。我没有遇到张庆洲先生的坎坷——他的《唐山警示录》在2005年出版不久即被停止重印;也比2008年采访汶川大地震的一些记者朋友幸运——他们想查明一些真相,却见厉禁高悬。
2008年,有记者采访我,要我比较汶川和唐山。我说,2008,无疑比1976开放了很多。但与80年代比呢?以《唐山大地震》为例,你们比较一下吧。■
钱钢: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中国传媒研究计划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