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书业中心是图书买卖、流通、聚散之所，也是地理上一个区域性的图书交易中心。清代前期全国性的书业中心主要有北京、苏州、杭州、扬州、四堡、江西浒湾等；清代后期崛起的全国性的书业中心是上海、广州、成都等及地区性的省会城市。这可从清代前后期的书业中心分布示意图加以简单对比，见图1：清代前期书业中心分布示意图及图2：清代后期书业中心分布示意图。
图例说明：标注的书业中心城市名采用现在名称。绘制依据是参考张秀民的《中国印刷史》(增订版)、曹之的《中国古籍版本学》(第二版)、郑士德的《中国图书发行史》(增订本)、高信成的《中国图书发行史》等相关内容。图中大圆圈所示为全国性的书业中心，小圆圈所示多是地区性的书业中心。天津杨柳青、苏州桃花坞、山东潍县、四川绵竹、广东佛山以年画贸易最为著名。图例底图采用的是比例尺为1：36 000 000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
试比较清代后期与前期书业中心分布示意图，显而易见，清代书业中心发生了某些变迁，从清代前期以京师和江南的几个城市为主，到清代后期全国性的书业中心以上海、北京、广州、成都等城市为主，各省会城市成为区域性的书业中心，呈扩散之势，逐渐形成了书业中心所在地、区域性和全国性三级层次的图书市场。何其然也?本文试就此作以分析。
一 清代政治环境的变化
清代的政治形势不断变化，政治控制力由强转弱，成为促使书业中心变迁的原因之一。清朝前期政治高度集权，北京作为清朝的都城，所有图书市场的人力、物力、财力等优质资源向京城汇集，图书需求旺盛，甚至供不应求。北京图书市场日趋繁荣，呈现“举国之书尽归京师”之局面，江南苏州、杭州图书运至京城，当然也是“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所致，出现“南书北运”现象亦不足为奇。图书市场上所经营的图书品种多为经史类图书，或与科举考试相关的图书及考试墨卷等，主要是为封建集权统治服务的图书，清前期的北京与苏州、南京、杭州、扬州等地的图书市场，南北遥相呼应，京杭大运河上书船来往穿梭，竞相贩运。
而至晚清时期，清廷政治统治力减弱，农民起义此起彼伏，江南图书市场遭兵燹之厄重创。尤其是1851年开始的太平天国运动，1853年建都天京(今南京)，横跨南方半个中国。至1864年天京陷落止，历时14年。太平军在全盛时期的兵力超过100万人。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采取严厉手段排孔斥儒，宣称“推勘妖魔作怪之由，总究孔丘教人之书多错”，废偶像，捣孔庙、烧经书，所谓“敢将孔孟横称妖，经史文章尽日烧”。如1852年夏，其途经湖南道州、郴州等地，就命令大范围地捣毁孔庙，焚烧“四书五经”，“仅广州就于1856年被烧书百万”。洪秀全认为，“孔丘所遗传之书，即尔在凡间所读之书，此书多差谬，连尔读之，亦被其书教坏了”。其下令：“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者，尽行焚除，皆不准买、卖、藏、读也，否则问罪也。”“凡一切妖书，如有敢念诵教习者，一概皆斩。”可见，太平天国在自己管辖地域内的思想文化专制，较清廷文字狱也毫不逊色，被徐雁《中国旧书业百年》列为“近现代书厄痛史”之一“太平军战火之厄”。兵燹之乱对繁荣的苏州、杭州、金陵图书市场破坏不言自明，因此有“咸丰赭寇之乱，市肆荡然无存”之痛心，目睹战后萧条之苏州，清人叶德辉记叙道：“吴门玄妙观前，无一旧书摊，无一书船友。俯仰古今，不胜沧桑之感矣。”
战乱进一步削弱了清朝政治统治力，继而又经历了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等，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四》云：“戊戌变法，继以庚子拳祸，清室衰微益暴露。”外国列强入侵，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割让通商口岸，允许建立租界等。上海、广州等地凭借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拥有清政府不能控制的舆论空间及经济等优势条件，逐步成为新的全国性书业中心。
二 清代经济环境的变化
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上，清代可谓一个新旧交替的时期，经济环境的变化对书业中心的变迁也起到很大的作用。清朝初年，清廷承明末凋敝，军费浩大，国家人不敷出。至康熙朝，社会趋稳，岁赋、地丁、盐课、关税大增，国家财赋盈余。康雍二朝，国库积蓄甚厚。乾隆朝为清之全盛时代，财力充裕，国家大兴文教，北京、苏州、杭州、南京及扬州等地借经济发达，图书市场渐趋繁荣。由于京师编纂《四库全书》，市场需求强劲。再者，北京书价较高，江南书商贩书北运。至嘉庆朝，国家财政又陷窘境，经济在乾嘉之际由盛而衰。鸦片战争后，国内民变蜂起、关税自主权丧失、支付列强巨额赔款等，使国家经济到了破产边缘。
农业方面，清廷承“以农立国”之方针，重视农业生产。历康、雍、乾百多年之承平，农业生产大增，由顺治至嘉庆，人口更从2000万发展至三四亿，扩大了图书市场的读者群体。
工业方面，清初继承前朝传统，手工业多属于私人作坊性质，如图书的制作多为手工雕刻或手工抄写，刻书成本较高，书价昂贵，平常百姓之家无力购置。同时因多数为手工制作，小本经营，图书产量终究有限，难以大规模生产。鸦片战争后，外国的印刷机器产品大量倾销到中国，先进印刷技术也引入国内，传统手工书坊受到沉重的打击。至清晚期，出版行业多采用诸如石印、铅印等新的印刷技术，从传统手工制作向工业生产过渡，图书价格普遍下降，图书也进入平常百姓之家。
商业方面，中国自古有重农抑商的观念，贱视商人。清初也曾限制商人子孙不得仕宦，而户籍中别有商籍。但清中叶以降，商人势力渐大，地位日高。商人可以用钱买官，官吏也可兼营商贾，造成官商合一，如扬州盐商受益颇多，有财力兴办书院、刻书、藏书，成为图书市场主要购买力量之一。与外国广泛通商后，国人发现重商政策有助于提高国力，故对商业的观念大变。随着重商观念的兴起及近代工业的发展，在清末十年，清政府制定并颁布了一系列奖励和保护工商业发展的法律，并设立从中央到地方的专门管理机构。沿海一带的城市、港口商业活动日益活跃，如上海、广州等地逐渐发展成为重要商埠和新式出版业的先行地区及书业中心，据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中对五口通商口岸及一割让城市译书出版数量(1843-1860年)统计，这6个城市共出版各种西学图书434种，特制成表1，从中对上海的书业发展趋势可窥一斑。
从表中可见，上海在五口通商口岸及一割让城市的译书出版数量，无论从宗教类译书，或从知识类译书，或译书总数上，均稳居第一，上海成为全国性的书业中心趋势明显。
三 清代文化环境的变化
清代前期，清政府在文化方面厉行文化专制，崇儒重道、科举取士。科 举类图书成为图书市场上的畅销品种，需求量很大。但清朝迭兴文字狱，其次数之多、株连之广、处罚之酷，超过以前历代。这也对图书市场的影响较大，政府大肆禁书，销毁版片。写书人、刻书人、贩书人、卖书人、买书人、读书人等动辄获罪，使江南的苏州、杭州、南京等地的书业中心受到较大影响。文人们为了避文祸，而埋首古籍，考据之学勃兴，引发对经史类古旧书需求大增，北京琉璃厂由此产生，生意日隆。
至晚清时期，文化环境逐渐宽松。清廷为挽救覆灭之命运，不得不在文化体制上作了一些改革，原高度文化专制控制力逐步减弱，废科举，兴办新式学堂，新式教科书市场需求旺盛，商务印书馆等民营出版机构开始登上历史舞台，成为上海书业中心形成的推动力量之一。同时，清政府鼓励学生出国留学，此举为后来的出版业培养了大批翻译人才。另外，还出台了一些文化政策，如对图书发行业的税收和运费进行减免，降低了图书发行成本，更加有利于图书的销售。在戊戌变法期间，光绪帝下旨让总理衙门拟定《振兴工艺给奖章程》，对于一些有功圣教、发明经义之图书给予奖赏。获奖书作者可设局刊印，且拥有20年的专卖权。在法律制定方面，清政府先后颁布了《大清印刷专律》和《大清著作权律》，与原来的高度文化专制相比，从人治到法治的过渡本身就是很大的进步，创造了较为宽松的文化环境。随着清政府控制力减弱，清廷无法大兴文字狱和大肆查禁图书，其禁令往往难以实施。在这个时期，出现了更为全面的西学东渐，除了制度层面的东西和先进的科学技术外，还包括了政治意识、文化观念、哲学思想等社会意识等方面。这些新思想和新风俗，对中国旧有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产生了巨大冲击，使近代中国逐渐形成了求新、求变的社会气候。在西学的浸润与影响下，促使中国人的思想和文化发生了变迁。上海出版的大批痛骂官场谴责小说和批评时局图书也随之畅销一时，清政府管不胜管，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由着作家们指着和尚骂秃驴。这些书局多集中在上海的租界中，清廷也鞭长莫及。由此可见，晚清时期相对宽松的文化环境，促进了上海新书业中心的形成、发展和繁荣。
四 清代出版中心的变迁
清代出版中心是随着所处时代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发生了迁移，从而对书业中心的变迁也起到了重要作用。明朝时期，刻书要地分别为南京、北京、杭州、苏州、徽州、建宁等地。明人胡应麟《少室山笔丛》甲部《经籍会通》四云：“凡刻书之地，有三吴也，越也，闽也。”到清初时，因遭兵燹之祸，建宁等地的书坊惨遭破坏，清人王士稹《居易录》十四云：“陆文裕深《金台纪闻》云：‘叶石林时，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近则金陵、苏、杭书坊刻板盛行，建本不复过岭，蜀更兵燹，城郭邱墟，都无刊书之事，京师亦鲜佳手。”清人金埴《不下带编》卷四云：“六十年前白下(南京)、吴门(苏州)、西泠(杭州)三地之书尚未盛行者，独建阳本耳。……今闽版书久绝矣，唯三地书行于世。然亦有优劣，吴门为上，西泠次之，白下为下。”若将胡应麟、王士稹、金埴三人对刻书中心及其刻本质量论述比较来看，从明末到清初，主要的刻书中心变迁至金陵、苏州、杭州，当时的图书的制作方式主要为雕版印刷。
清代晚期，在咸丰一朝，战乱频仍，江南刻书中心惨遭兵燹之厄，市肆无存。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后，为维护清廷统治，金陵书局等官书局相继创建。
从表2中官书局的创建地方来看，呈现扩散之势。至于刻书，“天下书板之善，仍推金陵、苏、杭。自学校一变，而书局并裁，刻书之风移于湘鄂，……危矣哉刻书业”。清人叶德辉发出“危矣哉刻书业”感叹的背后原因是，晚清图书制作方式经历从传统的手工雕版印刷到先进印刷技术转变，传统的雕版技术因其制作成本高、耗时长等缺陷而渐遭市场淘汰。
随着新的印刷技术引入中国，上海、广州等地出版机构采用先进的石印、铅印等技术，与传统雕版技术比较而言，具有成本低、耗时短、制作易等优势，出版图书的价格降低，市场竞争力增强，出版机构竟相采用，故此石印等先进印刷技术独步一时，上海、广州等地也成为新书业的出版中心。对于石印的分布地区，曹之先生《中国古籍版本学》一书曾作以考证：“从石印的分布地区看，有上海、北京、天津、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安徽、浙江、江苏、四川、贵州、广东、广西、云南、福建、山西、山东、甘肃、陕西等20多个省市，其中绝大多数集中在上海，上海是当时我国石印的中心。”至于清一代书坊分布及变迁，张秀民先生在《中国印刷史》一书中也曾对此作过概括：“清代书坊最多者为北京，约有百余家，次为苏州，再次为广州。南京、杭州远不及明代。而广东佛山，江西金溪许湾，福建长汀四堡乡及各省也有不少书坊。鸦片战争后，上海逐渐取代北京，成为全国最大的出版中心。”从张先生考证清代书坊所在地的变迁情况来看，清代前后期全国出版中心的变迁轨迹几与书业中心的变迁路线图基本吻合。
五 清代交通条件的变化
清代前期的图书市场，图书运输主要靠车载船运，甚至肩挑背扛，装载量少，运输周期长，流通速度较慢。运输的路径主要是通过驿站之间的官道，驿站主要由国家掌控，运输图书的商路多与官道重合，运输条件较差。在江南水乡，运输图书多通过书船，遍历江南，北达京师，下逮海舶，穿梭于江南与京师书业中心之间。清代前期，北京的图书市场与江南的几个书业中心，主要通过陆地上的商路、京杭大运河的水路交通连接在一起，图书运输的活动范围受到一定的限制。
晚清时期，清政府扶植发展铁路、轮船等新兴交通，图书市场的交通条件发生了很大变化，更利于图书的运输和流通。铁路运输以其快捷、安全、准时及运量大等优势，广受书商青睐。自光绪二年(1876)，英国人在上海建成中国第一条铁路——吴淞铁路始，至宣统三年(1911)，中国的铁路通车总里程达到9618.10千米。随着进一步发展，铁路由北京、上海少数几个大城市向小城市及乡村快速延伸。轮船自同治十一年(1872)李鸿章在上海创办轮船招商局后，进入20世纪，轮船航运开通了定期航班，便于书局合理安排自己的图书发行业务。借助铁路、轮船、邮局、电话、电报等新的交通、通信工具，上海出版的图书源源不断地运往全国各地，或出口海外，由此上海迅速崛起成为新的书业中心。
图书交通条件的大幅改善，使各个书业中心城市与全国各级市场连接在一起，图书流通速度加快。例如，光绪二十九年(1903)，开明书店的王维泰在其《汴梁卖书记》中载：“金陵卖书后，同人相约作汴梁之游，藉开风气。于正月杪，载书二十余箱，为数计二百余种，趁轮启行。初四到汉口，留一日，初六乘火车至信阳。先是，函托南汝光道署戚友临时招待，是日车抵站，承派人来接，并预备客寓车辆，颇安适。翌日大雪，留四日，至十一日开车。十八日抵汴城。”就这则史料所载而言，王维泰卖书先后借助轮船、火车等新兴的交通工具，行进路线是上海——汉121,信阳—一汴梁。若除去他在汉口停留的1天，因大雪在信阳留住的4天，单程花费的时间为15天左右。20箱、200余种的图书，能在15天之内，运输走过如此长的路，这在清代前期确实难以做到。
晚清时期，借助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图书发行和流通量大幅提高，出版机构的运营成本降低，使图书的传递延伸至其网络能够覆盖的广大地区，甚至一些乡村，新的书业中心由此产生，全国性的图书市场也逐渐形成，对后来书业中心的分布影响较大。
图例说明：标注的书业中心城市名采用现在名称。绘制依据是参考张秀民的《中国印刷史》(增订版)、曹之的《中国古籍版本学》(第二版)、郑士德的《中国图书发行史》(增订本)、高信成的《中国图书发行史》等相关内容。图中大圆圈所示为全国性的书业中心，小圆圈所示多是地区性的书业中心。天津杨柳青、苏州桃花坞、山东潍县、四川绵竹、广东佛山以年画贸易最为著名。图例底图采用的是比例尺为1：36 000 000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
试比较清代后期与前期书业中心分布示意图，显而易见，清代书业中心发生了某些变迁，从清代前期以京师和江南的几个城市为主，到清代后期全国性的书业中心以上海、北京、广州、成都等城市为主，各省会城市成为区域性的书业中心，呈扩散之势，逐渐形成了书业中心所在地、区域性和全国性三级层次的图书市场。何其然也?本文试就此作以分析。
一 清代政治环境的变化
清代的政治形势不断变化，政治控制力由强转弱，成为促使书业中心变迁的原因之一。清朝前期政治高度集权，北京作为清朝的都城，所有图书市场的人力、物力、财力等优质资源向京城汇集，图书需求旺盛，甚至供不应求。北京图书市场日趋繁荣，呈现“举国之书尽归京师”之局面，江南苏州、杭州图书运至京城，当然也是“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所致，出现“南书北运”现象亦不足为奇。图书市场上所经营的图书品种多为经史类图书，或与科举考试相关的图书及考试墨卷等，主要是为封建集权统治服务的图书，清前期的北京与苏州、南京、杭州、扬州等地的图书市场，南北遥相呼应，京杭大运河上书船来往穿梭，竞相贩运。
而至晚清时期，清廷政治统治力减弱，农民起义此起彼伏，江南图书市场遭兵燹之厄重创。尤其是1851年开始的太平天国运动，1853年建都天京(今南京)，横跨南方半个中国。至1864年天京陷落止，历时14年。太平军在全盛时期的兵力超过100万人。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采取严厉手段排孔斥儒，宣称“推勘妖魔作怪之由，总究孔丘教人之书多错”，废偶像，捣孔庙、烧经书，所谓“敢将孔孟横称妖，经史文章尽日烧”。如1852年夏，其途经湖南道州、郴州等地，就命令大范围地捣毁孔庙，焚烧“四书五经”，“仅广州就于1856年被烧书百万”。洪秀全认为，“孔丘所遗传之书，即尔在凡间所读之书，此书多差谬，连尔读之，亦被其书教坏了”。其下令：“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者，尽行焚除，皆不准买、卖、藏、读也，否则问罪也。”“凡一切妖书，如有敢念诵教习者，一概皆斩。”可见，太平天国在自己管辖地域内的思想文化专制，较清廷文字狱也毫不逊色，被徐雁《中国旧书业百年》列为“近现代书厄痛史”之一“太平军战火之厄”。兵燹之乱对繁荣的苏州、杭州、金陵图书市场破坏不言自明，因此有“咸丰赭寇之乱，市肆荡然无存”之痛心，目睹战后萧条之苏州，清人叶德辉记叙道：“吴门玄妙观前，无一旧书摊，无一书船友。俯仰古今，不胜沧桑之感矣。”
战乱进一步削弱了清朝政治统治力，继而又经历了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等，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四》云：“戊戌变法，继以庚子拳祸，清室衰微益暴露。”外国列强入侵，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割让通商口岸，允许建立租界等。上海、广州等地凭借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拥有清政府不能控制的舆论空间及经济等优势条件，逐步成为新的全国性书业中心。
二 清代经济环境的变化
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上，清代可谓一个新旧交替的时期，经济环境的变化对书业中心的变迁也起到很大的作用。清朝初年，清廷承明末凋敝，军费浩大，国家人不敷出。至康熙朝，社会趋稳，岁赋、地丁、盐课、关税大增，国家财赋盈余。康雍二朝，国库积蓄甚厚。乾隆朝为清之全盛时代，财力充裕，国家大兴文教，北京、苏州、杭州、南京及扬州等地借经济发达，图书市场渐趋繁荣。由于京师编纂《四库全书》，市场需求强劲。再者，北京书价较高，江南书商贩书北运。至嘉庆朝，国家财政又陷窘境，经济在乾嘉之际由盛而衰。鸦片战争后，国内民变蜂起、关税自主权丧失、支付列强巨额赔款等，使国家经济到了破产边缘。
农业方面，清廷承“以农立国”之方针，重视农业生产。历康、雍、乾百多年之承平，农业生产大增，由顺治至嘉庆，人口更从2000万发展至三四亿，扩大了图书市场的读者群体。
工业方面，清初继承前朝传统，手工业多属于私人作坊性质，如图书的制作多为手工雕刻或手工抄写，刻书成本较高，书价昂贵，平常百姓之家无力购置。同时因多数为手工制作，小本经营，图书产量终究有限，难以大规模生产。鸦片战争后，外国的印刷机器产品大量倾销到中国，先进印刷技术也引入国内，传统手工书坊受到沉重的打击。至清晚期，出版行业多采用诸如石印、铅印等新的印刷技术，从传统手工制作向工业生产过渡，图书价格普遍下降，图书也进入平常百姓之家。
商业方面，中国自古有重农抑商的观念，贱视商人。清初也曾限制商人子孙不得仕宦，而户籍中别有商籍。但清中叶以降，商人势力渐大，地位日高。商人可以用钱买官，官吏也可兼营商贾，造成官商合一，如扬州盐商受益颇多，有财力兴办书院、刻书、藏书，成为图书市场主要购买力量之一。与外国广泛通商后，国人发现重商政策有助于提高国力，故对商业的观念大变。随着重商观念的兴起及近代工业的发展，在清末十年，清政府制定并颁布了一系列奖励和保护工商业发展的法律，并设立从中央到地方的专门管理机构。沿海一带的城市、港口商业活动日益活跃，如上海、广州等地逐渐发展成为重要商埠和新式出版业的先行地区及书业中心，据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中对五口通商口岸及一割让城市译书出版数量(1843-1860年)统计，这6个城市共出版各种西学图书434种，特制成表1，从中对上海的书业发展趋势可窥一斑。
从表中可见，上海在五口通商口岸及一割让城市的译书出版数量，无论从宗教类译书，或从知识类译书，或译书总数上，均稳居第一，上海成为全国性的书业中心趋势明显。
三 清代文化环境的变化
清代前期，清政府在文化方面厉行文化专制，崇儒重道、科举取士。科 举类图书成为图书市场上的畅销品种，需求量很大。但清朝迭兴文字狱，其次数之多、株连之广、处罚之酷，超过以前历代。这也对图书市场的影响较大，政府大肆禁书，销毁版片。写书人、刻书人、贩书人、卖书人、买书人、读书人等动辄获罪，使江南的苏州、杭州、南京等地的书业中心受到较大影响。文人们为了避文祸，而埋首古籍，考据之学勃兴，引发对经史类古旧书需求大增，北京琉璃厂由此产生，生意日隆。
至晚清时期，文化环境逐渐宽松。清廷为挽救覆灭之命运，不得不在文化体制上作了一些改革，原高度文化专制控制力逐步减弱，废科举，兴办新式学堂，新式教科书市场需求旺盛，商务印书馆等民营出版机构开始登上历史舞台，成为上海书业中心形成的推动力量之一。同时，清政府鼓励学生出国留学，此举为后来的出版业培养了大批翻译人才。另外，还出台了一些文化政策，如对图书发行业的税收和运费进行减免，降低了图书发行成本，更加有利于图书的销售。在戊戌变法期间，光绪帝下旨让总理衙门拟定《振兴工艺给奖章程》，对于一些有功圣教、发明经义之图书给予奖赏。获奖书作者可设局刊印，且拥有20年的专卖权。在法律制定方面，清政府先后颁布了《大清印刷专律》和《大清著作权律》，与原来的高度文化专制相比，从人治到法治的过渡本身就是很大的进步，创造了较为宽松的文化环境。随着清政府控制力减弱，清廷无法大兴文字狱和大肆查禁图书，其禁令往往难以实施。在这个时期，出现了更为全面的西学东渐，除了制度层面的东西和先进的科学技术外，还包括了政治意识、文化观念、哲学思想等社会意识等方面。这些新思想和新风俗，对中国旧有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产生了巨大冲击，使近代中国逐渐形成了求新、求变的社会气候。在西学的浸润与影响下，促使中国人的思想和文化发生了变迁。上海出版的大批痛骂官场谴责小说和批评时局图书也随之畅销一时，清政府管不胜管，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由着作家们指着和尚骂秃驴。这些书局多集中在上海的租界中，清廷也鞭长莫及。由此可见，晚清时期相对宽松的文化环境，促进了上海新书业中心的形成、发展和繁荣。
四 清代出版中心的变迁
清代出版中心是随着所处时代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发生了迁移，从而对书业中心的变迁也起到了重要作用。明朝时期，刻书要地分别为南京、北京、杭州、苏州、徽州、建宁等地。明人胡应麟《少室山笔丛》甲部《经籍会通》四云：“凡刻书之地，有三吴也，越也，闽也。”到清初时，因遭兵燹之祸，建宁等地的书坊惨遭破坏，清人王士稹《居易录》十四云：“陆文裕深《金台纪闻》云：‘叶石林时，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近则金陵、苏、杭书坊刻板盛行，建本不复过岭，蜀更兵燹，城郭邱墟，都无刊书之事，京师亦鲜佳手。”清人金埴《不下带编》卷四云：“六十年前白下(南京)、吴门(苏州)、西泠(杭州)三地之书尚未盛行者，独建阳本耳。……今闽版书久绝矣，唯三地书行于世。然亦有优劣，吴门为上，西泠次之，白下为下。”若将胡应麟、王士稹、金埴三人对刻书中心及其刻本质量论述比较来看，从明末到清初，主要的刻书中心变迁至金陵、苏州、杭州，当时的图书的制作方式主要为雕版印刷。
清代晚期，在咸丰一朝，战乱频仍，江南刻书中心惨遭兵燹之厄，市肆无存。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后，为维护清廷统治，金陵书局等官书局相继创建。
从表2中官书局的创建地方来看，呈现扩散之势。至于刻书，“天下书板之善，仍推金陵、苏、杭。自学校一变，而书局并裁，刻书之风移于湘鄂，……危矣哉刻书业”。清人叶德辉发出“危矣哉刻书业”感叹的背后原因是，晚清图书制作方式经历从传统的手工雕版印刷到先进印刷技术转变，传统的雕版技术因其制作成本高、耗时长等缺陷而渐遭市场淘汰。
随着新的印刷技术引入中国，上海、广州等地出版机构采用先进的石印、铅印等技术，与传统雕版技术比较而言，具有成本低、耗时短、制作易等优势，出版图书的价格降低，市场竞争力增强，出版机构竟相采用，故此石印等先进印刷技术独步一时，上海、广州等地也成为新书业的出版中心。对于石印的分布地区，曹之先生《中国古籍版本学》一书曾作以考证：“从石印的分布地区看，有上海、北京、天津、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安徽、浙江、江苏、四川、贵州、广东、广西、云南、福建、山西、山东、甘肃、陕西等20多个省市，其中绝大多数集中在上海，上海是当时我国石印的中心。”至于清一代书坊分布及变迁，张秀民先生在《中国印刷史》一书中也曾对此作过概括：“清代书坊最多者为北京，约有百余家，次为苏州，再次为广州。南京、杭州远不及明代。而广东佛山，江西金溪许湾，福建长汀四堡乡及各省也有不少书坊。鸦片战争后，上海逐渐取代北京，成为全国最大的出版中心。”从张先生考证清代书坊所在地的变迁情况来看，清代前后期全国出版中心的变迁轨迹几与书业中心的变迁路线图基本吻合。
五 清代交通条件的变化
清代前期的图书市场，图书运输主要靠车载船运，甚至肩挑背扛，装载量少，运输周期长，流通速度较慢。运输的路径主要是通过驿站之间的官道，驿站主要由国家掌控，运输图书的商路多与官道重合，运输条件较差。在江南水乡，运输图书多通过书船，遍历江南，北达京师，下逮海舶，穿梭于江南与京师书业中心之间。清代前期，北京的图书市场与江南的几个书业中心，主要通过陆地上的商路、京杭大运河的水路交通连接在一起，图书运输的活动范围受到一定的限制。
晚清时期，清政府扶植发展铁路、轮船等新兴交通，图书市场的交通条件发生了很大变化，更利于图书的运输和流通。铁路运输以其快捷、安全、准时及运量大等优势，广受书商青睐。自光绪二年(1876)，英国人在上海建成中国第一条铁路——吴淞铁路始，至宣统三年(1911)，中国的铁路通车总里程达到9618.10千米。随着进一步发展，铁路由北京、上海少数几个大城市向小城市及乡村快速延伸。轮船自同治十一年(1872)李鸿章在上海创办轮船招商局后，进入20世纪，轮船航运开通了定期航班，便于书局合理安排自己的图书发行业务。借助铁路、轮船、邮局、电话、电报等新的交通、通信工具，上海出版的图书源源不断地运往全国各地，或出口海外，由此上海迅速崛起成为新的书业中心。
图书交通条件的大幅改善，使各个书业中心城市与全国各级市场连接在一起，图书流通速度加快。例如，光绪二十九年(1903)，开明书店的王维泰在其《汴梁卖书记》中载：“金陵卖书后，同人相约作汴梁之游，藉开风气。于正月杪，载书二十余箱，为数计二百余种，趁轮启行。初四到汉口，留一日，初六乘火车至信阳。先是，函托南汝光道署戚友临时招待，是日车抵站，承派人来接，并预备客寓车辆，颇安适。翌日大雪，留四日，至十一日开车。十八日抵汴城。”就这则史料所载而言，王维泰卖书先后借助轮船、火车等新兴的交通工具，行进路线是上海——汉121,信阳—一汴梁。若除去他在汉口停留的1天，因大雪在信阳留住的4天，单程花费的时间为15天左右。20箱、200余种的图书，能在15天之内，运输走过如此长的路，这在清代前期确实难以做到。
晚清时期，借助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图书发行和流通量大幅提高，出版机构的运营成本降低，使图书的传递延伸至其网络能够覆盖的广大地区，甚至一些乡村，新的书业中心由此产生，全国性的图书市场也逐渐形成，对后来书业中心的分布影响较大。